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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械到艺术
马克·吕布的作品是可以让摄影爱好者,从理想的机械冲动,到感性的艺术领悟。“他最开始为一家公司进行拍摄,不久便发现,即便和一同工作的摄影师也无法沟通,大家日常谈论的都是相关器材和技术的话题,而他对此毫无兴趣。”
他的作品讲究的不是摄影器材的使用上,而是对周围细节的感动。记录着每一个真实的点滴画面。他一直关注的是摄影传达的情感,而非器械式的作业。如果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摄影师,不如说他是一个用摄影记录人生情感的艺术家更为贴切。
《马克·吕布
东方印象》这套书,内容表现的是50年代的东方,从细微处扩展到当时的社会背景。让那个年代的人有了浓浓的温暖回忆,让非那个年代的人走进那个时代,体会当时社会带给人们的酸甜苦辣。
在书籍的装帧设计上也是非常贴合内容,把作品的情感,更好的传达给读者。封面的设计,从颜色和图案的选择,都却别于其他摄影类图书,这次不选用摄影作品做封面,也是对马克·吕布在摄影界地位的一种肯定。颜色和字体也相当复古和简洁、大气。内文用纸的选择,突破的以往摄影类图书的光面用纸。显得更加有文化,有内涵,有故事。《马克·吕布
东方印象》就是一个承载
內容簡介:
《马克·吕布东方印象》是马克·吕布的摄影作品第一次被正式引进在中国大陆出版,限印5000套。本书大部分图片均是在国内首次公开亮相,是影像匮乏的五十年代东方世界珍贵的记忆。
作为极受推崇的玛格南图片社最负盛名的摄影师之一,马克·吕布曾两次获得新闻摄影最高荣誉之一Overseas Press Club
Award大奖,他的作品多以真实、朴质又平实的画面展现了东方的各个层面,很多经典的瞬间已经成为了上一个世纪的时代缩影。
为了更好的还原黑白胶片影像,此次印制特选德国象牙双胶纸配以6色印刷工艺,其精密丰富的影调和层次,雅致细腻的纸张质感,将带给读者最为舒适的阅读体验。同时由法国Xavier
Barral
出版社全程监制印刷,由于成本高昂,全球合印操作程序复杂,再版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本书堪称是一部极具收藏价值的图片圣经。
一部真正的东方视觉笔记
1955年的春天,著名的法国摄影师马克·吕布驾驶着从他的好友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著名摄影师,玛格南图片社发起人之一)那里买来的二手路虎,从印度最大的城市加尔各答出发了。马克脑海中回忆着父亲的旅行日记,他渴望离开法国熟悉的一切,到陌生的环境去探索未知的领域,他希望可以尽可能多地去了解中东和亚洲。
马克·吕布第一站来到了伊斯坦布尔,随后穿过了卡帕多西亚和安纳托利亚的田园风光,经过波斯到达阿富汗,在阿富汗他的足迹甚至扩展到危险的种族地区。马克·吕布于1956年又回到印度,并花了一年时间行走于这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他从加尔各答到德里东部的大吉岭、西部的拉贾斯坦邦,再到南部的孟买和北部尼泊尔的瓦拉纳西,最后从尼泊尔进入中国,那时候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外国人可以获得中国的签证。
这是马克·吕布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正是这次中国之行成就了马克·吕布与中国一生的情缘。到目前为止他曾先后22
次来到中国。在马克·吕布的镜头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一种难以言说的东方式的优美与和谐。虽然他也拍摄名人,但马克更多地将镜头锁定在普通百姓身上,例如1957年,马克·吕布被安排去参观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遗憾的是,与官方的意愿相反,他的镜头没有记录下大桥的英姿却对准了桥下破败的帆船。在宏伟的国家工程与民生的凄凉困苦之间,他更倾向于后者,这种对于小人物命运的关注构成了马克·吕布作品的重要主题。马克·吕布的作品已经成为纪实摄影的一个标杆,他就像一面镜子,让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摄影理念。
1958年,马克最终在日本结束了他这次伟大的旅行,同时他也将数以千计的照片带回了法国。《马克·吕布东方印象》这5卷图册珍藏了马克3年间旅行的足迹,记录了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全篇以真实、朴质的画面不加修饰地定格了东方之美,可谓是一部真正的东方视觉笔记。
杰出摄影家马克·吕布全情奉献
