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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genev，1818-1883），19世纪俄罗斯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出身于奥廖尔省一个世袭贵族之家，1833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毕业后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希腊文与拉丁文，被视为当时俄罗斯的“欧化”知识分子。其代表作品主要有《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和《春潮》等。屠格涅夫是一位极具敏锐性的作家，其作品因涌动着强烈的时代脉搏，被誉为19世纪40至6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屠格涅夫又是一位富有诗意的作家，其温润简洁、精致优雅的文字，为俄罗斯语言的规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译者介绍： 徐振亚，1943年生，上海嘉定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获俄罗斯高尔基文学奖。主要译著：《另一种生活》、《罗亭》、《烟》、《美好而狂暴的世界——普拉东诺夫小说》、《马背日记》；与人合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卡拉马佐夫兄弟》、《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集》。 沈念驹，当代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浙江德清县人，笔名“亢甫”、“肖马”、“马心水”。历任浙江人民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副总编、编审。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理事、副会长。主要译著有：屠格涅夫中长篇小说和全部散文诗，普希金中短篇小说及童话、书画等，高尔基长篇小说《童年》及《我的大学》，契诃夫中短篇小说，帕乌斯托夫斯基小说《烟雨霏霏的黎明》等16篇。主持编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外国著名诗人诗全集书系》、《世界戏剧经典全集》等大型丛书；主编《普希金全集》、《果戈理全集》等大型文集。 內容試閱： 小说家中的小说家 徐振亚 屠格涅夫1818—1883是一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他为俄国人民和全人类留下了丰富宝贵的文学遗产。如果说他的具有反农奴制倾向的特写集《猎人笔记》使他在俄国文坛上声名鹊起的话，那么为作家赢得世界声誉的则主要是他的长篇小说。从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先后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其中前四部尤为出色，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把握时代的脉搏，敏锐地发现并及时捕捉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这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大特色。他创作的全盛时期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即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革命阶段向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阶段转折的时期。这一阶段阶级力量的变化，社会情绪的涨落，思想观念的更替，知识分子的心态……总之，俄国生活中所有重大的社会现象都不曾逃脱他敏锐的目光。然而，屠格涅夫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命运上。正如他在回顾和总结自己长达数十年的创作生涯时说的那样：“我集中精力和智慧，努力认真地忠实地把莎士比亚所说的‘the body and pressure of time’（形象本身和时代的印记）以及我的主要观察对象——迅速改变着的俄国知识阶层的面貌——描绘出来并表现为适当的典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构成了一部俄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艺术编年史，不仔细研究屠格涅夫的作品，也就无法具体而深刻地理解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 当屠格涅夫于1855年夏天着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的时候，克里米亚上空硝烟弥漫，炮火纷飞，俄土战争正处于高潮。虽然战争的胜负未见分晓，但俄国的颓势已经显而易见。而后来惨败的结局更进一步暴露了农奴制俄国的落后和腐朽，也迫使人们思考俄国的命运和前途，寻找能够改造社会的力量并探索强国富民的道路。 