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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梁启超——
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
影响历史进程的启蒙思想家
深度参与了中国
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
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他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新民体”
三千年大变局中的一颗启明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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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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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梁启超”。也许他有着谦谦儒者的雍容，也许他有着革命者的激情，也许他像阴谋家一样充满机心，也许他只是一个向着阳光奔跑的顽童。所以赞他的人，把他捧到九天之上，玉皇大帝给他敬酒；骂他的人，把他贬到十八层地狱，让阎王爷派他去挖煤。但梁启超（1873－1929）从不受外界臧否的影响，说他善变也罢，说他反动也罢，称他“梁师”也行，叫他“梁狗”也随便，该保皇时就保皇，该共和时就共和，可合作时仇敌也合作，不可合作时尊师也分手。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他留下了一座丰富的思想宝库，让后人要花上比他一生长百倍的时间，去慢慢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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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叶曙明 著
叶曙明，作家，近代史研究者，出版人。创作以历史、散文、小说为主，著作有“近代史三部曲”——《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1927?谁主沉浮》，以及《大国的迷失》、《军阀》、《草莽中国》、《共和将军》、《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万花之城》、《广州旧事》等二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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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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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真金何须镀
? 上篇人生传奇
第一章 踏海童年
一、生于忧患年代
二、严慈的家风
三、省城求学
四、两颗行星相遇
第二章 戊戌风云
一、草堂惊梦
二、一腔孤愤肝肠热
三、大风雨前夜
四、流血政变
第三章 亡命天涯
一、保皇与革命
二、为自由高歌
三、笔锋常带感情
第四章 帝制告终
一、大论战
二、立宪的幕后推手
三、短命的政闻社
四、辛亥功成
第五章 书生护国
一、组党与入阁
二、捍卫共和之战
三、各为其主
四、青岛潮
第六章 不负时代
一、学术生涯
二、以文化命脉相托
三、大师的人格世界
四、巨星骤陨
中篇代表作品
去国行
善变之豪杰
少年中国说
过渡时代论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
文明与英雄之比例
释革
治国学杂话
下篇开放讨论
讨论一：从保皇派到革命派，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
立宪，梁启超为何不停地变换政治主张？
讨论二：康有为与梁启超本为师生，如何看待他们在
学术与政治上的分道扬镳？
讨论三：有人认为梁启超是宣传家，学问不够专深，
如何看待他在文化上的贡献？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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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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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踏海童年
一、生于忧患年代
“绿护屏山在城北十里，环列如屏，烟云出没，苍翠万状，周回八十里，相传下为陈白沙读书处。前有浅渚六，隆冬不竭，名六湖，又谓之玉壶……湖边有白沙钓台，东为大林洞，有铁佛寺、上林寺，又有莲花池、醉云石、洗钵泉、了经岩、玉虹桥。南为石涧，沿路巍峰峻削，峭壁插天……飞泉百丈，从空而下，夹岸怪石，突兀纡回，备极幽胜……”
这篇引人入胜的文字，出自清道光年间的《新会县志》，描写的是广东新会县钟灵毓秀的地理环境。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中部西江、潭江下游汇合处，北倚圭峰山脉、古兜山脉，南临大海。