马克·吕布的摄影作品作为纪实摄影的一个标杆,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推荐到中国,他对于中国纪实摄影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而今,《马克·吕布东方印象》首次被正式引进在中国大陆出版,以系列的形式记录了自1955年至1958年间马克行走于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印度、尼泊尔、中国以及日本等国的旅行见闻。《马克·吕布东方印象》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的东方视觉笔记,在这次漫长而意义非凡的旅行中,他将镜头对准了当地人民日常生活的步履,以真实、朴质又平实的画面展现了东方世界的各个层面,不加修饰地定格了东方之美。
作为倍受推崇的玛格南图片社最负盛名的摄影师之一,马克·吕布始终坚持以局外人的立场,独立的观察方式,冷静又富于艺术感受的人文视角捕捉直觉性的瞬间。曾经是工程师的他对线条保有执着的痴迷,这让他的作品除了具有细腻的美感之外还拥有更加精妙的构图和充满诗意的节奏感。同时这名安静的摄影师也是一个自由的行者,他用脚步丈量世界的维度。马克·吕布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他不断的探访这个和他家乡有着天壤之别的地方,并用善意的好奇心和纯粹的热爱去记录这些悄然发生又转瞬即逝的影像,这让保存在胶片上的往事也成为了历史唯一的真实表述。当流连于这些黑白记忆时,现实与过去将交叠出现,这便是时间的情怀,也是隐藏在变化背后的、存在着的历史脉络,比历史本身还要古老的文明所蕴含的永恒。
会呼吸的纸张满足最苛刻的皮肤欲望
此次印刷由法国Xavier Barral
出版社进行全程监制,十余种版本全球同步印刷。特选德国象牙双胶纸,高精度锁线圆脊精装,封面采用环保荷兰丝光棉包布,配以高强度4mm荷兰板精制书匣,所有工艺均代表着目前欧洲最高的书籍装帧水平。
尤为难得的是,为了能够精确的还原这些珍贵图片细节,让读者真切地领略到胶片时代浓郁的文艺气息,重拾时代转呈凝重内敛的往日记忆,此次《马克·吕布东方印象》的印制特选了“会呼吸”的德制象牙双胶纸,配以更加精密的6色印刷工艺,是纸张对胶片影像的最极致还原,无论图片质感还是影像层次均达到了目前世界印刷的最高水平,让每一次翻阅都充满期待和享受,足以满足最苛刻的感官欲望。同时这也给传统阅读方式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真实感和存在感,是读书时代的伟大回归。
關於作者:
作为倍受推崇的玛格南图片社最负盛名的摄影师之一,马克·吕布曾两次获得新闻摄影最高荣誉之一Overseas Press
Club
Award大奖,他的作品多以真实、朴质又平实的画面展现了东方的各个层面,很多经典的瞬间已经成为了上一个世纪的时代缩影。马克·吕布的摄影作品作为纪实摄影的一个标杆,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推荐到中国,他对于中国纪实摄影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马克·吕布始终坚持以局外人的立场,独立的观察方式,冷静又富于艺术感受的人文视角捕捉直觉性的瞬间。曾经是工程师的他对线条保有执着的痴迷,这让他的作品除了具有细腻的美感之外还拥有更加精妙的构图和充满诗意的节奏感。同时这名安静的摄影师也是一个自由的行者,他用脚步丈量世界的维度。马克·吕布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他不断的探访这个和他家乡有着天壤之别的地方,并用善意的好奇心和纯粹的热爱去记录这些悄然发生又转瞬即逝的影像,这让保存在胶片上的往事也成为了历史唯一的真实表述。当流连于这些黑白记忆时,现实与过去将交叠出现,这便是时间的情怀,也是隐藏在变化背后的、存在着的历史脉络,比历史本身还要古老的文明所蕴含的永恒。
马克·吕布(Marc
Riboud),法国著名摄影师。1923年6月24日出生于法国里昂。马克以其对东方世界的广泛报道而广为人知。在他14岁时,他用父亲给他的柯达Vest-Pocket相机完成了第一次摄影经历并在巴黎展览,从此马克·吕布就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1945年),马克·吕布参加了法国地下反法西斯游击队以反抗法西斯的统治。战后,马克·
吕布进入里昂的中央学院(Ecsle
Centrale)学习机械并于1948年毕业成为一名工程师。直到1951年,在一次历时3个月的纽约之旅中,他看到了当地博物馆里的摄影作品现状后决定放弃稳定的工程师工作,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摄影中。最初他搬迁至巴黎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随后结识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并加入由布列松和罗伯特·卡帕等人创建的玛格南图片社。
