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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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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思想、文化与文学。他不但推动了东方文化的世界化，而且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都引起了深远的争论和矛盾。因此，梳理泰戈尔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不但可以丰富东、西方文化的内涵，而且可以拓展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研究的视域；不但可以进一步理解东方文化及中国思想文化如何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融合中不断摸索、发展的历史，而且也可以从一个角度研究20世纪以来关于东、西方文化冲突及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各种矛盾和论争。本书基于原始资料，致力于还原泰戈尔访华的真实历史图景和价值，并简单分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泰戈尔访华的各种不同态度及原因；同时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全面研究泰戈尔访华的文化价值的必要性，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下全面阐释这一问题，不但可透视中国思想文化自身的复杂性，也可探索世界文化交流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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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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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宜学，男，1968年生，文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编、译著20余部，在《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杂志发表论文60余篇，主持各类科研项目8项。现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会副秘书长、“中欧学术连线（CEAN）”顾问等。曾获教育部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个人、上海市教学成果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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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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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泰戈尔小传1上篇飞鸟翼影：泰戈尔的中国之旅
第一章新月耀东方3欧美“泰戈尔热”4“遥寄”诗人表深情8世界诗人12初现研究高潮15两种文化态度17喜从天降20讲学社的使命21文化界的热情22唯泰戈尔是谈24好事自古多磨27东行漫记29
第二章上海：诗人的声音31沪上印度风31
“欢喜的日子”34泛舟西湖36在上海的第一次谈话39徜徉夜上海44
第三章北上途中的风景46溯江北上46东南大学的花间树下47泉城新颜51
第四章北京：诗人的哀伤56警笛声声56应接不暇57在英美协会演讲59畅游北海60法源寺赏丁香62“觐见”溥仪66情不自禁69雩坛谈东西文明70北京画会谈艺录72水木清华74“竺震旦”的诞生80
高山流水83反对声浪涌85黯然神伤89日俄相邀91最后的演讲92禅语佛心94《洛神》赋情96余墨飘香99“三友图”100
第五章伤感的告别102诗人、军阀与乡村试验102太原演讲104汉口谈教育105异样的告别107东渡日本109
第六章真情不改111第二次到中国114第三次到中国114中印学会116中国学院117
日本的驱逐121诗人与中国抗日战争122为中国募捐126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128绵亘不绝的友情129
第七章永远的缅怀131园丁辍耕131中华同悲132恒河诗魂135下篇园丁留痕：泰戈尔的中国影响
第一章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139欢迎与批评139时代的误解142
第二章胡适与泰戈尔151一152二155三158
第三章徐志摩与泰戈尔159
第四章林语堂、江绍原与泰戈尔163
第五章梁启超与泰戈尔170初缘——《大中华》视野中的泰戈尔170真挚友谊——泰戈尔在北京171指“泰”骂“梁”——谁别有用心173责任与信仰——梁启超为什么欢迎泰戈尔174
第六章中国接受泰戈尔略史177第一次“泰戈尔热”（1913—1924）177平淡期（1925—1949）178沉默期（1950—1980年）178第二次“泰戈尔热”（1981年至今）179基本内容与态度179
