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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修订版)

書城自編碼: 1811669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中國史
作 者: 邓野
國際書號(ISBN): 9787509727843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1-11-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519页/40万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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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观点。作者认为,1944年,也即日本投降前,中国的政治主题已经由两国(中国、日本)三方(国民党、共产党、日本),转变为一国(中国)两方(国民党、共产党)。2.
新史料。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派张莘夫接收东北抚顺煤矿,不料,张被杀害。为此,国民党认为张被共产党杀害,而共产党坚称张乃国民党杀害后嫁祸于共产党。作者根据最新史料得出,张为共产党所杀:“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把他们几个人杀了。”3.
故事性强,可读性高。叙事严谨,逻辑严密。步步深入,将国、共为何一直都在谈判,却最终没有谈成分析的透彻明了。
国、共一直谈判,为何最终一次也没有谈成?《南方周末》年度推荐图书《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新观点、新史料,解析重庆谈判孰高孰低。
大舞台,大博弈,谋略中国,国、共、美、苏、民盟五方角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废除一党训政、建立联合政府何以终成泡影?
谁能相信,中国曾经离宪政如此接近!任何看过《建国大业》的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国共三年内战,是哪方打响了第一枪?
內容簡介:
1944-1946年间,抗日战争快要接近尾声,中国即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为此,在接下来的政府中,国共两党应该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两党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与谈判。《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就是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谈判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谈判最终走向战争的。
本书既有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的睿智与无赖,又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的坚持与无奈;既有国民党外交苏联背弃中共,又有共产党利用美国施压国府,更有民盟的抗争与无奈,最终,当国共谈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又是哪方打响了三年内战的第一枪?
目錄
导论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第一章 国共力量的消长与两党合作基础的演变──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一号作战与国共关系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联合政府旗帜下的第三方面
 中共的两个部署
 
第二章 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
 史迪威出局与赫尔利入局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一回合
 国共策略的调整──两手对两手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二回合
 
第三章 国民大会与解放区代表大会
 两党的举措与意图
 国共的两个党代会
第三方面的斡旋
 中共关于“解代会”的筹备
 
第四章 中苏谈判与中苏条约──蒋介石的一个政治布局
 国民党的政治需要与中苏谈判的提出
 雅尔塔决议与中苏谈判的启动
 中苏谈判第一阶段
 中苏谈判第二阶段
 中苏条约的批准与评论
 
第五章 重庆谈判──背景与条件的转换
 两周的较量──日占区的归属与国共版图的重新划分
 邀请与应邀
 重庆谈判的基础与主题
 主题的交锋与两党政治理念的展示
 僵持与妥协
 各方得失
 
第六章 国共两军战略方向的选择与展开
 中共战略方向的调整
 中共各项部署的展开
 中共在东北的战略部署
 国民党的战略考虑与展开
 
第七章 苏军的双重性与东北的三角格局
 东北行营退出与再入长春
 中共东北战略的再调整
 国民党与苏军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争执
 
第八章 政治协商会议──背景与条件的再转换
 政协会议的国内背景
 政协会议的国际背景
 政协会议的组成、议题与性质
 政协会议前奏曲
 五项议题的争论与协议
 热议、隐患与结论
 
第九章 多向与无序的政局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关于时局的判断
 国共关于整军方案的谈判
 国民党对政协协议的不满及其焦点
 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继续争执
 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继续争执
 反苏反共游行的爆发
 
第十章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两个僵局的形成
 二中全会开幕与主题辩论
 国共就两个焦点问题的磋商
 二中全会期间的蒋介石
 二中全会与国民党内部关系的变化
 二中全会的政治后果──两个死结
 
第十一章 四平决战
 三角格局的淡出与东北问题的演变──国共四平对峙的形成
 中共关于进占长春的考虑与决策──政治要求之下的军事方针
 四平决战与重庆谈判
 战局的转折与谈判的转折
 关于四平之役的争论与评价
 
