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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恐怕很难找到第二种范畴像“礼”那样深刻而持久地制约着中国人的言行举止和思维方式，以至于“礼义之邦”成了这个古老国度最确切不过的代名词，而“礼教”则成为打开中国传统文化之门的一把必备的钥匙。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敏锐地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特质：“他们（指中国古代统治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它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
然而，尽管“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古到今，人们对它的评价却是褒贬参半的。褒之者宣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上》）“礼”似乎成了人们政治、道德和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贬之者则认为：“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
；在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笔下，以“仁”和“礼”为核心内容的儒家学说甚至被描写成为一种“吃人”的怪兽。这种对“礼”褒贬不一的历史状况本身就足以启示后人：“礼”既是一种内涵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更是人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必须首先廓清的重要概念。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而只要提及儒家学说，“仁”和“礼”这两个概念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人们的脑际。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礼治主义在儒家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而一向被视为王道仁政的集中体现的历史状况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礼”又是人们开启儒学大门的一把重要钥匙。就先秦儒家而言，反映其“礼学”内容的典籍主要有《仪礼》《周礼》和《礼记》。在以上三种典籍中，前两种主要偏重于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度的记载，只有《礼记》着重从学理层面阐释儒家的礼治主义主张。这就使得《礼记》一书在儒家学说，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且不说从《礼记》中抽出的《大学》《中庸》两篇经典作为“四书”的主要内容，唐宋以后曾经令多少封建学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愈《进学解》），单就《礼运》篇提出的“大同”社会理想而言，也足以使无数志士仁人为之神往！
《礼记》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虽然举足轻重，但它的内容却又十分驳杂；而且大至该书各篇主旨的认定、经学性质和文化地位的评价，小至各篇来源及其写作年代的推测，都存在种种异说。上述问题犹如团团迷雾笼罩在《礼记》之上，从而使读者，尤其是初学者感到困惑不解。努力廓清笼罩在《礼记》之上的迷雾，使其鲜活的文化内涵得以呈现于世人面前，这正是本书撰写的动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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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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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礼记》的来源、作者与成书情况
第一节《礼记》来源及成书年代
第二节《礼记》各篇作者及写作年代蠡测
第三节《礼记》在“三礼”中的地位
第二章《礼记》分类与各篇题解导读
第一节 通论礼意或学术类的篇章
第二节 专释《仪礼》的篇章
第三节 记载孔子师生言行及时人杂事的篇章
第四节 记载古代制度礼节而带有考证性质的篇章
第三章 经学语境中的《礼记》研究
第一节《礼记》的经学地位与“三礼”的经学性质
第二节《礼记》经学研究流派概述
第四章 《礼记》文化视阈中的礼、礼制与礼俗
第一节 礼的起源与演进
第二节 礼的本质与制礼的原则
第三节《礼记》与礼制
第四节《礼记》与礼俗
第五章《礼记》与宗教祭祀?
第一节《礼记》中涉及的周代祭祀礼仪的种类
第二节《礼记》祭祀礼仪的特征 ?
第三节 周代祭祀礼仪对宗教的背离?
第六章《礼记》与传统政治?
第一节 “大同”、“小康”与儒家的政治理想?
第二节 礼治主义与儒家的政治学说?
第三节 修齐治平与儒家的道德政治论
第四节《王制》《月令》与儒家的施政纲领?
第七章《礼记》与儒家伦理道德?
第一节“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与“礼”的道德属性
第二节 “亲亲”、“尊尊”、“男女有别”的伦理原则
第三节 以礼节仪度为内容的道德规范论?
第四节 以“中庸”为标准的道德修养论?
第五节 “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道德陶冶观
第六节 《礼记》与儒家的理想人格
第八章《礼记》与古代教育?
第一节 以礼、乐为核心的教育内容
第二节 教育目的与教学指导思想的初步确立
第三节 教育制度与教学计划的科学设想?
第四节 教育原则与教学方法的全面总结
第五节 学习方法的初步探讨
第六节 尊师风气的大力倡导?
第九章《礼记》文艺美学思想述要
第一节 “乐”的概念与儒家的艺术本质论?
第二节 “温柔敦厚”诗教与儒家的中和之美
第三节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与儒家的文质论?
第四节 “审乐以知政”与儒家的文艺政治观
第五节 “惟君子为能知乐”与儒家的艺术鉴赏论
主要引用与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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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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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礼记》的来源、作者与成书情况
翻检汗牛充栋的经学书籍很容易发现，在“十三经”中，历代学者对《礼记》的评价颇为不一。褒之者称其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其四十七篇之文，虽纯驳不同，然义之浅深同异，诚未易言也”
；贬之者则斥其“文多谬误者，《儒行》《经解》，非圣人之言也，夏后氏郊鲧之篇，皆未可据也”。孰是孰非，实在令初学者难以辨别。通过大量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初步认定，人们之所以会对《礼记》产生种种不同看法，大都缘于对该书来源、作者和成书情况的不同理解。因此，倘若读者有兴趣研读《礼记》，首先就必须对上述问题有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登堂入室。关于《礼记》的成书情况，我们认为王锷的博士论文《礼记成书考》是至今为止考证最翔实、资料收集最完备的集大成之作，本章的论述拟充分利用这一最新研究成果。
第一节《礼记》来源及成书年代
以“礼记”命名的古代典籍虽然名目繁多、情况复杂，但流传至今的只剩下两部：一部为戴德所辑，称为《大戴礼记》，凡85篇；另一部为戴德从兄子戴圣所辑，称为《小戴礼记》，全书共49篇。这就是东汉学者郑玄所说的：“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记》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今存于“十三经”中的《礼记》，即戴圣所辑的49篇《小戴礼记》。
《礼记》既有大、小戴之分，那么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换言之，今存49篇《小戴礼记》的来源如何?这自然成了古今《礼记》研究者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
一、《礼记》来源
众所周知，中国现存最早著录古代书籍的目录，当首推《汉书?艺文志》。但是，《汉志》中没有著录《小戴礼记》49篇和《大戴礼记》85篇，而只有“《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这样一句记载。由于《汉志》提到的“《记》百三十一篇”未开列具体篇名，而且篇数也与大、小《礼记》134篇不符，于是便引发了后代无数争端。争端的焦点即49篇《礼记》的来源问题。根据王锷博士《礼记成书考》综述各家的考证结果，关于《礼记》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认为《礼记》是戴圣删《大戴礼记》而成
这个观点最早见于晋代学者陈邵：
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
陈邵，字节良，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人，西晋泰始（265——274）年间官至给事中。他首次提出《礼记》49篇是戴圣直接从《大戴礼记》85篇删减而来的，东汉马融、卢植等礼学家只是在此基础上，对《礼记》作了些考证同异的工作。此后，《隋书?经籍志》直接秉承陈邵的观点，并且进一步发挥说：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
按照《隋书?经籍志》的上述说法，《礼记》49篇不但是从《大戴礼记》删减而来，而且其中的3篇，即《月令》《明堂位》和《乐记》还属汉末马融所加。如果除去以上3篇则《礼记》只有46篇，加上《大戴礼记》85篇，共131篇，正好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的篇数吻合。这种解释表面上看来似乎已经弥合了郑玄《六艺论》与班固《汉书?艺文志》关于大、小戴记篇目总数相互矛盾的漏洞，但实际上附会臆测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据《汉书?成帝纪》记载，刘向受诏校书是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此时《礼记》49篇早已由戴圣编辑定型，所以根本不可能存在删刘向所校定书的问题。正由于《隋书?经籍志》存在如此明显的谬误之处，所以《礼记》由《大戴礼记》删减而来的说法实际上也就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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