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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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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猫头鹰和夜莺分开》其靶标精准或许令你感觉火力四射，弹片横飞，极具杀伤力。但其雅趣文风和严整逻辑又令你豁然开朗。读者诸君毋需穿上“防弹衣”，尽管泡一杯清茶，细细品之，享受一种并不是经常能获得的阅读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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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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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猫头鹰和夜莺分开》辑入了著名作家陈冲的部分优秀评论、杂文27篇，作者以批判的态度表达了对当今文学批评的看法、对当今文坛的热点事件的点评，及对当今某些电影的评论。文章观点犀利，直指人心，令人深省，是一本批判性非常强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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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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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职称，享受国务院津贴。主要作品有《腥风血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迷你下地狱》《风往哪边吹》《无反馈快速跟踪》《厂长今年二十六》《早雾晴，晚雾阴》等，体育随笔集《足球：圆和椭圆》等共500余万字。《小厂来了个大学生》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多次获得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及《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小说界》等刊物奖。担任编剧已摄制完成并播出的电视剧有《少年英雄王二小》《皇亲国戚》等，其中与人合作编剧的《少年英雄王二小》获金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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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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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茅奖”看批评家的身份
我们怎样对话
——以关于《大秦帝国》的争论为例
谈基本判断
拿什么来衡量批评家？
现象学发凡
谁向谁投降
论“三大块”
《南京！南京！》的日本感觉
关于文学诺奖及其新得主的意识流
伦理价值观的失范
我的检查
滑稽的“认可”
想象力挑战智慧
《金瓶梅》ＰＫ《红楼梦》
把猫头鹰和夜莺分开
不写什么：《色?戒》的底线在哪里？
玩一玩逻辑
中国作家的生活方式
“学术性”和“我认为”
谈谈历史感
——从陈红旗的《经典性的缺失和意义的祛蔽》谈起
从一条被误读的悲哀的狗说开去
“卖野人头”一解
——对一种批评的批评
我想要的“新批评”
批评要从文本出发
——评翟业军《迟子建创作局限论》
三十万亡灵魂归何处？
党性的光辉
——学习《昨夜西风凋碧树》笔记
历史的细节和由细节拼接的历史
——读《定西孤儿院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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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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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的“新批评”
关于批评的本质
《文学报》推出《新批评》专刊，从看到预告起，就很赞赏，也很期待。开头觉得还行，后来稍感失望。觉得“还行”，是因为有好文章；“稍感失望”，是因为文章不那么好了。一个刊物，无论提的方针多么正确，想的办法多么高明，最后还得靠文章说话。有了好文章，一句顶一万句；没有好文章，十万句也是瞎掰。稍感失望是期待过高的结果，要求《新批评》一下子就能组到足够多、足够好的好文章，不太现实。大家都写惯了不好的文章，一来二去，不怎么会写好文章了。这说明我想要的新批评，其实是“好批评”。好与不好，无关新旧。《新批评》的“新”，针对的是不好的那个旧，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但内涵还有模糊之处。