第十二章 最后的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停战令与停战条件
 中共的部署与反击
 最后的谈判
 不宣而战
结束语 民国政治的逻辑及其历史局限
內容試閱
张莘夫案
蒋经国访苏之后,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毫无改善,尤其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苏军的立场毫不松动。这样,杜聿明所部长时间滞留南满,不能展开军事接收。
如前所述,还在上年末张嘉璈率东行营重返长春的当日,张即判断:苏军之所以延缓撤军,其意图是:“可有从容时间,讨论经济问题”。看来,蒋介石比张嘉璈晚了一个多月才意识到这一点。1946年1月,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俄军似已决心拖移撤兵日期,其意有二:甲,必须经济合作条件达成其要求目的而后撤兵。乙,或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彼乃同时撤退。”为打开这一僵局,1946年1月中旬,蒋采取了一项折中方案,即选择部分企业与苏方合作经营,但拒绝全面合作,蒋称之为“缩紧”政策。1月中旬,蒋致函张嘉璈,表示:“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
完全接受苏方要求,既损国家主权,又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将遭到广泛的批评;完全拒绝苏方要求,则又无法展开接收东北的行动;这个折中方案的意图,就是试图局部满足苏方要求,从而换取苏方协助国民党军接防。
就在中苏双方为东北日资产业归属问题争执不下之际,作为这种争执背景的具体表现,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莘夫事件。
张莘夫当年47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曾任煤矿矿长、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处长、钨业管理处处长等职,此次在东北的职务为经济部东北接收委员。1946年1月14日,受张嘉璈指派,张莘夫偕随员7人,由沈阳乘火车前往抚顺,与苏方接洽抚顺煤矿接收事宜。1月16日晚,张莘夫一行由抚顺返回沈阳,途经李石寨车站时,张莘夫及其数名随员被杀害。
张莘夫案于1月下旬披露出来后,在中国知识阶层引起极大愤慨。国民党方面认为是苏军与中共所为,而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于2月27日就此事答复重庆外交部时称:“张莘夫被害系暴徒所为”。
另外,中共中央在2月25日一份内部指示中表示: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由于相关各方各执一词,该案的真相,数十年来未能澄清。现在,随着相关材料的披露,该案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吴亮平时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军分区政委,多年之后,吴亮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下一份材料,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吴写道:“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来接收抚顺矿务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权。不多几天,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此事件给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党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每念及此,辄深为痛心。这一事件的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为此政策上的大错误,我受到东北局给的撤销工作处分,我作了检讨,并于1月底离开了抚顺的工作。”
根据这段材料,张莘夫事件基本清楚了,此即“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指挥者为苏联红军,执行者为“我们部队”。
张莘夫遇害案并非一起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其特定的背景,此即中苏关于日资企业归宿问题的争执。抚顺煤矿的归宿当时尚未达成协议,在此情况下,一方要求接收(国民党),另一方,“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我们当指苏军与中共)。作为接收与抵制这一对立的体现,于是发生了此一事件。张莘夫是受张嘉璈的派遣前往抚顺的,作为这件事的直接当事人,张嘉璈当时就在其日记中判断:“此事显然表明苏方不愿我方在经济合作问题未解决以前,接收抚顺煤矿”。
也就是说,苏军所以如此,是为拒绝向东北行营移交抚顺煤矿。
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经济合作采取“缩紧”的指示后,张嘉璈对于此项政策的出台作如下判断:“在中央辅助蒋主席作东北问题之决策者,为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雪艇、及经济部长翁詠霓。宋王二人,因当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冲,惟恐再受攻击,宋则取极端冷淡态度,王则取极端谨慎态度,翁则以宋王态度为转移……使蒋主席为主权与法理两理论所拘束,因有只可缩紧,不宜太宽之指示。”翁文灏字詠霓。所谓主权,指经济合作涉及中国主权;所谓法理,指经济合作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张嘉璈认为,宋、王的这两点意见束缚了蒋,妨碍了蒋对东北问题的决断。