附录中国关于泰戈尔的介绍、研究论文、
著作目录（1900—2012）183
后记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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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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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孙宜学教授的《泰戈尔：中国之旅》一书使我非常激动。泰戈尔是我父亲谭云山一生中最关键的友人兼导师。谭云山和泰戈尔成为增进中印友谊与了解的紧密同志与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中印学会”与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我不但在襁褓（刚生下两个月）时期获得泰翁给与的印度名字“Asoka”，而且是在泰戈尔灵感照耀下追随父亲的学术事业，毕生奉献给“中印学”与“中印大同”（Chindia），“春蚕到死丝方尽”。我经常想：没有泰戈尔就不会有谭云山，就不会有谭中，自己这一生的事业是泰翁给我印度名字时就注定了的，我别无选择，也义无他顾。我想本书读者应该知道泰戈尔的出身背景与文化特征。泰戈尔的母亲莎拉褡（Sharada）是印度孟加拉富裕家庭童婚、多产、长寿妇女的典型，泰戈尔是他父母亲13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泰戈尔从小和父母亲、7个哥哥、5个姐姐，外加嫂嫂、姐夫、侄子、侄女、外侄、外侄女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亲切、热闹、富有人情味的大院之中。在他幼年时代很少见到喜欢出外云游的父亲，他的母亲经管庞大的家务，也很少对他管教，他是和与他年龄差不多的姐姐、童婚嫂嫂、侄子、侄女、外侄、外侄女玩乐成长起来的，尽情享受天真、仁爱、和睦、关怀（包括纯洁、高尚的异性交往）。这种环境使他后来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理论：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是童年，人们一到成人阶段就丧失思想自由与高尚情操而变得世俗化、庸俗化、是非纠葛、利益矛盾。也是他小时候成长的那种环境使他的文学作品总是想和儿童对话，总是想美化儿童的天真无邪，尽量远离成年社会的“假恶丑”现象。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熟悉的印度“诗圣”。著名的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圣雄甘地称他为“Gurudeva”。这个名字的“guru”是老师的意思，“deva”是神的意思——“Gurudeva”是尊泰戈尔为“神圣的老师”，和中国把孔夫子称为“至圣先师”相似。孔夫子是逝世一千多年后才被尊为“至圣先师”的，泰戈尔却是在世的时候受到甘地、尼赫鲁等社会领袖这样的尊称。所有和泰戈尔住在“和平乡”（Santiniketan）国际大学校园的男女老幼都这样称呼他。1941年泰戈尔逝世，整个校园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弟弟谭立那时刚7岁，他用孟加拉文写了一首诗说：“Gurudeva是我母亲！”这是发自肺腑之言。我们可以想象泰戈尔是怎样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既是大文豪（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又是圣人、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还是画家、歌唱家。泰戈尔以诗出名，但也写了许多好的小说与戏剧，它们又被拍成孟加拉语、印地语及其他印度语言的电影。泰戈尔的戏剧都是歌剧，经常上演。在印度的文化活动中，泰戈尔的歌也是娱乐的组成部分。这一切都有益于增进印度的精神文明，对印地语及其他印度地方语言的电影起着健康的保护作用，帮助印度大众文娱活动抵制西方（特别是美国）色情、暴力文娱产品的腐蚀。泰戈尔写的诗，譬如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吉檀迦利》，是用简练、活泼、明瞭、动人的话语把印度文明的传统精髓提炼出来，雅俗共赏。其中最杰出的是“Mind
Without
Fear”（心无恐惧）那组诗，正像中国《义勇军进行曲》一样，也不知唤醒了多少爱国印度青年视死如归地参加了抗英独立运动。早在1915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它的发起人之一及首任书记陈独秀就把这首诗翻译成中文，而且译得有感情（不是机械地从字面翻译）：“远离恐怖心，矫首出尘表。慧力无尽藏，体性遍明窈语发真理源，奋臂赴完好,
清流径寒碛，而不迷中道。行解趣永旷。心径资灵诏。挈临自在天。使我长皎皎。”
中国过去和现在很多论者都把泰戈尔形容为“宗教诗人”（有人甚至莫名其妙地说他是“多神教徒”或“泛神论者”），这是很大的误解。泰戈尔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印度教改良运动的急先锋，建立起废除偶像崇拜的“梵社”（Brahmo
Samaj）。泰戈尔从年轻时开始就帮忙组织并带领侄子、侄女在“梵社”集会上唱歌，因而出名，也是这样自然而然成为诗人与歌曲作家的。他又作词又作曲，一共作了2232首歌，不可谓不多矣！他又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的两个“国歌”（印度的和孟加拉国的）的作者。再有，斯里兰卡国歌的作曲者潵玛拉昆（Ananda
