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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既在城市，也在乡村；既在通衢广陌，也在大江大海。原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也与江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王学泰将以庖丁解牛之法，让你认识一个真正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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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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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浓缩了作者几十年的研究心血，在字里行间中折射出了作者对于“游民文化”“江湖文化”牵动中国社会变迁的密切关注和深刻思索，让读者在“游民文化”和“江湖文化”中发现另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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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现名“清徐”），1942年底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1988年转到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关注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2003年退休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员，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著作包括《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游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等，还有多种学术随笔集出版，其中包括《燕谈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重读江湖》《发现另一个中国》《平人闲话》《王学泰读史》《采菊东篱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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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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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游民观察者
游民与运动
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游民文化令中国一治一乱
问答录
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
底层人的愤恨是火药库
第二辑 原来，这才是江湖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
庙堂很远，江湖很近
——访著名学者王学泰
中国的“黑社会”
中国的黑帮
第三辑 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与侧面
回顾20世纪
——答《文艺争鸣》编辑朱竞女士问
回首一年“传统”热
——关于“传统”之中制度与文化关系的对话
关于中国科举教育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感想
——废除科举一百周年纪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
不愁风雨近重阳
——读《反刍集》《反刍集续编》
杂文家应该是社会批评家
——读牧惠先生的《小报告以外》
《丑陋的中国人》及其风波
聂绀弩诗与旧体诗的命运
梁羽生与他的《名联趣谈》
“原生态”的思想家
——评《李宗吾新传》
小说教：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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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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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观察者
此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10月）。采访者是该刊记者彭淑女士，采访时间是2011年9月。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1999年，王学泰在他的代表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引用了闻一多先生（原话来自于英国学者韦尔斯的《人类的命运》，闻一多在《关于儒·道·土匪》中引述过来）的这句话。
学界曾有人将王学泰研究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的“士文化”、吴思的“潜规则”，并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
