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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大战略视野——清晰梳理西方战略思想的脉络和精髓，一目了然。
2.融会东西——放眼东西，将西方与中国战略思想互相参照、对比分析，融会贯通，更易理解、值得玩味。
3.兵学大家名作——钮先钟为台湾首屈一指的军事战略家，被誉为“蒋百里之后第一人”，本书鉴古论今，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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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以时间为序，历述从古希腊到二战结束西方世界战略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过程，重点介绍西方历史中最富盛名的战略大师的思想，包括修昔底德、柏拉图、马基雅弗利、拿破仑、约米尼、克劳塞维茨、俾斯麦、戴布流克、马汉、柯白、富勒、李德哈特、杜黑等；不仅详论陆权理论，也具体阐述了海权和空权思想。
书中对于各位战略名家的中心理念，其思想与时代背景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世局和后人所造成的影响，都作了详尽深入的剖析和精妙的点评，并常与中国历史中相应人物、思想相互比照分析，鉴古论今，发人深省，是进入西方战略思想殿堂的重要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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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钮先钟（1913－2004）
著名军事史学家、中西方战略研究学者，被誉为“蒋百里之后第一人”。一生著、译近百种，主要著作如《孙子三论》《西方战略思想史》等，译著有《西洋世界军事史》《战争艺术》等。
生于江西九江，南京金陵大学理学士，曾任台湾《新生报》总编辑、军事译粹杂志社总编辑、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教授、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荣誉教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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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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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导言
基本观念
选择原则
全书纲要
第一篇 古代：西方战略思想的萌芽期
第一章 希 腊
西方文明的摇篮
著作与思想
大战略与海权
第二章 罗 马
从共和到帝国
史学与兵学
帝国大战略
第二篇 中古时代：西方战略思想的停滞期
第三章 拜占庭
东罗马的兴起
大战略与国防体系
千年帝国的衰亡
第四章 中世纪
封建主义的兴起
骑士与城堡
王权的扩张
第三篇 启蒙时代：西方战略思想的复兴期
第五章 马基雅弗利
时代与生平
著作与思想
马基雅弗利与后世
第六章 世纪
军事革命
蒙丘可利
范 邦
第七章 世纪
启蒙时代
法国军事思想家
法国之外
第四篇 近代（上）：西方战略思想的全盛期（一）（世纪前期）
第八章 拿破仑
革命的遗产
天才与思想
对后世的影响
第九章 约米尼
启蒙的延续
约米尼的生平
著作与思想
批评与影响
结 论
第十章 克劳塞维茨
启蒙的反动
克劳塞维茨的生平
思想的演进
论战争性质
政治与战争
缺失与影响
结 论
第五篇 近代（中）：西方战略思想的全盛期（二）（世纪后期）
第十一章 普德学派
新时代的来临
毛奇的生平
毛奇的思想
希里芬计划
大战前夕
第十二章 法国学派
世纪前期
普法战争的冲击
攻势崇拜
殖民战争
第十三章 文人战略家
俾 斯 麦
戴布流克
布 罗 赫
第十四章 海洋与战略
海权思想的源流
柯隆布兄弟
马 汉
柯 白
欧陆国家
第六篇 近代（下）：西方战略思想的全盛期（三）（世纪）
第十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
鲁登道夫
豪斯霍夫
第十六章 近代英国两大师
富 勒
李德哈特
第十七章 战后海权思想
英 国
欧陆国家
第十八章 空权思想的兴起
早期的发展
杜黑与《制空论》
美英两国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
第十九章 美 国
建国初期
内战时期
一战前夕的荷马?李
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十章 俄 国
帝俄时代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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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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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录
拿破仑非常重视人的因素。他说：“在战争中许多人轻若鸿毛，而有一人重如泰山。”他又说：“一位坏的将军要比两位好的将军还要好一点。”拿破仑自视颇高，目无余子，他说：“我之所以为我者，是意志、性格、勇气所使然。”然后他又反而言之：“由一头鹿领导的狮军（an
army of
lions），根本上就不是狮军。”拿破仑非常重视将道，在这一方面他有很多的名言：“将军的必要素质即为决断（resolution）。”“战争的成功有赖于慧眼（coup
d’oeil），必须能察觉会战中的心理关键时刻。在奥斯特里兹，假使我提早6小时发动攻击，则我应已失败。”