他发表的第一张照片是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Eiffel Tower
Painter),拍摄于1953年的巴黎。这张著名的照片描绘了一位正在粉刷埃菲尔铁塔的工人,他的造型就像是栖息于塔间的舞者,巴黎城在照片背景中若隐若现。
目錄 :
《马克·吕布:东方印象(中国)》
《马克·吕布:东方印象(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
《马克·吕布:东方印象(日本)》
《马克·吕布:东方印象(印度、尼泊尔)》
《马克·吕布:东方印象(土耳其)》
內容試閱 :
序言
东方印象
1955年的秋天,当我驾驶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老旧的陆虎向东方出发时,我从事摄影师的职业已经差不多两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旦走出了这一步,一切便已成定局:我开始了这些年流浪的生活。作为年轻的工程师,实习一个接一个地做,公司一家接一家地换,尽管家人在努力地帮助我,我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也逐渐拿我没了办法……我曾采纳卡帕(Capa)友善的建议,在英国生活了一年,加入了玛格南图片社(Magnum)。然而直觉告诉我,我必须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不仅要离开我的家人,我更要远离欧洲,远离欧式的思维习惯和文化,去探索广阔的东方。在那里,世界有着不同的刻度,而我也可以自由地从伊斯坦布尔流浪到上海,随意地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掌控我自己的节奏,挑选我自己的驿站。自由,真正的自由。
虽然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奈瓦尔(Nerval)或是谢格兰(Segalen)的《东方之旅》(Voyage en
Orient),但我已经熟读了父亲的旅行日记,他曾经在1910年结束学业后环游世界。日记中他讲述如何在柬埔寨患上鼠疫的段落令我神往不已,年少时的我想象着他躺在树叶编成的担架上,被隔离在一间竹棚里,一队高棉“男孩”照顾着他……我还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翻看卡蒂埃-布列松(Cartier-Bresson)在中国和印度拍摄的照片,这些国度有着异样的美丽,吸引着我。亨利(Henri1)在卡帕去世后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同样促使我前往远东。由于我对自己本身和我的职业都信心不足,所以我确实需要一位“老师”,而此时的亨利正好希望收一名学生来传授他对摄影的信念和热情。于是,在整个东方之旅的过程中,我总是能在喀布尔、斋浦尔、马德拉斯、艾哈迈达巴德或是某个我忘记名字的印尼小城收到亨利不远万里寄来的书信。两三年前我又把这些信找了出来,标着“航空信”的鱼皮纸有些皱褶,字虽然写得快却十分清晰,每封信都整齐地叠好,甚至是压平,仿佛为了强调信中内容的重要性,我似乎又看到了我刚认识亨利时的模样,整个人都充斥着大声呼喊的愿望,渴望着向人们解释应当如何摄影,如何欣赏绘画作品,如何了解一个国家,如何避免只拍摄如画的风景,如何“思考”一篇采访报道,如何“组织自己的思想”,当然还有如何观察以及学习观察形式与美。
我把这些信读了又读,眼前又浮现出他和我分别还在45岁和30岁时的样子,我又找回了生活的节奏,60多年前所写的信中弥漫着的这种紧张和热情。在这些印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邮戳的信中,从没有一句过渡的话语,几乎无一例外以“抓紧时间”结尾,最喜欢使用命令的语气。虽然没有诸如“快去,快跑,飞起来,替我报仇”这样的句子,但更多的是“好好关注那些宗教节日,拍起来简单,很容易就占满两页纸,也就是十张照片”,“别忘了,你在拍摄某个令你欣喜若狂的场景时,或许在你眼前就会发生一件小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但是却会成为你构建故事时关键的一环”,“训练自己最多用15张照片制作一篇采访报道,这会强迫你去综合观察一个题材的方方面面,走出你得心应手但却毫无创新可言的创作方式”。
信可以“抓紧时间”写,可是照片却必须花费时间来拍摄,于是命令的语气又来了,“尽可能多在中国停留,还没有人曾经好好地拍过平实的中国”,“慢慢来,只在你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从东方回来……”
我在旅行了三年之后因为母亲病重才回来,然而在这三年里,我已经拍完了这本书所需的所有照片。这三年,我独自一人从早到晚走着、看着,把精力集中在我看到的一切之上,睁大眼睛迎接所有惊喜,一天一天逐渐明白如何才能成为摄影师。边走边看,回头再走,站在长椅上,爬到卡车上,走偏几步,不停地移动直到勾画出我要的画面,等待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一条狗、一辆马车等等等等进入背景当中,在混乱中找到秩序,饶有兴致地观察一个场景从头到尾的演变,欣赏一个优雅的手势,我体会到活动与行走给身体带来的快乐,我喜欢沉默,一张好照片给我带来的这种感觉,就是幸福。
