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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次充满力量与实验的解读
历史学家李学勤倾情作序 易中天教授撰文
让先秦诸子活在当下 增补《孙子》新议，厘清三大著名误读
“不战而屈人之兵”正解
没有无缘无故的屈服，必须耗尽敌手
两千年后，终于有人还原孙武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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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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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孔子、孟子、庄子、墨子、韩非、苏秦、孙子的一次充满力量的解读。文章诞生于网络，不拘学院套路，另开阐释法门，演练了一场先秦诸子与当今社会风气相互激荡、生发的实验。2007年结集出版，曾引起轩然大波。后作者又增加《孙子》新议，厘清三大著名误读，尤其重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屈”字本义，一举撼动两千年《孙子兵法》阅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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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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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读、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网上“马甲”有：小园香径、小园香径长、铁骑横夺、后来学的等。笔名洛克。著有《思想门》（2007年6月中国长安出版社简体字版、2008年5月香港三联书店繁体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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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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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李学勤
重版自序
上编 诸子群像
走进《论语》换个角度看孔子
激情孟子，中国传统文化的英雄还是祸端
墨子的草鞋哪去了
遥望庄子：一位平民思想家的生活剪影
纵横家苏秦的谜样人生
中编 重释韩非
韩非之死的隐义
韩非，他被谁抛弃
韩非专制的对象在官不在民
那道斜视的目光——韩非民众观探析
韩非，一个权谋主义者的信用观
下编 谈孔说儒
孔子打劫了儒者，儒家打劫了中华传统文化
彻底废弃儒学是国学复兴的必由之路
增补 《孙子》新议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涵义——兼论《孙子兵法》含有和平主义思想之谬说
易中天：也说“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不战而屈人之兵”回应易中天先生
“全国”、“破国”——到底说的谁的国？——《谋攻篇》首段中的指称对象再辨析
“上兵伐谋”非指“政治”论
孙武生平：一道数学题中的历史迷思——对《春秋史》一段文字的疑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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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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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集成《思想门》的这些文章，绝大部分首先都是网络文字。当初动手写的时候，绝没敢奢想，有一天它们会像涓涓细流，汇聚成一本书。更没有想到的是，2007年8月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思想门》后仅一两个月，三联书店（香港）就来联系出版一事，并在次年五月，出版了《思想门》中文繁体字版，面向海外发行。
现在，它竟然又有了增订重版的机会。
在经历了太多的焦虑期待和磨折之后，生活像是突然转换了一副慷慨大度的面孔，送上了一份堪称好运连连的礼物。
想当初，我一边写着这些与生活完全无关的网络文字，一边在生活的波涛里奔走。如果无处可去，独处一室，就在电脑桌前连续地敲打，常常是连续敲打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电脑桌前的时光流逝得格外的快，往往肩酸背疼之时，也就是饥肠辘辘之际。每日三餐很难真正做到按时按点，更多的时候都是写到自然停，然后独自走向空空荡荡或满满当当的冰箱，看看能给自己弄点什么吃的。我印象强烈的是，刚刚还在庄子、韩非的世界翱翔、沉潜，一转身就站在洗碗池边，面对一池子要洗的锅盘碗筷——它们通常是积攒了数餐的结果。不过，如果没有更好的放松条件，洗衣、洗碗，倒是松弛神经的一种好方法。
用一句我曾经说袁世凯和孙中山的话说：他们都是没有条件的人，在做一件没有条件的事。
我写《思想门》的网络文字，也是这样。
其实，在动手写这些文字之前，我的阅读和思考兴趣并不在这些方面。那时我的主要兴趣，在欧洲中世纪和基督教中早期历史及相关人物和事件上。这一有些奇特的兴趣一直持续了至少有十五年。虽说是断断续续、鸡零狗碎和业余肤浅的，却也没有真正中断过。起初的兴趣，应该是由欧洲绘画——主要是印象派绘画引起的，后来就慢慢直接集中在宗教（准确说是宗教史）本身了。可资证明的，是我书架上的书籍，它们绝大多数属于此类，或与此有关。其中有些至今仍给我以深刻印象和影响。比如朱锡强编著的《梵蒂冈教皇秘史》，这本小书让我大开眼界，并给了我顿悟性的启示。又比如美国学者罗伦?培登（Roland
H
