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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丹尼·罗德里克是研究全球化的资深学者，对于全球化的利与弊，他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近年来，全球化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不久之前，人们还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硕果，为全球化高唱赞歌；转眼间，全球化就将人们推向了痛苦的深渊。是全球化错了吗？本书中，罗德里克会告诉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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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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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几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再一次将全球化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人们开始思索，全球化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全球化真的有利于世界的发展，能够实现全世界共同发展的目标吗？本书用大量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全球化没有错，错的是我们推动全球化的方法，错的是我们追求的全球化的程度。每个国家都各有其特点，适用于某一国家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想要用一种方法在各国实现全球化是不可能的。此外，一味地拒绝全球化，各国之间会存在难以逾越的壁垒，不利于各国共同发展；而过分推崇全球化，会将某个地区的危机无限放大，最终变成世界性的灾难。所以，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是：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恰当的方法推动全球化；要推行适度的全球化，充分发挥出全球化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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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丹尼·罗德里克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研究全球经济的著名专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全球发展中心、国际经济研究所成员。
曾获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颁发的首届Albert
O.Hirschman奖（SSRC的最高奖），并享有卡内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特别研究经费。
长期担任《经济学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顶级财经媒体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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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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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全球化的迷思
全球市场面临着双重问题：它不像本国市场那样，有国内上层建筑的支持，而只能在各国社会制度的夹缝中生存。就算各国对跨国贸易和国际金融没有直接限制，这种双重魔咒也使得全球化非常脆弱，国际贸易成本高昂。全球化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政府不行，有了政府也不行！
第2章 第一波全球化的兴亡
大多数经济历史学家认为1914 年之前100
年的全球化，是第一波全球化。根据大多数标准，在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方面，我们最近才超过了1913
年的水平。说到劳动力全球化，我们甚至还没有赶上当时的程度。
第3章 揭开自由贸易的面纱
贸易的真实面貌非常微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什么情况下揭开它的面纱。自由贸易并非事物的自然状态。只有在天时、地利、人和，而且支持自由贸易的势力在政治和学术上都占上风时，我们才会有自由贸易，或者是接近自由贸易的东西。一个更好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
第4章 政治与贸易，无休止的纠缠
如果贸易政策可以跟其他国家政策分离开来，形成一个独立管辖区；如果我们可以生活在这个自由贸易经济学家缔造的梦幻世界里，那么这一切都将无关紧要。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没有必要的国内、国际策略来应对全球化造成的破坏，贸易的社会成本远高于它狭隘的经济效益，对全球化的反抗会愈演愈烈。
第5章 金融全球化的荒唐事
很多国家选择让国际资本市场主宰其命运，一浪接一浪的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不得不承认金融全球化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将国门向外资敞开的国家面临更大的风险，但是又得不到更高的经济增长回报。
第6章 做金融业的刺猬，还是狐狸
刺猬认为开放市场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正确答案，而狐狸总是认为魔鬼就隐藏在细节里。既然意识到了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全球市场的管理还这么差？并不是金融市场不会失败，而是我们可以继续骗自己说金融市场不会失败。
第7章 富世界里的穷国家
“你愿意在一个贫困国家里当有钱人，还是愿意在一个富裕国家里当穷人？”工业革命初期，世界上最富的地区和最穷的地区之间的比例是2 :
1，现在这个比例是20 : 1，而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困国家之间的比例已经上升到80 :
1。为什么在物质如此丰饶的世界里，还有那么多人穷困潦倒？“世界经济出现了两极分化，严重的两极分化。”
第8章 眼见并非为实
问题的瓶颈在哪里，问题的重要性如何，只要沿着这样的思路来思考，一个更有效的发展策略离我们就不远了，因为这个策略是建立在狐狸式的现实主义之上的。这就像你有一辆开不动的老爷车，你给它一副新的挡泥板，新的车头灯，一层新油漆，还有一个更强劲的引擎，这辆车是好看多了，但是能不能跑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也许，这时候我们常常需要回归常识。