首先是一个整体判断问题。我们对近期以来的文学批评总体上不满意，是因为不好的批评太多，还是因为好的批评太少？我认为是后者不是前者。如果我们有足够多、足够好的好文章，所谓的“人情批评”“红包批评”再多，也成不了什么问题。智力健全的人，很容易从两相比较中把它们区分开来，正如人们都知道产品质检报告和商品广告的区别。
那么，什么才是好的批评？或许理论家能概括出一个“标准”来，但我觉得这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至少也是更应该从实践入手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想先从什么是不好的批评入手，然
后再说什么是好批评。
《新批评》创办不久，在北京开了个座谈会。读了那个会的发言摘要，印象最深的，是会上有好几位谈到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那意思好像是说，既然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你还弄什么
“新批评”？闹座谈闹出这样的结果，让我很是替《新批评》忿忿然，决定见义勇为一次，指出这纯粹是个伪问题。批评的好或不好，跟人情没关系。中国以外的外国，虽然不一定是人情社会，但我想他们那个社会肯定也是讲人情的。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发展得正常、健康，靠的是当时那个社会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或者批评家们一个个都是没有人情的“冷血杀手”。
最近还有一个座谈会，也是认为“当下文艺批评存在什么什么不良势头”，然后就提出“以文艺批评为抓手，积极引导文艺创作良性发展”。这种事我觉得有点玄。我写小说的时候，就从来不受批评的“引导”，所以写批评的时候，也从来不打算“引导”创作。当“引导员”比当“哨兵”更难。当“哨兵”只管发现敌情，发现以后，有别人去处理。现在却要求批评把整个事儿一管到底，并且对结果负责，这个任务恐怕完不成。
这儿有一个实践问题：批评与创作是什么关系？它背后还一个理论问题：批评的本质是什么？
我认为批评与创作没什么关系。人们有一种错觉，好像不把两者扯上一点关系，批评就没了立脚之地。说“哨兵”，说“引导”，明摆着不平等，就有人想出一种平等的说法，说两者好比“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这话猛一听好像还有点道理，其实也经不住细想。你看现在批评这么疲软，谁着急？搞批评的着急。搞创作的基本上不着急，因为他们并不觉得少了一个轮子或翅膀。如果一个作家写不出好作品，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只责怪另一只轮子没配合好，那是开玩笑。这个错觉，其实对批评很有害。一本批评专著，著者以得到被批评者的称赞为标榜，一本评传，著者以得到传主的认同为标榜，都是挺不着调的事。批评者最好的心态，就是完全不考虑被批评者的反应。他笑逐颜开连连称谢也好，勃然大怒跺着脚乱骂也好，那都是他的事，跟你的批评文章不相干。文章好，他再骂也盖不过这个好；文章不好，他再谢也遮不住这个不好。这就牵涉到批评的本质了。前面我说到过质量检验报告，那只是批评捎带着可以具有的一种功效，并不是它的本质。一个质检机构，对本专业内的每一份送检样品，都有责任出具检验报告；但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却有选择批评对象的责任。虽然这首先是一种权利，但我更愿意强调它是一种责任。这个责任的第一要义是拒绝。一个批评家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拒绝———以后我或许会就此专门写一篇文章，这里从略。实际上质检机构也有拒绝的时候，比如你把一个玉米核（读ｈｕ）送到食品安全检测机构去要求检测，十有八九会被拒绝，虽然那东西确实也能吃，而且确实被当做食品吃过。在某一个时期，有一位厨师发明了一种方法，将那东西磨碎后做成了“点心”，而且吃的时候可以很顺溜地咽下去，不拉嗓子，因而获得了“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新批评》上刊出的对郭敬明的“批评”，就很像一份对玉米核的检测报告。我这样说，就是基于我对批评的本质的理解：批评虽然通常是以作品或作家为批评对象，但批评家通过批评所阐释的却是批评家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过一种说法，说批评家批评的是批评家自己，是通过对作品的批评来建构自己的批评体系。我赞同前半句，但一直不理解后半句，总觉得像是在说批评只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搭积木游戏。
以我想象，如果请理论家来为好批评制订一个标准，一定会有1、2、3、4，而我能做的，就是不管后面的2、3、4，只说那个1。如果在一篇批评文章里根本找不到批评家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那肯定不是好批评。如果有，但那认识很一般，那就是很一般的批评。要认识世界，当然就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麻烦不在于它本来有多复杂，而在于它在现实当中已经被大大地简化了。1980年代初，我回到曾经待过的那个劳动教养所访旧，被引导着参观了那时的劳教宿舍。墙上贴着决心书，其中的好几篇，顶上引用的语录都是“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问其中的一位决心书作者，一个看上去不到20岁的“盲流”：“你现在是什么世界观？”我原以为会把他问住，没想到人家立刻就回答说：“当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拥有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那么容易？