1955年当我出发的时候,去中国的签证还很难获得,然而现在我再翻阅这本书时,我才明白自己当时能够穿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种族区域以及今天这些如此危险的地区是多么的幸运。20世纪50年代中叶,武器工厂与卖甜瓜(世界上最美味的甜瓜)的小贩可以比邻而居,每个茶馆都有一间小小的美容室,我在那里受到的热情招待在欧洲早已不复存在。
我以自己的节奏旅行着,在尼泊尔停留几个月,又在加尔各答住了一年。在加德满都期间,我住在鲍里斯(Boris)经营的酒店,鲍里斯曾经是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舞者,曾为尼泊尔国王筹划过加冕仪式。
他在印度北部找到20多头家养的大象,到了仪式当天,国王、皇室成员和达官显贵们都坐在象背上的豪华轿子里前来。我到现在还记得斯塔尼斯拉斯·奥斯特罗罗(Stanislas
Ostrorogh)男爵身着燕尾服的贵族气派,他头戴两角帽,爬到象背上时小心地避免身上沾上象粪。他对亚洲有着疯狂的热爱,对他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与北京相媲美。20世纪20年代他曾在北京居住,那时他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他也鼓励我去北京走走,也正是他帮助我获得了去中国的签证。我还在加德满都多次见到《五彩光辉》(Multiple
Splendeur)的作者韩素音,她笔下的人物之一是一位大鼻子的法国摄影师……在加德满都度过一段时间之后,我重新上路,在多处稍作停留最后到达加尔各答,住了一年。孟加拉的艺术家们都非常热情好客,我与他们经常见面。我很喜欢画家帕瑞托旭·森(Paritosh
Sen);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曾带给我拍摄采访的灵感;拉维·香卡(Ravi
Shankar)曾在某些艺术家的家中或者咖啡店里演出,当时这些艺术家还不像政客们那样似明星一般受大众的喜爱。那时的政客们非常易于接近,尼赫鲁(Nehru)、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新德里会见中国政府代表团时,我甚至与几位印度摄影师一起,走到停机坪上距离他们仅几米的地方,完全没有警戒线把我们分隔开。
在有些大城市,我还去拜访了亨利的朋友。信中一些被遗忘许久的名字又浮出水面。“到马德拉斯时,去看看山姆(Sam),他非常聪明,积极又细致,他是位社会学家,是唯一一个你可以问任何问题的人”,“到了尼泊尔,你会听人说起萨维塔(Savita)小姐,她会跳曼尼普利舞”。在喀什米尔,亨利也认识总理和当地“最好的照相机修理师”,这位修理师是位绝佳的朋友,他还努力帮助我获得了去中国的签证。“我立刻写信给穆尔克(Mulk)向他推荐你,告诉他你可不是世界上最差的摄影师。”
离开城市,我便是一个人在路上。我妹妹曾在我出发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陪伴我,后来在伊朗爱上了一个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医生,随后回了法国。我很享受这份孤独,它让我摆脱了我在法国时的习惯和束缚,使我能够游历印度、中亚、中国、讲希伯来语的伊朗地区等地,沉浸在这些富饶国家的风光和人文生活当中。当我徒步行走的时候,脚下赭石色的土壤是那样柔软;而当我驾驶陆虎的时候,我则喜欢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慢行,微风吹着头发,手肘支在车窗边。渐渐地,道路上弥漫着的这种悠然也感染了我,在尼泊尔,轮制的交通工具还未出现,骡子或者男人和女人肩扛重物行走的步伐形成了独特的韵律;在印度,节奏则来自于白水牛拖曳着的大板车。这样的悠然和柔软给我了很多帮助,这种感觉与我的性格相得益彰,它让时间得以优雅地流逝。14世纪的一位教皇曾经说过:“看是灵魂的天堂”,这句话无论放在他的家乡托斯卡纳还是东方都同样真实。我越向前走,就越能看清处处闪耀在东方的这些曲线,这些饱满而圆润、性感而盛放的形状有多么和谐,在这里,时间仿佛停下了脚步,最简单的手势也有着典礼般的优雅;在太阳下晒干托蒂(dhotti2)的男人,手臂和肩膀延伸的线条如同一个个不间断的乐章,连奏的音符;无论是夜幕降临时大象在恒河里洗澡,还是纳高尔骆驼市集上的驼队走入轻雾,都能给我带来视觉的愉悦。
