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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柏林（南桥），在美国高校从事课程设计工作，略懂文学翻译，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金融时报中文网、财新网、东西网等担任撰稿人或专栏作者，豆瓣九点、网易博客热门博主。著有《呀，美利坚》一书，译有《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美国图书奖获奖作品）、《地之国》（奥巴马总统亲自推荐）、《布鲁克林有棵树》（亚马逊书店“20世纪最佳青少年读物”）、《河湾》（诺贝尔文学奖V.S.奈保尔作品）等畅销作品。 他是著名博主，曾获得2010年“全球华人阅读博客大赛”一等奖，读者称他的文字为“毒品”，读之不能自拔；他是文学译者，自称老实人做翻译，读者赞他的译文“字斟句酌又洒脱飘逸”；他是课程设计师，也是一个父亲。 目錄： 上篇 让教育校正教育 　知识不是力量 　名校公开课 　学而无术 　文学给我们的生活雪中送炭 　教学改革从作业抓起 　南瓜与教改 　学生也可能是教改的阻力 　因材施教 　己所不服，勿说与人 　可以跟屠夫学什么？ 　精耕细作与粗放经营 　如何毁灭天才 　育儿专家的孙子 　一只毛虫和两代人 　幼儿园在风中飘扬 　玩就是玩 　奖赏是个糖衣炮弹 　童年没有起跑线 中篇 卧底美国教育 　动物学校 　美国小孩的阅读 　美国小孩的读写入门 　美国小孩做数学 　美国小孩的选择 　美国小孩在学校被欺负怎么办 　美国小孩的独立教育 　美国公立学校的特长教育 　美国小孩的品格教育 　美国学生的社会实践 　美国大学的进和出 　美国的师生互评 　美国教授面面观 　美国的中文学校 　在美国发论文 　美国高等教育的三大趋势 　奥巴马式教改 下篇 把学习放入学生的口袋 　教育脱困是个技术活 　野鸡大学的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做家长的问题 　将学习放入学生的口袋 　手机可以被禁止吗？ 　万变不离其宗：反思教育技术学科 　无所不在的技术与学习 內容試閱： 南桥 有时候，孩子提出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他们就开玩笑说：“这都不知道，应该把你的学位取消，从托儿所重新开始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真是在重新来过。这些年来，我跟着小孩一起，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小学，一年又一年重新“学”过，不是换个语言去学同样的知识，而是看美国的教育机构如何开展日常的教学。我的工作是在美国高校中从事教育设计，其间接触形形色色的老师、学生和课程。无论是作为美国基础教育里的家长还是高等教育中的员工，我都是一个学习者——唯一的优势是不用做作业、不用考试，于是便用这个赚来的时间，写了很多文章，有了现在这个集子。 集子中的大部分文章，关注中美教育之间的异同，同时也考虑这些异同和为人处世的关联。毕竟人的成长，几乎每一步都和学习有关。不管是行为主义、认知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强调学习本质上是对人进行深层次，甚至可以说是永久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人悟出的道理、产生的新的思维方式，是任何外在力量都无法替代的。 这样的改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相近”。我的孩子恰巧在美国接受教育，故而其言谈举止各方面都越来越“美国化”。如果他们在国内受教育，又会是另外的景象。除了人自己的选择和努力之外，教育的环境也时刻在塑造人、改变人。这里所说的环境不是死板一块，只能抱怨的“大环境”，而是一种由很多可变因素组成的环境。如果我们去接触、去探究这些可变因素，对其干预，进行优化组合，就可以对学习的过程和结果施加影响，从而改良那个素常被我们谴责的教育“大环境”。我们常以“花朵”来比喻儿童，以“园丁”来比喻教育者。花朵的成长，离不开阳光、土壤和空气。出色的园丁知道如何对这些要素进行配置，而没经验的园丁则将眼界局限于某一个方面，比如一味施肥，最终烧坏了土壤，也无成效。 诚然，教育环境里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梳理起来并不简单，所以我通常希望遇到一件事说一件事，而不是试图“煮沸大海”。但复杂归复杂，却不能不去琢磨，而且这个琢磨的过程将是长期的。我这里口口声声说学习，就是希望自己也能活到老学到老，将来仍能继续和读者分享、交流我的观察与思考。 另一方面，我也发觉，“卧底”美国教育，试图借鉴的人似乎并不少。但不管是在宏观或微观的层面，一些教育者（包括家长）对美国教育的借鉴仅停留在方案和技巧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引进，结果自然淮桔化枳，不伦不类。学其方案而不解其因，就好比买个水龙头带到沙漠，别的什么也不做，却指望一拧就能出水。在和外部世界交往的时候，我们常听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这种思维有时候让我们忙于追逐方法上的奇技淫巧，忽略背后的思路和道理，故而往往停留在交往的表层，无法深入。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当然，我们也不应自卑，希望全盘照搬另外一个外来体系。教育事关人的思想和内心的很多东西，和人性一样复杂。没有一个体系，可以打包得齐齐整整，去完全替换另外一个体系。而比较与对照、反省与改进非但必要，甚至应该常规化、制度化。 比较是为了借助外来冲击，打破思维惯性，以便创造性地思考对策，解决我们在教育中面临的问题。经过跨文化的比较，我们发现了他人的优势，见贤思齐方属健康心态，扬长避短才是上上之策。在美国，“虎妈”式的另类教育方法之所以能引发社会争议，是因为社会各界也不介意用这类“异质”的思维来冲击自己。辩就辩个热火朝天，还能翻天不成？有位鲍勃?康普顿先生特意跑到亚洲，蹲点拍摄中国人和印度人在高中阶段如何学习，回去挑战美国人的思考：如此下去，美国的竞争力在哪里？姑且不论他的结论是否可靠，但他给我们的启发是要有一定的危机意识，不可在怠惰中维持现状。 此书名为“知识不是力量”，目的不是要宣扬知识无用论，而是希望借此名重新思考学习的本质。网络时代，知识容易得到，见识却未必容易产生。学历教育将越来越普及，但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终身的学习者呢？希望拙作能借助他人的例子，抛砖引玉，激发大家思考我们自己的教育。苏格拉底曾言：“未有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未经反省的教育，恐怕也站不住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顾晓清老师策划了这本文集，收集了我过去几年来所写的教育杂文。顾老师在书的篇目安排、内容分类、营销策划等多方面费了很多心血，在此深表感谢。这些文章有的发布于我的博客，有的发表于传统媒体，也借此机会感谢各位编辑和读者多年来给与的反馈和支持。最后感谢推荐此书的各位师长和朋友：雪城大学雷静博士、专栏作家安替、东西网张文武，财新传媒徐晓、谭娟、任重远等。一些美国朋友，如特殊禀赋教育专家埃达维娜?彭达维斯、作家理查德?查瑞特、作家科伦?麦凯恩虽未看过这些中文的文章，但是根据平时的工作和交往，以及我所写的一些英文文章，也愿意给我的文集背书，分别给出了十分热情的推荐，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知识不是力量 当我们谈论知识的时候，我们谈些什么呢？ 知识的英文为knowledge。它的第一个音节是“know”，“知道”。但是knowledge这个词的末尾是“edge”，是“边缘、领先”。我们可以“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可是它并不能让我们处在“领先地位”（leading edge）。