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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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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月一辑的《读库》系列丛书出版已近六年，以“有趣、有料、有种”的内容，精当的编排手段，厚重大气的装帧设计，扎实精致的印制质量，越来越受到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发行量稳步攀升，并被誉为“最具含金量的Mook出版物”，屡年获得各大媒体的年度好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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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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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张立宪，出版人，曾策划《共和国教科书》《传家》《大话西游宝典》、《独立精神》等书，他策划主编的《读库》系列丛书成为近几年书业亮点，本人获选《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魅力人物、《中国经营报》“中国思想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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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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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目录
故事 吴念真
不丹之路 王心阳
开会啦 寇延丁
心·桥 李清晨
白蛇严歌苓 蔡小容
画不完的《神曲》 蔡家园
“生下来就为揪住整座图书馆不放” 魏邦良
兽性大发 萨 苏
凄怆因缘 王 鹤
ISBN 978-7-5133-05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2146号
1202目录
小九 大 力
家师逸事（续）张 梅
广告记忆张家荣
邱岳峰的声音张稼峰
魔旦 蔡小容
到青海去王仁权
红色流苏庄加逊
生死记：蒙克李树波
植物三国志沈胜衣
辰年记忆影像志
ISBN 978-7-5133-06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5556号
1203目录
01-57 一辈子的战争 刘青松
58-86 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 云从龙
87-124 旅美三学者 李怀宇
125-164 弟弟王小波 王小平
165-182 蒋经国上海打虎 李辉
183-198 越轨的笔致 蔡小容
199-287 巴黎画派中的黄皮肤 刘柠
288-317 德国的世纪诉讼 周翠
ISBN 978-7-5133-076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9459号
1204目录
01-60
人穷智不短 陈一鸣
61-121
“孩纸们” 王小妮
122-142 饕餮在六零年 杜
元
143-180 庚子年的民族英雄 聂作平
181-188 二十一年后的演讲 昂山素季
189-223 女诗人相册
庄加逊
224-260 抗战最后两年 傅惟慈
261-288
舌染红尘
荆 方
289-307
关银行
张 明
308-317
熟水代茶
孟 晖
书号：ISBN 978-7-5133-0888-5
新星出版社出版；定价：30元
1205目录
01-28
父亲在工地 绿
茶
29-92
踉跄画西游 吕
欣
93-115
学生右派
王仁权
116-177
五十句话
王 安
178-220 为了告别的聚会 皮革业
221-241 胡适与名媛们 闫
红
242-274
南京蓝图
王 军
