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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读史有智慧 用史有学问
读懂历史背后的历史 体悟人生中的人生
得与失·进与退·兴与衰?权与术
堪称一部洞悉历史大智慧的人生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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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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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名人曾经说过：“历史是强者的生存课本。”这句话值得咀嚼，细细品味。作品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从人物、处世、以及历史中的细节各方面入手，涉及方面广，读来妙趣横生。另外，作者善于把浩瀚的、错综复杂的历史以极其深入浅出的方式条分缕析，带领听众与读者一步步、一层层深入到历史智慧中去，渐渐让读者和听众开拓自己的思维，从历史中真正地受益，而不仅仅是了解一些历史知识和掌握一些历史的时间线索。历史从来不是枯燥的史实和时间数字，是人们生存的智慧库，是人生可以获得精神力量的不竭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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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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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明盛，原名李杰，当过公务员，后弃政从商，喜读历史，博采众长，行文风趣，处处绽放思想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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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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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细节中徘徊
.历史经验等于智慧的宝库
历史的功用在于其经验性，历史就是人类过去智慧经验的总结，有云：“鉴于往事，有资于道。”无数的历史经验就等于智慧的宝库了。
.历史不忍细读
单一的一种德性被夸大、严厉地使用，其结果通常是一场灾难。
.秀才遇到兵
我以为真正麻烦的，可能是原有价值观的失落和原来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急剧崩坏的问题。因为它是异质的，原来的崩坏了很难用外来的填补，这时便呈现真空混乱的状态。
有关“民心向背”这件事
所谓的“民心向背”一直是传统中国认为政权存废的最重要关键，高于形势、资源、甚至武力的强弱。这是真的吗？
行仁义不等于王天下
不夸张地说，想用后代儒生那种“只知仁义，不谕其他”的简单概念来涵盖儒家真正的想法，甚至想由此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无疑天真得可耻。
开国君主的“心事”
如果赏识代表的是人君意志的遂行和对未来的期待，赵襄子很清楚这种“晋阳前”和“晋阳后”的差异。用现代的流行语是，赵襄子这个赏识有“前瞻性”。
历史显然不是理想国
我们读《礼记》时感觉到从那些行为背后体贴周到的人情物意，到“五四”时期所面对那种只有规范、遗忘目的的吃人礼教之间，昨日的自由是有可能成为今日的枷锁的。
第三种答案
在“立即”的利益和“近到”的社会正义之间，有能力抵抗这类的“人性”的人，不是在智慧之外，还显现着高贵和无私吗？
英雄但有末路时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能付诸一笑，这是谦逊，也是豁达，更是对自己胸怀的信心充沛。有这样的胸怀，才能在景况不佳时有余裕修补自己，不被击倒，在景况复苏时打得了天下。