中文也是一样，“知识”中，只有“知”与“识”结合时，它才能产生“edge”，成为力量。狭义的knowledge本身是没有力量的。 当我们说知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的是“知道”，比如，鸦片战争哪一年爆发；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常识”，比如，一年有四季；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见识”，比如，认识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的金融危机（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一个知道很多事实而不知如何处理的人，现在我们已经不叫他“知识分子”，而称之为“知道分子”。知道而无见识，徒增谈资，于世无益，又有什么意思呢？ 钱钟书的《管锥编》，是好书，但余英时说它是“一地散钱”。李浔阳就问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钱钟书到底提出什么创见了没有？没有印象。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做这样的学问更安全一些。你可以旁征博引，天花乱坠，可是那又怎样？如今，天下文章一大搜，掉书袋没价值。久了，人们会发觉，很多文章写出来，隔三四里都能闻出Google和维基的气息来。过去学人引用文献冷僻，人以为奇，可是如今我发现，古腾堡项目把所有古代稀奇古怪的文献都在往网上搬，以至于过去的海量文献离我们只有一个鼠标那么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整理诸如《四部文明》这样齐、大、全、备的纸质文献库价值就值得推敲，因为稀缺的不再是信息资源，而是运用信息的能力。 1956年，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发现，美国学校的测试题95%以上是在考学生的记忆。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学问分类法，即影响了两代美国人的“布鲁姆学问分类法”（Bloom?s Taxonomy of Learning）。该分类法说学问分为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估几个类别。这个分类法在美国教育界，尤其是在中小学，可谓众所周知。很多学校的课程设置，就是以布老的分类法为依据，用两代人的时间，使美国教育成功走出以“记忆”为主导的测试困境。即便在小学阶段，如我们家女儿这个年龄段，这些分类技能的培养也是齐头并进的。比如“应用”类别，一年级的孩子就有“访谈”作业，让他们问家里人喜欢香草冰淇淋还是巧克力冰淇淋，然后制成图表。我看这就是讲究多项认知技能的组合。 现在我们常讲“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也就是大脑一部分（如记忆部分）被解放出来，被电脑、手机等外部智能辅助设施取代。那么大脑干什么呢？得侧重于分析、应用、综合、评估这些“高层次思维”。当然，思维的类别不能简单用“低层次”、“高层次”来区分，因为有些“低层次”技能也具有高价值，例如，“知道”吃毒药的危害或许会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同样，一些“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可能是低价值的，比如对明星八卦的分析。但总的说来，“低层次”知识和技能容易复制和传播，而“高层次”思维和技能，尤其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普遍意义上的学习能力相比，培养起来比较困难一些，且宜早不宜迟。 人们常说新经济是“知识经济”，其实再往下走，应该叫“学习经济”。我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说法，说过去的大学学历是“四年制”，现在是“四十年制”。过去，学习是为了积累各种知识“以防万一”（just?in?case），现在是按需定制的“及时学习”（just?in?time）。过去，一个人掌握一门技能、一门知识，可以管一辈子。现在的好多职业注定要终身学习。比如IT，简直就学得没完没了，一有松懈就要落伍。IT的老师常常拿英文系老师开玩笑，说还是他们好，学会一样管用一生，反正莎士比亚死了就死了，不会冒出一个莎士比亚3?0，莎士比亚XP出来。但即便是在英文系，据我所知，学习方法和重心也在更迭不息。或者，老师的知识更新换代确实会慢一些，但是学生如果也是抱着一定的知识一辈子，那就只有自己慢慢落伍去了。 本文开头，我们说知识的第一步是“知道”（ know），最终的目标是产生“领先”（edge）。那么“know”和“edge”中间这个“l”是什么呢？它就是“热爱”（love），它就是“学习”（learn），它就是“生活”（live）。 文学给我们的生活雪中送炭 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一生沉迷戏剧，晚年对家业撒手不管。几个儿子把他告上法庭，说他年迈昏聩，无力管理，要求移交财产管理权。索福克勒斯对于有人说他昏聩很不感冒，当场给陪审团背诵了他刚写的《俄狄浦斯王》，问陪审团成员一个昏聩的人能写出这种诗剧吗？陪审团成员被震撼了，二话不说让他走了。 那是在古希腊。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比现在重要多了。换作今天，当一个人的生计和这种对于艺术的爱好有所冲突时，他会怎样做？我们都活在容量有限的皮囊里，精力和时间都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今日的人们，也未必会将能写出一部好作品等同于一个人的聪明。 前些天，学校的一位戏剧系教授在讲述现代英国戏剧时，邀我过去做了一次关于品特（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当代英国剧作家，他的剧中人物常常身份不明或言行举止缺乏明显动机）和荒诞剧的对话。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我们坐在教室中间两张椅子上，如置身品特剧作之中：一个房间，两个人坐着说话，一群人围观。 后来突然有学生问我：“你是学文学的，怎么改行了？”面对一群美国人，我只能说这个转弯需要用一本回忆录来回答，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只要说十个字大家就明白了——定向，户口，档案，人事，下海。命运几番转折，让我走上了以前未曾想到的路。而今，平时做着一份“正式工作”，和电脑打交道，到了周末和晚上，有时会搞点翻译。为了维持这双面人的生活，保持这来之不易的平衡，我甚至放弃过升职的机会，让上司继续去忙预算、采购这些杂事，自己则留些精力继续做喜欢做的一些事。当然，我羡慕那些专业从事文学或翻译教学的人，不会有人说他们不务正业，他们还可以从事学术交流，甚至在学生课堂的讨论里教学相长。但话说回来，目前的做法也非一无是处：如果天天教英美文学，就会像陪人看《天鹅湖》的俄罗斯外事官员一样审美疲劳，或是为了评职称写论文写得发疯。 做这一行也好，不做这一行也好，有一点是一样的——文学已经成了点缀。大家都很忙，时间都被各种各样的通讯工具切得粉碎。看书似乎成了生活的一种点缀、茶余饭后的消遣。它们有什么用呢？非要这么问的话，我想说的是，好作品能让人聪明起来。它们好比雨夜的一道闪电，一刹那间将一个屋子照亮，让你知道你身处何方，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有了一个更好的参照。文学用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你看，让你知道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你若是不知道，就是人生所有的财富都堆在你面前，你也会视而不见。文学用喜剧把那些比你更渺小的人物摆在你面前，让你知道你活在世上底线是什么。