其实是根本就没有世界观。什么样的世界观都没有。
垃圾的事就不说了。垃圾还不如玉米核，虽然它发酵时会释放不少热量。这里只说不好的批评———虽然不好，至少看上去还带点批评的模样。在我看来，不好的批评大都分别或一并出现下列三种症状：不读作品、不懂创作、不说实话。
所以，我想要的好批评，其实就是真读作品、真懂创作、真说实话的批评。
关于不读作品的批评
现在来说不读作品的问题正是时候，因为刚刚过去的“茅奖”颁奖引发了对评委们读没读过作品的热议。评奖刚开始，就有人咸吃萝卜淡操心，不要说把参评的178部长篇小说都读一遍，就是第一轮选出的81部，意味着每个评委都得在选票上画81个勾，能保证每一个画了勾的都读过吗？等到“茅奖”揭晓，热议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全书450万字的《你在高原》名列榜首，有几个评委真正把它从头到尾读过？分贝很高，评奖当局做出了回应。最倒霉的是上海的程永新，因为他此前说过一句确实有点武断的话：“全中国看过这部400多万字书的只一个人：责编。”当局指出，这种说法恰恰反映了当前的某种浮躁现象。这个反驳看上去并不“尖锐”，内里却是很厉害的诛心之论——这么好的书，只因长了点你就不看，说明你浮躁；你自己浮躁也就罢了，怎么能由自己的浮躁便进而认为别的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浮躁？与此配合，当局还很负责地宣布：“至少有十几位评委通读过。”这本来就足够让程永新“没闲话”了，不料稍后又有人从另一个方向批驳了程先生的武断：你怎么能断定责编就一定有效地读过作品？还举了一个能确证责编没有有效地读过作品的实例——这个实例我后面会说到。
这次争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介于读与不读之间的阅读技巧。在“至少有十几位评委通读过”的背后，立刻就有一个问题：另外那四十几位没有“通读”的评委，是怎么“读”的？紧接着就有第二个问题：“通读”是什么概念？是只看过头和尾，还是从头看到尾？是跳跳蹦蹦地从头看到尾，还是连贯地从头看到尾？是一页一页地看，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评委麦家表示：
《你在高原》进入前20之前，他读过6册，然后，他“咬着牙用一天半的时间把它读完了”。一天半读完大约200万字，这是一种读法（“通读”的一种读法）。评委盛子潮说：“评奖期间我也看了其中的三部。”这又是一种读法（非“通读”的一种读法）。以我的猜测，如果不是这次“茅奖”引发的争论，普通读者和民众恐怕很难知道批评家们读作品还有这么多种读法。至于我，倒是早已见怪不怪，而且可以骄傲地承认，其中的大部分读法我都会，也用过。评委雷达说得对：不一定非得一字一字地读，凭着丰富的阅读经验，是可以对它的价值做出考量的。这是大实话，也是内行话。关键是你最后能不能做出正确的价值考量。你孤灯长夜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抠半天抠半年啥都没抠明白，那叫无效阅读。你抠到第161页时把作者在第58页和第123页时说过什么已经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也很难成为有效阅读。
“有效阅读”是我杜撰的词，我愿意把它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新概念贡献给我们的批评界。各种各样的非逐字阅读都有存在的理由，老实说我们有不少作品并不适合逐字阅读，所以关键不在于读得是否仔细，而在于是否有效。对于一个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和评委经验的批评家，在评奖、评排行榜时，非逐字阅读多数时候都是有效的。但是，当同样的阅读方式用在写批评文章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同样地有效呢？就得另说了。我不想说一定就无效，因为批评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作品本身也各不相同；但是我更想说，在对那些真正有批评价值的作品进行批评时，还是小心为上。即使读得很仔细，也未必就能很有效。实践证明，掌握这种有效阅读的能力，远比学会非逐字阅读困难得多。直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批评家连基本的阅读能力都没有，好像太刻薄，但事实如此，真让人深感遗憾。我知道这样说会让许多批评家不高兴，觉得怎么一个中学生竟敢教训起专家来了。其实呢，这不怪我；要怪，您应该怪您所受的职业训练。顺便插一句，“指名道姓”的批评未必就是好批评。从得罪人的角度讲，指名道姓最多得罪一个到几个人，笼而统之的批评却可能得罪一大片，因为它涉及的是一种弊端。得罪了就得罪了吧。或许也还值得，如果能因此引起年轻人的注意，从入行之初就开始学会有效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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