拿破仑对于心理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他有一句名言：“在战争中精神之于物质是三比一。”他经常使用各种手段来激励士气，他深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他的劲敌威灵顿曾指出，拿破仑给予军人以特殊奖赏，任何军人甚至于二等兵都有封侯拜将的机会。不过，他又认清仅凭物质奖励还不够，因为“英勇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他的秘诀是诉之于荣誉感。他了解人之所以愿意牺牲生命，往往是由于其本身所并不了解的原因。他深知心灵感应之微妙，经常与其部下保持个人接触，他说：“人员对我有信心，精神力往往比数量更能决定胜利。”他个人的魅力和信心对于其部下和敌人都能产生重大的精神冲击。威灵顿认为拿破仑个人的出现可以相当于四万人的大军，在一片“皇帝万岁”（Vive
l’Empereur!）的欢呼声中，法国部队就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克劳塞维茨对此也深有认识，他曾剀切指出任何战争理论若不考虑官兵的心理则根本毫无意义。
拿破仑深明“兵贵神速”的古训。他说：“在战争艺术中也像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力量与重量之间的决定因素。”他又说：“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无可补救，任何解释都没有用，因为迟误即为作战失败的主因。”在乌尔门（Ulm）战役中，他的部下们说：“皇帝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战争方法，他所利用的是我们的双腿而不是刺刀。”因此，拿破仑又说：“最好的兵不是会打仗而是会走路。”“军人的首要素质即为忍苦耐劳，而勇敢尚在其次。”反之，他又非常重视人员的健康，他说：“疾病是最危险的敌人。”“宁可让部队去从事流血最多的战斗，而不可让他们留在不卫生的环境中。”
拿破仑一向坚持由他一人指挥，但当他的大军人数到达6位数时，这种办法也就开始行不通。战场的辽阔，单位的众多，已经无法再由他一人控制。简言之，拿破仑未能建立一套适当而有效的指管通情系统（C3I），实为其最后失败主因之一。拿破仑对于手下的大将只要求他们服从，而并不容许他们有行动自由。诚如他的参谋长贝塞尔（Louis-Alexandre
Berthier）所云：“无人知道他的思想，我们的职责就是服从。”这也正是古今独裁者的通病，对于奇才异能之士往往不敢重用，而庸才却能获得信任。拿破仑在圣海伦岛（St.Helena）上曾经这样感慨地说：“假使有一个像屠云尼那样的人在战役中做我的副手，则我应该已经是世界的主人。”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当时，甚至于在其帐下，也并非没有可用的人才，只是他并不重视而已。反而言之，即令有屠云尼那样的人才，他也还是不会完全信任，结果也还是不能发挥辅弼的功效。从这一点来评估，拿破仑实不如汉高祖刘邦。
拿破仑的最大弱点也许还不是在军事方面，而是他未能从大战略的观点来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虽是法国革命的儿女，但并不了解工业革命的含意。他只想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秩序，但却完全忽视“权力平衡”的运作。他知进而不知退，能发而不能收，好大喜功而不知持盈保泰。到最后终于丧失了平衡合理的战略意识，将其国家资源和部队战力消耗殆尽，而走向败亡的不归路。
大战略的理想是长治久安，大战略家的任务是深谋远虑。必须深谋远虑，始能长治久安。但真正的深谋远虑又谈何容易，所以长治久安也就往往可望而不可即。在我国历史中，只有周公可以算是第一位可考的大战略家。而在西方近代史中，只有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曾达到深谋远虑的水准，并接近长治久安的理想。
我国孟子曾经说过：“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这暗示即令没有强大的权力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也一样能够达到创业建国的目标。反而言之，若缺乏智慧和意志，则即令有很好的权力基础，结果也还是有失败的可能。俾斯麦的一生事业对于上述的观点可以提供极佳的例证。
克劳塞维茨认为任何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澄清观念和理想，以免其混淆不清。他又确信理论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所以，不可为理论而理论，尤其不可因墨守理论而牺牲现实。战争并不等于下棋，双方毋需遵守同一规律，而且也可随时改变其规律。简言之，战争中根本无规律之存在，战争是由非常复杂的互动所组成，随时都在变，恰如克劳塞维茨所形容，是一只真正的变色蜥蜴。
1890年，也就是其逝世之前一年，毛奇还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名言：
“假使战争爆发，则无人能预知它会打多久和如何结束。欧洲各大国的军备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强度，现在正要进入彼此决斗的战场。没有任何国家会在一次甚或两次战役中被完全击败，并被迫投降。任何国家都能再起，甚至于仅在一年之后，又继续斗争。各位议员先生，那可能是七年战争，也可能是三十年战争。那个放火把欧洲付之一炬的人，那个首先把火柴丢进火药桶的人，真是罪该万死！”
这一段常为人所引述的话，不仅充满了预言的意味，而且也是对后世的严厉警告。
李德哈特在1927年以前还不曾读过《孙子》，但其思想在许多点上都已与孙子不谋而合。到1929年首创间接路线观念时，他不仅已经读过《孙子》，而且更已深受孙子的影响。他以后在著作的卷首列举《孙子》语录十三条即可为证明。若用《孙子》的“术语”来表示，直接就是正，间接就是奇。所谓间接路线不仅为迂直之计，而也正是奇正之变。
李德哈特到晚年对《孙子》更是推崇备至。他在1963年替格里弗斯（Samuel B.