文学有办法打开我们的天眼，让我们看到一个以作家想象力为上限的新天新地。文学让你洞悉人生的复杂性，让你知道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一个道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当一个道理正说反说都颇有道理的时候，当你在逻辑里转着圈子出不来的时候，看看小说吧。它会让你逼视真实，面对人生活在一团乱麻中的事实。人生中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理清的，所以我们有《长夜漫漫路迢迢》。假如生活的抉择都那么一清二楚，谁还需要《王子复仇记》？ 文学，说的是我们用道理讲不出来的道理。 非但如此，文学的讲述方式还是高效的，能打破行业的、民族的、地域的各种差异。我的一个上海朋友尹太五对文艺的作用有一番描述。他让属下花时间去欣赏文艺作品。小朋友们不信，说这个时间还不如看一些实用的书。尹先生举了个例子说，艺术的缘起正是出于表达的效率。比如，史前的几个人去打猎，那个场面，大家这么说说不清楚，那么说也说不清楚，后来就有人用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一画出来，看的人就明白了。因此，起初艺术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高效地表达。 文学有时候是用最为简约的方式，让你一下子明白很多道理，而且这些道理是整合的、有机的。故事还往往具有一种特别的真实，这样的真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超过史书。几百年之后，还有人在咀嚼《红楼梦》，因为它蕴涵了太多东西，多年以后，你还可以接连不断地打开。请问几百年后，还有谁去咀嚼《战略管理》？早当废纸扔了。对了，还有谁记得几年前红极一时的《谁动了我的奶酪》吗？ 文学增加了我们生活的维度，给我们平常的经历增添了意义。小时候，有次我带着一本《小说月报》上山，读罢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十分震撼。那时候我和小说中的破老汉一样，在山上放牛。史铁生能把他插队看人放牛的经历，化作一个活生生的虚构世界，恰巧和我读书时的现实世界产生了共振。对那时从没出过门的我来说，这意味着山外还有另外一个天地。文学给单调的生活，如放牛，增添了无穷色彩，让人不再感到苦闷和孤单。其他文艺作品，也一样，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细腻，甚至让我们更为和善。前些日子，有机会去听一堂圣诞大型室内乐。去之前的路上，想到最近陷入一连串黏糊又甩不掉的琐事，我的心情是愤懑且烦躁的。可是，当合唱团用拉丁文唱出雄浑的赞美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另一种力量拉了上去。艺术能激发出人内心良善的东西，《警察和赞美诗》的记载并非空谈。列宁听贝多芬的《热情》时曾经感慨，如果他一直听这首曲子，他甚至无法将他的革命完成。 文学是一种装备，它给我们提供了解人生的望远镜、放大镜，甚至显微镜。它让人看到你周围的人所看不到的东西，那些人生的质地、生活的色泽。处在同样一种境遇之下，为什么两个人看见的东西就是那么完全不一样呢？因为两个人的脑子里摆着不同的思维框架，有的人知道如何让看到的一切归巢就范，有的人对看到的一切视而不见。比如，看过品特之后，我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去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了。他让你看到寻常话语中的陷阱，看到话语之外的台词。他把生活剥离到了一个极其简约的层面，一个可大可小的场景。小到厨房里“点炉子”还是“点水壶”这种无声的语言较量，大到两岸之间对于“一个中国”的阐释、中美撞机事件后对于“sorry”一词词义的各自认识，语言的较量无孔不入，品特无处不在。由于他构建的对话和场景很简单，所以能像万花筒一样组合出各样形态来。你观察这些交流，又能跳出来，不为所羁。当我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戏剧老师补充说，据说财富500强的CEO多半有文科背景，因为他们更易“脱框思维”。 在我们这个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大部分人都已经摆脱了温饱问题。而那些被物欲蒙蔽了眼睛的人，仍照旧在过着灰暗的、时时无聊的生活。在那漫长的绝望里头，文学给我们的生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名校公开课 似乎是突然之间，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纷纷开设国外名校公开课视频栏目。不少年轻人呼啸而去，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如若有人不了解，那简直不仅是落伍，更有点不像话了。要我说，这其实并不新鲜，高等教育早就经历过一次“开放课件运动”。 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将所有课程的相关资料上网，称为“开放式课程网页”（MIT Open Course Ware），向全世界各地的机构、学生和自学者免费开放，供其使用。在遥远的互联网的过去，大家对这个模式的持久性将信将疑。然而，这股风一旦吹起就没有停下，甚至愈刮愈烈。后来，Youtube（国外著名的视频分享网站）专门推出了教学频道，放置各个学校的教学视频。Apple公司也通过iTunes UU代表“University”学习频道，鼓励各高校分享自己的课件。还有诸如“美国地域”、“美国高校”这样的网站，将各高校免费开放的课程（包括声频、视频）一网打尽。 按过去的认识，似乎只有那些社区大学、野鸡大学，才热衷于这些远程的玩意儿，但是现在上网看看，参与开放计划的都是什么麻省理工、斯坦福、耶鲁、纽约大学、加大伯克利分校、诺丁汉、塔夫脱……一句话，都是名校。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想求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可以听遍名校课程，加之有很多直接就是全程录像，和课堂上效果差不多，更可以来回听上多遍。所以说，这个时代什么都缺（判断、思辨、创造……，就是不缺信息资源。在这个信息丰盛到了过剩的时代，居然还有人东摘一句西摘一句倒卖知识（例如一些英语培训），我为学生感到可悲。学生离知识的仓库多远？一根网线而已。可惜教育商人蒙住了学生的眼睛，不叫他们看见身后的大江大河，而是高价一杯一杯卖水给他们喝。 大学为何变成活雷锋，纷纷要将过去看家的本领与公众共享？没有任何人逼他们，也没有法律这么去要求，这完全是自愿。这些大学已经意识到，这个年代的学生，信息来源广泛，渠道多元，你敝帚自珍，自以为你的教育多好，但是学生出去一比，就知道好歹了，所以关起门来搞教育已经不行了。中世纪人们认为知识是神圣的，是少数人的特权。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请系好安全带，欢迎来到21世纪。 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学校，将课程共享出去，会提高教师、学校的知名度，对学校、对个人只是好事不是坏事。一个学校老师再好，他能影响到的也只是本校的一些学生，他将课程放到网络上，或许可以影响到校外无数学子。而一个人可以影响到多少人，也是衡量人生得失的一个重要标准。基于以上以及其他诸多原因，我相信教育的开放运动只会越来越深入，而不会走回头路。不用多久，国内一流大学的老师，大概也会把自己的课程拿出来，和全国的学生分享。敢于分享，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自信。 开放之风愈刮愈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在变。最近《纽约时报》上登出了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教授马可?