Bainton，1894-1984年）撰写的马丁?路德传记《这是我的立场》（陆中石、古乐人翻译），引导我走向了马丁?路德的世界。还有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周士良译），书中后部分对于时间的叙述，曾经让我激动不已、激情澎湃。而以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为“桥墩”的脉络线索，使我对基督教的思想学术演进，获得了一种类似中国学案的了解，虽然简单，但很清晰。吸引我的还有德国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著的《基督教大思想家》（包利民译），该书叙述人物的条理性和文笔，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赵敦华教授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同样是一本好书，尤其是对我这样完全业余和简单的爱好者来说。我甚至在詹姆斯?W.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和《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中，也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东西。那本广为人知的《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给我的启示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我从克洛维的受洗经过，感受到了一种新鲜文明的萌芽，怎样在一种盛大之后的废墟上以清新稚嫩的方式重新滋生。我从中获得启示并坚信，所谓中世纪，并不只是一个特殊、具体的历史阶段和过程，它是地球上永恒循环的多幕剧。它一直在上演，不害怕重复；它一直在结束，却又永不落幕。在与此有关的阅读中，罗素成了我的一位亲切可爱的引导者。《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特别是《西方的智慧》（马家驹、贺霖译）中那挥洒自如的文笔，在反复无数次的阅读后，肯定被我暗中偷窃并拙劣地加以模仿了。
在这条让我始终兴致盎然的阅读路上，有两个人物，成为我难以忘怀的身影：克尔凯廓尔和本雅明。前者的人生故事和他的《恐惧与颤栗》（刘继译，陈维正校），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脑子里一些奇异不经的想法，肯定跟他有关。而对本雅明，简直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本雅明与基督教的关系比较特殊）。我购买了我所能见到的几乎全部他的中译本，甚至网上所见到的单篇论文，也搜罗无遗。由张旭东和魏文生翻译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成为对我的人生和思考有深远和重大影响的一本书。书中张旭东所作中译本序言《本雅明的意义》的第一句话：
瓦尔特?本雅明的奇特风格也许是他奇特的社会位置和生活方式的再现。
这句话犹如电击一般，在第一时间冲击了我的双目和心灵。它在给予我信心和勇气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不知道在我这一生，还有哪一句话，会比这一句对我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后来把这句话，用我自己的语言为我自己作了一次简易、狭窄的翻译：
窝棚不摆博古架。
我一直认为，以上这些阅读经历，对于我后来写《思想门》里那些网络文字，并不是毫无瓜葛的。
相比之下，当时我的书架上，跟后来写《思想门》直接有关的书籍，可谓少之又少，我有印象的好像只有一本齐鲁书社的《论语集注》和一本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史记》。但有一本书，我必须在此特别提及：罗焌先生的《诸子学述》（岳麓书社，1995年第1版）。罗焌这个名字，除了专门做先秦的，今天知道的人恐怕不会太多吧。我认为他也是（至少曾经是）一个被学术史遗忘的人。1998年秋，我专程从上海到北京看望五叔，这是我跟五叔的最后一次见面。临别时，五叔给了我几本书，罗焌先生的《诸子学述》正在其中，另有一本是皮锡瑞的《经学通论》。五叔为什么会给我罗焌先生的这本书，我现在是永远无法知道了，但这的确是一本我喜爱的书，对我有益的书，它文风清新，考核精严，条理清晰，不乏创见。如书中一再申明的，不当将孔子列于儒家。虽然在中国学术史上，这并非罗焌先生的独家之见——罗焌先生在书中还引《汉书?艺文志》为据——但对我来说，这已然是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的空谷足音！我是多么庆幸从五叔手里得到罗焌先生这本并非完整的著作。对我来说，这是一本真正的经典。书前由李肖聃、杨树达、张舜徽几位晚近学人所作的短序，已足证罗焌先生此书的价值。我注意到，前几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出了罗焌先生的这本《诸子学述》（同时还出版了罗焌先生的另一本著作《经子丛考》），版式看上去比岳麓书社的要富丽多了。罗焌先生终究不应是被学术史遗忘的人。
因为手边古代书籍，尤其是先秦典籍的极度匮乏，我在开始写《思想门》里的文章时，每写一人，就临时去买几本有关的书；由于经济上超乎想象的拮据，不可能多买，而且通常只挑选那些注释最简单，或没有注释的原著本，这样价钱会相对便宜些。我后来对北大胡少卿博士说到海子的诗句：
我顺手摸到的东西越少越好。
其实是有真实的现实背景的。
也许更值得一说的，是我当时对先秦诸子并不熟。我曾在一个场合说，我对先秦诸子，并不比一个中学生懂得更多。有人以为我在开玩笑，或过于自谦。但我很认真地说，这不是玩笑话，也不是自谦，而是实情。
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帮助作用的，一是我在大学里学的古典文献知识，我的古代汉语和古典文学的基础也相对还好；其次是有了网络和搜索引擎。我可以发自肺腑地说一句：没有网络，也就没有什么《思想门》。
正是凭借这两点，在诸多不利的环境、条件下，我可以做到比一般人更快地重新吸收和恢复建立对于先秦诸子的阅读、理解和表述。
