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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愤青和五毛党为“民主”和“自由”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南周新年献词事件的“宪政梦”，面对钓鱼岛风波时国人激昂的“爱国主义”热情，两会召开“代表”们为民谋“公共利益”……我们的生活中永远充斥着这些耳熟能详的政治词汇。然而，你真的懂它们究竟是什么含义吗？它们来自哪里？经历了怎样的历史？为何如今依旧被我们沿用？未来是否会淡出历史舞台？
《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的切入点新颖，它不是一本板着面孔说教的学术书，而是从政治哲学领域挑精心挑选出十六个关键概念——也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术语入手，一一进行深入阐述，追寻了每个概念的历史以及随着历史境迁的意义变化过程。
相比照现今的情况，很多词或是追根溯源拥有着更丰富的涵义，或是与现今我们常用的意义相去甚远，或是在意义上体现了继承和延续。但无论哪一种，意义的变迁扩展了概念的维度，让我们对这些当今习见的术语有了更深的认识。
从语言和政治的关系来审视政治，提供了理解的新视角。基于语言的概念构成了政治世界，概念变化本身又是一种政治革新，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批判，相互改造。作者们对我们现今的种种危机的忧虑，也值得我们反思。《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一书就提供了引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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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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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是一本纯粹探讨政治学概念的经典之作，遴选了16个具体概念，如宪法、民主、国家、权利、政党、意识形态、革命等，进行了刨根问底式的历史追溯和细致入微的意义探究，展现了具体概念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发生的变化过程。本书将政治视为语言的构成活动，在此视角之下，由政治信念和政治行为构成的概念随着历史进程也具有变化着的意义。本书通过构建概念史来思考概念变化的政治维度和政治革新的概念维度。基于语言的概念构成了政治世界，概念变化本身又是一种政治革新。这相互依存的两者在批判与创造之中改造着社会。了解政治概念的来龙去脉，意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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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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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作者队伍集十四位当代知名政治学家，包括迈克尔·瓦尔泽、昆汀·斯金纳、艾伦·瑞安、约翰·邓恩等。他们均在英、美、加等知名大学政治学系、历史学系任教，在政治学的理论、思想史、知识史、经济、教育、民主、法律、政策等分支领域各有造诣；对政治的理解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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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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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撰稿人介绍
序言
编者引论
第1章 语言与政治变化
第2章 从政治上理解概念的变化
第3章 宪法
第4章 民主
第5章 国家
第6章 代表
第7章 政党
第8章 爱国主义
第9章 公共利益
第10章 公民身份
第11章 腐败
第12章 民意
第13章 意识形态
第14章 权利
第15章 财产
第16章 革命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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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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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写道：“语言是社会最大的公共纽带”（1961年，第3卷，第1章，第1节）。他指的是语言使我们能够参加某些实践，通过这类实践我们变成自己应成为的道德人和政治人。正是由于拥有这类公共概念，我们才构成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然而，语言这一公共纽带易于变旧和磨损。有一种真实、经常发生的恐惧，那就是概念构成的共同体毕竟是人类最为脆弱和最不持久的发明之一。于是，不出意料，这样的恐惧常常以警世寓言的形式出现，这类寓言中交往的混乱状态终结于孤立的个体和无声的暴力。大概这就是《圣经》中巴别塔这个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但是，在修昔底德描述的克基拉革命和在霍布斯假想的自然状态中，存在着关于上述主题的一些更易辨识的政治变体。这些故事具有一个共同的寓意：丧失共同语言，就是丧失共同体，就是毁灭共同世界。
在此要指出，那些逝去了的用以构成共同世界的语言，并不是现代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这也就是说，道德语言或政治语言不能完全简化为拥有某种特定词汇、语法结构、句法的自然语言，如雅典希腊语、拉丁语、现代英语。恰恰相反，道德语言或政治语言是共享理解的工具和行动的舞台，因为这种语言里包含的概念传达着政治行为人的信念和实践。社会和政治世界通过概念和交往得以构成，或更为准确地说，预先得以构成。根据这种语言构成观，我们是谁，由什么构成，我们如何安排、梳理、思考世界，我们如何在世界中行事，皆受限于语言论述和修辞的资源。语言的限制标示了世界的限制。道德语言描述政治上的种种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它使我们能够做某些事，亦阻止我们不能做其他一些事。但是，语言虽描绘了道德和政治的可能性，却并未描绘出现今独立的地貌。恰恰相反，政治场景部分地是由决定和标示出其主要特征的要素构成的。这些特征远非一尘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地图和疆域也相应发生变化。