Griffith）所新译的《孙子》英文本作序时，曾指出《孙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但在思想的渊博和深入程度上，从无后人能够超越他。李德哈特认为在过去所有一切的军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与其比较，但甚至于他还是远比孙子“陈旧”（dated），尽管他的著作晚了二千余年。李德哈特认为：“孙子眼光较清晰，见识较深远，而更有永恒的新意。”李德哈特最后又还这样说：“《孙子》这一本短书所包括的战略和战术基本知识，几乎像我所著的二十多本书中所包括的分量一样多。
李德哈特又曾很认真地说：
“史学家的正确任务就是把经验蒸馏出来以作为对未来时代的一种医学警告，但所蒸馏出来的东西并不是药品。假使他已竭尽其所能，并忠实达成此种任务，则他也就应该心满意足。如果他相信后代一定会吸收此种警告，则他也未免过分乐观，历史在这一方面至少已对史学家提供了教训。”
这一段话固然有一点讽刺，但也的确显示出人性的最大弱点：人类并不向历史学习，而尤以人类中的“伟人”（great
men）更是如此。李德哈特对于人性弱点深有认识，他指出：
“那些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其作决定时的基础往往不是平衡的判断，而是感情的冲动，以及低级的个人考虑。”
人往往大事糊涂，小事细明，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样的事实不胜枚举，深值警惕。李德哈特曾举例指出，
1939年的波兰外长贝克（Joseph Beck），在一支香烟还未抽完的时间内即已决定其国家的命运。
约米尼在战略思想史中可算是一位奇人。他是真正的无师自通，独来独往。他不曾受过任何正规军事教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人战略家”。他的许多著作和观念随着时代的演进，可能逐渐为人所忘记，甚至于也的确不免过时落伍。但这并不影响其不朽地位。其最大贡献并非在著作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诚如何华德所言，他可以算是军事科学领域中的“牛顿”（Newton）。他对基本观念曾作澄清的解释，对基本原则曾作客观的分析，他把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带入这个一向被认为不能“科学化”的神秘领域，尤其是他使其同时代的人认清智慧在战争中的地位。
约米尼并不轻视经验，但他却认为仅凭经验学习还不够。他很幽默地引述菲特烈的名言说：“一匹在尤金亲王帐下服务的骡，虽曾历经21次战役，但仍不能变成优秀的战略家。”所以，他认为经验与思考必须互相配合，理论与实践必须互相印证。他说：
“以正确原则来形成正确理论，而以实战经验和战史研究为背景，即可当作最好的学校来训练优良将才。假使还不能造就真正伟大的人物，但至少能产生相当杰出的将领，使其地位仅次于战争艺术中的真正天才。”
这也正是说明战略学可以研究，战略家可以培养的道理。
约米尼到晚年也像牛顿一样虚怀若谷，牛顿自比是在海边弄潮的小孩，偶然捡到几颗贝壳，约米尼也以同样谦虚的心情作结论说：
“今天绝不可以说战争艺术的发展已尽善尽美，不可能再有进步。太阳底下没有任何东西尽善尽美。即令把古今名将会集一堂来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还是不能制定一套完善、绝对、不变的理论。”
1911年 12月，他随着孙中山从巴黎回到上海。1912年 1月
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荷马?李也躬逢其盛，并开始以军事顾问身份视察军务，时人称之为“美国李大将”。但很不幸，到2月1日，荷马?李突然中风并立即昏迷，以后虽清醒但已半身不遂。于是他决定返回美国。回美国后，病情仍无起色，终于在11月1
日去世，享年还不满36岁。
古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像荷马?李这样一个人，虽为旷代奇才，但却英年早逝，立德、立功都说不上，假使他再没有著作传世，则与草木同朽也就可说是命中注定。但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荷马?李以他那样恶劣的身体状况，除为中国前途热心奔走以外，又还能留下两本具有相当不朽价值的战略著作。这的确有一点近似奇迹。
荷马?李所受正规教育相当有限，大学只读了两年而未毕业，至于有关战略的学问则完全有赖自修。他的思想虽不免杂乱，但仍能成一家之言，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大概在1907年的春天，日俄战争不久之后，他就开始着手写其第一本书。书名为《无知的勇气》（The
Valor of
Ignorance），也许较文雅的译名应为“匹夫之勇”。根据其自序，他是在完稿之后故意等了两年才出版，其目的是为了想让时间来证实或否定其书中的假设和结论。虽然在几年前荷马?李对于中日两国志士的合作表示乐观，但现在却采取完全相反的立场。他指出日本有支配中国和太平洋的野心，将成为美国的重大威胁。
甚至于这本书在1909年出版之前即已受到当时美国高级将领的注意，包括陆军参谋总长贾飞中将（Lt. Gen.