站在圭峰山顶，放眼四望，只见川原交错，水道纵横，山随水行，水随山转，山环水抱，蜿蜒开合，织出一片锦绣文章。珠三角地区气候温暖潮湿，东南季风送来充沛雨水，润泽万物，一千多条大小河流，汇成浩荡珠江，最后通过虎门、蕉门、洪奇沥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八大门河口，放乎茫茫南海。而八门之一的崖门，就在圭峰山下的新会县境内。
珠江河口三角洲乃中国三大河口三角洲之一。纵观世界各地，凡河口区恒为文明荟萃之地。如果陶渊明再世，来到这个肥沃的冲积平原上，看见处处桑基鱼塘，果林茶园，稻浪翻波，水乡渔市，墟落如烟，亦当感叹，桃花源不外如是也。
在这片青山绿水之间，群贤辈出，文化鼎盛。明代，新会诞生过儒学一代宗师陈白沙，在白沙先生逝世373年之后，又诞生了近代中国的一位大思想家——梁启超。让人不能不感叹，上天待我中华文明真是不薄了，让我们拥有如此江山，如此人物！
梁启超，字卓如，1873年（同治十二年）生于广东新会县银洲湖畔、凤山脚下的茶坑村。凤山上有一座凌云塔，建于明万历年间，相传是为了镇压当地的“王气”，甚至有好事者说，后来梁启超在官场以总长止步，不能更上层楼，都是这座塔作祟。
坊间闲话，聊博一粲。查县志所记，凌云塔的确是一座风水塔，但非为镇压“王气”，而是因为堪舆家认为，此处地形卑削，如青龙垂首，对全县风水不利，于是建一座塔补救。实则这里的土地最肥美，驰名的新会特产葵扇、甜橙与柑，皆出于这一带乡村。
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和滇陕甘回民之乱等一连串天灾人祸之后，疮痍满目的中国，这时正面临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的士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冲破了宋明理学的束缚，把目光更多投往现实问题，对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一旦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必然会导出“中国何去何从”这样一个巨大的命题。
经世派认为，中国必须“师夷长技”，毅然变革，始有复兴之望。他们在一个萎靡泄沓的社会环境中，以道生向石头说法的精神，不断呼吁：“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主张从整吏治、严兵备、清漕运、理盐政、改币制、改田制、改科举等方面入手，明定国是，变革自强，中国庶可富强。
生于沧海横流的时代，敢以一人之是，抗万人之非，展现出扶危定倾的决心，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毅力，从容赴义、自我献身的勇气，确实令士林风气为之一振。黄宗羲所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为，即非从容矣。”先哲之言，对晚清后学，有如晨钟暮鼓。
当其时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疆臣和一批有远识的王公枢臣，合力推动，开启了一场“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枪炮、学造轮舟等工具为下手工夫”的自强运动。中兴的曙光，仿佛已在晦暗迷茫的地平线上，隐约吐露。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会人对家国兴亡、文化绝续，似乎有着比别人更深刻的体验与记忆。昔日南宋的最后一战，便发生在新会崖门，宋室君臣将兵十余万人，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一悲惨故事，每个新会儿童，从小耳熟能详。而今日鸦片战争的炮火，又在新会的家门口响起，海患难防，兵燹千里，大好河山，成了断肠伤心地。临海四望，黯焉魂销，能无后顾茫茫、百端交集之感？
梁启超正是出生于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地方。梁家在新会，十世务农，过着“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但忠义气节的精神，却代代相传。梁启超从小深得长辈疼爱，四五岁时，母亲就手把手教他学字，而祖父诲尔谆谆，教他学习《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父亲教他《易》、《书》、《诗》、《礼》、《春秋》。每天晚上，梁启超和祖父共眠一榻，听着老人用忧伤的语调，细说南宋、南明衰乱亡国的往事，听着那些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在老人筋脉凸现的大手轻抚下，沉沉入睡。
每年的上元节，乡间举行灯会，祖父都会携孙子到庙中赏灯，把花灯所描绘的故事一一告诉他们：“这是朱寿昌弃官寻母，这是岳武穆出师北征。”梁启超耳濡目染，在幼小的心灵中，已生闻风慕悦之情，埋下了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
当年南宋叛将张弘范在崖门歼灭宋军后，恬不知耻，在海边大石上凿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几个大字，以表己功。后来有人偷偷在石上加上一个宋字：“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梁家高祖的墓所在崖门，每年扫墓拜祭，祖父都带着梁启超乘船从海上往返，经过古战场的海面时，祖父望着那块历尽风浪磨蚀的岩石，时时高诵陈恭尹的《谒三忠祠诗》，有怆然而涕下之慨：
山木萧萧风又吹，两厓波浪至今悲；
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