泰勒（Mark Taylor）的一则评论《终结我们所熟悉的大学》。他指出，美国的大学是工业化生产的模式，一批学生进来，老师灌输一些自认为必需的知识，然后学生学完，成了教育的成品，送出去投放市场。不幸的是，这个批量生产的模式引起了条块分割和过度专业化的毛病，不能解决日趋复杂，需要多种文化、多个专业相互协作才能解决的具体社会问题。按说，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关键在于泰勒教授指出的问题在中国也一样突出，甚至更为严重。中国的教育改革，近年来基本上是跟着美国在走。和“我们好不容易吃肉了，城里却喊着吃粗粮了”的现象一样，我们开始呼吁学科专业化的时候，美国人发现专业化的弊病了。泰勒教授抨击高校学问越做越窄，博士越读越专的现象，呼吁以后要逐渐打破学科的壁垒，按照社会问题重组高校的课程。比如，水利，真正要解决问题，或是实施开发，水利项目得将“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人都叫过来，得有医学、法学、商业、工程、社工、神学、建筑等学科的专家的参与”。 说到底，课程是为解决学科知识的具体建构而存在。课堂是课程实施的地方，一旦开放了课堂，开放了课程，学生在知识预备上的差距或许会缩小一些。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如同我在早先《知识不是力量》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这只是最起码的一种准备。学生面临的问题不是简化了，而是更为复杂了。 斯蒂芬?茨威格在自己的自传里，非常缅怀“一战”前的那个“有序”的世界，对新世界的不确定性充满不解。如果他活在今日，一定会加倍感叹今日变化之迅速与无常。活在这个无常的世界里，知识也从北京烤鸭变成了活蹦乱跳的活鸭子。同学，为什么你还坐在那里，等着人来一口口喂，甚至咀嚼过了一口口喂呢？要打活动靶了。 南瓜与教改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大地的诱惑》The Pull of the Earth：Participatory Ethnography in the School Garden。书中讲述的算是一种极端的教改。为了帮助一个问题小学改变其教学，教育研究人员劳丽?托尔Lorie Thorp带着她的研究助理，别出心裁，和该校师生员工开展起种植活动，把学校变成了一个花园。 她让学生从事园艺，种花种菜。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发现，很多学科，尤其是在小学阶段，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学生在种植的过程中，将各个学科的知识融在一起，将心灵、头脑、手全都运用起来。而园艺活动也把不同学科的老师带到了一起，比如，他们种出大南瓜后，英文老师让学生给南瓜编个故事；数学老师让孩子猜南瓜的重量，数南瓜子；社会课老师让孩子分装南瓜子，去农贸市场卖；科学课老师让孩子学习植物生命周期、光合作用、天气，等等。其实，实践中学和课堂学习的不同之处也正在这个地方。作为学徒，不管是木匠还是玄乎的什么知识领域的“认知学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其实都是要打通多个学科。而课堂有时会脱离自然状态下的情境，搞得不好就会变得十分枯燥。现在，国内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各个教研组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大家只是在一起交流本学科的考题，并以此为指挥棒，指导自己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结果教出来的是一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生。我们经常把老师比作“辛勤的园丁”，把学生比作“祖国的花朵”。可惜现在园丁没了，出现了专门管理阳光的人、专门管理浇水的人、专门管理施肥的人…… 在祖国的花园门口，人们只按花朵的个头大小对产品进行验收。《平衡记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Translating Strayegy into Action）的作者开普兰和诺顿曾有一句名言：“你衡量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 而《大地的诱惑》中，类似于种植南瓜这样一个小小的教学设计，就把所有学科融合了起来。斯蒂芬?托尔敏（Stephen Toulmin）（注：语言分析伦理学代表人物，也是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学科的界限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就如同殖民宗主国给非洲划出的国界一样，人为的国界有时候割裂了自然的民族分布，造成了今日很多的问题。比如，卢旺达糊里糊涂地将胡图族和图西族绑在一起，埋下恶果。在学科设置上，我们知道文史哲是一家，数理化是一家。但从另一个层面说，文史哲和数理化也会互有涉及。比如，我女儿在中国出生，一段时间后才去美国念书，现在明明学的是数学，可真正要学的却是语言。 当我们强调跨学科学习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理论上已经能够理解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重要性，然而在实践上，却缺乏相应的活动安排。比如种植南瓜（小学），比如荒岛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等学科），比如商业交易会上的翻译（外语）。我想，为了打开思路，不同学科老师应该多多交往，只有这样才会减少近亲繁殖造成的思维僵化。 顺便说一句，我学的是英语、教育，若老谈教育或英语，这文章该何等枯燥，看来十分需要和其他学科的朋友多多交往。在座的有没有研究恐龙蛋的、造火箭的，或者研究地震的？ 美国小孩的阅读 国内每逢教材修订，总有一番伤筋动骨，继而吸引多方关注、各方争议。鲁迅先生在课本中的进退讨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诚然，不尽如人意处十有八九，需要鲁迅式的思路帮年轻人直面惨淡的人生。但在通往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也需要林语堂这样的人和学生讲述生活的艺术，就地取材过好普通的一天。我曾在博客上建议增加林语堂先生的篇章，不料竟似捅了马蜂窝一般，惹来不少读者的唾沫。有一些读者显然是根本不了解林语堂的作品和为人，仅因鲁迅先生的反对，就将其当作了反动文人，甚至把曾潜心写作抗战小说，并在国际上为中国抗战鼓与呼的林先生说成“汉奸”，让人啼笑皆非。 有次，我和读四年级的女儿说起此事，大致介绍了一下中国教材编选的重要性，她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这不公平，每个人程度不一样，为什么要让大家看一样的文章呢？”她说应该根据各个学生层次的不同，各看各的。这话一下子说到了我的一个盲点：与其纠缠于选鲁迅还是选林语堂这种问题，思路为什么不打开一点，考虑增加学生的接触面，因材施教地实施阅读计划呢？ 我女儿所在的学校，上马了复兴阅读公司开发的“加速阅读”项目。该项目将大量的图书分门别类，再按照词汇量和难度，分成不同等级。这个等级的学名叫“学力发展水平范围”（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简称ZPD。每个学生经过测试，有自己的ZPD。学生或许在同一年级，但是根据测试反映出来的不一样的学力，老师就会推荐不同的读物。比如，我女儿现在四年级，但是经测试，她的等级为8.5，亦即阅读水平相当于八年级入学后第五个月的水平。这样的话，老师就不建议她读四年级的材料，而是选择8.0以上的材料。有些著名的儿童读物，如《夏洛的网》等级是4.4，即四年级学到第四个月的水平，《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级别为5.5，即五年级学到第五个月的水平。 