Chaffee）在内。荷马?李也曾把该书献给美国元老政治家之一的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以后他并曾要求鲁特支持中国革命运动。不过，除少数军人以外，这本书在美国几乎没有其他的读者。据说纽约市立图书馆有一本，但直到1941年一共只有三个人曾经借阅。但在日本不仅有盗印本出现，而且也被译成日文，并改名为《日美必战论》，第一版在三个月内就卖掉了84000本，以后还曾再版多次。至于把此书译成中文、法文、德文的计划则始终不曾实现，但英国陆军耆宿罗贝兹元帅（Field
Marshal Earl Roberst）却十分欣赏此书，并特别致函荷马?李表示仰慕之意。不过，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此时虽已露头角，但似乎还不曾看过此书。反而言之，荷马?李也不曾与当时的地略学前辈，包括海权大师马汉在内，有任何接触，或受其影响。
◎精彩试读【第十三章】文人战略家
【俾斯麦】
从17世纪到19世纪，几乎所有的战略家都是职业军人，他们的思想，除极少数的例外，也都是在军事范围之内。严格说来，应称之为军事思想，而并未达到所谓战略思想的境界。不过到了19世纪后期，此种情况开始有了改变，不仅已有少数文人战略家（civilian
strategist）出现，而且他们在思想上也都已经超出军事的层次而进入大战略的境界。这些文人之中包括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人物在内，尽管他们可能并不以战略家自居，但我们仍应将他们列入西方战略思想史的范围之内。
作者常对大战略观念作下述的简单解释：大战略的理想是长治久安，大战略家的任务是深谋远虑。必须深谋远虑，始能长治久安。但真正的深谋远虑又谈何容易，所以长治久安也就往往可望而不可即。在我国历史中，只有周公可以算是第一位可考的大战略家。而在西方近代史中，只有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曾达到深谋远虑的水准，并接近长治久安的理想。[1]
我国孟子曾经说过：“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这暗示即令没有强大的权力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也一样能够达到创业建国的目标。反而言之，若缺乏智慧和意志，则即令有很好的权力基础，结果也还是有失败的可能。俾斯麦的一生事业对于上述的观点可以提供极佳的例证。
1861年，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1888）在其兄死后继承普鲁士王位。他是一位标准军人，对一切问题都用军事眼光来衡量。其最重要助手即为军政部长罗恩（von
Roon）。不久，他的政策就与崇尚民主自由的国会发生冲突，国王甚至于有被迫退位的危险。罗恩与俾斯麦本为知交，并一向钦佩其性格和理想，现在就想到也许只有俾斯麦才能使普鲁士渡过难关，遂力劝威廉一世任俾斯麦为首相。此时俾斯麦46岁，正在巴黎任外交代表。在两通急电之下，奉召回国。威廉一世与其晤谈后，立即打消退位念头，并决定把国事完全委托给他负责，此为俾斯麦执政的开始。中外历史中常有类似的佳话：俾斯麦很像管仲，而罗恩则不愧为鲍叔。
俾斯麦开始当国时，普鲁士不过是一个中等国家，而且同时面临内忧外患的威胁。但诚如薄富尔在其《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一书中所指出的，伟大的战略家必须有在一举之下即能将其全部矛盾完全解决的本领。[2]俾斯麦对于这一点作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示范。从一般人眼中看来，安内与攘外是两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但俾斯麦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认为二者不但不冲突，反而相辅相成。因为当时日耳曼人所要求的不仅为立宪政体，而且还有民族统一，所以，他就引导民意去追求后者，于是也就无形地缓和了国内的政治危机。简言之，他是以攘外为手段来达到安内的目的。
当国内情况略为安定之后，俾斯麦即开始运用其外交手段来为尔后的战略奠定基础。他的运用极有弹性，因利乘便，不受任何传统思想的牵制。孙子说：“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俾斯麦是否读过《孙子》虽无可考，但其思想与孙子暗合则毫无疑问。他一方面阻止奥国取得对日耳曼民族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则加强与俄国的合作。其整个战略构想是隐忍以待时，藏器以待用。果然不久机会就来了。