有一天,在阿富汗的高地上,从早上开始我连一个人影都没见过,晚间不小心陷入一片沼泽。就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十几个人从一丛柳树后面冒出来,他们手拿木板和绳索,用有力的手臂开始对我展开营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几杯绿茶。一小时以后,我得救了。一群成年男人和少年挤上我的陆虎,他们坐在汽车两旁的踏板上,把它变成了一辆公共汽车,一同前往最近的城市。
在这条只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才是世界尽头的道路上,我从未真正独行过,我遇到过一辆涂鸦成玩具一般的卡车,一支骆驼商队,一位带着熊的茨冈人,一位老人和他头裹缠巾的驴子,一只顽强穿越道路的乌龟,一位用只在伊朗才能看到的蓝色涂料涂刷房门的农民。
无论在夏天还是冬季的夜晚,在万物陷入茫茫黑暗的乡村,我总能找到一张床,这种在东方随处可见的“绳编床”(tcharpoi)用木条做框架,中间绷紧交错的绳索;总能在一间茶馆(tchaikhane)或是招待所找到咖啡喝。这些国家的人们都是在马背上、路途中度过大半人生,所以没有人对我的出现感到惊奇,而我也常常在几位下棋的老人陪伴下用餐。夏季的夜晚凉爽而甜美,几乎处处都有小溪在潺潺私语。
在印度的东部地区和中国,我还能收到母亲和亨利的书信,只是随着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通信的频率也降低了。我在母亲写来的信中感受到日渐沉重的不安:我妹妹怀上了她在伊朗结识的意大利医生的孩子。这位医生有家室。母亲在信中说,传统的道德观念无论是对于里昂还是喀布尔的女人而言并无太大差别。我本应像穆斯林的男人一样,好好监督我的妹妹。母亲的责备揉在字里行间的温情当中。
亨利的书信也起了变化。我寄出的照片到达了玛格南图片社在巴黎的办公室,亨利看了我的每一个采访,写信告诉我他觉得成功或失败的地方以及原因。通过他的评论,也许尤其是他的批评,我脑海中逐渐描绘出他的要求,他对这个职业的概念以及对他而言这个职业的意义,这些信集结成了《给一个年轻摄影师的信》(
Lettres à un jeune
photographe)。他对中国或印尼的部分照片很感兴趣,“我要向敏感的几何学家马克(Marc)脱帽致敬”,或者是“故事的连贯性极好,细节生动,所有内容骨架清晰”。然而针对《看》(Look)系列中的一个采访,他从日本金州写信跟我说,“你在创作《看》时遇到的困难与观众无关……作品还要做到更加精确。拍出漂亮的好照片固然好,但是有时即使照片不好,也要能够表达清楚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在你去日本之前我要提醒你,……照片是对事实的真实反映,所以如果你在中国只看到吉兰(Guillain)作品中如蓝色蚂蚁般的、笨手笨脚的农民,你不应该泄气,而应该保持距离,保持你的政治主张……”,“好好思考你想表达的意思,多问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照片自然而然就会来。你是天生的几何学家,多么幸运,真是少见……”
他评价我照片时体现出来的严格,也同样用在他自己的身上。“现在我再看以前在古巴和俄罗斯时认真但快速拍摄的作品,哪还有什么真正称得上是好照片的?”他梦想着超越时事采访的限制,因为这种形式令他无法做他想做的事—“认真地闲逛”和简单的“去看”。亨利的称赞和批评给我指明方向,让我感动,但我同样也感受到阿富汗、印度、中国和日本的道路让我学到了任何老师—无论多么伟大的老师—也无法教授我的东西。
旅行与信件,孤独与建议,东方和前辈给我的指教,仍然传承和业已消逝的规则,岁月的脉络和时间的厚度,这些使我成为了一名摄影师。今天,身影已拉长,脚步也越加缓慢,然而在翻阅这些书页时我却发现,这种欲望,这种去看的愿望,丝毫没有改变。看。
马克·吕布
卡特琳娜·赛内(CathreineChaine)协助
2012年5月
精彩文摘
直觉告诉我,我必须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不仅要离开我的家人,我更要远离欧洲,远离欧式的思维习惯和文化,去探索广阔的东方。
(来自布列松的信中这样说道:)“训练自己最多用15张照片制作一篇采访报道,这会强迫你去综合观察一个题材的方方面面,走出你得心应手但却毫无创新可言的创新方式”。
(来自布列松的信中这样说道:)“别忘了,你在拍摄某个令你欣喜若狂的场景是,或许在你眼前就会发生一件小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但是会成为你构建故事时关键的一环。”
有一天,在阿富汗的高地上,从早上开始我连一个人影都没见过,晚间不小心陷入一片沼泽。就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十几个人从一丛柳树后面冒出来,他们手拿木板和绳索,用有力的手臂开始对我展开营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几杯绿茶。
旅行与信件,孤独与建议,东方和前辈给我的指教,仍然传承和业已消失的规则,岁月的脉络和时间的厚度,这些使我成为了一名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