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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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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还没有火热展开的时候，林纾、苏曼殊已经为中国现代文学播撒下浪漫的种子。做普罗米修斯似的英雄，还是做维特似的多愁善感的才子，这样的情感始终纠结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派身上，无论是郁达夫、徐志摩，还是郭沫若、蒋光慈、萧军都没有摆脱这种心结。李欧梵先生出文入史，复原了一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化地图，树立了几个显著的地标，作家本人私生活之零珠碎玉也串缀其间，于杳然逝去的浪漫风声中泠泠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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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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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哈佛大学教授，1939年生于河南，后随家迁台湾。197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著有中英文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铁屋中的呐喊》、《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中西文学的徊想》、《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现代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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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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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自序
第一部分 背景
第一章 文学界的出现
第二节 文坛和文人现象
第三章 林纾
第四章 苏曼殊
第二部分 两位倡导者
第五章 郁达夫：孤寂者的漂泊
第六章 郁达夫：自我的幻象
第七章 徐志摩：感情的一生
第八章 徐志摩：伊卡洛斯的欢愉
第三部分 浪漫的左派
第九章 郭沫若
第十章 蒋光慈
第十一章 萧军
第四部分 浪漫的一代：同一主题的变奏
第十二章 现代文人与中国社会
第十三章 情感的旅程
第十四章 浪漫主义传统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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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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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学界的出现
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他的《新青年》杂志中首次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随之发生的已是今日广为人知的历史。早期由陈独秀、胡适及钱玄同组成的“文学革命军”，成功地把论战的矛头指向一个不太难对付的敌人（文言文），白话文逐渐在全国应用，文学杂志纷纷涌现，而所谓的“新文学”也正式形成。
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前，上海的出版业至少已有20年的历史。要为“文学革命”这一部精彩剧目（也许可以算是“五四运动”最辉煌的一面以及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找到合适的背景，就必须首先了解上海的出版市场，还有它的前驱一报业。
通商口岸的文学报刊
自唐代以来，中国就有一种形式不一的官方报纸，在京师范围传布皇令和朝政。晚清期间，特别是19世纪的最后10年，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傅兰雅（John Fryer）及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传教士的建议下，还出版了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报纸。这些在北京的刊物，通常为有志改革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提供了发表政见和议论的现成渠道，因此偶尔会遭到朝廷取缔。
而在发展中国的非官方报纸方面，西方传教士也担任了开拓者的角色。1815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gine），开创了民报出版的先河。此后，19世纪后期，通商口岸的外语报章和杂志数量激增；1850年创办、广受欢迎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标志着这一发展的巅峰。为此，上海成为首批目睹中国报业在西方传教士及新闻从业员指导下起步的城市之一。1870年，王韬在香港成功开拓了中文报业。在上海，《申报》（1872年创立）和《新闻报》（1893年创立）是世纪转折之际最著名的两份报纸，而两者在初期都是由外国资金所支持的。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可说是最先把报纸作为逐步灌输新思想及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媒介。但他可不是孤军作战的。1904年，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狄楚青创办了《时报》。1905年，当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对华工待遇不平等的法案时，《时报》在发起抵制美货的运动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在辛亥革命蓄势待发之际，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加入梁启超和狄楚青的队伍。章炳麟在上海主编了著名的《苏报》。1903年，当他和别的编辑被捕入狱后，其他成员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苏曼殊就曾为这份报纸撰稿。另一位革命者于右任则先后发行了四份报纸，包括寿命很短的《神州日报》。随着民国成立，更多报纸加入这一行列，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平洋报》。
这些通商口岸的报章并不仅仅是政治武器，它们也为世纪转折后逐渐产生的一种新的大众文学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自民报的起步阶段，在新闻中加插诗歌或者对当地风俗及戏剧的闲论以增添趣味，已成为办报的一个常用手段。1897年，上海一份报纸创办了一份特别的附刊，名为《消闲报》，自此引入文学副刊，并且迅速成为所有主要报章的固定栏目。随着市场对文学副刊的需求增大，一些较富创业精神的新闻工作者开始出版独立的杂志，而这些杂志实际上就是从报纸中脱离出来，并增加了内容的文学副刊。1897年，李宝嘉（伯元）创办《游戏报》，随后出现更多同类的杂志。
新的“大众文学”就是在这些文学副刊与“小报”中成长、兴旺的。担任编辑的是一群可以被称为“报刊文人”的人，他们对西方文学和外语略有认识，但却有着更为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这些刊物的特色是充斥着过量的假翻译和诗歌，还有那些宣称要唤醒民众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但同时也以提供娱乐为目的的文章。
大众文学杂志的构思以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幌子，无疑都来自梁启超。梁氏在1903年创办了深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并以发刊词的形式刊登了他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借着援引西方事例，他坚称小说在更新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宗教及道德状况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小说》的内容是一个有趣的混合体，包括带有政治及社会信息的小说、剧本、诗歌、歌曲，以及一些质量参差的西方科幻小说和侦探故事的译本。杂志以托尔斯泰、雨果、拜伦、雪莱、歌德、席勒、梅特林克，还有波兰浪漫派作家亨利克·显克微支（1846-1916）的肖像做封面，但是却从未翻译过他们的作品。
林纾后来就是在这本重要的杂志上发表他所翻译的哈葛特小说的，而一些才华横溢的通商口岸“报刊文人”也在这里初试啼声。吴沃尧（趼人）也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写了一部出色的社会政治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双周刊《绣像小说》的主编李宝嘉，不但凭着《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及《活地狱》等大受欢迎的连载小说，把传统讽刺故事推向完美，同时还涉足翻译工作和介绍西方通俗历史，如他的《泰西历史演义》（“演义”是在传统侠义或历史小说题目中常见的用词）。还有一位是周桂笙，他与吴沃尧合作主编了《月月小说》，同时也是一位翻译界的先驱，译作包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天方夜谭》以及《伊索寓言》。
这些作家为了如期交稿和赚钱，不惜粗制滥造。假如发现一本杂志的编辑同时也是某一期内每一篇作品的作者，是完全不足为奇的。他们的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包括城市人口中识字与半识字的人。
“报刊文人”以及他们那创新而独特的通商口岸文学报刊的流行，代表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现象，就是：在现代白话文文学随着“文学革命”出现之前，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已经取道报业的后门，偷偷潜入通商口岸的文学界。随报附送的或是独立的文学副刊数量大幅上升，读者群不断扩大，为“五四”时期从事新文学的人开拓了一个市场。而且，这些通商口岸的“报刊文人”在他们艰苦的谋生过程中，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行业。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了把从事文学作为一项职业不但可行，而且能够获利。至于进一步确立：作为文人不但有利可图，而且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传统，则有待他们的“五四”承继者了。
五四”时期的报业与文学
当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商赞助他的新杂志时，大部分的文学副刊仍然为“记者文人”所操控。在民国的头十年里，他们所写的那一类最流行的大众文学，已经从社会政治的改良主义退化为一种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一礼拜六派”的小说。上海的三份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它们的文学副刊都由鸳鸯蝴蝶派文人主编，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等。他们那些“才子会佳人”的故事，要和侦探小说、假翻译以及出自其他“报刊文人”笔下的哀情小说竞夺公众注意和流行度。刊登这类哀情小说的还有《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绣像小说》和《小说时报》等大量半文学杂志。它们的发行量都很大，要和这些地位稳固的刊物竞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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