1863年丹麦宣布兼并希里斯维格、何尔斯坦（Shleswig-Hclstein）两地区，而不顾这两个公国（Duchy）有其传统的自治权，尤其是后者更具有日耳曼邦联会员国的地位。于是俾斯麦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引诱奥国一同出兵，在1864年向丹麦发动战争，这也是俾斯麦故意制造的第一个战争。
这是一个非常小型的战争，但其胜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1）俾斯麦个人在国内政坛上建立了重大的威信，这一战之后，普鲁士国内不再有人敢公开反对他；（2）提高了普鲁士在日耳曼邦联中的地位，造成取奥地利而代之的趋势，终于奠定统一的基础；（3）提高了普鲁士在欧洲的国际地位，使其有与其他大国分庭抗礼的资格；（4）坚定了普鲁士军民的求胜意志，使他们愿意在政府领导之下继续前进。
普丹战争对于俾斯麦的大战略只能算是牛刀小试。战争结束后，普鲁士立即开始作下一次战争的准备，新的箭头指向奥国。诚如富勒所云，这次所要进行的战争不是普通意义的侵略战争，也不是征服性的战争，而是一种外交性的战争。毛奇在战后说：“这是一次故意准备的战争，其目的不是夺取土地，而是要使日耳曼在普鲁士领导之下归于统一。”[3]
普奥战争发生于1866年，俾斯麦又是重施故计，在战前即用外交手段使奥国陷于孤立，而毛奇也能顺利地达成速决的目的。和约对于战败国可以说是异常宽大，俾斯麦认为只要奥国不再过问日耳曼统一问题，其他一切都无关重要。由此可以显示其眼光的远大，对于未来有深远的考虑。他知道普奥为兄弟之邦，若能言归于好，则对双方都利莫大焉。为了不损害奥国人的自尊心，俾斯麦坚决反对普军以胜利者姿态在维也纳举行入城式，实可以充分显示政治家的风度。由于俾斯麦的苦心和远见，双方始能化敌为友。普奥战后，奥国不但不存心报复，反而变成普鲁士的忠实盟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止。
战后，梅因河以北诸邦组成北日耳曼邦联，奉普鲁士为盟主，而该河以南诸邦另组南日耳曼邦联，暂时保持独立的状态，所以到此时为止，俾斯麦统一日耳曼的雄图还只刚刚完成一半。俾斯麦要想完成其大业，必须克服三道难关，而一关比一关更难。第一关是国内的反对势力，第二关是日耳曼邦联内的反对势力，第三关是整个欧洲之内的反对势力。现在他已经过了第二关，所剩下来的是第三关，而这也正是最后和最难的一关。
富勒曾评论如下：
普法战争的主因为一方面普鲁士有统一日耳曼的决心，另一方面法兰西有阻止此种统一的决心，再加上高卢人与条顿人的累世深仇，所以只需星星之火，即可燎原。战争的近因似乎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其终将爆发则为必然之势。[4]
俾斯麦在1870年利用西班牙王位继承事件来激怒法国人，刺激其政府不计利害，盲目投入战争。同时，又利用俄奥两国的友好关系，使所有欧洲国家都采取不干涉态度，听任普法两国用决斗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执，并决定不用召开国际会议的方式来谈判和约，这样也无异于容许俾斯麦可以完全照他的构想来安排战后问题。
1871年战争胜利结束，日耳曼也终以帝国名义完成了统一。从威廉一世继承王位（1861）到称帝（1871），不过10年而已。此种成就不能说不伟大。诚然，威廉一世气度恢宏，知人善任，不愧为开国明君；罗恩不仅对战争准备功劳极大，而且荐贤更应受上赏；毛奇大器晚成，更充分表现其军事天才；但总揽全局，深谋远虑的人还是俾斯麦。此一伟大成就几乎全是其心灵中的产品。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为俾斯麦一生事业的巅峰，但并非其事业的终点。现在先就普法战争结束以前的阶段，对于他在大战略领域中的表现，略作综合讨论如下：
（一）任何战略家都知道战争只是一种手段，用来达到政治目的。但战争一经发动，往往就会产生其本身的动量，于是手段变成目的，以至于无法控制。所以，发动战争并不难，但能在有利条件之下结束战争则真非易事。俾斯麦三次发动战争，每次都有明确目标，等到目标达到时就立即结束，真是快刀斩乱麻，绝不拖泥带水。若非对大战略有深厚修养，则绝不可能如此能发能收，适可而止。
（二）作为大战略家的俾斯麦有一最大特长，就是能够经常保持头脑的冷静，他永远不受感情冲动的影响。他有许多至理名言可以引述如下：“在政治中愤怒绝无地位”，“外交政策必须以实力的研判为基础，而决不可感情用事”，“政策的基础是计算而不是灵感”。他的思想是完全符合孙子的教训：“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5]
（三）俾斯麦虽有坚定的目标，但行动则保有充分弹性，他完全了解“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道理。他说：“当我们尚未听到上帝在历史中的脚步声时，就只能耐心等待，但一听到之后，就应马上跳起来尝试抓着他的袍角。”[6]这与孙子所云：“始如处女，后如脱兔”的比喻实乃不谋而合。当国政者切忌神经紧张，头脑硬化；既不可轻举妄动，又不可坐失良机。