在多次采访中，王学泰一再阐述他所定义的游民：“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有没有文化并非是决定性因素。”
“游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意识到，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会改变现有一切。他们不理会秩序，欢迎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
“当然，这里闻先生指的‘土匪’和‘土匪意识’，也就是我所说的‘游民意识’。”在文中，他进而表述。
目光犀利的受难者
“这是一个在旧诗词、旧小说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人物……他追慕的人格是：看破红尘、遗世独立、清高飘逸、不骛名利、放荡不羁、冷嘲热讽的亡臣隐士。他向往的生活是：一屋线装书、一壶清茶……他最终决定去追求丰富的学识。这样，他就有了傲世人不学无术的资本，生活就有了内容和乐趣。任何新事物的缺点、失败他都欣喜，它都用来证明自己是时代目光犀利的受难者。”
20世纪60年代，闵家胤偷偷为自己高中时的同学、老师“立传”。他笔下的这位“受难者”便是王学泰。后来，他们还分到了同一所大学，而且同院同系，1980年，他们又成为中国社科院里的同事。
闵家胤在电话里笑道：“念高中时，我们都在六十五中学五班。班上五十多名男生，我是班长，而王学泰是落后生。”
当年，王学泰有一特色：上课爱睡觉。“有一次上俄语课，他又在呼呼大睡。俄语老师把他叫起提问。他睡眼惺忪，没头没脑答了一句，‘Cnamb！’（睡觉）再看他那张胖脸，全班哄堂大笑。”从此，王学泰有了一个绰号：Cnamb。
“说他落后还不在这事上。那时候，大跃进、大炼钢铁、下乡劳动、学校迎接外宾，运动一波接一波。王学泰在班上却是个‘观潮派’，有时候还冷嘲热讽，为此，全班给他专门开过会。”闵家胤接着说。
“我不喜欢耗费时间、永无休止的运动、开会，厌听‘假大空’那一套，我觉得那很像表演，大家说一些谁也不相信的空话……我只爱跑图书馆读书，读几本能够点燃好奇心的书。这种想法是大悖时运的，因此在校方眼中我就是落后分子。我也有自知之明，不混迹于积极分子之中。”日后，在悼念同窗的文章《野驴顾惟乔》中，王学泰继续揶揄那股“时代洪流”。
那时，他偏好文科，尤好古典文学。人至暮年，他对闵家胤说起，有3部书自中学时便紧随他：《史记》、《杜工部集》、《鲁迅全集》。
“还有一本书，他终生难忘《元曲别裁集》，那是遇罗克送给他的。”闵补充道。
在《一本书的故事》里，王学泰回忆了好友遇罗克：“他在四班，由于都是学生会下属文学组的成员，我是组长，有时举办一些活动常常请他帮忙，所以往来就多了起来。我们私下常常议论一些文学和人生问题……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海聊是在美术馆对面的平房上，一连聊了3天，那时正逢全市消灭麻雀，他很感慨，对我说：人生是不是就像那被驱赶的麻雀一样，永远没有止息之处？”
“我和遇罗克常常争论，或者是抬扛……后来他对我说：学泰，你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不合时宜，坚持下去要犯错误的。”
不料，遇罗克一语成谶。1958年10月，王学泰随校下乡参加农业大跃进，“我们翻的这一块地是普通地块，只翻一尺五寸深，明年亩产万斤小麦。另外一块试验田深翻一丈二尺，由老乡们自己翻，那里明年亩产120万斤……当时我不到16岁，又长在城市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农业生产中有什么作用，但120万斤这个数字令我很好奇。劳动休息和同学闲聊时便问，120万斤小麦到底有多少。在旁边指导我们翻地的一个农民插话，一麻袋才装200斤小麦，小麦还别太干了”。
老农不经意吐出的数据，经他一细思量，“120万斤小麦要占多大地清晰起来”。
学习会上，他问教导老师：“一亩地怎能产120万斤小麦呢？它要装6000个麻袋，平码在地里要堆6层呢。”
“你是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么？”老师追问道。
“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6层麻袋挺起来呢？”他说到这里，会场突然沉默了，生怕其他学生被毒害似的，老师匆匆宣布散会。
“第二天刚刚出工，年轻的教导主任在会上板着一副面孔宣布：王学泰和王某某到队前来……紧接着那位女连长也走到前排，拿着一张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在全体同学面前指控我的罪状。”王学泰在《生活的第一课》里写道。
“受到批判后，我变‘懂事’了。报考大学时，班主任为我的操行分评了一个‘良’。幸好有这个‘良’，我才勉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哪怕它是当时最差的一所大学。”王学泰轻轻喘息。
北京工农师范学院开学当天，王学泰与闵家胤相逢时，大为吃惊：我是落后生，所以给分这儿了，你这积极分子怎么也分到这儿了？
事隔多年，两人才获知，当年高考录取，考分根本不作数，完全看政审。审卷只用4个图章：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二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三是降格录取；四是不宜录取。“我俩估计都因家庭关系，打上了第三个戳，遇罗克则是打上了第四个戳，他就算第二年再考也是落榜。”王学泰压低了声音，“那年，许多优秀毕业生因此名落孙山。我与遇罗克毕业后再没见过面。”
他最后一次听到好友的消息，是“文革”来临，“遇罗克又一次针对风靡一时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荒唐的‘血统论’，发表了《出身论》，被判死刑”。
“表现好”就是揭发别人