第9章 和超级全球化说bye bye
选择限制国内民主，对全球经济不时带来的社会、经济冲击置之不理，只求降低国际贸易交易成本？选择限制全球化，希望在国内建立合法的民主制度？还是选择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的民主全球化？世界经济难求三全其美，一旦我们接受了有节制的全球化，我们其实可以向前再迈一步……
第10章 全球性治理可行吗
国界消失了。距离不再存在。地球是平的。我们的身份不再靠出生地来维系。国家政治被一个更新的、更为易变的，而且超越了国界的代表形式所替代。权力已经从本国的决策层转移到了跨越国界的监管网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样的宣言：一个全球性治理体系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有人满怀憧憬，有人语带责难。
第11章 什么样的全球经济新秩序才最有意义
追求超级全球化是徒劳无功的，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重点。全球经济的最大弱点不是缺乏国际合作，而是我们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缺乏全面的认识：全球市场影响范围的大小一定要受到治理范围的限制。只要交通规则是正确的，由国家政府来开车的世界经济一定能够正常运行。
第12章 中国会成为新的霸主吗
中国体现了全球经济要面对的所有挑战。随着美国实力的衰退，全球经济将如何发展？如果中国真的成为新霸主，国际秩序会发生什么样的改革？全球化是一个多元化国家的集合体，监管它们交往的应该是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合乎常理的交通规则，在这个环境下，各个国家将自行决定它们的未来。
后记 一个有寓意的故事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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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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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新演绎
我在199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我们是不是太全球化了？》的小书（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几个月后，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在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融风暴中风雨飘摇。这些国家快速发展了好几十年，成了国际金融界和发展专家们的宠儿。但是，国际银行及投资者突然决定把钱放在那里不安全。接着外资大量撤出，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银行和企业面临破产，整个地区的经济一下子崩溃了。亚洲金融风暴就这样横空出世了！接下来的是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甚至把不可一世的、众望所归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简称LTCM）也扯了进去。
我可真为我的先见之明及机缘巧合感到高兴。这本书的出版商是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简称IIE）,
后来，我的书成了它的最畅销的书。我想，原因之一是IIE一直是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这就有点像尼克松访问中国一样，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对全球化的怀疑论从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冒了出来，应该更引人注目：“哈佛大学教授的著作警告我们全球化并不像说的那么好，发表这一大作的居然是一向支持全球化的智囊团！”——
这可真是一件不可错过的文章！
但是，我的先见之明非常有限。我对当时即将席卷金融市场的那场风暴毫无觉察。其实，我不但没有预见即将到来的风暴，我还决定对金融全球化只字不提，对每天交易量达数万亿的外汇、证券、衍生产品及其他金融资产视而不见。我集中讨论了商品的国际贸易给劳动力市场及社会政策制造的难题。我担心国际贸易繁荣及外包业务的兴起会使社会不公更
为凸显，劳动力市场矛盾进一步加剧，削弱了贸易参与国的社会传统。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覆盖更广的社会服务设施及更完善的国际贸易规则来处理这些矛盾。当时，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对我这些考虑嗤之以鼻，使我们不能有效地介入关于这些问题的社会辩论，这促使我写这本书。我现在还认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正确的，从那时起，经济学界也逐渐向我的观点靠拢。但是，金融全球化的弊端？我当时想都没想过。
亚洲金融危机后几年，我将我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金融全球化的优点和弊端。10年后，国际货币组织（IMF）让我就该议题准备一篇论文，我是完全有备而来。我在2007年和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合著了名为《金融全球化为何令人失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家更容易筹集资金，把风险转嫁到历练更深、更能驾驭风险的投资者身上，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给我们许的诺。发展中国家获益最多，因为他们缺乏现金，抗风险能力较低，分散风险的手段较少。结果却与这承诺大相径庭。表现好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并非资金流入国，而是借钱给富裕国家的国家。那些依赖国际贷款的国家往往表现很差。我们的文章想解释金融开放没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承诺的好处。
我们的文章刚刚开印，席卷美国的次级债危机爆发了。房地产泡沫破灭，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价格一落千丈，信贷市场萎缩，短短几个月华尔街的金融集团就集体自杀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政府不得不介入，提供大量的救市资金及接管即将破产的金融机构。金融全球化就是这场危机的核心所在。亚洲及石油出产国过度储蓄，给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及与其相关的大量衍生产品提供了资金。金融全球化使得资本很容易从一个经济实体转移到另一个经济实体，就好象全球的资产负债表都混合在一起了，这就使得这场危机很快地从自华尔街扩散到全球其他金融中心。这次，我也没有预见到正在天边升起的这朵蘑菇云。