图书馆也根据这套分级标准摆放图书，每个小学图书馆还配备两个图书馆员，帮助学生选择适合各自水平的图书。学校只负责督促学生阅读的量，检查他们阅读的效果，但是并不具体规定学生是看C.S.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还是E.B.怀特的《夏洛的网》。这就让学生有了自己的选择空间。如果这套系统用在中国的话，那么就会减少是看鲁迅还是看林语堂还是看梁实秋的争论，因为学生可以在家长和老师的帮助下，自己去挑。 上学时，学生有固定的阅读时间，回家之后，还要在家长的督促下每天至少看20分钟的“闲书”（Entertainment Reading。所以几乎每次去公共图书馆，我都能看到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带着孩子，背着一大包图书出来。与公众对于美国人“不读书”的认识相反，美国中小学生的读书量不知是中国小孩的多少倍。而且在我们为了一两篇文章吵个不休的时候，人家的学生已经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一本一本不知多少书下肚了。所以我认为，应该让孩子大量读书，读闲书。我们家小孩子，一学期下来，读个二十本书是起码的，读上三四十本也不奇怪。我不让读都不行，因为得跟学校配合，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 那么学校如何知道学生真的读了呢？这个办法也简单。因为该项目对于每本书都有相应的测试题，学生必须用电脑完成这些测试题，积累“加速阅读积分”。这些测试分成词汇、理解、文学、研究几大块，里面又各自细分，比如理解部分包括字面理解（literal understanding、判断和阐释（inferences and interpretation、总结和归纳（summary and genelization、分析和评估（analysis and evaluation，等等。我看是对应了教育专家布鲁姆关于思维和学习的分类方法，相当精细和科学。 学期结束，所有学生完成了积分要求，学校会开一个“快速阅读”庆祝会，让学生吃冰淇淋庆贺。很多学生都盼着这一天，所以很起劲地阅读，攒分数。 美国小孩的独立教育 我向来认为，成功靠自己，成人看父母。我们常说美国小孩如何独立，会独立生活、独立思考，其实很多都是父母教育出来的。观念改一下，我相信我们一样可以培养出能独立自主、独当一面的孩子来。 不久前，朋友德蕾莎跟我在Skype上说到她带孩子时的一些观察。德蕾莎是一个单身的美国人，在中国领养了一个小孩，自己也住在中国。按说这个小孩是长在单亲家庭了，但和一般人想象的不一样，她们过得挺好。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单亲父母更能成为最好的父母，为什么呢？好多时候，父母双方意见不一，方法不一，一个建构一个解构，一个搭台一个拆台，会把小孩搞得晕头转向，最后小孩烦了，谁也不听，就听同学的听老师的听偶像的。单亲父母反倒少了这个两难问题，可能说什么就是什么。 问题是德蕾莎请了位保姆，这个保姆是中国人，和她在带孩子的问题上意见有些分歧。我发现这些分歧颇能反映两国文化思维的差异。 比如孩子在家将玩具、鞋子乱放，保姆就责骂。 德蕾莎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不怕他们乱放，最后我给收拾好就行了。 按照德蕾莎的反馈，我只比那个保姆进步了一点点。德蕾莎的做法是让孩子乱玩，乱放，玩就要玩得开心，然后让孩子自己来收拾。她说她事后也感到吃惊，这么小的孩子，居然真把鞋子一排排收拾得整整齐齐。我从她这里学到的一课是，孩子该玩的时候让他们玩，该负责的时候让他们负责。中国家长往往家里东西摆得整整齐齐，这个不让动那个不让动，孩子无法玩得尽兴。事情搞糟了，孩子等着家长来收拾，这样孩子过不好，也长不大。德蕾莎是少数几个让我敬佩的管理顾问之一，她把带孩子和管理的心得互通有无。比如，她提出好领导不会时时缺乏安全感，担心局面失控（比如孩子把家里弄乱），关键是要讲明规矩，明晰责任，培育能力，多作鼓励。 作为一个家长，我相信这样的顾问才明白事理，能帮助一个孩子，也能帮助一个企业解决根本问题。人在世界上就活这么一回，你一切包办，孩子始终无法成人，成了你意愿和财富的傀儡，又有什么意思？ 美国大部分家庭，提倡孩子独立自主地去迎接生活的挑战和机遇。 上周末，有两个同事来我们家吃饭。一个同事的丈夫是律师，照说很有钱。可是他们家女儿参加短期留学项目的时候是自己去筹款的。方法之一是打工，打工之后钱还不够，又想办法筹款，找赞助人。家长的工作，是教小孩如何找赞助人，比如如何写赞助申请信，如何跟人家陈述，如何感谢人家，等等。赞助申请信发布之后，有位老太太回信了，提了三页纸的问题，问她学什么、怎么学、出国学习有什么好处，等等。同事的女儿像申请大学写个人陈述一样，一丝不苟地一一回复。不久，这老太太寄来了1200美元。 这一切都很费事，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给钱。不过这叫“授人以鱼”，看似是条捷径。不过现在少走的路，日后要用生活的弯路来还。中国文化里，做父母的给子女这么筹划，那么筹划，买房子盼孙子，一一照顾过来，到头来发现造就了一个牢骚满腹怏怏不快的啃老族。这是孩子的问题吗？当然不全是，这也是父母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把孩子最需要的东西教给他们，比如学会独立开展一个项目，比如如何去说感谢。 那天吃饭，还有一位同事，提到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原本我们是请她们一起来的，但她们没来，理由是她们是素食主义者。我很好奇，继续追问。同事解释说女儿看了一些反对虐待动物的科教片之后，对肉类产生了厌恶感，决定吃素，而且已经坚持了一年。“这一年很难啊。”同事的太太感叹。因为每次做饭，都得考虑给她们另外准备。她们甚至试图让父母也一起变成素食主义者，说这样更健康。 “既然这么难，为什么没有打消她们的这个念头呢？”我问。 我同事说他不想这样，“是我教育她们要独立思考的”。还有，这个同事是一名保守派基督徒，两个女儿却喜欢瑞典这种比较“社会主义”的制度，喜欢奥巴马，可是一家人和和气气，不让这些生活的、观念的差异来破坏团结。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让孩子这样独立地思维，对父母来说往往是最难的，什么事情都由父母代劳最容易。作为父母，你敢不敢这么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呢？ 美国小孩的品格教育 美国人对青少年儿童的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意识，这和社会各界的长远目光很有关系。美国有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名叫“幼儿园教会我做人的一切”All I Really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此书作者认为，做人最大的道理，比如如何尊重他人，如何对人诚实，如何处理冲突，如何倾听，这些都是在小时候，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的。所以每当媒体上出现腐败政客、吸毒明星、贪婪商人的时候，人们本能的反应就是基础教育阶段出了问题。例如，看到涉案金额高达650亿美元的麦多夫诈骗案，还有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留下的伊利诺伊州议员席位被州长罗德?贝格洛维奇叫卖之类的情况，人们很自然地就开始怀疑基础教育阶段的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美国人认为这和一些政界决策层和商界人士的个人品格有关，他们的早期品格教育是不成功的。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深受斯波克医生育儿方法的影响，对孩子过于放纵，使得一些孩子很难教导，这就把一些过去由家庭承担的品德教育责任挪到了学校。 美国的基础教育，和我们的“教书育人”一说一样，是德育和智育并重的。