275-297 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李 硕
298-317 秦淮之水异香澌 王 鹤
ISBN 978-7-5133-0913-4
CIP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 2012第234747号
1206目录
01-38 苍狼大地与白鹿家园 舒 泥
39-77
四平方
欧阳星凯
78-128
三十九句话
王 安
129-169
破案后
周 翠
170-184
外省人
廖信忠
185-317 魔戒之王
“真是个天赐！” 徐 辰
致出版商米尔顿的长信 托尔金
ISBN 978-7-5133-1070-3
CIP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 2012第2347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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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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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吴念真
经过时间的沉淀都变成大事，变成愿意跟人家共享的事。
讲故事的人我为自己设定的角色，不是一个作家、艺术家，什么家都不是。
因为艺术家要有一种“格”在那边，或者是一种态度，或者创造一种新的视野。我觉得我达不到，我就甘心做一个读者好了。
写作也好，做什么事也好，我只是想做一个沟通者。很多人问，你为什么喜欢讲故事给人家听？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怕无聊、沉闷、做作的场合的人。我讲很多故事给朋友听，他们再转述给别人，但是你知道转述要有能力再加上一点即兴，所以有些朋友转述到一半，会三更半夜打电话，问我故事的下面是什么。我必须把故事回溯回去，然后他再去娱乐别人。有一次我们去打球，球场上到处禁烟，到了一个角落，朋友说这边可以抽。我说不行。他说真的可以，那边一个石碑，那么大字写着“每天一包”啊。我想，好吧，就点了一根烟。一个小姐过来说，先生对不起，这边不可以抽烟。我说那不是写“每天一包”吗？她说，不是，那是“海天一色”。这么简单的笑话，我讲给别人听，他们竟然可以忘记，还打电话来问，那天你去打球，看到
一个碑上面写的是什么？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村庄是矿区，所以报纸通常是下午两三点钟才拿得到，那些不识字的老伯伯就想找人给他们讲报纸上写了什么，但是矿工下班是四点钟，要一两个小时后才回来。我爸爸就说，你既然认识字，就念报纸给伯伯们听。然后还对外宣布说，明天报纸来了就让他念。这就完蛋了，对你们来说也许是很简单的事，因为你们念出来跟你们的生活语言是完全一样的。我不是，报纸是国语的，但我要转换成台语念出来。那些老伯伯认为我会，因为我爸爸说我会，所以要是念不好，他们会打我的。可念出来真的很困难，那种痛苦的经历我现在还记得。你必须先做功课，把报纸上的看懂了，然后再组织成一个故事，用台语讲给他们听。在讲的过程中要加附注。
那时候台北发生了一件分尸案，一个老伯把太太干掉，切成五块丢到柳工渠。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讲这个很可怕，但是他们听得津津有味——酷爱血腥永远是人类。
长大一点儿，我就要帮邻居写信。写信有个好处，你知道所有人的秘密。如果写平常一点的信，他们就会拿张信纸直接到我家；如果是写私密一点的信，他们就会说，来来到我家来。你就会介入许多家庭事务，比如说年长的妈妈写信给远方的儿子说媳妇不孝，媳妇会叫我写信跟丈夫说婆婆常常虐待她。这很复杂。女性常常喜欢探询机密。我妈妈常跟我说，他们叫你写什么？我说不行，教我写信的伯伯说所有的信都是别人的秘密，不能讲，宁死不屈。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介入转述的技巧，很年轻的时候就介入那种生活中的人跟人的矛盾，我觉得自己其实蛮早熟的。
我小学四五年级时，台湾有份国语日报专门给儿童看的，我就觉得那些作文好幼稚，写得好无聊，什么老师给他一块饼干就可以开心两三天、很难忘。乱七八糟。到老了，觉得很多故事可以跟别人分享，就很愿意拿出来，当然某些部分是自己的，有些部分是别人的，有些部分是从平常生活中听见的。