围绕俄国的前途问题，早在40年代就在主张全盘欧化的西欧派和强调保存国粹的斯拉夫派之间有过一场大论战，而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俄国何去何从的论争主要在贵族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之间进行。自由派表面上赞成废除农奴制，但希望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实质上依然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及其统治地位；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制度，消灭农奴制。 从“不可救药的西欧派”转入自由派阵营的屠格涅夫试图对这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对贵族知识分子前一时期的活动进行客观的评价，并且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如何发挥作用。这便是作家仅用五十多天时间创作《罗亭》的动因。 小说原名《天才人物》，侧重写罗亭的弱点，作者后来听从友人的劝告，进行了重大修改，增加了波科尔斯基小组的活动情况和罗亭活动的社会背景，指出了主人公失败的社会原因以及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1860年又在小说的尾声中增添了罗亭牺牲在巴黎街垒战中的场面。这样处理，不仅使人物的命运有了最终交代，而且全面反映了三四十年代的时代特征和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罗亭出身破落贵族，受过良好教育，通晓黑格尔，爱好歌德、霍夫曼的作品，大学时代参加过先进小组的活动。他一出场就以敏捷的才思、出众的口才和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把能言善辩的比加索夫批驳得哑口无言，赢得了满堂喝彩。他那充满灵感和激情的即兴谈话表达了他所憧憬的人生理想和意义：“我们的生命固然短暂而渺小，但是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人创造的，意识到自己能够成为神祇手中的工具，就会使人忘却其他的欢乐……”信仰科学和真理，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为理想而奋斗是以波科尔斯基和罗亭为代表的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是他们与安于现状、不思变革的平庸之辈不同的地方。 罗亭强调自尊，反对自私。他对为他提供食宿的女主人拉松斯卡娅没有曲意奉承，保持了独立的人格。在对娜塔里娅的感情上，他先是用椴树萌发新芽时枯叶才会脱落作暗示，继而要求与她约会，并让这位少女首先吐露自己的心曲，这一过程体现了他自尊自重的性格。即使向沃伦采夫通报自己已经获得了娜塔里娅爱情的这一举动，其动机也是为了表明自己光明磊落和对他人的尊重。这时候，他是真诚的，也是勇敢的，没有畏缩不前或优柔寡断。但他毕竟是理想主义者，缺乏实践的能力。他没有想到爱情会遇到困难和阻碍，也没有想过如何去克服和战胜这些困难和阻碍。当事情停留在口头上的时候，他应付自如，得心应手；而一旦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他就束手无策，不知所措了。尽管娜塔里娅决心不顾一切地跟随他，可是他只能退缩，甘心“屈服”。除了指责他的软弱，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不忍心破坏少女优裕平静的生活，跟着他去受苦受难。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那么他的退缩也不失为爱的一种表现。 对于屠格涅夫来说，爱情不仅是感情的纠葛，更重要的是检验人物精神世界和道德面貌的一种手段，是衡量人物社会价值的一把尺子。因此，罗亭在爱情上的怯懦表现了他性格中的根本弱点：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而这恰恰是三四十年代那些脱离人民、不了解俄国现实的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通病和致命弱点，罗亭只不过是其中的典型罢了。 娜塔里娅的爱情未能获得罗亭的真正理解，这一方面衬托了罗亭的弱点，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青年一代的觉醒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娜塔里娅对罗亭的真诚感情是有深刻的道德基础和思想基础的：“我明白，凡是追求崇高目标的人，不应该仅仅为自己着想。请您相信，妇女不但能理解自我牺牲的价值，她自己也能够作出自我牺牲。”她在罗亭身上看到了理想的光辉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并且决心以罗亭为榜样，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去。在黑暗的年代里，罗亭用热烈、勇敢的言辞在青年的心灵中播下了美好的种子，使之萌生出高尚的思想和感情，激励他们去行动、去斗争。这是罗亭们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罗亭雄心勃勃，很想施展自己的才干，闯一番事业。