所以，即使单从以上所述来看，《思想门》的问世，如同世间许多生命和孩子一样，也是一个偶然的产物。不过，要说它仅仅只是个偶然，那也不是。关于这一点，我在三联书店（香港）版《思想门》的《后记》里，已简略说过了。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偶然的缘故，《思想门》里的多数文字，有一种天然好玩的性质。我把它想象为初生哪吒的海边嬉戏。我相信只要一打开书页，就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些文字的缘起和面目来说，《思想门》的确是一本跟思想和学术无关的书。直到今天，我都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假如说《思想门》的文字，有一种生动的气质，那正跟它诞生的偶然性和那份无拘无束的好玩有关。生动感正是由“偶然”和“好玩”这一对“风火轮”转动出来的。
我很看重文字的生动感。没有生动感的文字我不爱。
说不清为什么，这种我所珍视的生动感，现在在我的笔底好像渐行渐远了，为此我感到了失落和沮丧。
还在《思想门》里的文字，以单篇文章的形式挂在网上的时候，完全超逾想象、近乎铺天盖地的评议就开始了。我后来粗略统计了一下，时隔两年之后，还能搜索出十万字。这应该是个有点惊人的数字。在所有这些评议话语中，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作者写这些文章，像是还没有穿好降落伞，就已经从飞机上跳下去了。
我一直以为，这是我看到的对于我的文字，说得最好的一句。
这当然不是一句表扬和赞美的话。
但我认为它比所有表扬和赞美的话，更让我难忘，也更让我感谢！
在围绕、针对后来形成《思想门》一书文章的林林总总的议论声中，自然是有说好有说坏，五花八门，但我觉得，期待与回应之间，落差仍然很大，我不知道其他书籍作者在这方面，是怎样的状况。在我本人，则是收获了许多出人意料的喜悦和承接了同样众多的否定与冲击的同时，还是暗自感受到了一丝难言的遗憾。现在借此写序的机会，略举一例。在《彻底废弃儒学是国学复兴的必由之路》中，我带了一句“交易是需要成本的”，但好像从没有人留意过这句话。这句话来源于英国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的理论。对于经济学，我一窍不通，对于罗纳德?科斯，我也一无所知，我是在一次极偶然的网络阅读中，知道这位经济学家和他的这一理论观点的。但它却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思绪的天空。直到今天，科斯的这一理论观点，都是我最难忘、也最可宝贵的一句人生指南般的“喻世明言”。如果没有来自罗纳德?科斯的这一理论观点作支撑，我想《彻底废弃儒学》一文，会立即倾颓、垮塌一大半。
至于我在文中说到的“文明体”，我相信这个地球没有几个人明白它的意思，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词的内涵和外延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不过，在我的心目中，举凡人类（包括个体和群体）的实践行为和意识体验，大到巨型创造，小到意念一闪，都可以成为我所说的“文明体”。它既包括具象的实在，也包括抽象的意念。
俗语中有一句“开锯就有末”，通常用来表示行动与收获的关系，但我把这句话放到罗纳德?科斯的理论和我所说的“文明体”的语境中时，它所表示的意义就正好相反——这就是成本与耗损的概念。
也许对于“交易成本”表述得最好的，是我小时候看过的那则寓言故事：狐狸给两只乌鸦分奶酪，最后，奶酪全部被狐狸以“仲裁”和“中介”的理由和方式吞食了。
我相信，古典社会为现代社会所替代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古典社会的中介成本越来越高的缘故。
回过头顺便说一句，出生于1910年的罗纳德?科斯，至今似乎仍在颐养天年，在此诚挚祝愿这位老寿星能一直与健康和幸福为伴。
在《思想门》成书后的一两年里，我一直不太有勇气来翻一翻自己的这本著作。紧张和不安一直是我面对它的基本心态。有时克服胆怯打开书页，好奇与恍惚之中，一边翻看，一边会心生疑惑，这是我写的东西吗？由此我会想到周星驰的电影《整蛊专家》，刘德华饰演的良好青年车文杰，在片末的打斗戏中，由于误食药丸而勇气倍增，陡然间变得强壮有力，孔武非常，然而药劲一过，立即回复了平常的斯文秀弱。我因此又想到了约翰?列侬传记中的那句名言：
上帝通过我来表达音乐。
这是一句凝聚了极度谦卑和无限狂放的话。
有好多人以不同的方式，说过同样意思的话。
这次《思想门》的重版，是以所谓增订的形式。增，指的新增的有关《孙子兵法》的部分。订，本来自然是指对之前由中国长安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出版的《思想门》的修订。但此次的所谓“订”，需要略微说明一下。其实并没有多少对于原稿的修正，如果说有，只是把长安版的几处修改，又恢复到了原稿（也就是网络稿）的状况。比如《换个角度看孔子》中，有一句“这一玩偶和工具，说到底，都是私人性质的。”长安版中被改为了“这一玩偶和工具，说到底，都是人为的。”（长安版正文第2页）现在把它改回了原样。又如《孔子打劫》的最后部分，原有以下一段文字：
如今，只要你对《诗经》有兴趣，对《尚书》有兴趣，更别说对《论语》、《孟子》有兴趣，那你就一定儒了。甚至，你对诸子百家有兴趣，你喜欢翻一翻《尔雅》、《山海经》的插图，那你就国学了。而国学是以儒为代表的（谁说的？官员兼学者说的！），所以，你也就间接地儒了。不是有人也给鲁迅赏了顶“国学大师”的冕子吗，由此看来，鲁迅的被儒，也就指日可待了。
长安版中，这一段被删除了，现在同样原样恢复。
像这样的“订正”，还有几处。
总之，这次的“订”，主要是将之前被删改的文字，尽可能恢复到网络原文的样子。无论为好为坏，原来是什么样子，就尽量还让它是什么样子吧。
说到《孙子兵法》，我就会想到易中天先生。想到易中天先生，我就想起在我心中积蓄已久，早应感谢却一直未有机会表明的感谢。
对于一直飘流在社会上的我来说，正是《思想门》的成书，让我最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长辈和师友的温暖和力量。
我在给三联书店（香港）写的后记初稿中，曾以《战国策?燕策?苏代为燕说齐》中伯乐与骏马的故事，来说明李学勤先生的序言，对于《思想门》的意义。虽然那篇后记后来未被采用，但在我心中，李学勤先生是当然的伯乐，只是我和我的《思想门》，距离千里马的喻义，恐怕正有千里之遥。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张海燕先生，是五叔的学生。那时我还在北京的大学读书，曾在五叔家中，偶然遇见过几回海燕先生，名字肯定非常熟稔，人却不很熟。久未联络，甫一提及，海燕先生便慨然允诺，积极主动，让人感愧难以言表。
邹昌林先生与海燕先生同在社科院，与我素不相识，匆匆一面，却给我留下了宽厚谦和的印象。