小传统与大文化
中国这个我个人以为“不外也不内”的文化体系，很难“仿民初”地找到一个类似的简单标杆，勉强来说，只能称之为“平实”：凡事凡物都有归结到人生现实经验的倾向。
谁人更扫黄金台
历史里充斥着很多“不共生死”的血淋淋故事，这是为什么呢？第一个答案是“愚蠢”。再想下去的第二个答案可能恰恰倒过来，是“聪明”。
世界上最神奇的谋职术
这实在是一则神奇得不得了的故事，“居乡三逐，事君五去”这样的履历表有人敢填，竟然也有人敢要，应征的还是国相这个最好的职位，这可能是全世界最神奇的谋职术了。
哲学家与官场生态
“终南捷径”的神话真正破灭的原因，我想倒并不能归诸终南山的“人工养殖制造业”的兴起，而是中国人的想法慢慢变了，时代也慢慢变了。
“君无戏言”的逻辑
若只为了骑虎难下，把自己一步一步逼入更大错误的宿命循环，这本来就是最最愚蠢的。没有一种高贵的德行，是可以经得起这么极端使用而不出事的。
皇帝的魔镜
谏官是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一环，不仅是中国历史很独特的现象，也关系着我们对历史的权力结构、官僚制度和社会价值观的理解。
半吊子的“社稷之臣”
号称社稷之臣的晏子，处在三代的乱局之中，果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他始终身体力行地认真补过，至于君王死的死逃的逃，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一样。
“明哲保身”未必错
有没有人常要别人“不劝谏”呢？其实是有的，这个人就是孔子。孔子的本意是基于职业安全的考虑，若眼看大势不行，能逃则逃，能去则去，要不至少不要开口，当个明哲保身的表面傻瓜。
不要命的“贤人”
关龙逢死于夏，比干死于商，而伍子胥死于吴，这样的扑火行为虽然于礼不合，于当时无益，于本身大损，却可能在较长的时间里显现出意想不到的意义和力量出来。
当皇帝也得委曲求全
在中国历史上不免要产生谏官这样的“民主橱窗”，当君王的即使满心不情愿，但如有一点小聪明，也知道留个有风骨的诤臣在身边。
王者贵天
由于解释的随遇而安，以及缺乏系统性的神谕功能，中国的“天”的神圣性无法凝固，号称由此授命的王权便不可避免地早早松动了，甚至进一步相对化了。
成功常常是个陷阱
桓公的成就，看起来似乎大部分来自管仲，失败也似乎是因为没有了管仲，充分地体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老话的涵义，因此，齐桓公的遭遇，遂成了后代劝谏人君尊贤去佞的完美例证。
性格决定命运
鲍叔的太过正直廉洁，已到了洁癖的地步，绝不愿因任何天大的理由——比方说国家的利益安全——而有所妥协或委屈。
管仲有什么了不起
管仲的功绩直接关系着一段极其漫长而艰辛的文化大融合，想来孔子所说的“要是没有管仲，我现在大概也成了个奇装异服的野蛮人了。”就是意识到这个成就。
成为“孔子”的那个年轻人
对孔子而言，一个君王能拥有无与伦比的个人德性，是个理想的状况，而所谓的理想其实是一种无限美好的、非一蹴可及的境界，供我们立志和奋力逼近，并不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人都该死。
丧期为什么长达三年
孔子说：“先王制定三年丧期，原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做子女的在此期间，必定是吃什么也没胃口，听什么也不快乐。如果你觉得心安，那就不必苦苦遵守这三年的丧期了。”
理性早启、文化早熟
三千年前孔子的守教观是很“现代”的，不像早期人们常有的泛灵宗教意味，也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而是倾向于相当有弹性、有余裕的不可知论者。
孔门多“不肖”
孔子预言会退步的子贡，可能是孔门中最机敏、反应最快的一个，口才又好，因此不太像会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孔子曾用“器”来形容他，意思是现实层面的某方面干才。
儒家的真实样子
谈宋代以前的儒家，我觉得有必要留心不要过度使用孟子的想法和影响力，否则儒家的真实样子就难免有较失真的危险。
廉洁跟薪水有关
我个人以为薪水最好还是得拿，像田子方那样，廉洁是廉洁，不贪是不贪，但这只能是个人对自我的要求和选择，万一进一步被当成一种道德尺度，拿来要求别人，难保不会出事。
读史不需当裁判
读史的人实在不需要去当裁判，硬要由此比出到底是周公厉害还是太公厉害。对读史的人而言，学习和理解要比当啦啦队有意义多了。
历史背后的历史
李悝是商鞅、桑弘羊式的现实人才，尤其在经济问题上特别用力。他对魏文侯最有名的建言，便是“尽地力”，以得到最多的农产品，这就是国家富强的不二法门。