语言向前发展时，社会也随之向前发展。贝特朗?德茹弗内尔写道，“正如人们因使用相同的语言而属于相同的文化那样，他们也因对相同道德语言的理解而属于相同的社会。这共同的道德语言向前延伸时，社会也随之向前延伸；它解体时，社会也随之解体”（
德茹弗内尔，1975年：第304页）。政治哲学中的许多重要著作，可解读为对概念混乱和交往失灵的回应、反思和矫正措施（怀特，1984年）。它们通常采取批判的形式，借此政治哲学家尝试逐渐削弱现存的道德语言或政治语言，因为他常常在准备提出某项独创新概念的过程中，认为这类语言不连贯或自相矛盾。因此概念变化决不能离开政治的参与。正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1966年：第2—3页）所述，
既然持有某个概念就意味着在某种环境下以或者能够以某些方式行事；那么，改变概念，无论是通过修改现存的概念创制新概念，还是取消旧概念来实现，就是改变行为。
因此，概念变化本身乃是一种政治革新。用这种方式把政治变化和概念变化结合起来，让我们得以用某些乍看起来可能令人不安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这种担心的根源至少有二。其一，这视角削弱了所谓偶然性论题。偶然性论题坚持认为，语言学上的实体，诸如政治（或道德、经济、科学）理论是一回事，而（经验）现实是另一回事；据此可推断政治（道德、经济、科学）变化是一回事，而概念变化是另一回事。照这种看法，概念变化完全是次要的事，甚或是次要的结果，次要的反思和副现象。这偶然的看法已产生深远的影响，至少深刻影响了那些深信自己不受哲学影响之人的思想。某种类似于此的东西，支撑着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派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政治理念所扮演角色的一致观点（因此这两派学人什么也没有证明，或许挽救的是不只政治才产生同床异梦的盟友这一看法）。然而，正如本书头两篇论文力图阐明的，认可这种看法，实为赞同可对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关系做出的歪曲和误解。可选择的“构成”语言观，能对上述关系做出截然不同的、可能更准确的描述。
其二，也是联系更为密切的根源是，这种可选择的“构成”语言观似乎相应需要涉及一类颇为激进的人。原因在于，如果政治是一种部分地借助概念构成的活动，而且这些概念的意义是历史地变化着的，那么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存在客观的或超越历史的真理——不存在政治给定物，不存在理由，不存在能够以此立论和检验真理的最低基础。而且，如果道德准则是可历史地改变的，虚无主义就必然接踵而至。克基拉革命和霍布斯自然状态中概念的混乱，变成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规范，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本书有几篇论文论述了这种担心，还有几篇论文试图详细地阐明“概念史”的构成观念为何不是虚无主义的，尽管它可能是相对的。因为概念史讲述的是连续性中的变化和变化中的连续性。有些概念，或更准确地说，它们正确应用的标准，不能随心所欲或异想天开地加以改变。
概念与政治的变化既是批判性的、创造性的，也是保守的。它之所以是批判性的，是因为它从以下理念中产生，用拉马丁的名言来说，世界乱了套，不知怎的已变得混乱不堪。揭露和批判某人道德语言的自相矛盾或不连贯，就是着手改造和重新安排他的道德和政治世界。这一过程本身是创造性的，因为它可能需要极有条理的论证和修辞技巧。概念变化虽是批判性的和创造性的，但也具有根深蒂固的保守性。原因在于概念变化绝不会重新出现或无缘无故产生。概念变化的出现几乎总是涉及相对确立且稳定的语言学惯用技巧，因此概念变化易为零碎的和渐进的，有时几乎是极其缓慢地进行的。用柏克就这种情况所说的话来转述，可以说语言若失去变化的手段就失去保护自身的手段。而且，得到保护的且周期性地得到提高的，至少是交往的可能性，因此是共同体自身的可能性。
构建概念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详细地阐明，概念变化过程是怎样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发生的；亦是追溯连接了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与语言的线索。我们与自己的过去交谈，其目的远非是纯学术的，也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它出于一种不安感：我们自己的文化因一种不断加深的危机而苦苦挣扎，这种危机大体上表现为公共道德和政治语言的坍塌和堕落。这场折磨着我们的文化的危机，与修昔底德所叙述过的那场更早的危机具有某些奇怪的类似之处。而且，当某些词语丧失了它们的意义时，当伯里克利从容不迫的雄辩让位于克里昂的言辞的和身体暴力时，我们也就生活在单维话语时代，生活在由形形色色的传播者所说的新话、心理呓语、官场行话组成的时代，他们的交往除了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之外，几乎别无他物。
概念史的构建对于揭示很久以来指引着我们的政治和文化对话的单维话语具有解放之效。比如，腐败这一概念。概念史表明，现时对腐败的理解可能本身是贫乏的，尽管不致讹误迭出。追溯“腐败”的历史，就在于向世人说明，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在某些方面是怎样自相矛盾的，但并非是不连贯的。又如，爱国主义这一概念。人们现今常被告知，要成为爱国者或显示爱国精神，就得不加批判地支持政府，不管它的领导人是谁，不管领导人制定何种政策。而且，既然“爱国主义者”具有很大的表彰力，未来的爱国主义者就未必会坦率地批评政府。然而，概念史告诉我们现时代的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概念史证明，曾经有个时期，成为爱国者或显示爱国精神，意味着敢于在原则性立场上和政府唱对台戏。
然而，这不是说概念史是浪漫的或反动的尝试，亦非说这类尝试企图回到和恢复概念的早期意义。恰恰相反，概念史的目的不在于复古，而在于以史为鉴，追溯现今的道路（奥尼尔，1976年）。一些诸如多斯?帕索斯、普鲁斯特、奥威尔、昆德拉这样的与众不同的小说家们已经证明，铭记历史能使人怎样更加敏锐地（或更加批判地）透视现在。这样一来，人们就无须惊讶，现代东、西方国家都试图用重写历史来控制过去，若此法行不通就用使人完全忘掉历史的方法来控制过去。有些公民漂泊于现在，与历史切断联系，因此这类公民更易受可操纵，更顺从。如果我们现在不再失落迷惘，就几乎不必费劲去追溯昨天的脚步。通过挖掘和寻回失去的意义，概念史能使人摆脱现今偏狭的、日益危险而又徒劳无益的政治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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