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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
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
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內容簡介:
全球化研究是19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的一大热点,迄今犹然,牵动着人文社会科学诸多网结,这方面的著述早已汗牛充栋。然而,从哲学角度对全球化进行研究和概括的著作并不多见。本书将“全球性”作为一个扬弃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新的哲学范畴,认为“全球性”将带来“世界文学”的终结,并同时出现一种“全球文化”。但是,全球文化并不是单一文化,而是永远处在一种“对话”的过程中,是为“全球对话主义”。“对话”包含了对自身的超越,因而具有全球性和抽象性,而“对话”也同时假定了参与对话者的不可通约性,“对话”由此得以持续。本书坚信,“全球对话主义”将是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需要这样一种理论,一种眼界,一种胸怀,或者,一种态度。
關於作者:
金惠敏,男,汉族,1961年生,河南淅川人,哲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曲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导、学位委员,英国国际权威期刊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London:
Sage)编委。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211讲座教授,河南大学省政府特聘教授。专业领域为:德国近代哲学与美学,当前西方哲学,文学与文化理论。除大量中文著述外,近期在欧美出版英文专著(Active
Audience: A New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a Key Concept of
Cultural Studies, Bielefeld: Transcript, in association with
Piscataway: Transaction, 2012)。
目錄 :
序言
走向全球对话主义
—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
全球化就是对话
—从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谈开去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全球化
—哲学化“全球化”与“世界文学”的终结
全球知识的再界定
—费瑟斯通和他的新百科全书计划
作为“文化”的全球化
—如何理解全球化的文化构成
别了,中国后殖民主义
—于会见艺术的后现代崇高及其世界主义意味
界定“后现代主义”
—从哈桑到杰姆逊
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极境
—一个哲学性的思考
学术国际化,不只是一个英语问题
—《差异》丛刊第六辑编后
附录一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全球化
—约翰·汤姆林森教授访谈录
赛博空间:后地理与后历史的新体验
—约西·德·穆尔教授北京讲演及对谈
附录二
金惠敏著译要目(1980—2012)
內容試閱 :
就国际范围而言,当然也包括中国,全球化作为一个学术的和社会的话题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启动起来的。之后,迅即升温,接着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大面积的高热、高热、高热……是否会降温,不好贸然断定,但如今的情况则确乎是欲说还休而不说也罢了,因为好像已无话可说。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列出无数的原因,比如说任何一个学术话题都是有其生命周期的,比如说缺乏一些强有力的社会运动或事件的推动,在中国就是“申奥”和“入世”,再比如说言说的亢奋终归会过渡到操作的实际层面。但有一个重要而被忽视的原因是,全球化研究一直就缺乏哲学的介入,换言之,哲学家一直就超然于全球化这个世俗的话题。全球化深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部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但唯独哲学和哲学家除外。没有哲学的介入,任何话题的讨论都将流于表面、肤浅,也将很快使人厌倦。厌倦是必然的,持续的注意对人的智力是一种折磨,但哲学肯定可以延缓厌倦的过早出现,如果不能永久阻止的话。这一方面是全球化研究的缺憾,但另一方面也未始不是哲学的悲哀。
全球化已经向传统哲学观念提出了许多挑战,已经潜在地更改了原有的哲学程序,哲学已经“死机”了—这似乎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而只有哲学家浑然不觉,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沉浸在对头顶星空的冥想或者对内心道德的省视之中。
在对全球化的各种表述进行调研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觉到,全球化研究渴望哲学的支援,而哲学也应该回应全球化而丰富自身。这将是双赢的事情,奚不为?何乐而不为?于是,沿此思路而前行,笔者不揣浅陋,在全球化和(西方)哲学之间往来穿梭,做双向的观察与研究。如果说这劳作还有些许收获的话,那么其中最丰硕者当属“全球对话主义”理论的提出。
关于“全球对话主义”,书中已有专论,或者也可以说,它是贯穿全书的主旋律,笔者不想也无力复述。这里仅简要指出,“全球”或“全球性”是对话的一个方面,具有共同性、普遍性、话语性的意义趋向,而“对话”的另一方面则是参与对话者的不可通约性或他者性。这就是说,“对话”本身即蕴含着一种悖论,然此悖论却也正是其生命之所在,其活力之所在。对话借其悖论而永无终期。
“全球对话主义”提出的直接机缘是德国社会理论家雷纳?温特教授的约稿。2008年我在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访学期间,温特教授邀我为他主编的《文化研究的未来》文集贡献一篇文稿。由于先期准备较充分,所以写起来很顺手,不久就完成了。一稿是中文,接着是英文翻译,最后是由英文翻译为德文。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访谈(分两次发完,分别见2009年12月3日第10版、2009年12月10日第10版),其中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全球对话主义:中国文化研究的哲学”,简要介绍了此文的主要观点。a如今,德文版借着《文化研究的未来》而发表b,中文版见于国内《文学评论》a,英文版最近也接获国际主流期刊《空间与文化》主编尤思特?冯?鲁恩(Joost
