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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莫言的诺贝尔奖不是成功，余秋雨的中华大散文也并非辉煌，朱大可带我重温，曾经那个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巅峰！
《朱大可守望书系：先知》是一本专门进行文学批评的文集。这些文章来自于已出版的《燃烧的迷津》和《话语的闪电》，代表了作者专业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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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繁荣期”中，各个流派争奇斗艳，诗人、作家争相在时代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的个性和才华。作为那段岁月的见证者、参与者，朱大可积淀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思想。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发展一起，站在了那时的巅峰。他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均来源于此。
现在将这些文章结集再版，为读者展现的是中国文学“重生—繁荣—衰微”的历史画卷。这《朱大可守望书系：先知》所流露的，不仅是对“峥嵘岁月”中各色文学人物、各种文学流派的怀念和致敬，更是对作者之前判断和预言的一种验证。作者当时的疑问和回答，正成为当下中国文学发展的现状。现在重新让更多的人聆听这位“先知”的话语，不期“力挽狂澜于既倒”，只望能在这聒噪的世界中，有人能看到那一道犀利的智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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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朱大可，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作为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朱大可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为当时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其涉足领域包括文化哲学、中国文化、上古神话及当代大众文化等诸多方面，思想和语体均独树一帜，在文化研究和批评领域具有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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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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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聒噪与倾听
一、甜蜜的行旅
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二、都市的老鼠
市民主义诞生于衰退的心灵和人格。这些心灵或人格，丧失了存在的激情和勇气，浑噩麻木地在世，为货币和一切被货币定义过的物品奋斗终生。
三、无边的聒噪
面对人的广泛的荒谬和无力的境况，也即面对所有操作都丧失意义的状态，舌头竟然成为唯一有效的器官，舌头和它的产业（话语）不断运动和增值着，使我们能够在孤寂中聆听到来自自身的声音。
四、空心的文学
诗人和小说家像几百年前那样，固定在一个偶像的坐姿上。巨大的典籍庄严静穆，凛然披挂着圣洁的尘土。澄明之风吹来，一切便杳然无形……
中篇 燃烧与迷津
一、燃烧的迷津
我所面对的文化（无论它是种族的还是世界的）充满着对诗歌的各种误解。诗并不像人们确信的那么重要，它不是什么“种族的触角”。
二、缅怀浪漫主义
在最古老的年代，一个浪漫主义者就是一个真理的颂扬者，他越过无数的山峦和部落，把消息传递给所有沉浸在痴愚的笑意中的人群。而后，我们看到了一次巨大的骚乱和觉醒。
三、先知之门
“诸神之夜何其黑暗啊！”海子如是说。
“午夜，我重是黑暗，重是万象。”骆一禾如是说。
四、死亡的寓言
死亡解救了默默无闻的诗歌，使它突然被公众惊骇的目光所照亮，从而以悲痛的容貌引出了一种希望。
下篇 焦灼与渴望
一、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
焦灼意识是整个焦灼期的主导意识、城市病的典型反应，它当然导源于严重的城市工业化异化、性压抑以及行为无力性等。
二、慵懒的自由
睡眠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懒惰。睡眠时拒绝行动，是对未来的恐惧，或者，它是对自身境遇的一种厌倦和报复。
三、饥馑的诗歌
被“饥饿”久困的人想象着他的“食物”，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断续地说出真诚的渴望。
四、诗神的迷误
几乎所有的诗人都自称是天体运动的领袖或先锋，孱弱的诗篇戴上强悍的形而上面具向邻人发出恫吓，其“派”能否在诗坛鹤立，取决于那些骄傲而可爱的小鸟儿能否找到羽翼的荫庇。
五、破坏仪式的诗歌
诗歌，一种意识形态的幽灵，游荡在汉语的广阔荒原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叫喊。在现今的时代，面对演艺化的大众狂欢，没有任何家园能够收容这种“细小而柔弱”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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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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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行旅——论余秋雨现象
一、文人和大众的新和解运动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气。如果我没有弄错，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后文化时代”，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显然，历史和文学正在制造出一些新的产品：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该书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让我们先回忆一下汪国真的诗歌（以下简称“汪诗”）尽管这是一件颇令人难堪的事情。