欣赏境界，正视现实
境界是美好的，我们可以不因“现实的堕落”去轻易地否定；但现实也往往是不得已的，因为人要活命，也无须因此对人性灰心绝望。
“众恶所归”的秦皇帝
地球是圆的，清末民初以来，儒家的行情走低，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同志”的负负得正法则，秦始皇也开始被翻案，甚至成了拥有雄才伟略的伟大君王。
帝王的私房钱
“藏富于民”的概念，如果我们说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处理国家和人民财富关系的指导原则之一，应该不算夸张。
当生活遇到历史
权变
正确判断自己的状况、身边的环境，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而既有自知之明，又能对对手了如指掌，则是获胜的关键。生于乱世的叔孙通，却缺乏在乱世得到成功的条件，原因很简单——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过是个酸秀才。然而，知识分子也有知识分子的优点，只要不让他带兵打仗，优点还是蛮多的。就他而论，最过人之处，就是严守本分和准确判断形势了，这十分难得。本分归本分，野心还是野心，坚持梦想、实现野心，也是他的“本分”之一。有了准确的判断力，确实会让人的野心如虎添翼。
谦恭
说起一成不变的恭谨态度，总让人觉得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但是与那些诡诈机变的人相比，似乎一成不变的成就还更高些。本文的邓通，凭着谦恭执拗，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人；而万石君一家，靠的则是恭谨愚直的处世态度，最终父子五人都当上了二千石以上的大官（相当于省长）。最有权的，是老实人；最有钱的，也是老实人。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镜鉴。
达观
用吹牛的方法宣传自己，一副厚颜无耻的模样，固然容易被人轻贱，却也常常能有效地出人头地。古往今来，多少建功立业的伟大人物，都主动吹嘘过自己。而东方朔的特色，却在于洞察，知道皇帝要的是什么，用吹牛的方式再清楚不过地告诉皇帝，我有趣，能令你开心。
当一个人拥有了聪明才智，多少都会在乎一些脸面。能把不要脸的丑角哲学实行得如此彻底，那一定是真正视功名如粪土的家伙了。东方朔这个不折不扣的小丑，竟然能在达官显要、天子诸侯聚集一堂的宫廷之中，放肆地开着玩笑。嘻嘻哈哈戳中了皇帝的痛处，又何尝不是一种别人永远达不到的功业呢？
韬晦
这是一个推销的时代，酒好酒坏都怕巷子深，所以每个人都变得特别浮躁——只想千方百计推销自己，只靠别人的夸奖活着，只相信被市场认可的价值。似乎离开了这个善变的市场，自己就会变成一团空气、一片虚无，就会从这个繁华的世界中消失。而青史留名的阮籍，却从来都没有推销过自己。他总是甘居幕后，逃避一切虚名，到最后，却成了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到如今，当年的帝王将相早已被人遗忘，只有阮籍的名字还在史书中闪着光。
然而，他们的生活，却过得并不轻松。尤其是阮籍，既要让自己在乱世活得下去，又要保持内心的高洁，不做任何政治势力的附庸，真是搞得十分辛苦。
现实
冯道身上最突出的品质，就是“傻实在”。
人们都以为实在人吃亏，其实不然。有些人总不想对别人实在，可是又总希望别人对自己实在。所以，不管到什么时候，实在人都最有市场。
拿冯道来说，就是凭着一股子实在劲儿，不管朝代怎么改变，新来的皇帝都是一样信任他，愿意用他当宰相。要知道，每个皇帝都有一班自己的亲信，而冯道只不过是一个投降的俘虏呀！
演技
语言的威力，主要靠表达的技巧，重要的是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譬如电视里毫不起眼的广告词，平常听了都会觉得恶心，但是经过了一番设计，反而就能打动人心。
王导的演技独树一帜，说话的技巧让人叹为观止。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套路，这样反而能根据不同的情况，随时调整变化，最终酣畅淋漓，让人大呼痛快。
今天有才华的人很多，自命不凡的人很多，但是表达能力呢？你的语言，会不会成为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板子？
忠诚
高力士是个很特别的太监，性格开朗，不同于人们一般对太监的印象。