（四）俾斯麦每次发动战争之前，都有周详的准备，尤其善于运用外交手段使敌人陷于孤立地位。他对于时机常有良好的选择，而且还能制造合法的宣战理由，以博取国外舆论的同情。凡此一切都足以证明他深通“伐谋”和“伐交”之道。
（五）俾斯麦善于化敌为友，深知“全国为上”的道理，他每次结束战争时，都尽可能给予战败者以宽大的待遇，这所表示的不是道德而是智慧。李德哈特曾说：“大战略的眼光必须超越战争之外”，俾斯麦对此已作最佳的示范。[7]
俾斯麦从1871年升任帝国首相，继续执政到1890年为止。这20年之中，他虽然不像前10年那样功名赫赫，但其持盈保泰，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其成就也许应该算是更伟大。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之发展都必然是盛极而衰。“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刘基语），此乃自然之理。所以，持盈保泰实乃逆天行事，其困难自可想见。俾斯麦能有所成，实属得来不易，不仅令人钦佩而更值得学习。
拿破仑的往事可为殷鉴。当俾斯麦获得伟大成功之后，全欧洲的政治家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向柏林，他们都在猜想今后德国将有何种进一步的野心。照常理判断，俾斯麦将像拿破仑一样，继续走向征服扩张的道路，直到自然终点为止。但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俾斯麦在达到其成功顶点之后，就立即自动放弃进一步扩张其国家权力的意图，而一心只想作保持和平的努力。这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却真不容易。因为人都有其心理弱点，胜而不骄，居安思危，若非有极高度的智慧和定力，真是绝难办到。
帝国建立之后，俾斯麦为了确定此后国家政策的方向，曾上一封密奏给德皇，指出德国叨天之幸，已完成统一大业，但富强统一的德国又适足以招致全欧的畏忌，今后在行动上一有不慎，即足以促使欧洲诸国群起而攻，于是虽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后矣。所以，俾斯麦决定采取下述两项重要原则：
（一）德国从此不再作任何扩张的企图，而应以维持现状为满足。俾斯麦认为德国的地理位置介于东西欧之间，面积狭小，腹背受敌，欲求自保都已很难，何能不明事理，妄自尊大，而居然采取扩张政策，那不仅吃力不讨好，而且更有自取灭亡的危险。
（二）德国不仅本身不应再制造战争，而且还应尽量努力维持欧洲的和平。俾斯麦最善于利用战争来作为政策工具，但他也深明用兵之害，因为兵凶战危，只可不得已而用之，而且必须连战速决，能发能收，否则会遗患无穷。俾斯麦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深知成功得来不易，所以，此后也就更加慎重，决定不再轻言动武，而一心以维护和平为目的。简言之，他完全了解“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的中国古训。
俾斯麦知道欧洲实在太小，无论何处出现危机，即足以酿成大祸，真所谓牵一发即可动全身。德国既已统一，今后所求者即为安定，安定对它最为有利。假使欧洲一有战祸发生，德国虽无意参加，但仍然难于置身事外。而原有的权力平衡若被破坏，则未来的发展也就很难预料。
从1871年到1890年，这20年间欧洲国际关系当然不可能静如止水，危机和冲突仍不断发生，但无论如何，俾斯麦不仅从不作混水摸鱼的打算，而且一心只想作居间调解的努力。由于俾斯麦有过人的才能和威望，再加上有德国强大实力为后盾，此种努力经常能获成功，而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反而言之，此种和平努力对德国又非毫无利益，它稳定了欧洲的权力平衡，也就保障了德国的国家安全，而且更提高了德国作为世界领袖国家的地位。
《伦敦泰晤士报》（London Times）是19世纪全世界上最具权威的报纸，曾作评论如下：
没有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在行为上能像德国那样明智而谦恭。德国在欧洲政治中的确已经发挥协调和节制作用，并且也经常运用其强大的军事权力来吓阻任何扰乱欧洲和平的企图。[8]
普法战争结束时，由于军人的坚持，俾斯麦不得不勉强同意兼并法国的亚洛二省。他在晚年曾经后悔着说，那是由于军事考虑，才迫使他犯了其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重大外交错误。尽管如此，俾斯麦还是尽量设法冲淡法国人的仇恨，仍然希望能化敌为友。这位德国首相在战后曾一再向法国政府保证，他会全力支持法国在世界上的一切活动，以使其所获利益足以抵消割让两省的损失而有余。因为有俾斯麦的支持，战败的法国才能在非亚二洲建立其海外殖民帝国。所以，在1883年，法国总统格里维（F.