相反,王世杰则认为,接收东北之所以成效甚微,其责任在东北的两位主要当事者。王认为:“公权态度颇嫌软弱,对苏军过于迁就;熊天翼厌恶苏军,却又不肯负责应付。目前东北接收之障碍于以日增。”
为缓和与苏军的关系,政协会议期间,重庆政府特意选择此一国共合作的背景,派宋美龄于1月22日飞赴长春,代表中国政府向苏军有功将士授勋。苏方称马林诺夫斯基因事回国,宋未见到马林诺夫斯基,当然任何实际问题不能解决,宋美龄无功而返。
总之,东北的局面一筹莫展。
1946年2月1日,这是苏军撤离东北的最后期限,但苏军毫无撤退迹象。是日,马林诺夫斯基约见张嘉璈,直截了当地表示:“愿与阁下交换关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之意见。”张嘉璈根据重庆的“缩紧”指示,表示可就部分项目与苏方合作。对此,一同参加谈话的苏方经济顾问斯拉特阔夫斯基断然拒绝道:“华方提议,不能作为可使谈判成功之基础。”
接下来,张嘉璈转移话题,张说:“鄙人愿乘机会,与阁下一谈政治问题,实因政治与经济有密切关系。中国政府现陷于极困难之地位,因一般人士责难政府,数月内在东北,仅接收数市,至接收之省份,则名存实无……故今如订立经济合作办法,恐仍是只有义务,而他人享其权利。”张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表达了对苏方的不信任。
面对张嘉璈此番言论,终于,马林诺夫斯基也将苏方为什么坚持经济合作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他说:“满洲地形与苏境衔接,插入苏境极深,故必须借经济合作,使满洲不再对苏联有所威胁。”此言之意,就是要以经济合作这一方式,将东北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以此方式保障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最后,马林诺夫斯基表示:经济合作“希望早日解决,使鄙人及军队可即离此。”等于重申,经济合作的成立是苏军撤军的先决条件。
2月4日,张嘉璈铩羽而归,返回重庆。此刻,蒋介石也实在无计可施了,蒋对张说:“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由于熊式辉早已离开长春而驻锦州,张嘉璈此次返渝之后,奉蒋之命留渝不归,这样,东北行营在长春实际上名存实亡。
由于经济合作无结果,苏军开始将工矿企业的机械设备大批拆卸,搬运回国,东北的经济利益还是未能保住。
因经济合作而产生的僵局,其政治后果是,中苏条约谈判期间略有改善的重庆政府与苏联的双边关系,至此完全被抵消。关于这件事处置上的失策,张治中曾于1948年5月致函蒋介石,对此作如下结论:“今日东北局面之演成,实由于对苏外交之失败,当时外交当局,不知收回东北为政治利益,保全工矿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当然重于经济利益,乃竟着重经济利益忽略政治利益,前提一误,全局皆输。”张的意见当时能否真正行得通,姑且不论,总之,就结果而论,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最终是政治、经济“全局皆输”。
中苏经济合作久拖不决,其另一个后果是,东北问题逐渐国际化,美国开始插手,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1946年2月9日,美国分别照会中苏两国,认为:中苏协商管理满洲之工矿企业,违反门户开放原则,此一问题之解决,须有美国参加。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王世杰转交了一份美国国务卿的照会,表示:“美国政府认为,日本的国外财产(如满洲的工业)之处置,系有关曾荷负击败日本任务的各主要同盟国家共同利益”。意即东北的日资企业为盟国的“共同利益”,而非中苏两国所有。“因此美国政府于接获中苏双方已在进行商讨,其结果或将使满洲工业成为绝对的中苏共管之报告后,甚为烦虑。”而美国之所以对此不满,其原因是:“美国及其他同盟国人民之未能获得参加满洲经济发展之均等机会”。
2月13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告王世杰:“苏联关于东北之权利,只限于中苏友好条约范围以内。现闻中苏两国商谈东北经济与工业之管制,若违背门户开放原则,美政府不能承认。”
美国方面在东北日资企业归属问题上的立场,显然延续了上个世纪以来的对华政策,此即: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那么,美国关于门户开放的要求,对于已经陷入僵局的东北问题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当事人,张嘉璈早已看出将产生两个负面影响:一方面“使外交当局对于战利品之要求,更受一种束缚。同时使主张对苏采取强硬态度者,觉得吾方可借美国助力,以抗苏联。以后谈判将益增困难矣。”增加一个利益分配者,在交涉中必然增加一种束缚。
归纳起来,围绕东北的日资产业,苏方视为战利品,认为应归苏方所有;而中方则认为,应当作为日本对华战争赔偿归中方所有;现在,美国又提出应成为对日作战的各主要盟国的“共同利益”,即美国也应有一份。这样,中方的立场不仅未能得到支持,反而多了一层“束缚”。另一方面,主张对苏持强硬立场的人,认为美国的这一表态,可以将美国引入东北纠纷,借助美国对抗苏联。这两种后果在张嘉璈看来,只会使交涉“益增困难”。
但是,美国关于东北问题的表态,除去一些谈话和照会,便没有实际动作了。正如张嘉璈所说:“美国空言仗义”。这种空言仗义对于中国的后果又是什么?作为当事人,张嘉璈的体会无疑是最深切的,张说:“友邦之仗义执言,不特不能帮助解决,且增加弱国之进退两难。东北本案,益趋黑暗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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