忠诚是难得的美德，可像高力士那样贯彻始终的，却并不多见。尤其在今天，像他那样的人，几乎已经绝种了。
有人批评，高力士使宦官的地位大大提升，从而成为唐朝灭亡的祸根。
但平心而论，亡国的那笔账，是不能隔着好几代，算到他身上的。他本人不过是全心全意侍奉君主，至于对以后有什么影响，那实在是他所不能控制的了。
组织
王猛生不逢时，恰好赶上了异族大举入侵、汉族沦落为奴的时代。身为汉文化的继承者，面对多元文化的撞击，他却能以守为攻，包容兼蓄，让汉文明在苦难之中得到了新生。
这是一个开创历史的人，他所开创的一切，至今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王猛是一位赢得后人无限景仰的名臣，其才具之高、成就之大，有人认为把他比做管仲、诸葛亮也不为过。王猛与苻坚的君臣遇合也是千古怀有政治理想的知识分子们所向往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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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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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推销的时代，酒好酒坏都怕巷子深，所以每个人都变得特别浮躁——只想千方百计推销自己，只靠别人的夸奖活着，只相信被市场认可的价值。似乎离开了这个善变的市场，自己就会变成一团空气、一片虚无，就会从这个繁华的世界中消失。
而青史留名的阮籍，却从来都没有推销过自己。他总是甘居幕后，逃避一切虚名，到最后，却成了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到如今，当年的帝王将相早已被人遗忘，只有阮籍的名字还在史书中闪着光。多少代人纷纷探究他的大智慧，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
提起阮籍，便不能不提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这七位文人身处乱世，却被后人尊为“贤者”，实在是树立了乱世之中立身处世的典范。最经典的画面，便是七人在竹林中饮酒，飘洒闲逸，仙风道骨。后人在绘画中表现的，也常常是七位下凡的仙人。恰恰是最纷乱的世道，成就了他们最完美的人生。
然而，他们的生活，却过得并不轻松。尤其是阮籍，既要让自己在乱世活得下去，又要保持内心的高洁，不做任何政治势力的附庸，真是搞得十分辛苦。
那七个贤人
阮籍两岁时，诸葛亮火烧赤壁，天下三分，这暂时的安定预示着更大的动荡。
曹操一直想当皇帝，可惜死得太早。子承父业，曹丕继续向汉献帝施压，终于在公元220年完成了政权的移交，建立了魏朝。
那个年代，皇帝都是“受命于天”，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别人要是不承认你政权的合法性，那就会聚众作乱，你的皇帝也当不长远。所以，野心家无论多么渴望当皇帝，也得耐心等待时机，等到天下都能信服你的时候再说。
曹操忍了一辈子，总是觉得时机不成熟，怕子孙坐不安稳，所以到死也没有过上皇帝瘾。到了曹丕那里，觉得我爸爸实在是太冤了，一定要实现他的心愿，这才匆忙称帝，并给死去的爸爸也做了追封。可惜的是，他这么匆忙，就断送了子孙的基业。
他玩的是“禅让”游戏，就是让原来的皇帝说，我的德行不够，把皇位让给有德的人，更符合上天的旨意。履行了一整套烦琐的程序后，曹丕让汉献帝颁布让位的诏书，然后自己谦恭地推辞，再三表示没有德行坐这个位置，把诏书退了回去。然后，派人告诉献帝，你还得再写一遍，再发一回，他也跟着再演一回谦让的游戏。经过了三让三退，曹丕才假装不得已，十分勉强地接受了帝位。
阮籍29岁时，司马懿开始和曹家明争暗斗，连续多年征战，最终灭掉了曹家，改建了晋朝，难免又再演出了一场“禅让”的闹剧。
司马炎建立晋朝的时候，阮籍已经55岁了。他的这一生，可以说就是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与暗礁之间闯过来的。
那是一个充斥着野心与诡诈的时代，当权者无不心怀鬼胎，又无不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试图以儒家的礼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把儒家的礼法仅仅当成了维护统治的权术。就是那颗重视权术的心，使得上行下效，每个人都希望用权术来占有别人的东西，每个大臣都梦想着把自己的皇帝推翻，那怎么还能有牢固的统治基础？