江向东先生也在思想史研究室，据闻是邓晓芒先生的高足，快人快语，慷慨激情，诚所谓性情中人。
我跟胡少卿先生认识时，他还在北大攻读博士，现在早已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师。胡少卿先生帮忙写的《铁划银钩》，显示了一位青年诗人流美的文笔。我记得我的回邮是：有流风回雪之姿。
李怡和魏崇武，是我的两位大学同班同学。李怡兄才华横溢，早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翘楚和领军人物。他还曾是中国最早最年轻的教授，学术著作近于等身，让人望洋兴叹。
崇武毕业后一直在校，现在师大古籍研究所任职，是一位真正的笃学之士。崇武身上有广东人特有的平实笃厚作风。不仅如此，外表看似不多言语的崇武，为人真诚恳挚。记得我在写苏秦一文时，因一时找不到唐兰、杨宽、马雍三位先生的文章，后来是崇武从北京的母校复印了寄到广州。兹事虽微小，今人多不为。这是崇武兄令我衷心感佩的地方。
另有几位友人，在《思想门》出版后，曾作文鼓励。如冯永锋先生，陈寒鸣先生，同学魏家川和好友武维春（宋力）。
冯永锋先生是《光明日报》的记者，也是北大中文毕业。永锋先生与我同样素不相识，应该是通过与少卿先生的关系而写了《思想门》的读后文字。永锋先生的这篇文字，是迄今为止所有评议《思想门》的文字中，传播最为广泛的一篇。但我至今未与永锋先生有一面之缘，也没有通过一次电话，只是后来我才留意到，永锋先生的那篇文章，是他本人亲自发送到我邮箱的。这里顺便说一句，永锋先生在《光明日报》从事的是环保方面的工作，并早已成为国内在这方面的杰出人物，每次我在报纸和网络上看到冯永锋先生的名字和报道，都会油然生出一份自豪和敬意。
寒鸣先生与五叔有师生之谊。我们之间也是久已闻名，却未曾谋面。直到我在北京期间，专门抽空去了趟天津，这才有缘识荆。寒鸣先生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由于一直任职于天津总工会，所以，又撰有大量与工人阶级状况有关的现实文章，两线作战，著述颇丰。在寒鸣先生身上，能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执着追求的气质与精神。
家川也是我的大学同学中，极少数留任高校者之一。博士毕业后，家川一直就职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家川不仅与我同学、同寝室，还是半个江苏老乡，同为淮阴人。家川兄性情热诚敦厚。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寻求出版机会，家川兄携夫人乘坐公交汽车，从西三环的首都师大，横穿大半个北京城区，来到东三环的农光里小区，怀里竟抱着一瓶足有两三斤重的葡萄酒！
每次到北京，见面、聚餐最多的，总会有家川兄一个，当然，是他买单。
宋力老兄是我在东部工作时结识的文友，是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的东床快婿，曾长期担任《扬州日报》副刊部的负责人。江左文人的古雅情趣与风范，在宋力兄身上，犹然清晰存焉。去年与宋力兄见面，欣闻他已升级荣膺为外祖父，可喜可贺！
由于不难想象的原因，寒鸣先生和家川兄、宋力兄的文字，均未能见诸传统媒体，或主要媒体，这当然是由于我本人和拙著的缘故。
此外，对于网络上所有知名或不知名网友的评议，无论是褒是贬，是赞是弹，在此均一体致谢！
在北京寻求和商议出版《思想门》的前后过程中，我曾两次去清华大学拜访何兆武先生，也曾在北京医院探望生病的卢钟锋先生，后来在从江西回广州的途中，绕道长沙去岳麓书院看望了陈谷嘉先生，他们都是五叔的生平好友。虽然我那点拙劣的想法和文字，不足供几位长辈一哂，但与几位先生的见面，还是使我获得了一份鼓舞和激励。
对于易中天先生的感谢，我在《就“不战而屈人之兵”回应易中天先生》中作了表白。
最后，应该表示感谢的，还有陈明先生。陈明先生在此事上的认真与坚毅，同样让我难忘。而他的看法和做法，在客观上，也推动和促进了《思想门》的传播与销售。所以，在此一并予以真诚的谢意！
2012年4月16日
易中天：也说“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中的名言。这句话，过去一般都理解和表述为“不用发动或进行战争，就让敌人屈服、投降”。有人还把它和马谡的“攻心为上”、赵藩的“自古知兵非战”联系起来，甚至认定孙武是主张和平主义的。
对于这种解释，我心里一直犯嘀咕。嘀咕的原因，是不理解这样重要的一句话，为什么会安排在《谋攻》篇。我们知道，《孙子兵法》的结构，是从战争的策划和预谋开始，一直讲到火攻和间谍。后面这两个，一个最“残忍”，一个最“卑劣”，都没有和平主义所必须的人道精神。实际上，《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头到尾都在讲战争，讲打仗，没有一篇讲“反战”。其中前三篇，对应的正是当时战争的三个阶段——庙算、野战、攻城，李零先生称之为“战争三部曲”（《兵以诈立》）。如果孙武是赞赏“不用发动或进行战争，就让敌人屈服、投降”的，就应该再写一篇《不战》或《非战》，而且放在卷首。第一句话，仍然可以是现在的第一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然后分析战争的种种不利，比如成本高、风险大等等（这些内容《孙子兵法》中都有），然后再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为什么要在讲攻城的《谋攻》篇说呢？
接下来那句话，也很可疑。在“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之后，孙武说什么呢？他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句话，也应该放在《不战》篇呀（如果有这一篇的话）！而且那次序，似乎也应该是“上兵伐交，其次伐谋”才对。也就是说，先搞外交，再搞阴谋（比如和平演变）。实在不行，就开打。
这些问题，我一直想不通。
最近，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读到一篇文章，让我茅塞顿开。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涵义》。作者署名“洛克”，发帖网友为“小园香径长”。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运用校勘学中的“本校法”，得出一个结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屈”，首先应作“短缺”或“不足”解。也就是说，在攻城之前，先让敌人的军事能力（包括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严重短缺，根本无力抵抗。接下来，就有可能实现“不战而胜”的目标。但要说清楚，这个目标，只是攻城阶段的战术目标。至多，也只是战役目标，绝非战略目标。
