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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二○○九年《纽约时报》年度十佳小说作者的经典短篇!
《美国鸟人》窥视到了所有美国人最惆怅的心灵深处,被《纽约时报》赞誉为“最诙谐、最生动的剖析人间爱情与人性弱点的作品之一。”其内容之广度、情感之深度和黑色幽默及语言力量,均奠定了洛丽·摩尔作为美国当今最优秀小说家之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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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在《美国鸟人》这部短篇小说里,洛丽·摩尔通过不适、不幸、尴尬和迷失等展现人生戏剧的方式,深深叩击城市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恐惧,以及人们无时不在为摆脱这种恐惧而做的努力与徒劳,《美国鸟人》成功地刻画出一系列不满社会、活无目标、情无着落的当代美国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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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洛丽·摩尔,1957年生于纽约州,十九岁时在美国青少年杂志《十七岁》举办的小说竞赛中获奖。她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创意写作系,1983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自助》,之后相继出版短篇小说集《像生活那样》、《美国鸟人》、长篇小说《字谜游戏》、《谁将开办青蛙医院?》和《楼梯口的门》。她的短篇小说《你也很丑》被约翰·厄普代克收入他主编的《二十世纪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楼梯口的门》入选《纽约时报》2009年度十大好书。
其作品内容之广度、情感之深度和黑色幽默及语言力量,奠定了洛丽·摩尔作为美国当今优秀小说家的地位。她的作品获过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兰南基金会奖和美国艺术文学院奖,还有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Rea短篇小说奖和美国笔会马拉默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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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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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意
无语
美国之舞
社区生活
爱荷华的阿格尼斯
字谜游戏
四只啼鸟,三只母鸡
漂亮的分数
只要你高兴
房产
这儿只有这种人:儿科肿瘤病区咿呀学语的儿童
了不起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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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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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意
不拿把大剪子干点事,怎么过活?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内心独白》
在她的上一部影片中,镜头在臀部逗留,裸露的臀部,尽管这并非她的臀部,她还是赢得了乐意的名声。
“你有那个身材。”用午餐时,制片方高层这么告诉她。
她看向别处。“人身保护权,”她说道,没有笑容。
“你说什么?”一个懂拉丁文的臀部。上帝。
“没什么。”她说。他们朝她微笑,提起他们认识的名人。斯科塞斯、白兰度。工作对他们而言就是玩乐,头发上喷着发胶的玩乐时间。有时,她为这不是她的臀部而沮丧。本该是她的臀部。一部平庸的影片,一部色情得令人反感的影片:她知道,这让色情愈发不可及了。被篡改的和虚假的。替身。她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参与了。让一个臀部介入。一个假的、不可及的、匿名的臀部。她自己则如该死的奶制品一般如假包换——像随时供应的午餐。
可她已奔四了。
她开始在果汁吧流连。在名叫“我爱果汁”或是“甜橙”的地方泡上整个下午。她喝果汁,不时去外面抽根烟。别人曾拿她当回事——一度如此——这她知道。还有人与她讨论过拍摄计划: 妮娜,波西亚,化着妆的勇气之母。如今她的手抖得太厉害,甚至在喝果汁的时候,尤其是在喝果汁的时候,她指间的优势牌香烟颤抖得像罗盘指针。寄给她的剧本里,要她说她永远不会说的台词,不穿她永远不会不穿的衣服。她开始接到猥亵的电话,还有署名“噢耶,宝贝”的明信片。她的男友,一位因票房失败的大投资电影而名气见长的导演,一个一周两次对她的孔雀鱼怒目而视,告诉它该去找份工作的男人,变成了天主教徒,回到了他老婆身边。
“就在我们要解决所有磕磕绊绊的时候,”她说,然后便哭了。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
于是她离开了好莱坞,给她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道歉,回到芝加哥老家,在戴斯酒店租了间房,按周付租金,喝雪利酒,变得渐渐丰满起来。她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沉闷——沉闷,不过有巧克力夹心蛋糕。有些时刻,当她展望自己的生活,想到“什么?”时,未免了无生趣,或者更糟。在她思绪不连贯而又感觉倦怠的时候,“什——?”已经套上了糟糕错误的形状。没人给过她正经的谋生手段,给她机会过真正的生活。她认定,就是这样。有人给她一罐肉汤和一把刷子,告诉她说:“去吧。”她已在那儿站立多年,困惑地眨着眼,用那把刷子刷着罐头。
不过,她毕竟是个小影星,曾受过一次大奖提名。邮件间接地寄到她手中:通告,账单,感恩节贺卡。不过从未有过派对、晚宴、开幕式或冰茶。她记得芝加哥人从不会在同一时间感到孤独。这才是问题所在。每个人的伤感是独立发生的,蹒跚,踉跄,把他们嘶嘶旋转着打回空荡荡的公寓角落,隔绝无依。
她常看有线电视,还经常从一家比萨店叫外卖。过着一种隐匿而极端平静的生活。她租了架钢琴,练习音阶,投资股市,在早晨记录下自己的梦境,以寻找买卖的线索。迪斯尼,有一次她的梦如是说。圣犹达疗法。她小赚了一笔外快。她变得沉迷。摇钱树这个词如口香糖紧紧粘在她嘴角。她试图创新——就股票而言不是好事——于是她开始输钱。一只股票跌了,她就继续买进,等反弹。她开始犯糊涂,开始喜欢盯着窗外的密歇根湖看,泛着涟漪的暗蓝色湖面像块用坏了的黑板。
“西德拉,你在那儿做什么?”她的朋友汤米在长途电话里尖叫。“你在哪儿?你居然住在靠近北达科他的某个州!”他是圣莫尼卡的一个编剧,有一次,那是很久以前,摇头丸吃得郁闷了,他们曾一起睡过。他是同性恋,不过他们非常喜欢对方。
“也许我会把自己嫁了,”她说。她不介意芝加哥。她觉得它是伦敦和纽约皇后区之间的一个十字架,克利夫兰是那一横。
“噢,拜托,”他又尖叫起来,“你到底在做什么?”