那些真正懂得经国济世之道、怀有美好理想的文人，一眼就能看穿时代的本质，知道这一切好听的说辞都是浮云，一切强大的权势都是流沙，礼教在伪君子的手里已经变得丑恶。现实世界中，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东西是干净的、没有被污染的了。
于是，他们开始向往世俗之外的生活，追求一份不被礼教束缚的洒脱、旷达与纯真。“竹林七贤”就是他们的代表，也是他们的精神象征。
“七贤”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那种骨子里的不合作态度。面对强权，以不合作的方式进行抵抗，这实在是乱世之人最大的勇敢了。那个年代，因不愿当官而被处死的就有十几个。和阮籍同为竹林七贤首脑人物的嵇康，也是因为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对官员的厌恶，才丢掉了性命，刑场上一曲《广陵散》成为绝响，成为不合作的知识分子的千古绝唱。
默然不动声如雷
阮籍是世家子弟，他父亲阮藕名列建安七子，在曹操手下掌管文辞，是个大才子。可惜才子大多活不长，阮籍刚3岁，父亲就死了，靠母亲一个人拉扯大。
从小他就知道，母亲一个人不容易，所以有什么烦心事都埋在肚子里，不愿意跟母亲讲。而失去了父亲的保护，小小的阮籍总是能尝到更多的人情冷暖。他从小就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自己的朋友，里面充满了凶险。
独特的童年使他形成了独特的性格。沉默成了习惯，他的喜怒就不会在脸上表现出来。世界并不美好，所以也没有必要尊重这个世界。别人不是朋友，那就不用拿别人当朋友。只有一颗心是自己的，当然就要坚持，就要固守，就要我行我素，就要自由不羁。
有时，他把自己关起来，整整几个月都在读书；有时，他独自进山，一去好久，过着野人一样的日子。他既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当然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看法，“阮疯子”就是街坊邻居送给他的“美称”。
只是有一次，大人物阮武说了一句话，才改变了人们对他的看法。阮武当时是清河太守，堂堂的大官，说话很有分量的。他对自己这个堂弟十分赏识，说道：
“阮籍的水平呀，比我强太多了！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人们一看，连大官都对这个疯子这么敬重，那说不定有一天，疯子也能当上大官呢，我们千万得对他好点。
后来位列三公的王昶，在他当兖州刺史时，曾特意邀请阮籍，有心和他结交。可是阮籍虽然来了，却自始至终一句话都不说，走后王昶便感叹道：“我今天算是见到高人了，真是深不可测呀！”
因为在席间，王昶主导话题，几乎谈遍了文人会感兴趣的一切，而阮先生却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不管别人说什么、说好说坏，似乎都完全与他无关。要知道，读书人最固执的就是自己的见解，一旦碰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就好像鞭炮碰着了火星，非得把自己的一肚子学问全倒出来，才觉得痛快。真能不插嘴、不搭话，那就是心里完全放下了这一切，这该是怎样的修养功夫呀！
从此以后，阮籍的名声就起来了，成了人们心中一个活生生的世外高人。
覆巢下的完卵
太尉蒋济听说了他的名声，心想，凭我打败关羽的赫赫战功，还请不动你吗？于是重金礼聘。当时阮籍33岁，正在上京的途中，遇到了使者，便从容地说：“容我修书一封，烦劳您先带回去。”这封信是在驿站提笔挥就的，使者就在旁边立等：
“如此仓促给大人写信，实在很失礼，希望您不要怪罪。想当年，大人您官拜太尉，天下英雄无不拍手称快，因为您功高德劭，实在是众望所归；更因您有识人之明，有您高坐庙堂之上，天下英雄的出头之日也就不远了。今天太尉盛情聘请在下，此番美意，本当粉身以报。但我自忖无能，不配得到如此厚爱。
“想当年，魏文侯为了迎接子夏，专门实行了交通管制，列队夹道欢迎；燕昭王为了迎接邹衍，不惜亲自当车夫，为他执鞭。这些故事早已传为美谈，那是因为请到了真正的高人。而我却没有什么本事，实在不配得到您的厚爱。我深感惭愧，实在没有勇气接受这份聘请。
“希望您另外聘请真正有本事的人，也好不坠大人的威名。”
蒋济为人气量狭小，最恨别人拿他不当回事。可是接到阮籍的信，他却高兴地想：读书人都喜欢谦让，客气话是谁都要说的。这个家伙还不知道，我只是想借他一个名头罢了，根本不会用他做什么事呀！于是，蒋济立刻派人迎接，可是赶到驿站，阮籍早已离开了。这时，蒋济才明白人家看不上自己，气得不行。