现在台湾很多年轻人都躲避当兵，我们那个年代没得躲避，很不幸我当三年兵，有两年是在金门。我觉得那个地方让我成长很多，为什么？你平常在社会中相处，比如你念大学，相处的都是同科系，大家都是一个层次的，考试成绩差不多，进同样学校的人。当兵不一样，你会遇见各种乱七八糟的人，南部人、中部人、北部人，家里行业不一样，有道士、有开赌场的、有开私娼馆的。有些人是一辈子不爱跟别人沟通的，我是跟谁都可以乱讲话，他们都愿意把很多故事告诉我。
那个过程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跟老兵接触。老兵其实他们自成一个体系，不太跟台湾兵接触的。那些人有时候心情不好，因为离开大陆很久了，要娶太太，不晓得前途在哪里。我的工作是老发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他们，什么维他命丸啊，他们都不吃。我说这是维他命丸，他们说不是，是“国防部”叫我们不能有性欲的药。他们就拆开把维他命丸泡在水里面去浇花。我后来跟所有人变成蛮好的朋友。
一旦熟悉了，即便再凶的人都会跟你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你才会知道他们是莫名其妙被抓兵抓来的，有一天在耕田，耕到一半就被抓走了，来不及跟太太说再见。有一个很粗鲁的士官长跟我讲，你知道我最后一眼看见什么吗？他说他回头的时候，看他太太抱着小孩，小孩的脚上穿着的是绣着老虎头的鞋。我觉得那简直是一幅电影画面，可是这样的描述、这样的画面，竟然从一个粗鲁得要死的士官长嘴巴里面出来，听得我眼泪真的快要流出来了。
老莫是其中一个异类，他不愿意升官，他是无线电台长，床底下有很多金庸的小说、三十年代的小说。那些当时在台湾全部是禁书。所谓禁书的标准很简单，没有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的作家的作品都是禁书，沈从文、钱锺书、老舍、茅盾、巴金，通通都禁。老莫永远相信一件事，就是要精忠报国。他有一次去支援人家演习的过程中，车子坏了，就打电话回来，师长把他骂一顿，说你车子开出去前没检查好，你任务失败。他竟然跑去卧轨，被火车轧死了。那时候全连都在放假，我跟营长去现场。那是清晨三四点钟，说检察官九点钟会来，营长跟我说他要去睡觉，不然回途会撞车。他跟我说，你看着不要让狗把肉捡走了。我就站在那边看，看到那些尸块在变色，奇奇怪怪的东西，整个身体被撕裂成乱七八糟。两百米内都是尸块、鞋子、衣服。到九点钟他没来，十点钟也没来。整个肉都变成紫色，到十一点，那个检察官来了。他妈的他只远远看一眼说：收起来。叫一个老先生把尸体收起来。那个老先生跟我讲，你要好好帮我看，我眼睛不好，不要漏掉了。在这边很可怜，不要让他尸体不全。我就帮他拣，拣到最后检察官来了，他竟然叫我打开来看看，我就打开给他看。回到军营的第一件事是他们说有尿臭，我就洗澡换衣服，洗完他们说尿臭。晚餐吃茄子炒葱，你知道军队是大量的茄子炒在一起，黑色的，紫色的，白色的葱像筋肉，我就都吐出来了。后来我就生病，病了两三天。后来营长知道我生病，就把我叫出去，集合全连，我真的很虚弱。我以为副营长要骂我，没有，他骂老莫，说这个孩子帮你怎样、帮你怎样，你有种来找我。然后他找了老莫的一只梳子，说你带着它睡觉，他会保护你的。我所有奇怪的症状就慢慢好了。后来这个事情过去了，有一天我要写剧本的时候，就写了一个《老莫的第二个春天》，觉得他很可怜，所以剧本里面就让他娶了一个老婆。他有一个很艰辛的适应过程，但还是在台湾留下来了。我是在弥补一点点对这个人一生的遗憾。当兵，有些人从一个角度认为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但我觉得在当兵三年中，我自己得到蛮多的。不管是人性，还是自己后来的阅历，我觉得我读了好多本书、几百本书。你好像经历过社会大学，这都是书没办法告诉你的。
有一天，我去坐计程车。台北市大概七成以上的人认得我，所以我在台北很守规矩，走路一定靠右边，不会一边走一边抽烟。那个计程车司机在听古典音乐，那音乐恰好是我当时唯一能接受、唯一喜欢的肖邦。我很高兴。他从后视镜看到我。我说那是肖邦啊。他说对啊。他很含蓄地说，导演你好，我常常想，如果哪一天碰见你，我一定要讲个故事给你听。我说好啊，你讲啊。他说，你就当成我自言自语好了。
