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的《我城》与也斯的《剪纸》，最初是以报纸副刊的专栏形式每日连载，书写香港20世纪70年代的面貌，前者以童话的寓言格局，涵盖整个香港社会发展的重要脉络，或正面批评香港的清洁运动、教育问题、语言及文化身份的疑虑，或侧面映现中东石油危机与越南难民问题对香港生活及经济的影响；后者透过魔幻写实的手法，配合精神分裂的书写，呈示70年代末期的香港在踏人80年代的时候所面对的困境，当中包括资讯社会的发达及其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异化、商业文化潮流带来的生活幻象，以及城市高度的发展对香港地貌与精神文明的破毁，等等。换句话说，《我城》和《剪纸》的连载，是以报纸的专栏形式，逐日逐日的书写和建构70年代的香港，是与每日发生的社会大事及副刊上其他形形色色的专栏文字，一起出现或互相对照的，这是香港专栏文学的特色。从《我城》与《剪纸》书写香港的连载特性，联系香港专栏文学的文化色彩，确实是一个有趣而又亟待探讨的话题，譬如说香港报纸副刊专栏的历史发展到底如何?专栏的文学性与文化意义又在哪里?作为一种媒体，专栏如何发挥它的社会功用与文化反思的能力?寄存于新闻报纸之中，副刊的空间又如何与社会现实息息和应或参差比对?这个篇章，没有企图在狭小的范围内解决上述庞大的提问架构，却只尝试通过对70年代两份报纸——《香港时报》及《快报》——不完整的阅读，整理当时副刊专栏的文化面貌，以及处身其中的历史背景、社会脉络和世界局势，当中涉及的议题包括：自1967年暴动以来的“解殖民化”过程the
process of decolonization背后隐含的殖民体制，70年代香港“本土意义”local
consciousness在不同文化范畴上的成长与蜕变，香港社会结构与经济模式的转型对大众生活的牵动，中国内地及世界局势的变化对香港的影响，同时，也探讨在以上种种的冲击下，报刊专栏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以此作为探讨香港70年代文化面貌及风采的一个切入点。
1．政治改革与社会建设
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是从五六十年代“难民社会”发展至注重本地建设的时代，也是下开80年代社会丰裕的基础。所谓注重本地建设，指的不但是港英政府自1967年“暴动”以后，实施一系列企图安定民生、建设的措施，而且还指向在各种社会运动冲击及各类普及文化迅速发展的带动下，香港文化的本土意识与本土身份的探索与确认的阶段。70年代的香港，有别于五六十年代的难民社会，造成差异的因素众多，除了是人口结构从内地移民到本地成长的一代与经济模式从转口贸易到工业制造到金融业发展的转变以外，施政的方向、社会运动的诉求以及中国局势的转变等，都是主因，其中尤以1967年的“暴动”最为分水岭及转捩点。
不少论者认为“六七暴动”是香港历史重要的转折，转折的迹象，除了是港英政府为粉饰太平、转移公众视线而筹办的“香港节”
与“工展会”等活动的表象以外，重要的还是英国政府对香港殖民地政策的调整，如何通过表面的解殖化的施政方针与本地化的社会建设，进一步加强治理香港的稳定力量。从1967年到1979年，处理香港事务的港督是戴麟趾Trench，Sir
David Clive Crosbic，任期：1964—1971与麦理浩Maclehose，sir Cranford
Murray，任期：1971—1982，其中尤以麦理浩的影响性最大。他的建设香港计划固然重要，但他以出身外交一部，第一个驻外大使身份调任港督，打破历来港督出身军部将领或资深殖民地官员的惯例，也不容忽视，事实上，麦理浩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实在有利于他在70年代的任期内，试图解决香港在1997年后的前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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