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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对话稻盛和夫：德与正义》旨在探讨在道德和理匮乏的日本社会，如何才能够不被眼前的成功和欲望所俘虏，选择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获得真正的幸福。作者贯穿全书的对“道德与“信仰”的呼唤，结合对日本社会各种弊端的警醒，言辞之恳切，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警界政界丑闻频发，随之沦陷的整个社会，已经走向一场社会悲剧！
挽救日本人颓废的精神世界，唯有重新找回那些失落的“伦理和道德”。
在现世的混乱中，如何重建普世价值观，如何重拾被荒废的教育，如何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追求内心深处的幸福？知足并感恩前行吧！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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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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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摆在眼前的成功或者欲望所束缚，作为人到底应该怎样活？到底应该抱着怎样的活法？来自于经济界和法律界这样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开诚布公地对谈关于作为人，何谓正确；关于活法。《对话稻盛和夫：德与正义》中两位作者，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生履历，但是他们却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面临了多种磨炼，并且最终从这些磨练中脱颖而出，取得成功。《对话稻盛和夫：德与正义》不仅阐明了直面磨炼的社会的病根，同时提出了，为追求并且实现人的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需求，而不断探索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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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稻盛和夫，1932年生于日本鹿儿岛县。1955年毕业于鹿儿岛大学工学部。1959年创办京都陶瓷株式会社（现在的京瓷公司）。历任总裁，董事长，1997年起任京瓷名誉会长。1984年创办第二电电（现名KDDI，目前在日本为仅次于NTT的第二大通信公司），担任董事长一职，2001年起就任最高顾问。2010年2月接受日本政府的邀请，出任处于破产重建中的日本航空（JAL）公司的会长。日本四大“经营之圣”之一。此外，1984年，稻盛和夫在设立稻盛财团的同时，创设“京都奖”，每年一度对为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士进行表彰。他还作为为年轻企业家开办的经营研修学校“盛和塾”的塾长，为后辈的培养倾注了心血。“盛和塾”在全世界共有70余家，已有8000余名经营者参与学习。
中坊公平，1929年出生于日本京都。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部。1957年开始从事律师职业。1970年成为大阪律师协会二战后最年轻的副会长。1973年担任森永毒奶粉事件被害者律师团团长，千日公寓火灾案租借方律师团团长。1985年出任丰田商事破产财产监管人一职。1990年～1992年期间担任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1996年就任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社长，为回收不良债权做出来重要贡献，1999年这家机构与整理回收银行合并后成立了新的整理回收机构并继续担任社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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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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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超越“磨炼”
“愣头青”与“上流家庭子弟”的交集
苦难和成功都是“磨炼”
第一章 道德与伦理缺失的社会悲剧
日本人颓废的精神催生出了各行各业的丑闻
警界丑闻反映出日本人内心价值判断标准的丧失
“维护组织”的特性助长了腐败现象
对高智商犯罪束手无策的日本警察
日本人必须尽快树立新的使命感
追求道德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
现在的日本必须重新找回“道德与伦理”
第二章 重建普世价值观
仅仅依靠理论无法解释的关键性“存在”