亲戚们听说此事，都害怕极了——人家连关羽都敢杀，何况我们这些老百姓呀！阮籍呀阮籍，你自己死了不要紧，可不要连累我们大家呀！阮籍一听，也有道理，清高没有错，为了清高害死别人，那就不对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聘请。
可是当官归当官，他却一开始就声明，我没什么本事，也管不了什么事。于是乎，无论大事小事，他一概不发一言，所有事情都交给手下处理，自己连官场上的应酬话，也都懒得去说，真正做到了“无为而治”。后来，蒋济成了司马懿的一伙，帮着司马家族篡夺政权，阮籍觉得不可久留，便假装有病，回家修养去了。
不久，皇帝下来了诏书，任命他当自己的机要秘书，阮籍去做了几天，天天装病。皇帝一看，此人原来是个废物，就批准他辞官回家。
曹爽当上大将军后，阮籍再次被聘任为参谋，终日木讷不发一言，曹爽也觉得不爽，再次开除了他。他刚走的第二年，曹爽就兵败，被司马懿杀掉了。
在充满了阴谋诡诈的政治漩涡中，每个人都想要利用别人，同时也被人利用。那时的政坛就好像一个大赌场，人们疯狂地买注、跟庄，只希望能站到赢家的一边，不要陪着输家一起送命。因此，勾心斗角、刺探消息、双面间谍，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风气，每个人都想要抓住别人的把柄，以此作为自己晋升的台阶。阮籍正是看透了这一切，才坚持原则，装聋作哑，始终不表态，不肯相信任何人。
曹爽被诛灭九族之后，人们发现阮籍竟然从覆巢底下逃脱了，不由得十分佩服，纷纷传言他身怀异术，能掐会算。而对他来说，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既然所有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官场当然不能久留。
不过，麻烦并没有结束。随着司马懿的政权日渐巩固，每个人都必须明确表态，是否支持司马氏的新政？这可是一个生死抉择，但是又实在不能说实话。阮籍因此心中愁苦，经常漫无目的驾车出行，遇到死路便大哭一场，黯然返家。
杀死父亲没什么大不了
阮籍也曾经是满怀理想的热血少年，毕竟学的是圣贤之道，盼的是天下长治久安。可是身处乱世之中，他知道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所有黑暗的力量全都联合了起来，试图绞杀一切光明。他真的没有办法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一颗美好的心了。他的选择，就是在现实之中，过着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方外生活”。其实他也没有选择，因为好朋友嵇康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真的做了一个“方外之士”，不理会世俗中的一切，结果又怎么样呢？还不是平白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相比之下，阮籍虽然在现实中努力坚持一颗不为尘俗所累的心，小心翼翼如在钢丝上行走，但是毕竟他活下来了！
司马懿夺权时，阮籍正好40岁，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官场，先后担任过山东执政、中郎（禁军司令）、步兵校尉（卫兵司令）、开内侯（名义上的王侯）和散骑常侍（皇帝的顾问）。
看他官路通达，简直是人人羡慕的典范，不但成了司马氏的亲信，而且简直就是体制内的精英。但是，在他的传记之中，我们却找不到任何政绩，似乎这个大官从来不干正经事情。
我们能知道的，是阮籍的官场作风，显得十分特别。
到司马昭当上了大将军，阮籍对他说：
“我曾经去过山东，相信能把那里管好。”
司马昭一看，阮籍终于肯为我出力了，那还不好？当即任命他为山东执政。
可是上任后，阮籍却立刻拆掉了衙门的院墙，让官吏衙役的一切活动，全都暴露在百姓的众目睽睽之下。接着修改法令，删繁就简。等到实在删无可删，他便打道回府，回到了国都洛阳。从头到尾，他在山东才不过呆了十天。
司马昭为了表现自己礼贤下士，立刻又任命他为中郎。
有一天，官差前来禀报，说有人杀了自己的母亲。阮籍闻言便道：
“杀死父亲没什么大不了的，杀母亲就有点过分了。”
这可是在朝廷之上，文武群集，一向谨慎的阮籍怎么会说出这等大逆不道的言语？
只见同僚脸色大变，司马昭也厉声斥道：
“杀父者罪不容诛，公堂之上，岂容戏言？”
“不然！臣听说，禽兽只认其母，不认其父。人杀了父亲如同禽兽，而杀了母亲，就连禽兽都不如了。”