“听海浪和提升自尊的磁带,”她说,并朝话筒吹着气。
“听起来像是针尖上的灰尘,”他说,“也许你该去听听蟋蟀唧唧叫的磁带。你听说过蟋蟀唧唧叫的磁带吗?”
“今天我把头发烫坏了,”她说,“发卷才做到一半,美发店的大楼就断电了。外面钻孔的人碰到了一根电缆。”
“真糟糕,”他说。她能听到他敲着手指头。他以一本名为《一个男人的观点》的虚构散文集的虚构作者自居,当他无聊或是灵感突发的时候,就会从中引用,“我曾是一支名为‘烫坏头’的摇滚乐队成员。”
“去你的。”她笑了起来。
他的声音变轻了,显得担忧。“你到底在那儿做什么?”他又问。
她的房间是能放进钢琴的角屋。L形,像是一种突然偏离航向改头换面的生活。里面有一张沙发,两张槭木梳妆台,从来不曾像她可能希望的那样整洁。女佣经过时,她总是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所以情形变得有点失控。尘埃和头发结成的团,有小脑瓜那么大,在角落飘来荡去。装饰线开始变得黑龊龊,脏兮兮,镜子污腻。浴室的龙头滴水了,她懒得打电话请人修理,只在尾端缠了根绳子,把滴水安静地引入排水管,这样她就不会再为此心烦了。她仅有的一株植物,面向朝东的窗户,耷拉在爆米花桶上,成了褐色,干枯脆裂。窗台上,她为万圣节刻的南瓜灯已经腐烂、融化、冻僵,如今看上去像是瘪了气的篮球——一个她可能出于感情因素而留着的球,某个大赛的用球!那个每天早晨为她送餐的男人——两个荷包蛋,一壶咖啡——把她的事向经理助理报告了,于是她收到了一张从门缝下面塞进来的书面警告。
每逢周五,她去艾尔姆赫斯特看望父母。她父亲依然很难直视她的眼睛。他现在七十岁了。十年前,他去看她拍的第一部影片,看到她脱掉衣服跳进泳池。电影评级为家长指导级,但他再也没看过别的。她母亲所有的片子都去看了,之后会搜肠刮肚寻找鼓励的话来说,哪怕是很细微的事。但她拒绝撒谎。“我喜欢你说那句离家的台词时的样子,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手摆弄着裙子上的扣子,”她写道,“那件红裙子真是好看。你应该穿亮色!”
“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我爸会一直打盹。”她对汤米说。
“打盹?”
“我让他尴尬。他觉得我是个淫荡的嬉皮,嬉皮的荡妇。”
“真是荒谬。正如我在《一个男人的观点》里所说的,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性方面最保守的一个。”
“是啊,好吧。”
她母亲总是热情地迎接她,泪汪汪的。这些天,她正在看一个叫罗伯特·瓦利斯的男人写的一本薄薄的简装书,他说在观察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之后——战争、饥饿、贪婪——他发现了疗法:拥抱。
拥抱,拥抱,拥抱,拥抱,拥抱。
她母亲相信他。她抱得那么久,那么紧,西德拉像个婴儿或恋人一样,迷失在这种感觉和她的气息中——她甘甜、干燥的肌肤,她颈部粉灰色的茸毛。“你离开那个恶棍我太高兴了。”她母亲轻声说道。
可西德拉还是接到了那个恶棍的电话。夜里,有时候,那个导演从电话亭里打来电话,除了指导,也希望能得到原谅。“我想到你可能正在想的一切,然后我说,‘噢,上帝。’我是说,你有没有想我有时在想你也想的那些事?”
“当然,”西德拉说。“我当然会想那些事。”
“当然!当然这个词在本次谈话中完全不合适!”
汤米来电话时,她经常感到一种汹涌而至的快乐,这让她吃惊。
“上帝,我真高兴是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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