他创办实业，疏浚河道，从事教育，但又处处碰壁，一事无成。在一系列挫折和失败面前，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追求。他始终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更不愿意与之同流合污，虽然凭他的能力，不愁捞不到地位和财富，但真理和理想之火始终在他胸中燃烧，他宁可牺牲个人利益，也不愿妥协，不愿与社会取得和谐。最后他战死在巴黎街头，更加显示了他的进步作用。罗亭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是时代的悲剧，是俄国历史上“多余人”的共同遭遇。当然，不同年代的“多余人”有着不同的特点。奥涅金无所事事，精神空虚；毕巧林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惜牺牲别人；别里托夫耽于幻想，整个人生是一份失败的记录。而罗亭却始终醉心公益事业，不倦地忘我工作，一辈子“为思想服务”。他无疑是最有光彩的“多余人”，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即使与昔日的朋友和同志、后来沦为庸人的列日涅夫相比，甚至与最后嫁给沃伦采夫的娜塔里娅相比，罗亭也要高出一头。 对于罗亭这类人物，作家高尔基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如果考虑到时代的各种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智慧贫乏，以及农民群众对自己的任务缺乏认识——我们就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实践家和行动者更有用。”“理想家是革命思想的传播者，是现实的批判者，可以说他在耕耘处女地，当初的实践家又能做些什么呢？” 随着《罗亭》的问世，当时有人预言：“屠格涅夫开始了一个新的活动时期。他的才能有了一种新的力量，他一定能创造出更加重要的作品。”事实也的确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和苦恼之后，屠格涅夫于1859年向读者奉献出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贵族之家》。这部作品受到交口赞誉，奠定了他作为“社会的作家、心理学家和风景画家”的地位。作家本人也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他写得最成功的一部小说。 跟《罗亭》一样，《贵族之家》的主题也是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如果说《罗亭》在批评贵族知识分子弱点的同时，又肯定他们的进步作用，那么《贵族之家》则是哀悼贵族知识分子退出历史舞台以及贵族阶级没落衰败的一曲挽歌。 屠格涅夫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批判者的姿态为我们记录了以拉夫列茨基家族为代表的贵族阶级的兴衰史，拉夫列茨基的曾祖父专横跋扈，残忍野蛮；祖父粗暴而懒散，对狄德罗和伏尔泰恨之入骨，父亲对西欧文化顶礼膜拜，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却十分蔑视；拉夫列茨基这位聪明而高贵的人“虽然活着，却已经退出了人生的疆场”。这几代人分别代表了18世纪到19世纪初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征，而贪赃枉法的检察官卡里金，造谣生事的旧官僚盖杰奥诺夫斯基，浅薄虚伪的潘申，粗鄙武夫科罗宾这些活跃在尼古拉时代的人物，又为这幅历史画卷增添了具体而生动的色彩。作者告诉我们，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走向没落和腐朽。他在刻划这些人物的时候，原来固有的那种田园诗般的恬静风格已经不见影踪，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凄凉、哀伤的情调。 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善良、正直而纯朴，但畸形的教育使他徒有健壮的体魄而缺乏坚强的性格。他有广博的知识，却没有实际的生活经验和办事能力。他轻率地迷恋上外貌美丽但水性杨花的瓦尔瓦拉，并贸然与她结婚，铸成了终身大错，为自己播下了不幸的种子。他即使发现妻子背叛了他，也没有彻底离异，只是用财产和金钱换得了部分自由。他渐渐爱上了丽莎，希望她把他从消极状态中拯救出来，鼓舞他走向伟大的目标。但是他像罗亭一样，由于主观的懦弱，没有勇气去争取幸福，甚至认为幸福与义务互不相容，消极地忍受命运的安排。应该承认，拉夫列茨基爱情的悲剧有其客观的原因：他的处境的悲剧性已经不是同自己的软弱无力作斗争，而是同这样一些观念和风习相冲突，与这些观念和风习相抗衡，确实会使最有毅力和最勇敢的人也感到畏惧。较之罗亭，他缺乏社会理想和社会激情，多少散发出奥勃洛莫夫的懒散气息，不过也应该看到，他并没有陷入绝望，并不因为自己的痛苦而变得麻木不仁。面对青年一代无忧无虑的欢乐生活，他不免感到悲伤和惆怅，但他没有嫉妒，没有一丝阴暗的情感，并向他们致以衷心的祝福。 在跟米哈列维奇的争论中，他问道：“请你告诉我：怎么办？”这实际上已经触及俄国解放运动中继“谁之罪？”之后的另一个实质性问题了，他既不想步罗亭的后尘，又不愿效法潘申，那他究竟能干什么呢？对此，屠格涅夫是不清楚的。他安排拉夫列茨基去种地。在作者看来，种地不仅是一种谋生和经营的手段，也是接近人民、关心人民的途径。