这样一说，就明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话，为什么会在《谋攻》篇了。同时也就不难理解，紧接着这句话，孙武为什么会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云云了。因为他的意思，就是“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为什么？因为攻城的成本太高。李零先生的说法，叫做“野战是吃肉，攻城是啃骨头”。何况到了攻城阶段，敌人已无路可退，很可能会拼死一战。困兽犹斗嘛！所以，这个阶段，最是智取。其次，是谈判（洛克先生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黄朴民教授的研究，把“伐交”解释为“观兵”，即耀武扬威，也通）。再次，是把敌人诱出城来，歼灭。最不的，是硬攻。硬攻的结果，得到的很可能是一座死城和世代的仇。
更何况，硬攻，也不一定攻得下来，自己的损失倒有一大堆（《孙子兵法》有具体而详尽的描述）。因此孙武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所谓“谋攻之法”，讲的就是攻城啊！“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话，放在讲攻城的《谋攻》篇，正合适啊！
由此可见，孙武根本就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孙子兵法》，也没什么“反战主张”。该书的主张是：打，要打，必须打。剩下的问题，只不过是“怎么打”。《孙子兵法》，就是一部讲“怎么打”的书，即不折不扣的“兵书”。
想通这一点，要感谢洛克先生。
另外，洛克先生将《孙子兵法》的思想主脉，概括为“仗不能随便打，要打就得打赢，打赢不能成惨赢”这样三句话，我也很赞成。
不过，洛克先生认为，孙武所谓“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云云，要保全的，是“我国”、“我军”，不是“敌国”、“敌军”，这一点我不同意。第一，《谋攻》篇讲的是攻城。春秋的战争，攻城在野战之后。所以《孙子兵法》的次序，是先讲庙算（《始计》篇），再讲野战（《作战》篇），再讲攻城（《谋攻》篇）。野战的地点，多半在两国交界处，所以叫“疆场”。到攻城阶段，双方早就不在“疆场”，“我军”也早已深入“敌境”，而且到了他们的心脏部位，根本不存在保全“我国”的问题。第二，此处之“国”，也非今天所谓“国家”，而是“国都”，即“都城”。春秋时代，诸侯的封域，叫“邦”。邦，才相对于今天的“国家”。所以孔子的说法，是“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这里的邦，就是国家。国，则是都城，是邦的中心。当然，“邦”和“国”，这两个字，也有混用的。汉代为了避高祖的名讳，把许多古书的“邦”字，都改成了“国”。所以《孙子兵法》的“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原文究竟是“全国”，还是“全邦”，也不能肯定。但是，《谋攻》篇毕竟是讲攻城的。则此处所谓“国”，就应该是“国都”，即“都城”。谁的都城？当然是敌人的。兵临城下的，是“我军”嘛！
那么，所谓“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如何解释？我认为，这里的“全”，可以理解为“完整”。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攻破这座城市，活捉或杀死其国君，是下策。让他们举城投降，让“我军”得到一座完无损的城市，才是上策。这不是洛克先生讥笑的“维和”，而是真正的“全胜”。
其实，在孙武那里，所谓“全国”，恐怕从来就不是发慈悲。作为伟大的军事家，他也绝不会愚蠢到把战争看作慈善事业。所以，一旦不能“全国”，多半还是要“破国”的。只不过，那是下策，是不得已。为什么？不合算。实际上，正如洛克先生所指出，《孙子兵法》通篇贯穿着危机意识和成本意识，“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被反复强调（《九地篇》和《火攻篇》）。主张在攻城阶段“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全国为上”，正是这位“精算师”精密计算的结果。他要的，仍然是“产出投入比”和“效益最大化”啊！
当然，有一个问题，洛克先生问得也很好，那就是在说完“全国”之后，为什么还要一路不惮繁缛地从军说到旅，从旅说到卒，从卒说到伍？怎么着，也用不着婆婆妈妈“碎嘴”到这种地步吧？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通，诚望大方之家赐教焉！
就“不战而屈人之兵”回应易中天先生
“近日”在网上读到易中天先生一篇文章，题目是《也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易先生这篇文章，有部分内容提到本人的一篇网文，主题是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易中天先生在其文章中的自谦，让人愧不敢当。对于易先生谈到与拙作有关的部分内容，无论于情于理，我都应当有所回应。
也是借此机会，把我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些想法，再作一点补充说明。
曹操是目前所知最早给《孙子兵法》作注的人，曹操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注解是：“未战而敌自屈服”。由于曹操是《孙子兵法》的最早注解者，因此，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屈”字解释为“屈服”，可以判定是从曹操开始的。另外，曹操的注解中，“不战”注解为“未战”；虽然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未”字有时可与“不”字相通，但考虑到在通常语义下，“不战”与“未战”的差别，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不战”，解释为“未战”，其中的微妙变化和差异，对于后世的影响，也不应小看。可以说，《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句话，之所以会出现本人认为的理解误差，最关键的地方，就在对“不战”和“屈”字的理解。