Samarakoon）也是泰戈尔的弟子，使得斯里兰卡国歌充满泰戈尔音乐的风味。南亚三个国家的将近14亿人口每天受着泰戈尔音乐的熏陶向新时代高歌迈进，这也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奇闻佳话。泰戈尔的诗和他的歌在印度受到普遍爱好，印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的男女老少都爱朗诵与歌唱。有个名叫“摩妮”（Muni）的孟加拉语妇女，年轻时在“和平乡”我们家当保姆，后来结婚又变成寡妇（儿子媳妇对她并不孝顺）。1959年我到新德里教书把她带去和我们住在一起帮忙做饭、看家，她沉默寡言，但时常哼什么曲子。后来我和内人仔细倾听，原来她在唱泰戈尔的歌聊以自慰。一个不识字、从中年开始守寡、有过许多不幸经历的印度妇女，竟在泰戈尔诗歌的鼓舞下得到人生的乐趣与安慰，使我们非常感动。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实际体会到泰戈尔诗歌的巨大威力，认识到泰翁的文学作品都是美好感情的表达，都有一种理想、一种真挚、一种仁爱、一种安慰。泰戈尔在中国说过：“我不可能由于周围的人有某种宗教信仰而随之信教”。那些说泰戈尔是“宗教诗人”、“多神教徒”或“泛神论者”的人是不了解泰戈尔超越了庸俗性“宗教”的崇高思想境界。印度有人评论说，泰戈尔的“神”不在庙中而在心中，他从大自然现象与人们的生活中处处看见“神”，随时与“神”对话。这话有道理。泰戈尔采用“赞歌”形式的诗歌中经常有“他”、“主”、“父”这样的词汇，看起来带点宗教色彩，实际上不是对“神”的赞扬（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偶像崇拜），而是歌颂“真善美”。“真善美”就是他的神，或者说，泰戈尔是个虔诚的“真善美”教徒。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有过成百的、外来（多半来自印度）的、坚持俭朴生活的、从不想家、四海为家的高僧，1924年4月29日至5月4日，泰戈尔住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园中，他忽然对梁启超说，他怎么觉得到了中国就像回家一样，可能他前世就是那些来华高僧之一。泰戈尔的的确确是继承了古人那种把宇宙当做祖国的国际主义者。他在1916年写道：“我们将在人—神大道上漫步，高唱超越人类之歌……我们会把那伟大世界的大道当做自己的国家。”他不但憧憬着超越国界的大道，而且试图在现代狭隘民族主义荆棘丛生的地球上走出这条大道来。他于1920年12月从纽约写信给正在他办学的印度和平乡访问的中国作家许地山说：“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世界。我们只有一个民族，那就是人类。”他又说：“让那幻觉中的地理障碍至少在印度的一块地方消失，让和平乡变成那块地方吧！”（以上的话及本文所有泰翁引语都是谭中本人的翻译，例外的当会注明）泰戈尔把他办的学校取名为“Visva-Bharati”。这个名字是泰戈尔把古印度《吠陀经》（Veda）上一句格言“yatra
visvam bhavati
ekanidam”（全世界在一个鸟巢中相会）压缩而成，中国通常说的泰戈尔的“国际大学Visva-Bharati”，真正的意思是“使世界聚会的鸟巢”。泰戈尔对中国的深厚感情是在他1924年访华之前就奠定了的。一方面因为他是国际主义者，另一方面，他的家庭背景就是对中国向往的。他的祖父德瓦侃纳特?泰戈尔（Dwarkanath
Tagore）和中国有生意来往，他父亲迪本德拉纳特?泰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曾于1877—1878年唯一的一次出国远行就是到中国访问。父亲迪本德拉纳特从中国回家以后又是写文章，又是和亲朋好友谈论中国。印度民间有闲谈的嗜好，孟加拉人更是滔滔不绝。我们可以想象泰戈尔的父亲从中国回去后在大家庭几十人的集体中掀起的谈论中国的热烈，对当时还不到20岁的泰戈尔来说一定是影响很大的。3年以后（1881年），20岁的泰戈尔就用孟加拉文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在中国的谋财害命贸易”（Chine
Maraner ByabsaDeath Traffic in
China）。文章谴责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他在1921年先用孟加拉文、然后翻译成英文发表的《文化的团结》（Sikshar
MilanUnion of
Cultures）的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佛陀感觉到人类是伟大团结的合成，他的启示传到中国变成不朽泉源中发出的力量。可是，现代要建立帝国的商人为了贪娈，背弃了这一团结的真理，竟无耻地把致命的鸦片毒物送到中国，不，是用炮口硬塞进中国的喉咙。”泰戈尔1923年接到中国邀请信后非常激动。那时中国兵荒马乱，中国到处都是土匪的信息在全球风传，泰戈尔颇有所闻。但他那人类“性善”的信念以及盼望观光中国的饥渴使他产生一种想要在中国被土匪绑架的新奇念头。1923年11月他病好了以后写信给一位比他年轻得多的女友人，其中这样写道（原文由友人邬玛?达斯古普多Uma
Das