P. Grevy）曾公开宣称他很感谢俾斯麦对法国的恩德。[9]
俾斯麦的政策不仅具有以德报怨的道德意识，而且更隐藏着高深的大战略运用。他深知欧洲实在太小，容纳不下两个强国，所以德法之争势难避免。惟一的方法就是引导法国向欧洲以外去求发展，这样就能使其无余力在欧洲来与德国争雄。而且还更有进一步的间接利益：当法国向海外发展，势必难免和大英帝国发生冲突，英法两国若利害冲突，则无论如何变化对德国均属有利。他们不仅不会联盟来与德国为敌，而且还可能竞相争取德国的友谊和支援。此时，德国再以公正调人的身份出现，则更是无往而不利。
俾斯麦虽已想尽方法来安抚法国，但他又知道要想使法国人彻底放弃复仇的观念，那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必须采取恩威并用的战略。换言之，应使法国人明了其实力绝对无法向德国挑战，于是假以时日，此种民族仇恨也许才有逐渐消失的可能。仅凭法国本身的力量，是永远不够资格击败德国，因此，一切关键在于阻止法国建立一个反德同盟。如果有一天法国自认可以获得俄国的援助（也许还加上英国）则战祸将终难幸免。因此，在其执政期间，俾斯麦一直都是用尽心思来维持德俄之间的友好关系，简言之，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即为联俄制法。
俾斯麦又深知人都有欺善怕恶的劣根性，所以若遇事顺从沙皇的愿望，则结果反而不能获得俄国的友谊，要想争取俄国的合作，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其在东欧的劲敌奥匈帝国加紧勾结。1879年德奥两国签订一项防御同盟，但俾斯麦又同时向俄国示好，并劝告奥国应允许俄国向君士坦丁堡发展，这样就能促使英国与之为敌。因为英国绝对不希望俄国的势力接近苏伊士运河。德奥同盟果然使俄国大感恐慌，于是由于俾斯麦的斡旋，德、奥、俄三国在1881年6月居然在柏林缔结所谓《三帝同盟》。其主要内容有二：（1）三国中任何一国若与第四大国发生战争，则其他两国应守善意中立以使战争局部化。这所指当然不仅为法国，连英国或土耳其也都包括在内；（2）俄国承认奥国在巴尔干的地位，另订秘密附约以来规定德俄双方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
三帝同盟是俾斯麦在外交上的杰作，但可惜只维持了六年。此后，俄国因反对奥国的巴尔干政策而拒绝续约，不过，俄国还是愿意维持其与德国的友善关系，于是双方在1887年签订所谓《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俾斯麦不但不怕奥国反对，反而把条约内容告诉奥国政府以吓阻其轻举妄动。
意大利早已要求加入德奥同盟，于是在1882年终于组成德、奥、意三国同盟，罗马尼亚不久也加入，甚至于塞尔维亚也曾一度加入。西班牙国王则亲自向俾斯麦保证，若德法交战，西班牙将帮助德国。俾斯麦似乎意犹未尽，他又促成英、奥、意三国在1887年组成一个地中海同盟，以保证维持此一地区的现状，不久西班牙也加入。若法国尝试吞并摩洛哥，则四国将起而干涉。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是一方面与俄国亲善，另一方面又造成对俄国略有不利的国际形势，以使俄国更珍惜德国的友谊。
19世纪中叶，在欧洲彼此敌对的是德法两国，而在全球上争霸的却是英俄两国。这两大帝国在近东、中亚和远东都已发生权力冲突，俾斯麦对他们之间的争执尽量置身事外，但他却一方面鼓励俄国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求发展，另一方面又与英国保持极友好的关系。当英国首相获知德奥缔结同盟时，曾说：“这是值得欢迎的好消息。”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常被称为“三国同盟的海权”，而三国同盟则被称为“英国的陆权”。俾斯麦深知德国为地理所限，既不能成为伟大的海权，更不能建立全球帝国。所以在这两方面他宁愿退让，以便既可获致英国的友谊，而又能集中全力来在欧洲建立霸权。
在此种大战略运用之下，英国遂认为三国同盟代表一群爱好和平和已满足的国家，而法俄两国则是国际政治中的捣乱鬼。但俾斯麦又知道英国并不善良，他指出：“仅凭良好的行为来争取英国的友谊，那是过分天真的想法，英国人吃硬不吃软。”[10]当英国自由党领袖格莱斯东（William