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此情此景，梁启超在多年后追忆，仍然印象深刻。他说：“祖父每与儿孙说南宋故事，更朗诵陈独麓（独漉子，陈恭尹）山木萧萧一首，至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辄提高其音节，作悲壮之声调，此受庭训时之户外教育也。”（梁启勋《曼珠室戊辰笔记》）
二、严慈的家风
对梁启超的成长影响最大的，除了祖父外，就是父亲了。在梁启超记忆中，父亲秉性刚直，谨言慎行，勤勉庄敬，一切衣食嗜好，完全摒绝，唯好公共事务，热心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颇有古君子风，所以在乡间德高望重。他常教导梁启超，立身处世，无非靠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
这些道理，小孩子未必能理解，但深埋在脑海里，随着阅历的增长，总有明白的一天。梁启超10岁以前没有入泮读书，而是由乃祖乃父亲自授业。父亲曾参加科考不得志，愤然不再踏足考场，在乡间开馆设教，牖启童蒙。他对梁启超寄予很高期望，督促学习十分严厉，稍有嬉戏便严加训诫，声色俱厉，提醒他不要做一个平庸的人。梁启超回忆说：“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常儿乎？’至今诵此语不敢忘。”（《三十自述》）
然小孩子的天性，总是活泼好动的。在梁启超眼里，父亲为人太过严肃刻板了，有时忍不住劝他放开一点，父亲立即正色回答：“家风不可坏。”无论祖父还是父母，对孩子从不会动粗，但导德齐礼，一丝不苟。梁启超在母亲膝下15年，只被狠狠打过一回，那是因为他说了谎。
因什么事说谎，说了什么谎，梁启超后来都已忘却，只记得6岁那年，有一天母亲把他叫到房间内盘问，满脸怒容，“我母温良之德，全乡皆知，”梁启超回忆说，“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母亲知道他说谎后，把他按在大腿上，用藤条用力鞭挞十几下，一边打一边说：“你若再说谎，你以后便成窃盗，便成乞丐！”
梁启超痛哭流涕，但接下来，母亲说了一番话，更让他心灵震动，以至于一辈子都铭刻在脑子里，无法淡忘。母亲痛心地说：
“人为什么要说谎？或者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怕别人责怪自己做了，便谎称自己没做；或者是有该做的事没做，怕别人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做，便谎称自己做了。不该做而做了，或该做而没做，已经是罪过了，如果是自己不知道罪过，还说得过去，以后知道了，或经别人提醒了，还可以改正。但说谎者是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不仅故犯，还自欺欺人，自以为得计。人如果明知是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天下万恶，皆起于此矣！然欺人终必被人所知，将来人人都指着他说：这是喜欢说谎的人！则无人信他了。既无人信，最后不沦为乞丐都不行了！”
梁启超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长大，渐渐明白了，祖父、父亲和母亲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金石良言。他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说：“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我之为童子时》）
三、省城求学
自同治中兴以后，广东文风大开。1875年（光绪元年），一位学政官员在广东考察之后，向皇帝报告：“文风自以广州、肇庆两府为最优，而广州又以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新会为尤胜。”（《光绪朝东华录》）梁启超的家乡新会，乃属人文鼎盛之区。
1882年（光绪八年），梁启超10岁，拜邑城周惺吾为师。他第一次走出家乡，到广州参加童子试。在去省城的船上，梁启超对一切都感觉新鲜，心情特别兴奋。有一天吃饭，大家拿咸鱼作餸，有人让梁启超以咸鱼作诗，他不假思索，应声而作：“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前句用了姜太公垂钓的典故，而后句的胶鬲是殷商时人，遭商纣之乱，隐遁经商，贩卖鱼盐，被后世奉为“盐宗”。一时满座皆惊，疑为天人。从此，梁启超得了一个“神童”的外号。
童子试出了“黉案”，顺利过关，梁启超参加县试，第一个交卷。当时的考官还以为他是畏难而退交白卷，讵料取卷一看，竟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考官即取为头名。县试后四个月，父亲带着梁启超到省城参加府试，再次轻取头名。12岁那年，梁启超参加院试，补博士弟子员，算是进了学，有了秀才身份，在乡间被人尊称为“相公”了。这时他已遍览《史记》、《纲鉴易知录》、《汉书》、《古文辞类纂》、唐诗、《輶轩语》、《书目答问》等古今书籍。周惺吾慨叹：“我已经不能教他了。”
这位五尺之童，需要更广阔的天地了。
1885年（光绪十一年），梁启超负笈省城，遍访名师，先后师从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诸先生。1887年（光绪十三年），梁启超的母亲去世，等他从省城赶回家里时，已经大殓，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成了他一件终生憾事。梁启超送母亲上山之后，便怀着霜露之感，含泪返回省城，继续他的求学之旅。这一年，他肄业于学海堂。