但是和我一样的经济学家大有人在。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在为金融创新大唱赞歌，而对日益扩大又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及其危害不加重视。就像亚洲金融风暴来临前一样，他们没有看到那些危险信号，忽略了他们能带来的风险。
这两次金融风暴都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金融风暴后有关研究连篇累牍，但是最终结论都是：如果政府允许金融资本自由进出，又要保持其汇率的稳定，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1997年8月之前，你没有预料到泰铢会暴跌，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关于次级债危机的的长篇大论比比皆是，由于它的规模巨大及影响深远，关于它的研究一定还会源源不绝，陆续有来。但是主要的结论我们现在应该都有了：市场很容易产生泡沫，不受监管的借债比率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缺乏透明度会削弱市场信心，当金融市场崩盘时政府及时介入是关键。17世纪的“郁金香狂热”就给我们上了这一课了。
这些危机发生了，但是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可预测，而是因为它们没被预测。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对于他们当时所持的观点过于自信：市场是有效率的，金融创新将风险转嫁到最有能力承受它的人身上，政府的干预是无效而有害的。他们忘了有很多其他因素会使形势的走向完全不同。狂妄使人产生盲点。虽然我一直以来都反对金融全球化，我也沾染了这样的习气。我和经济学界的大多数同仁一样，不假思索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发达国家监管审慎，央行政策得力能够有效地防止金融恐慌和金融危机。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将这些制度复制到发展中国家。我的观点和大家的是大同小异。
充满了疑问
当处于全球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好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被危机吞没时，我们认为错在这些国家，他们达不到这个系统的严格要求。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体系中心国时，我们认为错在体系，我们要修改这个体系。据此推测，2008年的金融海啸会将我们带入一个要求改革的呼声冲天的新时代。这场风暴使华尔街大伤元气，让美国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威风扫地，并让我们怀疑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能持续下去，或者是说是否能以最近25年的形式存在下去。
什么东西能预防这场金融危机？问题出在哪里？将贷款不择手段地借出去的金融机构？挥金如土的借款人？信贷评级机构弄虚作假?
金融机构借贷比率过高？全球储蓄过剩？美联储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美国政府不应该对房利美和房贷美进行担保？美国财政部对贝尔斯登和友邦保险施了援手？美国财政部对雷曼兄弟拒施援手？贪念在作怪？道德危机？监管不力？监管过度？对这些问题的剧烈争论毫无疑问地要持续很长时间。
从大处着眼，这些都只触及了些旁枝末节的问题。更为根本的是金融全球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可信度和吸引力。很长一段时间内，制定政策的决策人都不会相信金融创新对全人类有巨大贡献，也不相信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最为有效，更不相信政府可以袖手旁观让金融机构为自己的不负责行为买单。下一阶段的全球化需要新的理论根据。我们对这套新理论的考虑越缜密，各国经济就越能健康发展。
国际金融的理论根据不能服人，但是无独有偶，在2008年，正当次级债风暴风潮暗涌之际，要给国际贸易降低壁垒的全球性谈判也触礁了。这轮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支持下进行的“多哈会谈”从2001年开始，持续进行了多年，谈判桌旁，大家言语尖刻，互相指责。很多反全球化的组织认为，这些会谈象征着跨国集团对劳动力、贫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环境的剥削的象征。对会谈的攻击不断，但是一些平凡的原因让其无疾而终。由印度和中国带领的发展中国家觉得美国及欧盟国家开出的条件不够优厚，不愿意为此取消它们的工业和农业关税壁垒。WTO一直在努力重开会谈，但是说到如何能提高其地位，使其更适合新形势发展，它也是黔驴技穷。
国际贸易体系跟金融体系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被削弱的贸易关系并不会引起一次又一次的突发性危机。如果有关国家觉得贸易规则过于局限或者不再适合他们的需要，他们会想办法绕过这些规则。这些做法的后果不那么明显，要经过一段挺长的时间才会偏离了多边主义及无差别对待的准则。
发展中国家经常投诉整个体系对他们不公，因为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工会、改革论者等各色人等不时地会以反全球化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他们反全球化的原因显而易见。但是新鲜的是，近几年来，富裕国家对这些规则有所不满。跟美国一样，多个世界大国内都出现了对经济全球化支持度大幅下降的现象，就像一股世界新潮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华尔街日报共同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认为全球化有利于美国经济的比例已经从2007年6月的42%跌到2008年3月的25%。更令人吃惊的是，越来越多在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也对全球化有益无害论提出了疑问。
战后最重要的经济学课本的作者，已故的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向他的同行们指出中国从全球化获得的很可能就是美国失去的。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和低收入国家的交易量虽小，却也能影响富裕国家内部的贫富不均。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曾任美联储副主席，他担心国际外包业务会扰乱美国劳动力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混乱。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旗帜鲜明地支持全球化，但也对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后果也深表失望。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被誉为克林顿政府的“全球化先生”，他对各国政府争相放松监管的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有需要统一各国的劳工标准。