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这是1989年6月以后中国文学所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海子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理，并为“汪诗”的涌现开辟出血的道路。“不合时宜”的“旧式”精神使徒，最终让位给了一个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这正是“历史的必然”。“海诗”不过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而“汪诗”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事典。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后，诗歌条码化的潮流势不可挡。
越过那些抨击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汪诗”在市场上茁壮发育，后者表达了“后文化时代”的“拉罐文学”的主要特征：第一，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并对精英思想作简陋拷贝）；第二，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这样一种“生命能够承受之轻”的诗歌口红，在一个高速消费的市场化图景中，无疑是非常和谐的物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它的涌现和受宠。在90年代上半期，“汪诗”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而在90年代末的今天，“汪诗”甚至和王朔、苏童及王小波（后者情形或许有些不同）一起，发展为网络消费的主要对象。在那些文化网站和网上文化超市的货架上，这些物件早已经融入了日用品的亲切行列（对此我只是有一点点惊讶而已）。
余秋雨的散文（以下简称“余文”）与之有非常类似的经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例证是，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个传闻在海内外文人圈子中流传甚广，并且在一次中港台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一个尖锐的话题（可以参见中国台湾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的专题报导）。余文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攻击，似乎其作品一旦成为性工作者的读物，就变得十分可疑起来。
这无疑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念。在我看来，即使这一“捕风捉影”的传闻属实，它也决不能成为“媚俗”之类的“道德化批评”的借口。相反，它的重要意义被包含在它的隐喻性之中：在那个女人的个人视界里，《文化苦旅》就是她的“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它们是一组互相隐喻的同义语词，具有完全相同的日用品功能，被收藏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手袋”里。余文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
“后文化时代”的特征是：精英不再引领大众，而是大众支配“精英”。这种结构倒置的后果就是精英的全面湮灭：这个曾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洪流所吞没。只有少数人继续浮在水面。他们是市场的先锋，犀利地洞悉大众趣味的转移和文化的市场走向，并且利用这点对大众进行“反操纵”。他们通常受雇于国际（或区域）资本，藉其专业特长为世界大亨效力，同时也利用国际资本实现其个人的文化野心。
我要援引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麦伦与国际传媒大亨梅铎的关系来表明这点。一个老套的好莱坞言情故事，在近似疯狂的高额制作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商业回响。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画家陈逸飞和美国犹太大亨哈默的关系。它们证明“精英”的信念早已过时。这个世界需要的决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与理念的猎狗。他们不再向民众提供“思想”，他们仅仅发现和供应市场所需的“模式”。
改变精英命运的另一个动力是资讯的全球化。就在最近的两三年内，由于OCR技术（即对扫描的图像文件可以进行自由编辑）的发明，网络文字输入的困难已经消散，平面图书资源的利用变得轻而易举，网络杂志、文化专题网以及个人网页大规模涌现，网络文字总量（NETWORDS）在迅速增值，并为个人文化及区域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开辟了阔大道路。个人电脑对于外部消息的筛选标准与消息的来源（是否出自精英）完全无关，它吁请着所有满足欲望的“小道新闻”。由于数码网络的全球化，任何一个无聊的的私密事件都有可能在一个瞬间里成为国际通报。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是利用这一资讯网络的先锋，尽管未能改变克林顿的政治命运，但他却纠正了国际数码网络的附庸地位。“数码文化”已经实现了其对“后现代主义”的全面推翻。
市场及资讯的全球化和全球的市场与资讯化，这个双向和双重的过程，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命运。老式艺术家正在走向衰亡，而新的文化制造工业已经发育完备：专栏撰稿人和网络作家取代了正统作家，传媒记者取代了职业批评家，行画手取代了画家，摇滚歌手取代了歌唱家，制片人取代了导演，如此等等，总之，“文化白领”取代了“知识分子”。在“取媚”大众和营造“票房纪录”方面，后者才是真正的主宰。
“媚俗”曾经是一个非常刺耳的术语，用来描述艺术家的“从众主义”立场，并且注定要遭到道德化的抨击。但在市场垄断一切的时代，“媚俗”已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基本的文化策略，用以从大众的口袋里找回金钱和尊严。
“媚俗”的合理性正是这样被确认的，它吁请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妥协和蜕变。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当推王朔、崔健和苏童等等。他们在进行文化的包装和推销方面，显示了某种天生的丽质：一方面反叛传统意识形态，一方面向群众大肆“献媚”。市场原则被严肃地建立了起来。