von
Loon)教授的用稿通知。很高兴,2009年夏我在北戴河一个国际会议b上宣读这篇论文后,得到芬兰华裔学者黄保罗先生的欣赏,他用“全球对话主义”来阐发他的“大国学”概念,后来还正式发表过一篇长文。
“全球对话主义”的提出有很长的学术和思想的发酵过程。这次整理书稿时发现,其主要思想早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就有萌芽了c。而这是在写作《走向全球对话主义》时已经完全忘掉的事情;当时基本上是延续着拙著《媒介的后果》(2005年)第三章来做的(该章由于篇幅较长,故先后在《文学评论》、《哲学研究》、《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分三次刊出d),所以会见到个别观点和材料的重复。该章将“全球化”作为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后的第三个社会理论或者哲学的概念;而如果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单向的过程,“后现代性”作为其“反过程”,那么这一正一反或其运动,也就是“全球化”的基本含义了,在此意义上,“全球对话主义”可视为对“全球化”哲学的进一步展开和表述。在最新撰写并收入本书的《别了,中国后殖民主义》一文,笔者从“全球对话主义”出发,提出对“中国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两种思想的对立是抛弃抑或固守中西二元对立模式。笔者主张,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应当为“全球意识形态”、“全球知识”作出贡献,而不是仅仅以守持“中国特色”为满足。强调特色,实际上就是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自我边缘化,是封建时代的小女子作态,大丈夫不为也。绝非危言耸听:“中国后殖民主义”一日不予清算,中国便一日无缘于全球性大国!成为全球性大国需要“全球对话主义”。
本书对汤姆林森的观点多有涉及和批评,这就是为什么要附录我对他的访谈的原因。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论证,有些方面甚至是坚决不同意,但对于他以“全球化”概念取代“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则是极为赞赏的:在他看来,“文化帝国主义”代表着一种陈旧的思维方式;用我们的话说,是单一的现代性思维方式,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模式。全球化时代要有全球化思维。
本书将媒介技术视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由此说来,“地球村”实则一媒介概念,再具体一点说,实则一电子媒介概念,因为人的身体是无法比特化的。而若是反过来说,那么附录2005年穆尔教授在北京的讲演及讨论虽然涉及的是赛博空间的体验,但它也是电子时代人们唯一能够获得的“地球村”体验。我们知道,借助身体的旅行,无论如何快捷,都不会产生例如东方人与西方人或北方人与南方人同处一村的感觉。身体不能被“传播”,它拒斥“编码”。
收入本书的所有论文都已在国内外不同的期刊上发表过或已为刊物所接受,在此我要感谢那些匿名评审我论文的同行们和主编们。感谢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罗伯?希尔兹(Rob
Shields)教授对英文版《走向全球对话主义》的修改和修改建议,他要我讲清楚我的对话主义与巴赫金的有何不同。后经研究发现,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以及托多罗夫和克里斯蒂瓦的相关阐释均侧重于话语一维,对话在他们主要发生在话语层面,而我的对话主义,如前所述,还有本体一维。当然,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对话”是本体性的,他将对话本体化,将语言本体化,但这样做的代价是话语与实在之间张力的丧失,话语之批判力量的丧失;或许更为不堪,是“对话”本身的删除,因为没有相对独立的“话语”,便不会有面“对”(dia-):“对”是“二”的意思,是劈开浑沌的“区分”,是“话语”之效果;也不会有“话”(-logue):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指明了言“说”即“话”的本质乃是其与真实的疏离。没有话语的对话将不是对话。对话虽以差异为根基,但其存在仍然有赖于话语。如前所言,对话是悖论性的。
今年有幸结识画家于会见教授,堪称平生一大快事。于先生不做理论,但他的画作却给了我很多理论的灵感,所以亦当在鸣谢之列。《别了,中国后殖民主义》一文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写的,是理论之介入艺术,也是艺术之介入理论,是我们分别作为理论家和艺术家的对话。我之所以能够与他对话,不是因为我多懂艺术鉴赏,而是因为我在他的画中看见了理论,例如《塔》对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的揭示一如波德利亚的透辟,可惜波德利亚是无缘寓目此杰作了。当然,《塔》不是波德利亚,否则就是对二者的贬低。二者既有交集,亦有并集。
感谢史仲文先生的约稿,这使我有机会检视自己陆陆续续的关于全球化的论述,特别是,它竟使我意外地发现我对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差不多已然形成了一个体系。是的,经历过后现代思想的洗礼,没有人还会喜欢什么“体系”;但要逃出自己的“体系”,其内在里就是思维定势,也很难。所以,见到这个体系,心情实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建造一个体系,就是建造一个囚牢。理论家的功德圆满就是作茧自缚。但愿这个牢、这个茧,能让后来者警觉而寻思着另启蓝图。
纽约福坦莫大学的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教授修改了英文版的《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英文版的改动在本书中以两个英文长注体现;陕西师范大学陈海同学通读全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李昕揆同学读过部分篇章。他们对完善书稿都作出了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西安雁塔
2012.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