尽管这些担忧不像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那样对全球化展开了全面的攻击，也代表了学术界的风气有所改变。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经济学家虽然还没有对全球化灰心，却对全球化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争论不休。在捍卫全球化的战争中，著名的贸易自由化倡导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及全球化支持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都站在第一线，他们认为反对全球化的人夸大了全球化的危害，低估了全球化的好处。但是他们对区域性的贸易合约却持不同意见，伯格斯坦支持，巴格沃蒂反对，他们之间辩论也相当炙热。
当然，我们提到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是反对全球化的。他们并不想废除全球化，而是要在国内外建立新的机构及新的补偿机制，从而使全球化更有效，更公平，更能持久。如果他们有具体的政策提案的话，这些提案也很不具体，也很少得到别人的支持。但是很明显地，全球化引起的冲突已经从街头转移到了经济报刊的专栏里及主要智囊团的讲台上。
2008年的金融海啸让世界经济陷入瘫痪状态，在此之前，学术界针对全球化的现状是否能持续展开了讨论，大家意见分歧就很大。今天，几乎没有人自信心爆棚地为全球化摇旗呐喊了，取而代之的是疑问、问题及怀疑。
换个话术
这不是全球化第一次崩溃了。早在1914年，以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志的金本位制不复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种种努力也不能使其重拾活力。未来几年世界经济也会面临同样的分解吗？
这个问题并不是特别不可思议。虽然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也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几亿劳工脱离了贫困，它却根基浅薄。国内市场通常建立在国内的监管及政治制度基础之上，全球市场的基础很薄弱。没有全球性的反垄断权力机构，全球性的最后贷款人，全球性的社会安全网，当然也没有全球性民主。换句话说，国际市场的弱点是管治不力，随之而来的是不稳定、低效率，群众基础薄弱。
政府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市场却是全球性的，这就是全球化的致命弱点。要使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就要小心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从中取得平衡。如果给予政府的权力过大，就会出现闭关自守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给予市场的自由空间过大，因为各国给的支持很少，世界经济就会不稳定。
1994年，美国、英国和其他盟国成员国在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的度假胜地布雷顿森林（Brenton
Woods）开会，制定战后的经济体系；1945年后的30年，世界经济秩序就是建立在布雷顿森林公约的基础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简单的多国协议，它让各国的决策者将重点放在满足国内社会和就业的需求的同时也兼顾到世界贸易的复苏和繁荣。该体系的过人之处在于它在同时达到的几个目的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它废除了一些特别限制贸易往来措施，同时让各国政府施行独立的经济政策建立各自的福利制度。对发展中国，来自国外的限制很少，它们可以实施各自选定的发展模式。国际资本流动受到严密的管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日趋繁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增加，1970年的石油危机给发达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也无法维持下去。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间，另一套更为雄心勃勃的经济议程逐渐取代了该体系，这套议程提倡进一步开放经济，深化全球一体化，努力建立我们所说的超级全球化。新签订的贸易协议重点不只是限制进口，还触及国内政策；国际资本市场管制被消除了；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其贸易和投资市场的压力日增。到头来，所以努力都只是为了经济全球化。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要打破战后全球化原有的模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忽视了它的成功秘密。结果是失望接踵而来。金融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是动荡而不是更多的投资，
更快的增长。在各国内部，全球化带来的不是水涨船高而是贫富分化，缺乏起码的社会安全网。这期间，也有国家经济建设成果斐然，比如说中国和印度。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没有采用新规则，在这场全球化的游戏中，他们选择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来出牌。他们没有无条件地向外国打开贸易和金融的大门，他们采取混合性战略，侧重于依靠政府干预来达到经济多元化。在此同时，完全按照新药方捡药的国家，比如拉丁美洲，却一蹶不振。全球化早期的成功给后来的失败埋下了种子。要给世界经济一个更为稳固的基础，我们需要了解市场和管制之间的微妙平衡。我在这本书里提出的理论基于两个非常简单的原理。第一个原理：市场和政府是互补的，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你想市场发展得更快，更好，相应的政府治理应该更多（更好）。政府治理不力的国家，市场运作一定也不好，政府管理有方的国家，市场也一定运作顺畅。第二条原理：资本主义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劳动力市场、金融、企业治理、社会福利等社会基础设施的不同组合都能达到经济稳定繁荣的目的。各国很可能而且也有权利根据不同国情来做不同的选择。这些原理虽然缺乏新鲜感，对全球化及民主制度的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也影响到两者应该同时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同意市场需要社会制度的治理及监管才能顺利运作，各国可以根据它们的喜好来决定这些社会制度以什么形式出现，你得出的结论会与主流经济学家的截然不同。
更重要的是，你会明白我为什么说世界经济有三大难以同时解决的政治难题：我们不能在追求民主，国家自主的同时追求经济全球化。如果我们想进一步推动全球化，我们就要放弃国家自主或民主政治。如果我们想进一步深化民主，我们就要在国家自主和国际经济一体化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我们想国家更为自主，我们就要在深化民主和进一步全球化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个难以三全的局面。