大学期间，王学泰与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是好友。1959年，张闻天被打为“反党集团成员”，全国通报。“那阵子，我常看见王学泰与张虹生上政治课时，坐在后面小声交谈。”
“1962年，学校并入北京师范学院，我与王学泰接触渐少。当时，他与我俩的另一高中同学文喆私下交流频繁。”闵家胤说，“在工农师范学院时，张虹生经常与王学泰讲一些党内消息，他把这些转述给几个关系紧密的同学，包括文喆。而系里对文喆早有看法，将他定为‘内定反动学生’。毕业搞‘清理思想运动’时，文喆顶不住，就把王学泰交代出来。
“当年，北京每所大学要揪出一个正牌反动学生，在全校进行批斗。王学泰渐成学院攻击‘重点’。学校要批斗他的那天，他起初并不知情。有人猫在宿舍里写大字报‘把死不交代的反动学生王学泰揪出来’，被同宿舍的另一同学瞧见，赶紧通知他大事不妙。
“王学泰一听慌了神，抱起所有的日记，连夜上交党支部，表态自己如果还有什么思想问题，就请党支部在日记里摘取。多年后，我还与他开玩笑，那天在院里撞见他，算是明白面如死灰是怎么回事。”闵家胤笑道。
“运动中，眼看同学一个个过了关。轮到我汇报思想时，按同学之前讲的内容讲了3个小时，可政治辅导员根本不理我。后来党支部书记把我叫去，批我没反省到点子上，让我老实交代与张虹生之间的关系，我才知道张虹生在新疆为他父亲翻案出事。”王学泰回忆道。
1964年8月，他大学刚毕业，即划为“反动学生”。次年1月3日，发配北京昌平区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直至1969年。
南口是个风口，卵石遍地，极艰苦。在劳改学员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后来导演了电视剧《大宅门》的郭宝昌也在其中。
“在农场，王学泰睡上铺，我睡下铺。”郭宝昌痛快谈起了至交，“但那时，我们还彼此戒备。”
“劳改队对待我们这些人，有一非常管用的统治方法，就是给人一个希望，谁表现好就能早点出去。所谓表现好就是揭发，勇于和别人斗争。生存环境恶劣、扭曲，人性毫无尊严可言。大家都必须隐匿地、很有技巧地不犯错误，尽量保住性命。
“我们的生活主要就是劳动与认罪。每周总结、每月总结、每半年总结，年终还有总结。王学泰是个特别爱说话的人，尽管他谨慎小心、老实干活，但揭发他的言论问题总比我要多。不过他笔头子厉害，认罪书一般写得好，印象中他被批得不多。”
为何研究游民
从南口出来后，王学泰一度被“搁在教师队伍中改造”，“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后，他下乡锻炼，与北师大中文系主任廖仲安分在一起。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让师生二人甚为相投。“廖先生曾被周扬定为‘红秀才’。他跟其他人说：你们认为王学泰反动，我觉得他很进步。”闵家胤忆道。
1972年，王学泰在北京琉璃厂结识了一帮书友，时常聚在一起，畅谈“不太尖锐的话题”。一次，他从一书友处借到了传说的预言奇书《推背图》，后转借大学同学章某。他俩曾交心：“当时社会混乱，江青以特殊身份乱政，对此有所感慨。另外，我们对当时搞得声势极大而且弄得人人自危的‘批林批孔’运动都认为‘另有所指’。”
章某又将《推背图》借给了文化馆干部顾某。王学泰写道：“这位顾某曾当着样板团面骂江青，让人给告发了。此时正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顾某的言论和他的高干子弟身份引起高层注意，抄了他的家，《推背图》复制件出现了。那是个草木皆兵的年代，于是由他追到章姓同学，老同学牵扯到我。”
1975年初，因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有些不恭言论，王学泰被拘留了。先是关押在北京市看守所。1976年7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一名预审人员向他坦言：“我俩没冤没仇，你也没把我们家孩子抱井里去，今天我审讯你，是因为挣这56块钱。”
判决两天过后，唐山大地震，“人们惊醒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后来听到许多犯人狂敲铁门，大喊大闹……”
狱中，王学泰“阅人无数”：猥琐的老强奸犯；“佛爷”（小偷）；能自制粮票、油票、火车票的刑事犯；出身贫农，因牢饭能吃上“刚煮出的饺子”，反让探监的家人视为享福的“现行反革命”；还有“眼里揉不进沙子”，发现国家大事出了问题而上书中央的政治犯老崔；以及“文革”之初，在凛冽寒风中散发传单，抗议“文革”反人道因而被判无期的老祝……
“算起来，我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待过近十年、在监狱里待过三四年，可以说，底层社会各色人等都见过一些。监狱里关的人，95%跟社会上的人一样，有好有坏，差不太多。另外5%里，有四成是极好的人，有六成是极坏的人。这两类人都在社会上极少见。我在最坏的人身上，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甚至是社会之恶的浓缩。我为什么要写游民？就因为我在狱中净看到这些人、这些事。”
“荷兰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感言说，‘我有幸生在一个小国，这个小国即使做点蠢事对世界危害也不大’。我们生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做点蠢事就对世界危害挺大。作为中国人应该关心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至于我，快奔70了，到了这个年纪就是‘三个一样’了：钱多钱少一个样，屋大屋小一个样，连看男女都一个样了。有人问，以前的坎坷经历没让你有过恨？我好像天生就不会恨，我相信人性有光明的一面，这个世界还值得留恋的就是人性的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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