毫无道理的捐赠税制度
让国税厅乖乖退还税金的“中坊流斗争法”
获得最终胜利要靠人格魅力而非玩弄手腕
日本国税厅将国会记录视作“证据”的智慧之举
无论如何都不愿低头谢罪的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不愿谢罪的根源在于恐惧赔偿
抛弃了“勤勉美德”的战后教育导致日本社会的颓废
只有日本的风俗习惯才能孕育日本人的特性
在辛劳中树立高尚的人格
让负面信息产生正面效应的理念至关重要
确立以“为人之道”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判断标准
第三章 重拾荒废的教育
父亲的教育理念——“没必要给铁镀金”
不靠镀金虚张声势，应接受适当的锻铁教育
多亏父母我才没有走上犯罪道路
父亲认可了我小小的正义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观
只注重死记硬背的日本教育
越是成绩不好的孩子越适合经营企业
老师与学生若成为朋友将无法实施有效的教育
育人需要采取“理念先行型”模式
教师必须拥有热情，懂得激励
耐心教我穿靴子的小学老师的大爱
未将新员工培训的困难传达给教育界的企业的责任
年轻律师们反对扩大律师人数的病态心理
富足的物质生活催生出缺乏自制力的青少年
学生强制劳动的苛酷体验改变了我这个大户人家的小少爷
现在的年轻人有必要体验辛劳
重建家中房屋，去除独立单间
在集体生活中学习社会规则
连孤独都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没有给予教师职业正确的评价，社会也应承担责任
第四章 探寻事物的本质
表里不一的日本社会
日本人很难与那些表里如一的民族打交道
只注重表面形式是金融机构垮台的社会根源
日本企业需要“和魂洋才”的经营方式
以化解的态度迎战对手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以“适可而止”赢得庄内藩人心的西乡隆盛
判断时应力求避免的“3K”
非晶硅的发明在于实践现场的仔细观察
探寻本质，确保事物向正确方向发展
首先描绘出目标理想，才能克服一切困难
每个房间之间的差异都很小的旅馆才是好旅馆
第五章 现在迫切需要“知足”理念
丰岛的群众运动让我感受到了“神灵”的存在
把群众运动引向成功是一件至难之事
以费用为开场白使我感受到丰岛居民的“决心”
企业经营同样需要勇于迎接挑战
在处理丰岛问题时想法不一的岛民
一个人的人生由命运与灵魂编织而成
我并非出于环保意识或使命感才接手丰岛诉讼案
拥有美丽心灵的人必然能够创造奇迹
21世纪必须改变效率至上主义
向全世界提出由日本人创造的崭新价值观
只有“知足”才能幸福
幸福不在于外部条件，而取决于我们的“心”
知足的心态令我们时时感受幸福
常怀感恩之心，不断努力前行
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见钱眼开
只要持之以恒，努力行善，伪善有朝一日也能成为真善
跋摆脱“统治客体意识”
一切混沌的原点
一灯照隅，万灯照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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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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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最终胜利要靠人格魅力而非玩弄手腕
这也就是说，所谓税法，是一种极其片面的、完全站在收税方角度而制定的法律。国税厅只需要以“其他事项”的含糊借口为幌子，就能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普通公民根本就不要指望能够战胜这些权力中枢。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坊先生却以国税厅为对手挺身迎战，并获得了胜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应该归功于中坊先生的个人品德。
如果仅仅依靠个人能力，是不足以在真正的斗争中获胜的。假如我们不具备完善的人格，就无法在残酷的环境中施展力量。虽然中坊先生自谦只是在口头上比较在行，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只会遭到他人的鄙视。而中坊先生之所以能够赢得大家的爱戴，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坊先生的个人魅力，这其中含有深刻的道理。
虽然国税厅宣称再也不会像中坊先生那次一样做出退还税款的决定，但我相信，只要秉持相同的真理，令国税厅自食其言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还是在京瓷创办没多久的时候，在一次公司会议上，会计部部长发言说：“票据贴现押金的比率又提高了。”我就问道：“什么是票据贴现押金？”一问之下才知道，当企业到银行申请贴现票据时，必须先按一定的比率在银行存款，银行现在提高的就是票据贴现存款押金的比率。
于是我继续问会计部长：“银行为什么要收取票据贴现押金呢？”会计部长告诉我说：“一直都是这么规定的。”作为一个财务方面的门外汉，我就再问道：“这个规定有些不通情理，是不是当票据拒付时会给银行方面造成损失，因此银行才会通过存款这种方式回避风险呢？”会计部长回答道：“确实如此。”