《孙子十家注》里，对“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话，曹操之后，先后列有孟氏、杜牧、陈皞、王晳、何氏、张预的注解。诸人之中，孟氏的注解是：“重庙胜也”，这基本是把“不战”看作了“计”和“谋”。杜牧的解释正是：“以计胜敌”。陈皞引用了韩信书信下燕城（劝降）的故事。王晳说的是：“兵贵伐，不务战也”，有点奇特的，把“伐”和“战”作了区别，这应该是“威慑”的意思。相比之下，张预的注解最为具体：“明赏罚、信号令、完器械、练士卒，暴其所长，使敌从风而糜，则为大善”——可算是比较完备版的“威慑说”。
所有人的注解中，我认为应给予特别注意的，是何氏（宋代何延锡）的注解，何氏只是引述了一段《后汉书?王霸传》里的故事：
后汉王霸讨周建苏茂，既战归营，贼复聚众挑战，霸坚卧不出，方飨士作倡乐。茂雨射营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动。军吏曰：“茂已破，今易击。”霸曰：“不然。茂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挑战以徼一时之胜。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乃引退。（原文见范晔《后汉书?王霸列传》，何氏引述与原文略有不同。）
在我看来，这段故事不仅最接近“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本意，而且故事的主人公王霸，还直接引用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原话！这是一条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不战而屈人之兵”极为有益，甚至可说是十分宝贵的材料。从时间上讲，王霸还在曹操之前，王霸去世将近一百年，曹操才出生。也就是说，在时间上，王霸比曹操离《孙子兵法》文本更近。而从《后汉书》所写故事来看，王霸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解，显然比曹操要更让人信服，也更到位。王霸所谓的“不战”，正发生在两军仍处于交锋、对峙状态的战斗期间；而曹操所谓：“未战而敌自屈服”，不仅带出“屈服”一词，其“未战”两字，也极容易给人以“战斗”、“战争”尚未开始的印象。王霸与曹操两人的不同表述，对于辨识“不战而屈人之兵”本义所在，应当大有裨益。
进入20世纪，尤其是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之后，随着《孙子兵法》研究的日益旺盛、普及和深入，《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语，也日益成为研究者关注和探讨的热点。这里我想特别提及的，是著名的《孙子兵法》研究者郭化若将军。郭化若将军在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中，对“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句，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并给出了“不现实”、“不切实际”和“唯心论”的判断。对此，有其他研究者，如吴如嵩、黄朴民等，先后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题，写过专门的探讨文章。吴如嵩先生和黄朴民先生的文章，跟郭化若将军的说法之间，有一种逻辑呼应关系。简单说，吴、黄两位先生都以各自方式，回应了郭化若将军的质疑，并对郭化若将军的判断，作出了某种程度的“扭转”和“矫正”。具体说，吴如嵩先生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跟《孙子兵法》的“全胜”思想联系起来；而黄朴民先生则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孙子兵法》精髓所在，不宜被过分“看重”和“夸大”。对此，我不得不说，三人之中，郭化若将军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解，其实最质朴，最直指要害，也最具价值。郭化若将军亲身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生涯，敏锐感觉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某种“不现实”和“不切实际”，这正是基于一个人实践经验的宝贵认知，同时，也令人钦佩地反映出郭化若将军面对众口一词的局面，敢于说“不”的真诚与勇气。然而郭化若将军未曾想到的恐怕是，问题并不是出在《孙子兵法》，而是出在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由来已久、异口同声的理解和解释上！可以说，如果“不战而屈人之兵”存在“不切实际”、“不现实”和“唯心论”的问题，或者必须要被“边缘化”解读，那就意味着《孙子兵法》的兵学思想大厦，出现了重大结构性问题。
因此，在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解释上，我们必须首先回到郭化若将军的质疑上来，而不是把这种宝贵的质疑，带向一个更加远离《孙子兵法》本意的境地。事实上，只要解答了郭化若将军“不现实”和“不切实际”的疑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原意和本意，离其义自见，也就不远了。
就我的阅读了解，在近乎“一边倒”地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扬、推崇、赞美声中，有三种“杂音”，堪称具有代表性。除郭化若将军的质疑和黄朴民先生的“非精髓”说外，另有一人，是西汉的扬雄。扬雄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解和判断是：“衒玉而贾石者，其狙诈乎！”通俗地说，就是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纯属“挂羊头卖狗肉”，是“欺骗”！假如说郭化若将军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质疑，带有某种“遗憾”性质——因为郭将军无疑是一位《孙子兵法》的真心喜爱者；黄朴民先生对于围绕在“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的“拔高”与“扭曲”，采取了一种“泼冷水”的办法，那扬雄对于“不战而屈人兵”，则是彻底的、带有蔑视意味的不相信。因为他见到的只是“沾项渐襟”（意思是血水沾染了脖子，流到了胸前的衣襟上）。