这是80年代艺术家走向市场化的先锋。而在他们背后，成千上万的文化推销员或传销员在90年代期间茁壮成长。这一蜕变，受到了出版界、影视界和演艺界“资本势力”的有力支持。而其结果是，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诸如“独立制片人”、“自由撰稿人”的“文化中产阶级”圈子，除了隶属于大众和金钱之外，他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独立”。这是后毛时代及后邓时代的一个重要景观。对此我没有什么异议。恰恰相反，正是市场交换策略避免了文化的最后崩溃。或者说，它维系了文化和大众的基本关系。经历了几千年的不屈不挠的战争之后，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背景中，“文人”向大众趣味和资本势力妥协与合作的时刻终于降临。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所作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文化（历史）的市场推销方面，他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在经过了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在出版社结集出版。而后是一个消费者的盛大晚宴。余文被不断连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畅销图书，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在这期间，我们也能够听到一些愤愤不平的声音，似乎这种成功本身成为余的一个罪证：“他媚俗，因而他有罪。”愤怒的十字架竖立起来了，痛苦的战士手执锤子和铁钉，要在文学和史学的领域审判余文，吁请它的退出。余对此深感不平，1998年期间，他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连续发表短文，以一个权威人士的身份进行话语自卫。对“批评”的“轻蔑”和“痛心”跃然纸上。
这是一种好莱坞式的戏剧性景象：一方面作家在重构与大众的文本蜜月，一方面批评家在不停顿地控诉这种努力。在这场诉讼中显然只有一个裁决者，那就是大众。这个价值陪审团将运用市场原则，对这个作家的“生死”（用港台流行的术语说，就是“走红”还是“过气”）作出终极判决，而这一判决的结果已不言而喻。事实上，已故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早已对此作出了非凡的预言。
二、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
为了在阅读者那里引起必要的市场价值回响，选择恰当的话语策略，已经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言说者的一项基本技巧。这种策略包括：（1）确立具备市场价值的话语姿态（这个过程是内在的）；（2）寻找大众关注的文化（历史情结）母题；（3）寻找大众热爱的故事或（事件与人物）模式；（4）采纳高度煽情的叙述方式，等等。几乎没有任何当代畅销作品能够逾越这个市场策略框架。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地看到书写者所采用的话语策略。基本母题是经过历史鉴定而永垂不朽的，那就是一种浸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一母题的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这点我将在后面作进一步阐释）。
第一篇“王道士”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这个道士以他的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不仅如此，书写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正在滴血。……
（在王道士用石灰粉刷壁画和按一个农民的趣味“修改”雕塑之后）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朱案：“跪下”这个词用得耐人寻味），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踏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
“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它既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书写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审视余文的基本母题，从往事怀旧（对家乡、童年、老师、故人的缅怀）、历史文人和王朝（官吏）的恩怨关系，到百姓耳熟能祥的民间传说、著名的风物掌故、地理，均已包含煽情的内在语法。文人的怀古幽怨、现实感伤、古典雅趣和爱国胸怀，最终都汇入了大众的价值关怀的博大江河。迷离的历史在这里被现实化和通俗化了，或者说，封闭的历史在新的诠释下重新向大众开放。经过情感包装的技术处理，最终成为图书市场的畅销商品。
这种情形在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已经有过相似的先例。除了柏杨撰写的中国通史，还有一些古代典籍的现代诠释版，以及各种通俗的古代思想的“简体字版”或“漫画版”等等。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市场化的策略还不够彻底，因为它们仍然存在着某种阅读障碍。一个纯粹理性的历史文本，无论怎样利用现代大众话语，均难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只有余文和少数几种文本击碎了这最后的壁垒。只有他成功地利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受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而最终，所有这些破碎的历史掌故的花瓣，均温柔地漂浮在民族主义的池沼之中，编织成了汪诗式的诗意图景。那么，在一个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台湾地区、新加坡（香港特区有所例外）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即便如此，据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记载，仍然有出版商认为余文尚不够“通俗”和“轻松”，“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故决定作“大幅度删改”，幸而得到了及时拯救。我不认为这个“插曲”可以用来证实余文的不够“通俗”，相反，它只是一次市场消费定位方面的技术分岐而已：究竟是把它当做实用旅游指南，还是当做普遍适用的日常精神生活导引。毫无疑问，后者能够更好地在市场运作中实现余文的文化价值。我也不同意作者在这篇“后记”中之所言，此书的出版只是“一种侥幸”，恰恰相反，它充分表达了文化消费市场的热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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