学海堂是两广总督、著名学者阮元手创。阮元，字伯元，号云台，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清嘉、道年间名臣，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无不精深，被尊为一代文宗。阮元对儒家经典的注疏和史传本身，十分重视，课程之中，有天文、算学与地理等实用知识，一改宋明理学空疏游谈，近乎狂禅的风气。他为学海堂撰写的楹联：“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其办学宗旨，于焉可见。担任讲席的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等，都是殿堂级鸿儒硕彦。
梁启超尝言：“咸、道以降，粤学乃骤盛。”（《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情节。在阮元的倡导下，以学海堂为标志，书院的功能，已从学习八股帖括，转以经世致用为重，讲学授业、学术研究、社会清议、图书馆藏，功能式式俱备，一样不少。尽管梁启超到学海堂读书时，阮元早已去世，但昭垂尚在，定规依然，用梁启超的话说，“其规模矩矱一循百年之旧”。
梁启超进了学海堂，就像闯进了一个新天地。他对乾、嘉时代扬州段玉裁、王念孙等学者的训诂学，深深着迷，埋头钻研，废寢忘餐，几乎不知这世间学问除训诂辞章之外，还有何物。他曾经这样批评自己的性格：“余生平爱根最盛，嗜欲最多，每一有所染，辄沉溺之，无论美事恶事皆然。此余爱性最短处也。”（《新大陆游记》）但做学问如果没这种沉溺的精神，亦难成大器。
当时的书院，对学业优秀的正课生童，月有奖赏，名为“膏火银”，以示鼓励。而梁启超在学海堂的季课大考，连续四季获第一，自学海堂开办以来，除1890年（光绪十六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的文廷式外，只有梁启超一人。不过，梁启超每月的“膏火银”，并不用于置衣饮食，而是全部换成了大捆大捆的书籍。
1888年（光绪十四年），16岁的梁启超，成为学海堂的正课生。但对于求知若渴的他来说，一天十二个时辰都不够用，学海堂虽然是岭南最顶尖学府，亦远远不能满足他，梁启超同时还是菊坡、粤秀、越华三大书院的外课生。
这几个书院，不仅在广州，即使在整个岭南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能进一家，已经了不起，同时听四家的课，梁启超堪称当年的“超级学生”了。不过他还嫌不足，还想入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就读，后来因听说广雅有个规矩，每逢官员到院视察，学生都要在大门列队欢迎，令他感觉太过恶俗，才放弃了去广雅的念头。
1889年（光绪十五年），光绪皇帝举行大婚，朝廷秋季开恩科乡试。梁启超也挂卷袋、提试篮，夹在各地生员的队列之中，鹭序鸳行，经过贡院“明经取士”的牌坊，入了考场。这年的考官，正座是李端棻，贵州贵筑人，历任学政、刑部侍郎等职；副座是王仁堪，福建福州府闽县（今福州）人，历任提督山西学政，贵州、江南乡试副考官。入闱那天，广州万人空巷，正副考官乘坐大轿，从皇华馆出，在街上绕行一圈，让百姓瞻仰风采，然后进入考场，关门开考。
乡试第一场试题是：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来百工则财用足”；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苏轼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梁启超接了卷子，归号作答。这些题目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难度，濡墨挥毫，一气呵成。
李端棻在阅卷时，梁启超的试卷，令他眼前一亮，不仅见识高超，且文笔大有“熔金铸史”的功力，非饱学宿儒不能为。李端棻兴奋不已，自认为替朝廷发掘了一个大人才，于是用笔一圈，填了第八名。龙虎墙发榜，梁启超果然以第八名中式举人。
梁启超拜见座师谢恩，交谈之下，李端棻对这个眉清目秀、才华横溢的“新老爷”，观感愈加好了。待梁启超退下后，李端棻便与副座王仁堪商量，他有意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请王仁堪为媒。王仁堪听了愕然说：他也有一女，待字闺中，正想请李端棻为媒，许给梁启超。两人相视大笑。最后以李端棻先开口提此事，“先到先得”，便把李蕙仙许给梁启超了，两年后在北京完婚。
18岁即科场得意，又得娇妻，真是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1890年（光绪十六年）春天，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怀着无往不利的心态，赴京参加会试。
然而，人生的旅程，总是一波三折的。梁启超应付会试，本以为小菜一碟，手到拿来，讵料火候未到，竟然阴沟翻船，与黄甲无缘。也许，历史有比举业更加重要的使命，要交给这位来自凌云塔下的青年。
南下返乡途中，经过上海，在这个十里洋场，有不少上海制造局翻译的好书，琳琅满目，陈列书肆，令梁启超心痒难熬，可惜囊中羞涩，不能尽情购买。最后只购得一本《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畬，历任福建巡抚、太仆寺卿，这是他根据从美国传教士那里得到的地图册和一些西方书籍，编成的一本世界地理书，介绍当时各国的疆界位置、山脉河流、地形气候、物产风俗、人种肤色、历史沿革等情况，尤足珍贵的是，附有大量地图。
这本书为梁启超打开了一扇窗口，他读后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从西周时代传至今日，貌似根深蒂固，但只要有一本道出真相的书轻轻一击，即告迸裂粉碎。
梁启超回到广东后，仍居广州，继续苦读。他还年轻，未来还有很多机会，只要努力不懈，总会有中进士，点翰林的那一天。
四、两颗行星相遇