然而，颇有意思，又让人深思的是，无论是郭化若、黄朴民，还是扬雄，他们三人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消极、否定和“反动”的理解，跟他们所反对的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推崇、赞美式理解，在理解内容上，竟然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和他们所反对者，其实是站在同一块理解与思维的基石上的，只是最后选择了不同取向而已。
所以，如果把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解释，由过往至今的那种理解，改变为笔者所认定的解释，那么，无论是扬雄的“不相信”，还是郭化若的“质疑”，以及黄朴民的“边缘化”理解，都将失去其立论的前提——《孙子兵法》的本意，就不是通行理解的那种意思和内容——那“不相信”、“质疑”和“非精髓”说，将在瞬间失去靶心和基础。
也就意味着，他们的疑问和问题，将随之涣然冰释。
其实，只要稍微用心留意，人们很容易从诸如象棋、围棋、武术、体育竞赛、商场角逐，乃至所有具有竞争性和较量感的人类活动中，发现和领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丰富义涵与生动表现。这个所谓“不战”的世界，其实复杂而具体，充满细节性和技巧感，绝不像今人所想象的，只是一种空洞、抽象的所谓战略威慑（这种说法还相当主流；你在王霸的故事里，能看到“威慑”么？又能看到“屈服”么？）。
那么？何以会发生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这种误读？是哪些具体原因导致了误读、误解的产生，并进而“推导”出所谓《孙子兵法》中有和平主义思想说法的产生？
1.曹操注《孙子兵法》
曹操有两个身份：军事家和诗人、文学家。曹操戎马一生，统兵征战，称为军事家，应该没什么争议。至于诗人和文学家，“三曹”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灿烂星座。这两个身份，都使得曹操的注解《孙子兵法》，有他人难以企及的优势。何况，曹操生于汉末，距离先秦的时间相对较近。加上是《孙子兵法》的第一位注解者，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曹操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始终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正如日本学者北條氏长在其撰写的《孙子外传》序中所说：“《孙子》齐人孙武所著书也。后世祖述兵典者，无不咸赖此书。古今注者亦数十百家，概其趣大同小异。其中，特称魏武注为善，无复异论焉。”（转见于苏桂亮、阿竹仙之助合编《日本孙子书知见录》一书，齐鲁书社出版；以下有关日本《孙子兵法》的研究资料，同样引自该书者不另注）
然而，同为日本人，对曹操的注解《孙子兵法》，也有与此迥然不同、针锋相对的看法。
“二书《发微》，是以其说精审而不疏，其学备成而无疵，夫自魏曹孟德以至明刘寅注《孙子》者，数十家皆以训诂窥之，以自家之兵解之，故其说疏漏谫劣，而犬牙龃龉，牵强附会，而跋前失后者不可胜计也。是故及《发微》之精致者未之有也”（筱崎司直撰《孙子发微》，大川敬仪仲则序）。
该书作者自序则说得更为直白：“天保十三年《自序》亦谓：‘予读曹注，以详知其薄材无识，而炫烂小慧，贲饰奸曲，以诪张庸愚乌乎，欲以曹注知孙子，犹缘木求鱼，挟山超海也。夫能知孙武之文则可以知其兵矣。’”
前面的敬仪序，还只是把曹操囊括在内，加以批评；这里却是矛头直指“曹注”，几乎把“曹注”说得体无完肤，一钱不值。
由樱田迪校点的《古文孙子正文》一书，安积信所作《序》中，有这样的话：
“而魏武以来，袭误踵谬已久，历代兵家目不睹真鼎，故注释回护舛驳，可发一笑。”
现在回头来看，曹操注解《孙子兵法》的价值和意义，固不容一笔抹杀，但在对《孙子兵法》的具体注解上，曹操有时恐怕确实扮演了一个不太地道的“扳道工”角色。
2.“屈服”一词
对古汉语有些了解的人知道，单音节词多，以单音节词为主，是中国古汉语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屈服”似乎是个例外。早在《庄子》和《吕氏春秋》里，“屈服”就已经出现——《庄子》中的“屈服”，是否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词，恐怕还小有异议。——“屈服”出现得如此之早，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屈”释为“屈服”的影响，不容小觑。何况，曹操的注解，写的就是：“未战而敌自屈服”！
3.对“不战”的理解
“不战”和“屈”，是理解“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两个关键词。
笔者在拙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涵义》一文中，从《孙子兵法》作者孙武生活的春秋末期的时间性角度，对那个时代“战”字的具体和特有内容做了说明，——其实，对于《孙子兵法》“战”字的意义，还应该把孙武当时生活的地理空间因素，即吴国，以及吴楚争战的历史背景考虑在内并由此阐明“不战”两字在《孙子兵法》中的实际含义。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正因为孙武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末期，接踵而来的，就是战国的天地。战争进入到战国之后，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诈谋和暴烈。刘向《战国策?书叙》所谓“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暴师经岁，流血满野”，这种局面和状况，使得从战国初开始，对于战争的感受和认识，已然出现巨大的变化。相对应的，对于“不战”的认知和表述，也同步发生变化，受到空前关注，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水平。这一点，可以从《鹖冠子?武灵王》、《战国策?苏秦说齐闵王》和《荀子?王制》“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等诸多故事和话语中，得到印证。