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曾称：“我们必须记住，光有智力是不够的。智力加品格，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目标。”在18世纪，美国的一些学校，包括哈佛等名校在内，主要承担传扬宗教价值理念的任务。到了19世纪，转为传扬新教价值观。传播对象除了传统的白人，还包括黑奴、南北战争后被解放的黑人、印第安人及其他“异教徒”。各州各学校，都将这方面的责任写入学校的纲领性文件，如“使命宣言”等。例如，早在1821年，缅因州的立法者就规定，公立学校老师必须“尽量在儿童思想上施加影响，将道德、正义和对真相的尊重教育给孩子们”。进入20世纪，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学校开始承载为社会培养人才的职能，价值观教育开始让位于知识教育。但随着民权运动的开展，美国公立学校为了避免出现宗教歧视，甚少使用“道德教育”这样的字眼 —— 因为这些字眼往往会让人联想到新教的价值观。根据美国宪法，政教应当分离，公立学校不可宣扬某一种教义，而排斥其他教义或信仰。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掀起一场“澄清价值运动”，希望在不强加宗教意识形态的同时，教育学生如何开展道德选择。 因此，目前在美国，学校主要有两种：私立学校或者一些所谓的独立学校，由于不在纳税人供养的范畴之内，家长自己掏钱让孩子接受他们期望的教育。这些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可以和特定的宗教背景相结合。比如孩子们可以通过学习《圣经》“摩西十诫”中的“不可做假见证”来学习何为诚实。这方面的品德教育传统源远流长，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些教育机构的教育方法和手段非常成熟，有很多做成了著名品牌的视频（如《蔬菜故事》系列、《圣经人系列》），教育孩子相关品质。与此同时，受公众纳税支持的公立学校，在政教分离和种族、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开始追求一种所谓“价值中立”的教育。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一个有伊斯兰教家庭背景的学生，在接受有关基督教背景的教育时，就会产生意识形态的冲突。故而，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公立学校的“道德教育”越来越多为“品格教育”所取代。但是，受“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政策的影响，现在美国的学校也强调升学，对品格教育有所疏忽。 当然，在升学主义的影响之外，品格教育的实施也面临一些问题。根据美国独立学校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巴塞特、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前任会长保罗?休斯顿和全球伦理研究会会长拉什沃思?基德尔主持的联合调查，品格教育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关系到学生、老师、学校领导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如校董。品德教育的内容设置，并不是黑白分明，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教育者也并不一定真相在握。最好的品格教育应该欢迎学生的反馈，也应该给教育者自己提供持续培训，不然会是一纸空谈。有学者对此建议，既然在政教分离的框架下，不能无中生有地捏造出一个完全脱离宗教影响的价值体系出来，起码可以像英国一样，在多种信仰背景之中，抽取一些能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来。此外，品格教育的实施障碍还包括时间缺乏、课程缺位、教师不知从何下手、管理者两头不着，等等。一些家长和老师，还会盲目移植旧有的教育观念进行品格培养，殊不知，它本身就存在问题。 但是美国人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改进，一直在细化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比如，每年都会有相关的评奖活动，表彰在这方面做得出色的学校，好让其他学校从中得到启迪。在这方面各个学校也没有什么保密的，因为分享经验可以增加学校本身的知名度。另外，孩子的教育是大家一起共创的未来，从社会的整体角度来看，一旦社会品格和道德水准下降，整个社会、每个人的子孙后代都要为之付出代价，因而这不是一个人、一个学校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由于这种集体负责和逐步改进，美国的品格教育已经越来越成熟。 此外，关于品格教育的界定大家也各有说法。有人认为这是基本的社交技能，如服从指挥、和他人打招呼、能够合理地接受批评、需要帮助的时候知道如何求援、能够积极倾听。受过良好品格教育的学生，也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制定人生目标、努力工作、尊重他人、负责任、知道如何解决冲突，等等。而丽莎?诺尔斯（Liz Knowles）和玛莎?史密斯（Martha Smith）所著的《培育品德：图书和教学活动》，将品格教育的内容分为以下十二个模块：同理心、尊重、勇气、幽默、责任感、毅力、忠诚、诚实、合作、宽容、公民意识、原谅。从这些类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模块，都是对以后长久的做人有着影响的、很实用的一些教育内容。 美国的师生互评 学期结束，我问同事约翰他班上的学生成绩。约翰教一门哲学课，他说给了一个优（A），7个不及格（F），其余都是良（B）。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来——《一个婚礼和七个葬礼》。老兄怎么下手如此狠毒？后来想想，也许是因为他不需要评终身教授，不怕学生报复，因此大开杀戒，即便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 真要树立老师的尊严，光用嘴巴说是没用的，得让他们有实质性自由和足够的权力，比如在评价方面。其实在评选终身教授之前，美国教师也不敢在学生中树敌过多，可是一旦过了这个阶段，他们就比较无所谓了。 终身教授这个体系的设计思想，原本是要学校无权因为优秀教师的言论等问题将其解聘，是要保证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但和世界上任何一种体系一样，这种设计也有软肋。比如，对新教师而言，在评上终身教授之前，往往是物质条件最差且教研任务最重的时候，但没有办法，只有苦熬。熬不过去的只有另谋出路，跳槽或者转行。一旦熬出头，有些人就会暴露出懒汉、混子的真面目。因为到了这时候，除非他们犯了性骚扰、剽窃这样的严重过失，否则，学校是不能动他们一根汗毛的。 不过，和其他更糟糕的体系比起来，这还算是好的。在中国，老师在社会上被捧得高高的，可是口惠实不至。听几个当老师的老同学抱怨，如今学生总是对的，家长总是对的，责任都是老师的。任何评估评价系统，如果是一边倒，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合理的。有来有往，有批评也有反击，才会走向合理。 “给教授打分”网站（Ratemyprofessor?com）是个值得思考的好例子。这个网站在美国大学十分火暴，很多学生会在选课前看一下这位任课教授得过的评价。虽说网站需要用户注册使用，但学生的评价和评论却是匿名的，这样一来，学生又可以放胆评价一些教授，以至于什么言语都可以说出来。这其实对老师很不公平。我在想，为什么不会出现“给学生打分”网站（Ratemystudent?com）呢？