这不禁使我们想到托尔斯泰笔下的那些忏悔贵族了。在小说结尾处我们看到：“拉夫列茨基有权利心满意足：他真的成了一个好主人，真的学会了耕耘土地和不光为自己一个人劳动，他尽其所能使他的农民生活得到保障和稳定。”我们并不怀疑拉夫列茨基善良的愿望和真诚的努力，但在革命形势渐趋高涨的年代，屠格涅夫为拉夫列茨基指明的这条道路无疑是他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开出的一帖无济于事的救世药方。 《贵族之家》中的道德冲突——个人幸福与社会义务——在丽莎的命运中得到了充分揭示。丽莎是一位天真、淳朴、娴静的姑娘。她沉默寡言，没有自己的语言，然而却有自己的思想，走着自己的路。她自幼丧父，母亲目光短浅，自私而庸俗。唯有正直善良、笃信宗教的奶妈对她的成长和性格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丽莎逐步看清了潘申浅薄、自私、虚伪的真实面目，结束了与他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将自己的爱献给了拉夫列茨基。她的选择表明，爱人民、爱俄罗斯是他们爱情的共同基础。但是浓厚的宗教意识又使她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上帝要求爱“所有的人”，这就意味着她必须去爱丑恶的瓦尔瓦拉，上帝要求宽恕“所有的人”，这就意味着她必须宽恕淫荡的瓦尔瓦拉，并且去说服拉夫列茨基宽恕有罪的妻子；上帝认为爱有妇之夫是罪孽，因此她认为自己爱上拉夫列茨基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内心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但她又是有血有肉的人，她希望得到人间的幸福。宗教的感情和世俗的感情在她身上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最后宗教思想占了上风，她决计放弃自己的幸福，进了修道院。迈出这一步对她来说是不容易的，伴随着激烈的内心斗争和巨大的痛苦。修道院无法使她获得平静，无法使她忘却过去。在修道院与拉夫列茨基最后一次见面时，她那颤动的睫毛、低垂的脸和紧握的手都是明证：在丽莎眼里，宗教是一种道德理想和道德标准。她的宗教意识主要表现为道德意识，反映了宗法农民的伦理观。因此，她遁入空门可以视作为纯洁心灵而做出的一种牺牲，是完成崇高的自我牺牲而迈出的最后一步。还应该指出，她这样做也是出于赎罪——为前辈赎罪的意识。她承认：“幸福不是属于我们的。就是当我怀着幸福的希望时，我的心也总是痛苦的。”因为：“我都知道，知道我自己的罪孽，也知道别人的罪孽，还知道爸爸是怎么积攒了我们这份家产的……所有这些，应当用祈祷来赎罪。”她的先辈给人们制造了许多痛苦和不幸，为他们赎罪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跟拉夫列茨基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得到真正和完全的幸福是一致的，反映了他们不作任何努力而放弃幸福是有共同的思想和心理基础的。基于这种思想和心理形成的爱情悲剧也就具有了深厚的历史内容和社会现实内容，这大约也是《贵族之家》的价值所在。 屠格涅夫被誉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他在小说艺术上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罗亭》和《贵族之家》中已经形成了后来得到充分发展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虽然《罗亭》偏重于紧张的思想冲突，而《贵族之家》主要刻划主人公的心灵生活，强调他们爱情的悲剧性，充满了强烈的心理色彩，但它们在艺术上又有许多共同之处。 这首先表现在两部小说结构严谨，情节紧张，篇幅不长这些特点上，作者无意展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人物的全部经历，而是选取社会发展的主导倾向和体现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及关键性片断，通过几个重要场面急速地推动情节发展。作品中看不到与主题无关的事件和人物，一切都经过精心剪裁，不枝不蔓，如水晶般纯净。 两部小说在布局上也颇具特色。作家一开始将主人公置于陌生的环境中，让罗亭进入拉松斯卡娅的沙龙，让拉夫列茨基来到卡里金家，于是冲突骤起。这些冲突往往是思想上的，继而又伴随着爱情的纠葛，而爱情的纠葛又具有社会思想性质，是对主人公的一场严峻考验。经过几个不太复杂的回合，很快引向结局。情节简单明了，经历的时间多则数月，少则几天，活动地点也是有限的几处，但又波澜起伏，有声有色，结局则急转直下，戛然而止，最后留下寥寥几笔的尾声。这尾声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使情节和主人公命运表现得更为完整的重要环节，是人物性格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犹如余音缭绕，回味无穷。试想没有罗亭牺牲在巴黎的尾声，罗亭的性格就不会那么完整，他的形象也不会那么丰满。此外，作者往往借他人之口或直接叙述主人公的成长史，这些插叙并不是游离于主要情节之处的枝蔓，它们对于交代性格形成的环境和条件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屠格涅夫喜欢使用对照和反衬的手法。热情如火的罗亭和愤世嫉俗的比加索夫，真诚的拉夫列茨基和虚伪的潘申，纯洁的丽莎和风情的瓦尔瓦拉，他们泾渭分明，对照强烈。