他讲故事的技巧不是很好，就是说他大学时有个非常好的女朋友，全班都以为他们会结婚。他大学毕业后去当兵，他女朋友在外商公司做事，做得非常好。他退伍之后，女朋友说不如我们一起开一个小公司，因为她在外商公司工作过程中认识很多客户，也有很多经验。两个人就开始做。这个男人是本省人，女朋友是湖南人，她妈妈很会做饭，女朋友常带他回去，她妈妈会煮很好吃的饭给他吃。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从两个人做到十几个人。他一个客户的女儿和他一起出差去马来西亚，两人就上床了。客户知道后，一定要他负责。他那时候也知道这个客户是蛮大的客户，跟他女儿结婚也不错，找到一个好的太太可以少奋斗十年。本来他和女朋友的计划是做到四十岁，公司上市，他们就退休环游世界。可是梦还没有完成，他们就分手了。他女朋友很好说话，这样再讲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唯一抗议的是她妈妈，她妈妈有一天中午拿着饭菜到办公室，一进来顿时鸦雀无声。他很害怕，就站起来。她妈妈只是打他嘴巴，说，坏孩子，我不煮饭给你吃了。就一直哭着走了。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
其实他跟妻子在一起也并不快乐，总有一种内疚和罪恶感，最后也就离婚了。最后很颓废，生意乱七八糟，欠了一屁股债。台北做生意失败的人常常去开计程车，因为还是自己当老板。可是不好的是常常遇见以前的客户，还会打招呼，下车后会多给钱，他就会觉得很尴尬。后来他在机场排队，遇见的正是当年的女朋友，很商业精英的打扮。他的第一反应是把后面的牌子拿掉，因为上面有他的名字。他女朋友上来，直接说要去台北市中心的私人医院。他就低着
头，不想让她认出来。那个女的没有跟他讲话，就开始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打回家，在外国，叫她女儿不要因为妈妈不在家就不上芭蕾舞课。叫她儿子记得吃维他命丸，游泳课要上。再打一个电话是给澳洲的公司，说已经到台北了，交代要做什么事。然后打给她在伦敦的先
生，说要买什么东西。最后打一个电话给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同事，说我回来了妈妈生病要开刀，我特地回来陪她，不久就要回去，想看看你们，你们一定要带着小孩子来。然后就到了，下车。他想，还好，一路都没有认出他来。结果那个女的突然转回来，把窗户摇开。
她说：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我自己十几年来的人生变化，你连Hello都不想跟我说一声吗？讲完就走了。车子已经开到我公司，他还没讲完一半。我就说没关系，你讲完我再走。听完只是觉得人生惨烈，可是后来想起突然感觉很强烈，非常深沉。有一天晚上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很难受。
故乡
故乡是什么？台北不是我的家，不是我故乡。我在那里待了四十年，但感情没办法进去，都是一个异乡，只是工作的地方，不是真正的故乡。
我出生在一个矿区，是煤矿、金矿的矿区，金矿没有的时候，我爸爸就开始挖煤矿。你知道矿区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业，在早期整个社会福利制度还没有很好的时候，矿区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地方，我常常觉得我们那个矿区是制造孤儿跟制造寡妇的。早上一个叔叔，偷偷在店里买几块糖果给你的，还没结婚的，摸摸你脑袋去上班的，下午是尸体抬出来——矿村嘛。我很怕故乡的冬天，很多雾，冷冷地坐在学校上课，一听到矿务所敲紧急钟，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开始广播几号矿出事，假设你爸爸刚好也是在那个坑，我在教室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心里拼命祈祷，不要是我爸爸，不要是我爸爸。可能外面还在叫，我们还是默默地在上课，老师也会故意把窗户关起来，怕受影响。等一下就有一个老太太，很会办丧事的一个老太太，那感觉就像一个死神，她喜欢穿黑衣服，头发就绑在后面，从雾里面穿过来，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我就祈祷，不要叫我。然后她叫某个小孩的名字，说“阿中，来接你爸爸回家”——就看到一个小朋友收书包，开始哭，出去，全场安静——那样的画面永生难忘。
那你当然会觉得不是我，有一种庆幸，可是你下课马上就会往坑口跑，所有人已经开始受不了了，你可以想象那种场面吗？小孩子跪在前面开始烧纸钱，一堆人哭，大家讨论怎么弄后事，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很多个，你在哭的不是因为他父亲的过世或是人的死亡，我哭的是再过几天这个同学就不会再跟我们一起上课了，因为他可能就要去投靠亲戚，甚至去城市里面当童工。