即使我们能同时推动民主和全球化，三大难题原理要求我们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政治体系，这个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及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也不是我们能在近期能建立起来的。它要求全球性的民主制定法律，支持这个法律制定过程的问责制度远胜于我们现有的制度。这样的全球性民主治理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认为，各国的需求及偏好五花八门，不可能有一套社会及法律制度能将它们包容其中。不论我们制定出怎样的全球性治理体系，都只能支持一个经济全球化的缩小版。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超级全球化和民主不相容。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所选择。我很清楚我要什么：民主和国家自主应该压倒超级全球化。民主国家有保护自己国家社会制度的权利，当这种权利和世界经济的要求发生冲突时，世界经济要让步。
你会认为这么说的话，全球化就完蛋了。所言差矣！我希望你读完这本书得出的结论是：给民主国家更多自主权能使全球经济基础更稳固，发展更健康。这就是全球化驳论的精华所在。宽松的国际法规给各国政府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这样的全球化更理想。它既能应付全球化的弊端，又能保留它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我们要的是充满智慧的全球化，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全球化。
经济学家也是人
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弱点及其带来的矛盾视而不见。他们将全球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归咎于大家不知道全球化的好处，或者是获利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游说。一味追求全球化激化了不同价值观和不同理想之间的内在矛盾，经济学家们对这些矛盾不够重视。他们看不到运作良好的市场和有的放矢的政府行为之间的联系。因此，他们开出的药方往往是有害无益的。有很多机会供他们更好地用所长为社会服务，但是他们都没有抓住这些机会。
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本关于经济学家及其理论观点的书。这本书还解释了这些观点对世界的影响，在这场金融海啸中扮演的角色；现在我们又应该如何应用其中的很多观点来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全球经济体系。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很自然地认为这些观点非常重要，它们毕竟是经济学家的观点。话又说回来，这些观点左右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成了政治家及其他决策者的话题，决定了我们可做的选择。这样看来，又真是很难高估这些观点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地，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及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都认为他们的研究同样重要。还有很多因素可以影响政策取向，比如说特殊利益集团及其代表其利益的政治组织，深入人心的社会思潮，及历史条件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仰赖其技术专长及必胜的信心，经济学在影响政策取向方面确实是占了上风。它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公共政策的语言，影响了我们的集体思维。凯恩斯的说法更为精彩：“一个人无论多么见多识广也会对某个过世多年的经济学家拜倒辕门。”我觉得他这么说还真是太谦虚了。过去50年，政策的制定都仰仗经济学家的观点，大部分是活着的经济学家的观点。
经济学家经常受到不公平的抨击。人们认为他们对社会、价值观、社会的共同目标毫不关心，脑子里只有效率和经济发展，被称为市场原旨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t）。大家还说，经济学家提倡的不是符合道德标准，合作共赢的社会行为，而是贪婪、自私、注重消费的物质主义。说到经济学家，大家就会想起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不断鼓吹自由市场好处多多，政府干预（无论是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就业、贸易或其他方面）弊端重重。这些想法并不正确。经济学家将自己对世界的分析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准则上，有些经济学家支持自由市场论，有些持相反意见。很多经济研究致力于发现哪些政府干预能推动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非经济性动机及社会合作共赢的行为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市场原旨主义的吹鼓手，问题在于他们像常人一样也会犯上启发性偏差（heuristic
biases）的毛病。在他们身上，我们往往会看群体思维、过度自信的倾向；他们过分依赖支持他们所持的观点的证据，对那些跟他们所持观点不相吻合的证据则不屑一提。他们也受潮流时尚的影响，不同的时候所持的观点也不同。最近发生的事件对他们所持观点的影响最大，陈年旧事也就时过境迁，成了过眼云烟了。他们的太多精力放在寻找上次危机的解药，对如何应付将要发生的紧急事件重视不够。他们往往将持不同意见者归为两类，一类是无知，另一类是受利益驱动；很少认为不同意见是真的源于对基本情况的看法不同。他们还有不同的小圈子，对谁是圈内人，谁是圈外人分得很清（比如说谁是某协会的正式会员是一派，不是正式会员的又是另一派）。像所有学有专长的教授一样，如果一个不是经济学家的人发表经济学方面的观点，他们认为他是班门弄斧。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只是凡人。他们的行为也是凡人所为，他们并非超级理性，就像他们使用的模型一样只为社会谋求福利，这些都是杜撰出来的。但是经济学家又并非和所有凡夫俗子都一样。他们的知识为国内、国际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环境。他们备受尊重，一言九鼎，而且好玩的是，经济越糟，就越多人听他们的。经济学家的判断出错了，他们偶尔也会出错，他们确实会给社会造成伤害。
但是他们的正确判断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经济成功典范，就像战后多边贸易体系的形成，中国、印度的崛起都是建立在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之上；这些观点经过经济学家的反复阐明，变得简单易懂：贸易胜于闭关自守，激励机制很重要，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我要向大家展示的是经济学有很多值得颂扬的地方.