Gupta教授译成英文，我再译成中文）：“如果那儿（中国）的土匪把我绑架，我就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但不知道他们会要求多少赎金——我想大概不超过二三十万。不过要看我的同胞能不能凑齐这笔钱。如果凑不齐的话，那我就得留起辫子，讨个中国老婆，在中国快快乐乐过日子了。”这是印度好友邬玛?达斯古普多教授供给的、尚未发表的信息。许多年后，泰戈尔在波斯访问时谈到他在中国想被土匪抓去的念头，他的波斯主人对他说，中国土匪尊敬长老，不会抓你这种模样的人。如此看来，泰戈尔这想让中国土匪绑架的奇想还不是昙花一现的念头，我们从这一点上也看出他是对中国感情特别丰富的慈祥老人。泰戈尔1924年访华时已经超越花甲“耳顺”之年。他在北京美好地度过63岁（按中国算法是64岁）寿诞，使得那次生日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他在临终前不久作诗写道：“……记得我去中国陌生人在我前额点了友谊的红色，称我为亲者。不知不觉地陌生感消失。意料不到的欢乐情谊显现一个永恒的人。我得了中文名，身穿中式裳。我心中豁然开朗友谊来临使我新生。他赐给我生命之珍。……”泰戈尔一生不知出外旅行多少次、不知访问过多少国家，也在国外度过生日，却没有作过第二首这样兴奋的外访回忆诗，没有在别的写作中这样生动地回忆自己生日的细节，没有这样用中印友谊“使我新生”、象征着“神”所赐予的“生命之珍”来形容过他在别国享受的国际友谊。这短短的几句话中真不知蕴藏着多少值得大书特书的泰翁与中国的交融与激荡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好好发掘。泰戈尔高度赞扬中国与中华文明。他在中国讲演时说：“你们（中国）的古老文明使心灵的土壤变得肥沃。它永恒的人道风格使得属于它的所有一切都富有生命力。如果不是显著的人道主义，如果不是它精神生命的丰富，这一文明是不会持续这么久的。”“我曾经对自己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记得曾经对那些毫不尊重你们、到这儿来剥削你们以及对你们文明所作贡献忘恩负义的人表示愤怒。”泰戈尔在1924年对华讲演时就已提到，但在1937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开幕典礼上完整表达出下面这段赞赏中国文化的颇为新颖的话：“没有任何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明漂亮的精神使得人们爱物质却毫不贪婪，使他们喜爱这世界的事物，给它们披上温柔仁慈的外衣，他们自己没有变成物质主义者。他们本能地掌握了事物旋律的秘密——并不是科学中强力的秘密，而是表现的秘密。这是伟大的本领，因为只有神才能知道这一秘密。我羡慕他们这种本领，希望我们同胞能与他们分享。”泰戈尔并不反对科学，并不反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他强烈反对的是西方文明那种“物质主义者”的贪婪以及他们肆意践踏东方文明所提倡的人道主义。他说：“对我来说人类是丰富、庞大与多方面的。所以当我发现在西方世界为了物质利益而伤害人的品格、把人贬值为机器的时候，我深为伤感。”现在中国人们经常讨论在国际场合缺乏“话语权”，印度在这方面却有相对优势。从这一角度来看，泰戈尔在国际场合是最有“话语权”的。其实他也没有去争取过，他从来没听说过“文化是软实力”这样的话。泰戈尔从小是在既西洋化又富有印度、波斯等东方文化传统的家庭社会环境中成长的，对西方文明的了解极为深刻。1913年泰戈尔作为第一位东方人获得被西方（特别是英、美）作家长期垄断的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就意味着西方世界敞开怀抱接受泰戈尔的思想。1915年英王授予他“爵士”荣誉，1919年他抗议英国血腥镇压印度群众运动而宣布舍弃这一荣誉。泰戈尔会用英文与西方社会精英交往，他的文学成就与崇高思想受到西方文化界和学术界敬佩，更可以说，他的思想变成了20世纪西方文明新思潮的一部分。这样他才自然而然享受国际“话语权”。泰戈尔简直变成白种人的棕种代言人。泰戈尔1914年5月1日写给英国诗人穆尔（Thomas
Sturge
Moore）的信中说：“我认为西方幸运，有机会通过《圣经》的媒介吸取东方的精神。”泰戈尔1919年10月14日写给法国文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信中说：“我看广大亚洲大陆没有哪一个角落真正对欧洲有好感。”泰戈尔1929年7月9日写给自己的英国好友（兼义务秘书）安德鲁斯（C.F.
Andrews）的信中说：“我们东方人已经被西方羞辱得太久了。”泰戈尔在《亚洲响应新时代号召》文章中说：“我敢说如果亚洲没有完全觉醒欧洲也得不到解放。”在他1939年写给印度友人阿密雅?查克拉巴迪（Amya
Chakrabarty）的信中，泰戈尔形容圣雄甘地“手握魔棒，把国家（印度）从导致它衰亡的僵死的瘫痪中唤醒，使它对自己的力量感到自信，宣布非暴力为勇者的真实信念。”泰戈尔与甘地虽然各有各的志趣与主张，却是印度反帝独立运动的同志与战友。事实上，列宁也很敬仰泰戈尔，而且认真读了泰戈尔1917年写的《民族主义》。泰戈尔把自己的生存完全陶冶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他在中国讲演时说：“对我最重要的事是：我从来不对周围的世界的一切事物感到枯燥乏味。对我来说，云儿就是云儿，花儿就是花儿，这就足够了，因为它们直接和我对话，因为我决不能对它们冷淡。”泰戈尔从小体验到大自然与童真的内在关系，他对社会人情把这一关系逐渐切断而发出抗议，因而发展出自己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他有两大生活习惯：早起与敞开窗户。他总是在日出前起床，观察黎明的景象，从中悟出许多重大理论，也极大地丰富了他文学作品中的朝气。和平乡气候炎热，但泰戈尔连正午也把窗户敞开，让阳光照耀到屋子里来。雨季的时候，风雨雷电交加，泰戈尔也把窗户敞开，让风雨雷电和他的身体与思想交流，他的诗中充满了对雷雨的绘描，这也只有像他那样有“天人合一”切身体验的作家才能描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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