那样一个矿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行业危险，每个人都知道明天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人跟人学会一件事情叫互助。村子里如果刮台风，屋子被掀掉，第一个修的肯定是寡妇家，大家都去帮忙。因为家里没有男人。虽然那里的生活很辛苦，但会珍惜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每次看到都很感动，觉得我们那个村庄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穷但是非常完美社会的缩影。在那个村庄，基本上没有谁是李先生、王先生，不是阿伯，就是叔叔、阿公，女生不是阿姨，就是姑姑、就是阿嬷。
小孩子端一碗饭，就可以全村吃遍，但是同样你只要做错一件事，就会被打三次。我有一天只是在路上转弯处小便，伯伯过来，看到就一推我，说：“啊你怎么在路上小便，女生如果下班看到多难看！”我那时候只是小学二三年级而已，就被打了一次。然后事隔半年之后，有一天那个阿伯跟我爸爸在树下聊天，看我走过去忽然间想起来了，说这个小孩有一次在路边小便，我打过他一次。我爸爸就说，过来。然后啪啪啪，又一次。事隔一年之后，一次他太太去洗衣服，碰到我妈妈，她突然间又想到了：“我听我先生说，有一天那个谁啊就在路边小便，我先生有打过他。”回来我妈妈二话不说，竹子一拿就是啪啪啪打。
那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你的丧事，大家是真心的悲伤着；你的喜事，大家是真心的替你开心。年轻的时候，人跟人之间是这样一种情感，就会期待走到哪里都遇见这样的人，希望你所处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可在城市工作，发觉不是，在台北，人跟人对面不认识，楼上楼下不认识。那种防备、不信任，很诡异，我无法理解这样的社会。我觉得这个城市我没办法有感情。
但是故乡的那种感情是无法取代的。1975年，我们那个村子被取消，现在回去时荒草漫漫，但是村落的人都还互相联络，婚丧喜庆都还参加，你要是三次不参加，人家会说啊他看不起我们了。所以你再辛苦再忙都要去，去帮一点小忙。以前村子里有丧事都会自动编组，年轻的人会看棺木，老人家去山上找墓地，会写字的人去写悼词。像我这样的人什么都不能做，就去捧菜，旁边有个号，三十一、三十二，就是说我负责给第三十一桌和三十二桌端菜。现在慢慢老了，我开始做证婚人。
这个村子毁灭三十六年了，我父亲去世是1989年，他是矿工，矽肺，五十几岁生病，六十几岁受不了自杀。那一天我弟弟先回去照顾妈妈，我在那边处理后事应付警察，因为是非自然死亡。我回到村里差不多晚上十点多，狂风暴雨，我弟弟回去时差不多七点多，已经通知了各地的叔叔伯伯。我晚上十点钟送爸爸遗体进门的时候，所有叔叔伯伯已经在那边跪下来，来自各地。原来全村遗留下来的自然建制都规定好了，大家各行其事。
第二天治丧的时候，我弟弟说爸爸曾在夜里讲，他的丧事即便是半夜通知他的朋友，他也很自信他的朋友都会来。我爸爸还交代扛棺木这件事，叔叔伯伯都老了，都有矽肺，所以我们要雇人来扛。我有个叔叔就说，这种事情你不要烦了。
出殡那天也是大台风——我爸爸很喜欢风雨。叔叔伯伯很早就来了，每个人自己拿草鞋来穿，意思是要扛棺木上山。我们不能讲什么。每个人都安安静静抽烟，穿草鞋，草鞋上套着白布。从我家到平路路面有二十级台阶，我是长子，要捧牌位在前面走。我在那边大哭，我哭不是因为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最后一个月，该哭的我都哭了，我是看到十几个叔叔伯伯，六十几岁，都是矽肺，皮肤苍白，腿瘦瘦的，使劲抬上去，肌肉收缩，我就看到十几双腿在抖，心里想我这一辈子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即便是什么都没有做，也很自豪。我对上一辈那种情谊、人跟人的真情很珍惜，所以在城市里会受不了，觉得这群人是寡情之物。经过最重、最浓密的情感之后，你再去一个地方，会没有办法把它当作你的故乡，你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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