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 Thomas
Mann,1875—1955),是20世纪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其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的出版,使其25岁就进入德国重要作家行列,并于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魔山》(1924)和《浮士德博士》(1947)等。
朱雁冰,德语教授,196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曾任1986至1992年度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和1992至1996年度高等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日耳曼学联合会(IVG)会员。上世纪80年代在德国沃尔芬比特图书馆作儒家思想在德国的接受(至18世纪末)的专题研究,发表论文《耶稣会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中文)、《莱布尼茨与朱熹》(德文)、《赫尔德、歌德和席勒著作中的儒家思想》(德文)等九篇。译著涉猎哲学、基督教神学和文学等十几种。
第一篇:
多难而伟大的理查德?瓦格纳
Il y a là mas bl?mes,mes éloges et tout ce que j’ai dit.
—— Maurice Barrès
伫立在我眼前的理查德?
瓦格纳的精神形象多难而伟大,正如他所完美地体现着的世纪——十九世纪。我看见他脸上刻着这个世纪的全部特征,表露着这个世纪的全部欲求,我简直无法将对他的作品,将对这个时代的产儿,对艺术创作世界卓尔不群而又备遭非议、最费解而又最具魅力的伟大人物群中的一员的爱与对这个世纪的爱区分开来,他的一生,那颠沛流离、饱经风霜、神魂迷狂、令人难以看清其真面目而最终沐浴在世界荣誉光辉中的一生占去了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当今的人,比如我们,背负着求新解难的使命所要寻找的当然是这一类的事,我们哪里有时间,也很少有兴致公正地对待在我们后边沉没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市民的时代);我们对十九世纪的态度犹如儿子们对父亲的态度:全面批判,这倒也公道。我们不仅鄙夷十九世纪的信仰,一种对信念的信仰,而且也看不惯它的无信仰,即它那种充满忧伤感的相对主义。在我们看来,它对理性与进步保持着的宽厚、忠诚是可笑的,它的唯物主义太叫人捉摸不透,它的一元论的破解世界之谜的妄念却又极其浅薄。而它在科学上的骄傲多被抵消了,尤其为它的悲观主义,为它在音乐上所表现出的沉浸于夜和死亡的情绪所抵消,这种情绪有朝一日很可能成为它更强有力的标志。而与之相联系的是一种追求宏大、追求典范作品,追求恒久性和可观数量的行动和意志,而十分令人称奇的是,它同时还深深钟情小巧玲珑,长于心灵的精细刻画。啊,伟大,一种阴沉的、受难般的,心存疑惑而同时又苦苦求索真理的、为真理陷于狂热的伟大,在令人神魂颠倒之美的瞬间的迷狂之中很善于得到一点儿短暂的、没有信仰依托的幸福,这就是它的本质和特有印记;十九世纪的雕像必须具有阿特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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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道德肌肉的负重潜能和张力,这使人想到米开朗琪罗的雕像世界。当时承受着多么巨大的重负,从这个色彩浓烈的词的终极意义上讲,这是史诗般的重负,所以,这不仅让人联想到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著作,也立即想到瓦格纳的音乐。当瓦格纳在一封行文庄重的信里(时在一八五一年)向他的朋友李斯特解释他的《尼伯龙根》的计划时**,李斯特从魏玛写信回答他说:“你尽快动手,要毫无顾忌地谱写你的作品,对此人们充其量可能提出塞维利亚
***大教堂教士咨议会在修建塞维利亚主教座堂时向建筑师提出的同类计划:‘请您为我们建造这样一座殿堂,以致未来世世代代的人必定会说,教士咨议会傻里傻气地竟干下如此超出常规的事。’可是,主教座堂一直在那里耸立着!”——这就是十九世纪!
法国印象派绘画的魔幻林苑,英国、法国、俄罗斯的长篇小说,德国的自然科学,德国的音乐,——不,这绝非一个糟糕的时代,回眸一看,这是一片巨人森林。回顾,同时拉开距离方才让我们分辨出所有这些巨人之间的家族般的相似,时代给他们打上这个共同的特殊印记,尽管他们的存在和所能有着种种差别。比如,左拉与瓦格纳,《鲁贡玛卡家族》和《尼伯龙根的指环》*
,五十年前大概很难有人突发奇想将这两位作家,将这两部作品相提并论。但他们却属于一个整体。今天看来,思想、意趣、手法的相似是很明显的。将他们联系起来的不仅是追求宏大篇幅和偏爱磅礴气势和众多数量的艺术品味,也不仅是——从技巧上看——荷马史诗般的主题,这首先是上升到象征性和进入神话式虚构的自然主义;谁看不出左拉小说中那种将其人物推入超现实之中的象征主义和神话倾向呢?被称为娜娜的第二帝国
** 的亚斯塔蒂不就是象征和神话吗?她的名字从何而来?这个名字是一个原始音,是人类早期呀呀学语时的求偶呼唤;娜娜:这是巴比伦伊什塔尔
***的别名。左拉知道这些吗?不过,如果他不知道,那就更值得注意,更令人感到惊奇了。甚至托尔斯泰也有自然主义的宏大篇幅和民主主义的众多数量。他也有中心主题、自己的经历、表现他的人物性格的固定用语。(章节未完,感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