紧接着我又问：“那么我们公司迄今为止一直都在向银行支付票据贴现押金吗？”“一直都在支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的贴现票据额和票据贴现押金存款额各是多少？”一问之下我才得知，我们公司为此支付的定期存款额居然高于票据贴现额。听到这里，我当场指出：“这实在是一件极其荒谬的事情。不管票据贴现押金比率提不提高，如果银行已经回避掉了因此产生的风险，那么就应该废除票据贴现押金这项规定。”
我的这一番话却让会议的出席者们全都笑了起来，他们把我当成了一个不谙世事的技术人员，并告诉我说：“我们必须和银行搞好关系，当初我们公司还没有什么信用时，曾经从银行那里获得了大笔融资。现在公司情况开始转好，却向银行抱怨这抱怨那，这就有些不近情理了。”
但是我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银行这个规定是没有道理的。结果没过多久，报纸就登出日本大藏省的观点：“银行不得通过票据贴现押金套利”。
我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通过这件事，我得以确信，不符合普遍真理和原则的事情，就一定有问题，而普遍真理终究是会得到承认的。
中坊公平：
日本国税厅将国会记录视作“证据”的智慧之举
当年国税厅之所以会做出让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这就像最近的麻风病判决，日本政府能够低头认错是一个道理。在处理丰田商事事件时，日本整个社会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当时我们这些相关者的共识就是：“如果国税厅不退还这笔税款，不知道他们将受到社会舆论怎样的敲打。”假如这是一件不受世人关注的事件，不管我个人如何努力，我相信国税厅的那帮人绝对不会予以通融的。
那次也确实把国税厅搞得焦头烂额。为了让国税厅退还已征收的税款，我们必须起诉丰田商事所有的推销人员，也就是说国税厅必须对每一个丰田商事的推销员逐一进行个案处理，事后还得将他们从丰田商事那里获得的酬劳作为“其他所得”重新征收所得税。
要从那些擅长欺诈的家伙手中收取所得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花一番气力，而且会给政府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也理解政府当局当初竭力主张“无法退还相关税金”的原因。尽管国税厅最后征收到了一部分应征税款，不过对国税厅的人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此外，国税厅还做了一件让我感到钦佩的事情。在我们就税款退还一事达成协议后，我希望他们就此事和我签订一个协议。要想退还这些税金，须先起诉丰田商事的那些推销员，等到官司打赢之后，才能够退还税款，这就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希望与国税厅就此事先签订一个协议。
然而国税厅却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双方若签协议的话，国税厅的当事人就是大藏大臣，一个代表国家的大臣去签署一份这样的协议是不可想象的。
即便如此，我作为丰田商事的破产财产监管人不能因此退却。于是国税厅的人就想出了解决的办法，他们留下话，“我们明白您的意思，回去我们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然后国税厅就在国会安排了一场质询。
在一次国会会议上，公明党的议员提出询问：“关于丰田商事事件，国税厅将把征收的税款退还给破产财产管理监管人。这项决定的依据是什么？”这显然是一场国税厅和议员事先串通好的询问，先是议员提问，然后再由国税厅官员对议员提出的问题做出答复。现实中确实没有比国会答复更有效的证据了。
事后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国税厅把国会答辩的记录送交给了我。发件人清楚地写着“国税厅直接税科科长×××”，收件人处写着“破产财产监管人先生收”。在送来的记录中还夹着一封信，里面写着：“关于我们之前谈到的事情，现在送上国会记录以作凭据。”也就是说，这份记录就成了我们之间的协议。事实上，国税厅的那些官员对法律的漏洞一清二楚。
稻盛和夫：
无论如何都不愿低头谢罪的日本政府
我的经历曾经让我认识到，政府是一种永远都不愿道歉的存在。当年刚好因为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问题，日本与中国之间产生了不和谐的声音，在一次座谈会上，围绕着这个话题出现了“日本究竟需不需要道歉”的争论。当时我的主张是：日本应该向中国道歉。
尽管对这个问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是我在会议上明确指出：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虽然有人认为，当时西方国家同样也侵略过中国，日本不过是效法这些西方列强而已。但是这改变不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既然侵犯了别人的国家，当对方要求道歉时，我们当然应该满足对方的这个要求。那么，日本为何不向中国道歉呢？