大家一听，也有几分道理，就没有往下深究。他们哪里知道，阮籍是在讥讽朝政呀！古代把父亲和国君等同看待，而无论曹家还是司马家，其实都是篡位的逆臣，抢夺皇位那还不是和杀死父亲一样吗？阮籍是说，如今的世道呀，大臣都喜欢抢皇帝的位子坐，人们还都习以为常，所有的人其实也都犯下了杀父的罪呀，就算没有亲自动手，起码也是帮凶。就是因为法不责众，所以谁也不用受惩罚，这还不是一个“杀死父亲很平常”的世道吗？这些位高权重的朝臣们，还不个个都是衣冠禽兽吗？
当步兵校尉的名额出现了空缺，阮籍申请补缺，因为听说步兵府中藏有好酒。到任后，他便邀来另一位竹林七贤中的好朋友刘伶，两人彻夜痛饮，简直就泡在了酒里。
这位大名士，在官场上就是这样不羁，很有点放浪形骸的味道，既然在玩世，当然就不必有多恭谨。他所把握的尺度，仅仅是不被杀掉，所以有宴必赴，对酒席比对官职更加认真。
说起唯一流传下来的政绩，那是在皇帝赐九锡给司马昭时（这一仪式是禅让的序幕，皇帝当然是被司马昭逼的），司马昭九次推辞。于是，文武群臣齐聚大将军府，请求司马昭接受九锡，大家都说阮籍的文才好，委托他写“劝进书”。阮籍不愿意呀，又不好拒绝，只得借酒装疯。到了日子，使者来找阮籍拿文章，只见他醉倒在桌旁。被摇醒后，阮籍用手指蘸着酒，竟然把文章写在了桌上。使者抄下后，该文便名噪一时，阮籍也一下子变成了“神笔”。
说起来，只是他的名头太响，太多的事情便都找上门来。谁都知道他有想法，对很多事情并不赞成，可是他自己不提，别人也不愿点破，就这么陪着他玩。而朝中的群臣，其实也和早年的邻居一样，一律把他视为“阮疯子”，只是碍于司马昭的面子，不好拿他怎么样。
再说，这家伙虽然疯疯癫癫，和自己倒也没什么利害冲突。阮籍聪明也就聪明在这里，深知官场险恶，所以和任何人都不闹矛盾，也不让别人了解自己。至于他的志向、心中的悲苦、压抑的怨气，这一切一切，便全都“一醉解千愁”了。
口不语人过
阮籍的心是痛苦的，所有的理想、抱负、圣贤之道，都是他痛苦的根源，因为绝无实现的可能。因此，他脱略世俗，总是在现实的边缘行走。
他有一个本事，叫做“青白眼”，就是用黑眼、白眼对待不同的人。对待伪君子，他一定会瞪起白眼，显出一副鄙视；可如果来的是朋友，他就会用黑眼以示坦诚。他的朋友们，其实也都物以类聚，都是些不拘礼法的放达之士。在他眼里，除了世俗礼仪的背叛者，剩下的全是伪君子。为什么呢？因为在邪恶的时代里，讲究表面的礼仪，这本身就是邪恶的帮凶。换句话说，真正的君子，在汉献帝退位的时候，要么就得以死明志，要么就得匡复汉室。
对阮籍来说，不用正眼看人，实在是他心中坚持的道德底线了。因为身处官场，如果不这样，自己和那些人又有什么区别？别人都希望被人认可，阮籍却独独要和别人分别开来，你们越看不惯我，我就越自在，因为我和你们不一样呀！
这样的人能活到老，还真不容易。他保全自己的办法，就是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
嵇康曾在信中说：“阮籍从不批评别人，我一直想学他，却总是学不到。”
司马昭也说过：“天下没有比阮籍更谨慎的人了。他一开口，都是谈玄论道，绝口不提时事，更不会介入是非。”
明明心里看不惯，嘴里为什么只字不提？当然有明哲保身的考虑，更有对整个时代的看法——乱世里面没好人，你找不到一个可以听真话的好人。还有对自己的看法——我在乱世苟全性命，也是卑微下贱的，又有什么资格批评别人？
他心中的自我形象，是畸形的、残缺的。
以酒洗心
酒在阮籍的生命中，有着不一样的位置，简直就是心灵最后的归宿了。
他的好朋友刘伶就是酒鬼。刘伶终日沉溺于酒，甚至连文章都懒得写了，一生只留下了一篇《酒德颂》，可以说一辈子都是为酒活着。
有一次酒瘾发作，妻子实在不忍心看他作践自己身体，哭着劝他戒酒。刘伶先生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还说这事关重大，必须向神明起誓，你先去给我置办祭神的酒肉吧。
妻子高高兴兴地把酒买了回来，供在了桌上，没想到刘伶祭拜一番之后，居然大叫什么“天生刘伶，以酒为名”，老天给我这条命，就是让我来喝酒的，还说什么“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女人的话我就是不听，看你能拿我怎么着？
说完，大吃大喝，又是一场大醉。
刘伶每次出门，车内必备一坛酒，还让仆人扛着锄头跟着，嘱咐道：“我若醉死，就地掩埋！”
刘伶还喜欢借酒装疯，嘲笑礼法。有一次喝醉了，他把衣服脱光，光着身子在地上滚。恰巧客人来访，斥责他不知羞耻，他却理直气壮地叫道：“我以天地为房，这间屋不过是我的裤裆。你闯进我的裤裆，就有礼了吗？”
刘伶的酒事总有一股豪气，相比之下，阮籍就苦涩多了。
司马昭府中的宴会比皇宫还要排场，肃穆庄严，来者无不正襟危坐。只有阮籍经常随意坐卧，喝美了还动不动就唱上两曲，醉了就四仰八叉躺在地上，完全不分场合。