Gleistone）执政时，对德国态度颇不友善，于是俾斯麦立即还以颜色。他突然一改常态，在东非洲一口气吞并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所有欧洲国家都吓了一跳。结果英国人马上前倨而后恭，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也许俾斯麦在东非洲寻求殖民地的政策还另有深意（那个地区几乎毫无经济价值）。因为德国太子菲特烈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女婿，将来承继大统，则德国也许会有过分亲英而影响德俄友谊的危险。为未雨绸缪起见，俾斯麦可能希望在英德之间保留若干摩擦以作牵制。
以后当英国保守党再度执政时，俾斯麦曾提出缔结英德同盟的建议，他指出这样可使欧洲永保和平，因为面对英德同盟，法国决不敢挑战；而若无法国援助，俄国也决不敢攻击英国。英国外相沙里斯布雷（Lord
Robert
Salisbury）回答说，他个人深表赞同，但害怕国会通不过。虽然英德同盟未能建立，但在俾斯麦执政期中，英德关系仍继续相当亲善，而由于有英国的牵制，俄国对德国的合作也一直都很重视。
俾斯麦的大战略运用看起来真是非常复杂，但基本原则却极为简单。他只有两大目标：（1）确保德国的安全；（2）维持欧洲的和平。而此二者又互为因果：必须维持欧洲和平始能确保德国安全。俾斯麦所用的手段虽极有弹性，但基本原则始终不变。作为一位大战略家，其最伟大而不可及的成就也许就是以此为基础。西方史学家对于俾斯麦曾有很多评论，现在择要摘录如下：
英国史学家南格尔（W. J. Langer）在所著《帝国主义的外交》（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一书中指出：“以德奥同盟为枢轴，这位伟大的德国首相在其执政的最后十年中，巩固了其完整的外交战线。俄罗斯熊和不列颠狮都与德意志鹰合作无间，被孤立的只有高卢雄鸡。”[11]
19世纪80年代是俾斯麦外交的全盛期，当时他被人尊称为“欧洲的宰相”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外交档案公开发表，英国史学家古奇（G.
P. Gooch）在核对了这些资料之后，曾作断语如下：“自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麦实为欧洲和平的支柱。”[12]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1968年也曾撰文评论俾斯麦（“The White
Revolutionary：Reflections on
Bismarck”）。他指出：“俾斯麦相信外交政策不能以感情为基础，而必须有冷静的计算。”他又综合评论说：“俾斯麦虽在现状中寻找他的机会，但却从未来的想象中抽取其灵感。”[13]
1888年，91岁的威廉一世逝世，他的儿子菲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继位三个月后也随之逝世，于是其29岁的孙子做了德意志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并上尊号为威廉二世。这位少不更事的小皇帝不久就和那位老臣发生冲突1890年3月，俾斯麦被免职。威廉二世向继任的首相说：“外交并不神秘，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在他亲自接管外交之后。没过多久的时间就把俾斯麦30年来所辛苦建立起来的国家安全基础完全破坏。德国终于变得孤立无援，四面楚歌，而最后不免走向败亡的途径。
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俾斯麦对后世的贡献是身教而非言教。他并未写出任何有系统的战略理论著作，他的战略思想是用“立功”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不过，他所曾说过的若干至理名言，虽然对其全部思想而言，只是一鳞半爪，但其中所含蓄的高度智慧，仍然值得回味和深思。若采取传统的定义，俾斯麦也许不能算是战略家，但从现代战略思想的观点来衡量，则俾斯麦实为大战略家（grand
strategist）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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