如果有，如果老师和学生一样刻薄，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评论： 有可能的话，尽量不要让这个小混蛋来选你的课。 一个纯粹的纨绔子弟，腹中空空。 笨到这种地步，怎么不去申请吉尼斯纪录？ 如果她都能跑来学护理，我家的那只狗都可以去学内科了。 他整个课堂陈述完了，我还没有听懂他说的是什么语言。 …… 当然，现在这个网站是不存在的，但最近在“给教授打分”网站上也出现了一些教授的反击——辩护的、澄清的、自嘲的都有，十分精彩，大家可以去首页看看。 玛丽山曼哈顿学院大学英文教授威廉姆斯被学生说成一个“怪人”，他的回答是，什么叫怪人，怪人就是在自己的后院里办动物园或者有类似古怪行径的人……再说怪人得有钱才能怪，我们大学教授想作怪也没钱。 罗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布朗纳的学生说他太刻薄，太不切实际。他回答说，不错，他有时候是比较辛辣，喜欢讽刺当下的政治人物。有学生说他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可惜的是，大部分上这种入门课的学生，连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都还没有搞清”。 心理学教授海恩斯是一位美女教授，学生说她的课程太难，可是很漂亮。这位教授得意之余劝学生对那些相貌平平的老师公平一些，不要太狠。 纽约大学艺术系的一位教授也挺漂亮，有学生留言说：“我做她奴隶都干。”她回答说：“可惜我对蓄奴没兴趣。我对研究者比较感兴趣，而你不是这种。”也有学生说她老忙自己的项目，不管他们，她的回答是：“我不是你妈，对你什么都管。” 纽约一个社区大学的教授杰夫?洪很倒霉，学生说上他的课得带个枕头。这位老师反问：“班上其他人都没睡着，就你睡着了，那这到底是谁的问题？” 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一个教授被学生抱怨作业太多，他回答说：“是吗，作业很多？你干吗不回去读高中？这可是大学！” 国王学院哲学教授欧文的学生称其傲慢，他的回答是：“唉，要是你像我这样，受过良好教育、头脑聪明、表达清晰，你也会傲慢的！不过考虑到每日接触的都是这些学生，我已经够谦虚的了。”又有学生说他很狗屁（He sucks），他的回答是：“你学了一学期哲学，从柏拉图学到尼采，结果就吐出这点象牙来？” 把学习放入学生的口袋 按：最近在我们学校组织的“基督教大学技术部门联会”，我们这个州的Heartland网络学习会议，还有美国教育信息化会议Educause ELI上作了一些关于移动学习的讲座。由于没法回国和同行交流，现将同样的报告翻译出来。 我来自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我们学校的学生每人一台Mac Book，每人一个iPhone或者iPod Touch。这便是我们的移动学习项目。通常人们想到“移动学习”，会联想到手机，而在实际工作和学习当中，大部分人是手机和电脑并用的。就我所知，像我们这样笔记本和手机一加一的情形，在美国还是第一家。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讲我们开展移动学习的得失。 我的题目是“将学习放入学生的口袋”。我是去年提交材料的，那时候苹果公司还没有推出ipad。所以现在我想，乔布斯不曾想到他也会造成服装流行的改变，那就是大家要穿这种JNCO大口袋裤衩了，否则我们没法将学习放入他们的口袋。 言归正传，这两天来，大家听到《世界是开放的：网络技术在如何变革教育》（注：本书中文版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柯蒂斯?J?邦克博士和诸多演讲者提到了各种各样有趣的网站，和关于移动学习的丰富资源。我不想再多罗列一些网站，相反，想让大家回到最原始的话题上来：移动学习到底有没有必要？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原因之一是，新一代学生向我们走过来了。我称他们为“ME”一代，这不是说他们自私，而是说他们熟悉移动的工具“M”（mobile，也熟悉各种各样电子交流的手段“E”（electronic。他们带着新的期待进入高等教育。 最近，意大利文化部门将和谷歌合作，将意大利过去的文献统统扫描上网。这样，有了内容，有了工具，移动学习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事实上，现在开始移动学习的人群越来越年轻。现在亚马逊公司有专门的Kindle阅读器，iPhone和PC机提供了Kindle客户端下载，巴诺书店有Nook阅读器。仿佛这还不够多似的，Vetch公司又开发了一种针对学步儿童的阅读器，卖60美元。你会发现，而今的孩子们大多在接触这样或者那样的移动学习设备。我儿子就是个例子，他最喜欢的玩具是我的iPod。他才一个五岁半小屁孩，可是我发现他居然能用我的iPod,去iTunes商店购买游戏。是怎么回事呢？有一天，我在工作，他来问我iTunes Store的密码。由于我很忙，就给他密码了。从此之后，他隔三差五地就跟他姐姐给我下载一个游戏。当然，虽然他现在才上幼儿园并不会阅读，但是我确保他认识“免费”（free这个字。 我们这里说的是未来的学生，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头，就是学生毕业之后。我在《培训与开发》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个经理人在利用自己的手机调阅公司的材料。这本杂志介绍了美林银行如何利用智能手机向员工提供后续学习。如今的产品系列越来越复杂，人脑不是电脑，谁能记得住那么多？所以越来越多的公司——从家得宝到美林，大家纷纷在用智能手机，帮助员工学习，及时得到公司信息。教育界好像总慢一拍，移动学习喊得震天响，但是不及业界真刀真枪在实践。 当我们教育界说到任何技术革新的时候，思维常常会陷在一个定势里面出不来。那就是，我用这个设备，学生学习成绩能提高多少。这方面我们也得跟业界学一学。他们的移动学习或曰移动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比如，利用移动设备开展绩效支持，在岗训练，产品说明，公司信息推送，调阅数据，甚至可以用移动设备扫描出差收据等。现在苹果公司也在研发一些iPhone外接设备，未来可以利用手机，直接量血压，然后发送给医生。 也就是说，我们对移动学习的思路应该拓展开来。多年前，彼得?德鲁克就曾指出，美国在经济转型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成为知识工人，能够熟练使用这些移动设备，也是工作所需的技能之一。我们如今一提到“Y代人”、“数字原居民”，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技术高手。其实他们更精通的，是更新Facebook、Twitter这些生活化的新媒体工具，在一些可以提高个人工作效率的技术应用上，他们未必熟悉。比如学术论文的引用软件Endnote，你不去引导，他们是不会去用的。所以教育者其实是有责任在学生学习期间，教会他们使用这些效率工具的。 移动学习的另外一个必要性，是《地平线报告》（注：这份报告每年发布一次，总结高等教育领域技术应用的走向）2010年度报告中指出的，目前教育技术的一大走向是人们希望能够实现“随时随地”地学习。顺便说一句，由于我们是一所基督教大学，我们在思考移动学习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问：“遇到这种情况，耶稣会怎么做？”其实大家知道，耶稣就是这种倡导“随时随地”学习的一个典范。他的教学场所在山上，在湖边，在海上，在井水边。他随时随地开展他的教学活动。所以，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几所基督教大学（包括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会成为移动学习的先驱了吧？ 事实上，移动学习在其他文化里也是这么一回事。在中国，孔夫子是一个周游列国的教育者，带着门徒到各个诸侯国讲学，沿途收学生。在古希腊，柏拉图也是一个“远程教育者”。昨日伯克博士还跟我们说，柏拉图是最早开展“远程教育”的人之一。