无需多费笔墨，人物的优劣和作者的爱憎便一目了然。 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诗人应当是心理学家，然而是隐蔽的心理学家。“应该隐伏在艺术家身上，正如骨骼隐伏在有血有肉的躯体里，骨骼是作为稳固而看不见的支撑物为躯体服务的。”因此，他的心理描写与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不同，他主要描写心理活动的结果，而不是描写心理活动过程本身。罗亭与比加索夫争论的第一个回合就以犀利的语言和无可置辩的逻辑力量把对方驳斥得体无完肤，这时候在场的人有不同的表现——比加索夫不等罗亭说完便不声不响地拿起帽子溜走了，李比娜在回家途中数次赞扬罗亭的智慧和口才，娜塔里娅彻夜难眠，脉搏狂跳，内心不时发出阵阵叹息，巴西斯托夫急于把自己的强烈感受告诉自己的朋友，写信一直写到天明。作者并没有详细描写他们各自的心理活动，但读者不难猜测罗亭给大家的震动是多么强烈和深刻。又如拉夫列茨基从报纸上看到妻子死去的消息之后，便走进花园，在林阴道上来回踱步，直到黎明。这时候主人公内心有什么活动，作者没有详细描写，但读者可以想象到这中间既有对往昔生活的回忆和悔恨，也有精神上获得解脱之后的某种轻松感，而更多的可能是对今后的生活，尤其是跟丽莎共同生活的憧憬和希望……这样的笔法虽然没有托尔斯泰那样酣畅淋漓，却能调动读者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让读者参与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补充或评判。这样的手法与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颇为近似，也比较符合中国读者的欣赏口味和阅读习惯。这也许是中国读者喜欢屠格涅夫的一个原因。 《罗亭》和《贵族之家》表明屠格涅夫不愧为描写风景的高手。自然界的山岳河流、花草树木、风霜雨雪和飞禽走兽，一经他的点化，无不洋溢着浓烈的诗情画意和抒情气息，真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精彩的景物描写不仅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而且紧扣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心理，成了人物内心世界的投影和情绪变动的契机。人物的心理和情绪在自然景色中得到体现，自然景色也因为倾入了人物的思想情绪而获得了生命力，两者水乳交融，达到高度统一，成为有机的整体。《罗亭》和《贵族之家》中，自然界色彩的明暗变化始终烘托着人物情绪的起伏和命运的转折。娜塔里娅萌发爱情的时候，天气晴朗，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读者与主人公几乎在共同体验着初恋的欢乐和激动，共同分享着初恋的喜悦和甜蜜。而阿夫久欣池塘荒芜凄凉、阴森可怖的环境暗示了罗亭和娜塔里娅之间的爱情将会遭到挫折，令读者也觉得心理上有一股无形的压力。《贵族之家》自始至终笼罩着颓败的情绪和没落的气息。小说的情节多数发生在暮色沉沉的黄昏或月光惨淡的夜间。那望不到头的漫漫长途与拉夫列茨基悲伤沉重的心境是多么一致，而万物苏醒、春天将至的画面出现又驱散了他悲观消沉的情绪，使他对青年一代怀着希望。这类情景交融的成功例子不胜枚举。 屠格涅夫酷爱音乐，对音乐有高度的修养。他匠心独具地把音乐运用到作品中，使他的小说别有一番情趣。他通过音乐将视觉印象与听觉印象结合起来，突出环境，增强气氛，渲染人物的内在感情，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富有立体感。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多数是贵族知识分子，音乐是表现他们文化素养和精神风貌的一种特殊手段。罗亭对音乐有特殊的爱好，娜塔里娅和丽莎弹得一手好钢琴，而拉夫列茨基凭着敏锐的音乐感受力能以乐知人。当罗亭在拉松斯卡娅的沙龙里把比加索夫驳得哑口无言的时候，客厅里响起了舒伯特的《森林之王》。罗亭一边欣赏这优美的乐曲，一边注视着亭亭玉立的娜塔里娅。令人陶醉的音乐使这两颗陌生的心灵一下子接近起来，取得了和谐和理解。作家本人喜欢严肃、高雅、深沉的古典音乐，不欣赏华丽、喧闹、轻浮的舞曲。严肃对待人生的丽莎和拉夫列茨基也喜欢严肃的古典音乐，而自私虚伪的潘申和轻佻放荡的瓦尔瓦拉则迷恋轻快的舞曲和华丽的抒情曲。当瓦尔瓦拉从国外回来拜访丽莎的母亲的时候，她低声下气，乞求饶恕，并应邀弹起了一首练习曲。可是一听到别人提起这里有一位年轻漂亮、前途无量的潘申，她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立即换成了华尔兹舞曲，强烈而急促的颤音骤然而起……过了一会儿，她似乎醒悟到了自己的失态，又急转直下，换了个悲哀的主题。随着音乐的转换，瓦尔瓦拉从伪装、流露真情、再度披上伪装的心理过程充分揭示了她放荡狡猾的本性。外表阴郁、内心炽热的莱姆为祝贺拉夫列茨基和丽莎幸福而弹奏钢琴的场面更是感人肺腑：“那旋律整个儿都在熠熠生辉，整个儿洋溢着灵感、幸福和优美，令人心旷神怡；它正在升腾，又正在消散；它牵动着人间珍贵、隐秘、神圣的一切；它以不朽的胸怀呼吸着，飘向天空，在那里消失。……这乐音深深地沁入了他刚为爱情的幸福所震颤的心灵；它本身就燃烧着爱情……”上面两个例子表明，屠格涅夫利用音乐渲染气氛和刻划人物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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