正当梁启超沉浸在训诂学之中，为“老，考也；考，老也”大费周章时，有一个人已在历史的舞台上，悄然登场。此时此刻，他正在北京居庸关扬鞭策骑，对月酾酒，临风赋诗，写下“且勿却胡论功绩，英雄造事令人惊”的豪迈篇章。
这个人的名字叫康有为。
在未来的岁月里，康有为注定要走进梁启超的生命，与他半生的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生于1858年（咸丰八年），广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与新会相距不过四五十公里。梁启超在广州学海堂肄业时，康有为亦居于广州的花埭，两人甚至可能在某些场合擦肩而过。但这一年，他们仍像两颗行星，在茫茫天穹中，按着各自的轨道行走，还没有相遇。梁启超并不知世上有康有为，康有为亦不知世上有梁启超。
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报罢，游览长城，开辟胸襟，在一种强烈的精神激荡下，以布衣身份向光绪皇帝上书，极陈列强相逼，中国危难之状，请求变法以挽救国家危亡，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变法纲领。
康有为布衣上书，自然是泥牛入海，得不到朝廷的答复，但官府也没有把他抓起来，治他一个妄议朝政、颠覆国家的罪名。康有为黯然返回广东，深感孤掌难鸣，要推动国家改革，须有一班志同道合的志士，挺身而出，恒抱“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精神，克肩一心，共同努力。于是，他开始在广东寻找这样的同志。
转眼又到了深秋。学海堂有一位同学叫陈千秋，字通甫，年方廿一，极富才华，熟谙历朝掌故，精通考据典章之学，17岁便著《广经传释词》一书。与梁启超时有来往，切磋学问。某日，陈千秋兴冲冲来找梁启超，告诉他一个消息：“我听说南海康先生在京上书请变法，不达，近日从京师回到省城，我便去拜谒了他，他的学问是你我想象不到的，我们找到一位好老师了。”他说的南海康先生，就是康有为。
梁启超将信将疑，但出于好奇心，忍不住随陈千秋去见见这位康先生。没想到，一见之下，他的后半生竟完全改写。梁启超与康有为之间，一段二十多年的缘分，由此开始。历史书上，也从此多了一个名词叫“康梁”。他们的关系充满传奇，既是师生，也是朋友；既有父子之情，也有兄弟之谊；以同志始，以敌人终。这段漫长的恩怨情仇，在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的艰难转型中，留下了长长的曲折的轨迹，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
康有为年长梁启超15岁，曾师从南海九江学者朱次琦，在礼山草堂受业，是朱次琦的得意门生之一。当时康有为已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局量，有一回学生们到西江参观苏东坡南贬时遇风泊舟处的古迹，康有为不愿同往。有人问他原因，他不屑地回答：“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
康有为虽然声称自己“洗心绝欲，一意归依”朱次琦，但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对宋明理学，却渐感厌倦，认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22岁那年，毅然离开恩师，独自到西樵山白云洞，闭关读书。不少经世致用的书籍，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都是在翠微山色之间，伴着树声、雨声、溪声、鸟声，一一读完。
后来他亲身游历香港，眼界大开，感受到西方文明，治国甚有法度，绝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夷狄”。那个年代的开明士子，还是比较老实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见到西方有好的制度、好的文化，就萌生要学的念头，断不会以传统、国情、民智这类理由，硬把好东西拒之门外。康有为在香港大购西方书籍，回广州后便大讲西学。
有“神童”美誉的梁启超，拜过不少名师，又是学海堂的高材生，六经三史，诸子百家，无不熟读，考据训诂，无不精通，他也正想考考这个康有为，是否有真才实学。
两颗行星终于相遇了。
他们在云衢书屋见面，从清晨开始交谈，一直谈到夜幕低垂，足足谈了一个白天。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如今已难考证了，话题大约都是围绕着训诂、考据、辑佚等传统旧学到底有没有用，什么才是对中国真正有用的学问。梁启超说一题，康有为便驳一题，直驳得梁启超节节败退，毫无招架之力。康有为高屋建瓴、气势如虹的言谈，超强的气场，把梁启超彻底镇住了。他这样形容：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三十自述》）
梁启超失眠一宿，第二天，再去拜访康有为，恭恭敬敬，请教学问。康有为从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说起，谈锋所至，纵横开合，一直谈到史学和西学。梁启超恍然大悟，一向引以为傲的满腹经纶，原来全不过是虫鱼之学，不值分毫。这一瞬间，简直像桶底脱落，水一泻而下。
所谓“圣人无常师”，和康有为当初离开礼山草堂一样，一旦发现有更好的老师，梁启超便马上决定退出学海堂，追随康有为，研习新学去了。他和陈千秋都劝康有为不如开办书院，聚徒讲学。当时康有为不过是个秀才，而梁启超已经是举人了，但却不耻相师，愿绛帐侍坐，执弟子礼。
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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