他希望利用书本，不再把学生限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学习。 而今“砖与水泥”的这种教室，将学生粘在座位上，其实只是一个阶段的学习和教育模式，它是历史的产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模式也可能有消亡的一天，或者说会与其他模式共分天下。事实上，我们正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在眼前发生。 对学生而言，这个道理并不难讲。在我们持续两年的移动学习问卷调查中，91%的学生认为学校配发笔记本有助于他们的学习，iPhoneiPod的比例低一些，但是总的来说，81%的学生认为这些移动学习的基础设施，对他们的学习有正面作用。 可是变化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艰难的。我自己本来是个用PC机（注：安装Windows或Linux系统的电脑，区别于安装Mac OS X系统的苹果电脑）用习惯的人，我来上班的第一天，学校正在大规模地发放MacBook。之前我碰都没有碰过MacBook，所以这时候就开始怀疑人生：我是不是跑错地方了？但我庆幸当时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顺应变化。我在自己的戴尔电脑徽标上，贴了个苹果的标记，以示革命。现在我是PC和Mac都用得比较熟练了。道理就一条：技术是工具，不是做人原则，我没有什么改不了的，哪个好用我用哪个。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变化。我工作的服务对象是教授们，这几乎是最难顺应变化的一个人群。我专门在Youtube上找了很多视频，搜索的关键词是“professor destroys”（教授破坏），结果是五花八门。我看到俄克拉荷马大学一个物理学教授，为了警告学生不要带电脑进课堂，将一台电脑放进液氮里，看着电脑冒烟，然后拿出来，狠狠扔在地上，跟全班同学说：“不许带任何电子工具进我的课堂。”但有意思的是，他自己腰上别着手机，墙上打着PowerPoint。他为什么不以身作则，将自己的手机，用某种物理或者化学方法给销毁呢？ 此外还有一些教授砸学生电脑或手机的视频，可惜都是用其他语言说的，我也听不懂。这在美国大概不大可能发生，因为这些是私人财产。刚才“液氮销毁”的教授，估计销毁的是他自己的电脑。顺便做个植入式广告，我家抽屉里还有一台电脑，已经坏掉。此电脑很重，同事史蒂文建议我捐给海军，当锚使。而我想卖掉，卖给某个希望靠砸电脑来说明问题的教授。 靠这种禁止的方法阻碍技术革新的人很多。我发觉高校里头，有个big ban theory，就是希望靠“禁止”的手段，维持现状。有的学校禁止学生带电脑进课堂，有的学校禁止手机，有的学校掐断课堂上的无线接入。禁止是一个策略，可是策略有上中下之分，我认为禁止是下策，也是懒人策略。况且现实往往证明，禁止归禁止，人们总有办法突破。 在课堂上，当你决定禁止的时候，你是在向学生发出非常负面的信息。首先，你是在告诉学生，你拼不过电脑，你在电脑面前败下阵来。“一天一苹果（苹果机），教授靠边站”是不是？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呢？ 再者，你是在告诉学生，你是一个抵御进步的人。我们在创新扩散理论里，常说革新者、早期应用者、早期大多数、后期大多数、落伍者，你要不要把“落伍者”，换成“我们教授”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在告诉学生：我不相信你能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这是个很不好的信息。在我们的调研中，很多学生这么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成人，大家花钱来上学，如果有人上课用电脑瞎玩，不去学习，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要承担后果，可是不能因此惩戒我们其他希望用电脑记笔记的人。我刚才说过，教育者担负的一个重要职责，是教学生如何合理高效地使用电脑，造福自己的职业和人生。你不能一禁了事，逃避这样的责任。 既然我不赞同禁止，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这里说点题外话。古代中国，有两个首领，同样面临洪水问题。老首领用一种叫做“息壤”的土，堵塞洪水，但是洪水总是破堤而出，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他的继任者大禹，采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修建水渠，将水引到需要水的地方，将水引到大海，于是成功地解决了问题。我觉得教育者也应该这样，不要老在自己的课程说明里，说不许带这个不许用那个，你应该去想，怎样将学生的精力和时间，引到你所希望的地方，就如同第二个首领所做的那样。 禁止与堵塞，给人类文明所留下的，是传说和景点。不知在场的有哪位好汉去过长城？当年长城不是当成景点来修建的，而是一个将外敌“堵”在外面的防御工事。就是因为当时的皇帝只想着怎么去堵，而不顾老百姓生计，结果民不聊生，起来造反，使得这个王朝成了中国最短命的王朝之一。我再次强调一句，以堵为重点，是起反作用的。教室里的情形也一样。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将电脑、智能手机诸般“奇技淫巧”变成学习的工具呢？面对技术进课堂这件事，很多老师都是满腹牢骚，动辄责怪技术给课堂带来负面影响。可是赫尔辛基大学教授Jyri Engestrom说过：各活动系统之间，由于历史上逐步累积的结构性紧张，会产生干扰和冲突，可是也会造就改变这些活动的创新机遇。换言之，当技术带来课堂管理的困难时，教育者应该反思自己的教学活动，寻找革新的机会。 我发觉，教师抵触技术应用，说到底，是他们习惯了三尺讲台一张黑板这样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之下，他们一切尽在掌握——教学活动从头到尾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为什么技术进来之后，他们会反抗呢？因为他们的部分独立（autonomy）没有了。他们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分工，一部分被外派给技术部门了，比如网络课程的设计和制作，他们需要找别人帮忙。很多老师是不习惯这种改变的。事实上，技术部门可能纯粹出于好心，并没有抢夺他们力量的野心，不过是帮他们实现他们要做的事情。或许有人会问，那么不如退回到以前的状态，退回到没有技术应用的状态？很抱歉，我们都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学生对于技术的期待和应用已经成了现实。教室里的矛盾，变成了学生不断提高的期待和老师的教学方法原地踏步的矛盾。 很多时候，教授们怪罪的是技术工具。但是事实上现在的教育变革，涉及的是三重变革。我这里用三个“M”来表示。Medium（媒介），媒介变了，学生开始购买电子课本了，学生开始收听教学播客了；Method（方法），方法变了，学生开始互相教学，开始更多建构式学习，开始更多基于现实、基于问题、基于项目的学习，不再是中世纪那种师传生受的单一模式了；Message（信息）也变了，过去老师讲，学生在教室里听，这就是学习信息的传播。那时候教授们为了防止他人偷师，甚至禁止学生带录音机进教室。如今大家看，世界各地的名校教授，慌不迭地将自己的讲座传到网络上让所有人去看，去听。你可以去耶鲁的网站，收看一流教授关于《美国当代文学》的全部精彩讲座；你可以去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大量精彩的计算机课程。过去这叫盗版，而今这叫“分享”。所以教师得面临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过去的教学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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