听了我的这一席话，一些参加座谈会的大学学者脸上显出了诧异的神情。按照他们的说法，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谢罪是一件非同寻常、极不可能的事情。国家的谢罪行为会让一个主权国家丧失权威，而且会受到对方国家的轻蔑。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也容易导致谢罪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只要设法诡辩敷衍就行了，绝对不能向对方谢罪而使本国历史留下污点。这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必须坚守的基本立场。
虽然一个国家的谢罪与个人的谢罪在层次上有所不同，但是我认为国家在应谢罪的时候就应该谢罪。如果仅仅为了保住国家的面子而拒绝谢罪，这种做法给日本带来的损害绝对会超过甘愿做出一些牺牲、勇于向对方谢罪的后果。其实勇于谢罪更有利于日本的未来。
这些事就如刚才中坊先生提到的与国税厅签订协议的往事一样，总是有人认为为了维持国家权力的体面，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
日本政府不愿谢罪的根源在于恐惧赔偿
国际问题的复杂性当然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是在处理国内问题时，政府也不愿意谢罪，这就有悖常理了。结果，官僚们完全基于自身逻辑去看待一切事物，这正是官僚们的常识与我和稻盛先生的常识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不管是麻风病事件、丰田商事事件，还是我曾经参与处理的香川县丰岛的工业废弃物违法倾倒事件，全都如出一辙，充分暴露了政府的荒唐逻辑。
政府之所以在谢罪问题上固执己见，关键在于赔偿责任。例如麻风病患者有四千人左右，有很多患者早已去世。如果政府承认自身有责任，对这些受害者的赔偿金额就有可能达到惊人的规模。而政府承担的债务如果不加以限制任其膨胀下去，将会危及整个国家的稳定。官方的荒谬逻辑正是出于这样的判断。
正是这种政府逻辑损害到了众多公民的利益。司法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公民，对不合理的事情，绝对不能忍气吞声。我们介入丰岛的工业废弃物违法倾倒事件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
丰岛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香川县政府认可了一家企业违法倾倒工业废弃物的做法，从而在濑户内海的一个小岛上造就了日本最大的工业废弃物违法倾倒场。对此我们要求香川县政府承认自身过失，并向当地居民道歉。但是香川县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这个要求。香川县的官员之所以如此固执，同样也是因为恐惧因此产生的损害赔偿。也就是说，他们害怕一旦香川县政府承认了自身过失，当地居民会进一步提出天文数字的索赔。
我们理解香川县政府的担忧，但是，不向丰岛居民道歉的做法根本没有道理。于是我询问了丰岛居民的本意：“你们要求政府道歉，最终目的是为了钱吗？”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这和钱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只需要政府道歉，并将丰岛恢复成一个没有工业废弃物的美丽岛屿。
因此，我们在与香川县政府的协议中加入了“放弃损害赔偿要求”的条款。通过明确表示放弃赔偿权利，香川县政府最终向丰岛居民做出了正式谢罪。但是，仅为了得到这个结果，丰岛县居民所历经的各种艰辛和曲折实在是罄竹难书。普通人要与权力斗争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是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道歉呢？事实并非如此。相较于日本，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能够比较容易地做出公开道歉。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秉持有错必改的理念。
如果日本也想做到这一点，仅靠政府官员和法律界人士终究力有未逮。要真正改变现状，只能依靠政治家。只有政治才是治理国家的核心。政治家必须考虑全体国民的利益，并按照正确的道理和理念展开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处理麻风病诉讼案时，承认政府的过失并放弃继续上诉的决定，我认为非常正确，可以说起到了政治应起的作用。
如稻盛先生在《愣头青的自传》一书中写的，这个世界永远都有“道理”或者“天”这样的存在，我们必须“爱他人”。这些“道理和原则”也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道理和原则。
只要追根溯源，任何现象都能回归到这些最基本的道理和原则上去。如果我们不基于道理和原则认识事物，只驻足于表面现象的话，自然会得出短视的结论，无法看到表象之下更深层的意义。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
从这个角度思考的话，如何在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中拓展业务看上去与盛和塾讨论毫无关联，其实两者并无二致。因此，稻盛先生才会在盛和塾的课堂上不谈如何做生意、发大财，只谈伦理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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