所以，这本书不是叫大家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的品德教育资料。一些人将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经济学家，一些持市场原旨主义观点的经济学家经常对自己的观点自鸣得意，我对两者的容忍度都有限。我既不会经济学家的观点，也不会为之摇旗呐喊。我要指出哪些时候它们的应用是恰当的，哪些时候则是不当的；我们以它们为基础建立一个更好的全球化体系，一个经得起考验的，符合各国的价值观及理想、抱负的新体系。到目前为止，大家要么把经济学当成灵丹妙药，要么觉得它是浪得虚名。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大家做出自己的鉴别。
[译者后记]
2008年初，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作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首当其冲。我在雷曼兄弟工作的朋友一夜间全部失业，我们公司里的同事也都人人自危。恒生指数一天跌1000到1500点。这在行外人看来只是一个个抽象的数字，我们的生计，前途都挂在这些数字上。以前被大家成为金领打工仔的我们成了很多投资者的声讨对象。
在此之前，“全球化”在我的字典里一直是一个褒义词，我们抱怨中国监管机构不对我们开放市场，让我们的金融产品在国内市场畅销无阻。如果中国市场像香港的一样开放，我们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中国专家”就更会身价百倍。但是一场金融风暴把我们从这个由美国房地产泡沫堆砌成的金色舞台上推了下来。我眼前的事实是很不全球化的中国大陆和完全全球化的香港相比，情况要好的多。我开始领悟到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点石成金的魔杖。如果不是魔杖，它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变脸之后的杀伤力这么大呢？
我在苦苦思索。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本书。只读了一节，我就被深深吸引住了——我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作者丹尼?罗德里克引用了大量的史实，从历史的角度，从人的本性的角度，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充分说明了全球化为什么是一把双刃剑。在不精于剑术的人手里，它既会害人又会害己。
与其说我是本书的译者，不如说我是本书的思想受益者。翻译了这本书后，我又回到了香港的金融界工作，现在我知道国内监管机构对国外产品服务的开放采取一种逐步，可控的方法是对的。人民币的升值按照我们的步伐来升值是有道理的。中国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上层建筑和与之配套的生产力，叫它社会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并不重要。因为我自己找答案的心如此迫切，世界上一定还有很多人此心同我。想到翻译此书肩负着为这么多人提供答案的重任，翻译中，我诚惶诚恐，唯恐有哪一处哪一句没能把作者的原意传达给读者，于是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反复咀嚼，方成此书。
有幸与《全球化的悖论》结缘，我首先要感谢湛庐文化的周博、董寰老师给我的这次机会。其次，要特别感谢广东省深圳市枫叶红英语的霍秦老师、在香港的同事Dennis
Lau, Marco Tang和Mark
Chan先生，他们在技术上给我提供了帮助，是他们的帮助和鼓励让我顺利完成本书的翻译，感谢他们孜孜不倦的教诲和指导。此外，更要对我的姐姐和姐夫廖剑玲和周家昆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感谢他对我的鞭策，敦促我更加严谨地完成翻译工作。感谢父母亲对我的鼓励，感谢他们的一力支持。最后，要特别感谢湛庐文化的编辑老师对本书的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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