也就是说，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人对于“战”和“不战”的认识与表述，已经跟今天十分接近，相差无几。但是，假如我们确信《孙子兵法》为孙武所作，孙武生活于春秋末期，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到春秋时期“战”的特点和内容，而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角度，横跨两千多年，直接把孙武所说的“不战”，与后世的“非战”，直至当下的“反战”等同起来，并以此得出《孙子兵法》中含有和平主义思想的结论。
要反驳《孙子兵法》中有和平主义思想这种说法，理由很简单。《孙子兵法》真有和平主义思想，就不会有《孙子兵法》的问世了。更有力的证据是，《孙子兵法》要有和平主义思想，那它的最末两篇，就绝不会是《火攻》和《用间》。正如易中天先生文章所说：“这两个，一个最‘残忍’，一个最‘卑劣’，都没有和平主义所必须的人道精神”（日本同样有此看法：“火攻乃不仁之术，用间乃下策之法”）。事实上，只要对比一下《孙子兵法》和《墨子》，尤其是《墨子》中的《备城门》等篇章，就可以清楚看出，《孙子兵法》的进攻性性质，和《墨子》的“非攻”与防御性。如果今天有人说墨子是“反战”者，是和平主义者，我想应该没有多少人会提出反对意见。
4.来自日本的说法
清末以来，中国在思想文化各方面受日本影响之深之巨，难以估量。《孙子兵法》的研究也概莫能外。《孙子兵法》中有和平主义思想说法的盛行，至少有一半的源头在日本。现今最有名的大概要属服部千春先生。关于《孙子兵法》与和平主义思想说法的关系，有兴趣者，可参看苏桂亮、阿竹仙之助合编的《日本孙子书知见录》一书。
最后，简要回应一下易中天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几个说法。
易先生说：“所谓‘谋攻之法’，讲的就是攻城啊！”
这点，恕在下未敢苟同。
“谋攻”的意思，本质是对“攻”字的解释问题。
“攻城”当然是“攻”字的主要词义，但是不是全部词义？这是问题所在。《诗经》和《论语》中，有大家熟知的“攻”字句。如果把对“攻”字的解释，限定于军事与战争范围，《左传》中有“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这是描述两军在野外对阵、交战时的情形。更有利的证据，是1983年江陵汉墓出土的兵书《盖庐》，它的作者是伍子胥。《盖庐》中，“攻”字共出现五十次，其中三十二次是以“攻之”的形式，说的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向敌人发起攻击。
揆诸《孙子兵法》本文，也能证实这一点。限于篇幅，恕不展开了。总之，《谋攻篇》绝不应只是讲“攻城”的。李零和易中天先生，或许有些“窄化”了《谋攻篇》的内容。
关于拙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涵义》中引用黄朴民教授对“其次伐交”的说法，在此也略作说明，这并不表明我完全认同黄朴民教授的说法。对“上兵伐谋”四句话，本人也有一些不同于通行理解的地方。具体说到“其次伐交”，我目前的看法是：
（1）此句意思尚未能完全确定；其中的“交”字，既有可能指“外交”，也有可能指“交兵”。
（2）反对现在通行说法，即认为“其次伐交”，是通过先于“兵”的外交途径和手段，来解决战争争端，从而达到弭兵的目的和状态。
（3）认为黄朴民教授的说法可备一说；李零先生则在其书中，给予了“非是”的判断。
（4）本人的理解，“交”，仍指“外交”（无论是“伐”“人之交”，还是以“交”伐人，我认为在此区别不大，也可以兼而有之），但我所说的“外交”，不是现在通行解释的那种高于、优先于、外在于“兵”的外交，而是属于“兵”这个“大屋檐”、大背景、大语境下的“外交”行为和行动，是服从于战争需要的“外交”方式和手段。吴楚柏举之战前，经伍子胥和孙武共同献计（《史记》说），吴国争取到了楚国北方小国唐、蔡的支持，从而使楚国北方门户洞开，为吴军取得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利保障。最后，楚国在秦军的帮助下战胜吴军，恢复了国土。这些外交，都是发生于战争背景之中的外交，是服从和服务于战争需要的外交。而不是什么外交一旦“伐”成功，“仗就可以不打了”之类糊涂话。正确的意思是，只有“交”、“伐”好了，仗才能好打。
至于对“全国为上”一段文的理解和解释，本人有一篇专门文章：《“全国”、“破国”——到底说的谁的国？》（见本书下文）里面有较详细的叙述。
不过，对于“全国为上”中“国”字的理解，鄙人在此恐怕又得与易中天先生发生小小分歧。和“攻”字的情况一样，“国都”、“都城”当然是“国”字的词义之一，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全部词义，甚至是主要词义。在我看来，《孙子兵法》中没有可以明确释为“国都”或“都城”的“国”字，《孙子兵法》中的“国”字，至少绝大部分——如果不说是全部的话——说的就是今天所谓的“国”。“全国为上、破国次之”的“国”字，要么释为“敌国”，要么释为“我国”，舍此无它。把它释为“国都”或“都城”，我敢私心揣度一下，大概是因为李零先生觉得，兵入其境，即已“破国”，所以，此“国”字不得不只能解释成“国都”或“都城”了。
《孙子兵法》中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此“亡国”亡的是什么呢？吴军千里奔袭，直入楚国郢都，郢都可称“亡”（丧失、沦亡）于敌手，但楚国却并未亡。
屡屡与易中天先生龃龉，让人愧疚不安。然而孔子不是教育说：“当仁，不让于师”么？
易中天先生名著海内，一言动听，对于网络上无名之辈没人搭理的网络文字，偶尔一瞥，却能慧眼相识，直抒胸臆，慷慨援引，热诚坦率，令人感佩难忘！所谓大家风范者，正在此耳。
再次真诚感谢易中天先生。
2009年10月10日初稿
2012年3月17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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