时人评价说：“阮籍心里有过不去的坎，所以才不得不用酒冲洗呀！”
司马昭真是很看得起阮籍，甚至想让自己的儿子娶阮籍的女儿，想跟这个“阮疯子”当儿女亲家。阮籍也真的很不识抬举，一听到消息，立刻狂喝滥饮，每喝必醉，醒了接茬喝，整整两个月都没有清醒过，谁都没法跟他说正经事，结果婚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钟会经常向司马昭告密，他善于罗织罪名，没事就到处转悠，东走走西看看，发现谁心怀不满，一律告发，就这样踩着别人的脑袋一步步往上爬。大名鼎鼎的嵇康，就是被钟会告发后，丢掉了性命。
钟会也常常去找阮籍，不着边际地东聊西侃，有心要探他的口风，整他一下子。他想得很简单：你是嵇康的朋友，朋友死了你当然恨我，为了避免你日后得势整我，还是我先来整你吧。再有一点，告发的人越有名，自己升官的机会，不是也越大吗？而阮籍每次看到钟会登门，都会喝得烂醉如泥，我就是让你听我酒后的胡言乱语，无论你聊什么，我都以醉话应对，也不得罪你，也不奉承你。奉承他会良心不安，得罪他会丢掉性命，所以阮籍实在是没有选择。在看似豁达自在的背后，其实是一颗痛苦的心。
礼法与我无干
阮籍是靠母亲拉扯大的，对母亲就格外孝顺。
有一天，阮籍正和人下棋，突然听到消息，母亲已经不行了。来客觉得很突然，立刻起身告辞，阮籍却再三要他留下来，一直把这盘棋下完。客人走后，阮籍拼了命地喝酒，借着酒醉号陶大哭，大口大口地狂喷鲜血。
母亲出殡时，他又喝了好多酒，才动手安葬遗体。看着最亲的人下葬，他再次悲痛欲绝，喷出了鲜血。
好朋友裴楷前来吊唁，阮籍这时已经醉得够戗了，头发散乱，岔开腿站着，醉眼乜斜地瞧着人家。仍按习俗，裴楷以哭泣致哀，结果就有人非议说：
“按照规矩，吊丧的时候，应该阮籍行哭泣之礼，然后你才能致悼词。如今全反了，你这样难道不是有违礼数吗？”
裴楷则理直气壮地说：“非也！阮籍是旷达之人，不受礼教所拘，自然没有义务行礼了。而我还活在世俗之中，按照规矩，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一条也不能少。”
母丧之后，阮籍并没有规规矩矩在家守孝，反而照样参加司马昭的宴会，也照样喝酒吃肉，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别的官员见他连母丧的礼数都不守，实在看不过去，就向司马昭告状：
“主公一向以孝治天下，而阮籍竟大胆地不顾母丧，公然在主公的宴席上喝酒吃肉，这岂不坏了天下大纪？”
有句成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意思就是说他狡诈阴险。可是这时，司马昭却厚道地替阮籍辩解：
“难道你没看见，阮籍都憔悴成什么样子了？居然还在编排他的不是，这不是落井下石吗？更何况《礼记》也说过，有病的时候，是可以喝酒吃肉的，这并不算违背孝道。要是身体垮了，那才是真正的不孝，母亲在九泉之下都不会安心。”
他们说话时，阮籍就在旁边喝酒呢，仿佛听见，也仿佛没听见，始终不为所动，只管自斟自饮。他心里明白，掌权的坏人之所以讲究礼法，重视孝道，是因为不希望别人对自己使坏。不过根基不正，光讲这些表面工夫，其实也不能长远。至于自己，你要我给你壮门面，我不想死就只好听你的。不过我是不会跟着你糊弄天下人的，也不会跟着别人对你歌功颂德，在乱世之中，不过是求个“苟全性命”罢了。
基于这种认识，他对世俗的礼法也格外排斥，常常是故意要自己特立独行。喝酒的时候，如果那些“正人君子”不断用眼睛斜他，议论纷纷，他就会故意猛灌，直灌到口吐鲜血才肯罢休。而如果普通百姓投过来同情的目光，他就会很高兴，有时还会唱起歌来。
阮籍就住在酒馆附近，女老板既年轻又漂亮。看他整天酒不离口，一副“醉死拉倒”的架势，女老板开始也很不习惯。不过时间长了，渐渐明白了他心里藏着的悲苦，老板自己也知道，在虚伪的世道里做一个真诚的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于是也就多了些照顾。有时怕他醉得太厉害，故意在酒里多掺了些水，阮籍居然也佯作不知，照样醉得一塌糊涂。到了算钱的时候，老板也故意少算些银两，没想到阮籍倒是慷慨大方，回回都要多加小费呢。
君子如虱子
阮籍的儿子阮浑，从小就崇拜父亲，觉得父亲很酷，能摆脱一切礼节的约束，活着该是何等的逍遥自在呀！他也想做个我行我素的逍遥之人，被阮籍知道了，招来一阵痛骂：
“有个侄子阮咸学我，已经够恶心了。你要敢不守本分，看我不打死你！”
这里明显用上了双重标准，很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由此可见，他并不喜欢自己的样子，只是为时势所逼，没有选择罢了。
要想探究阮籍的内心世界，我们唯一的依据，就是他留下的85首《咏怀诗》。贯穿始终的，是孤独与苦闷，这些情绪便是他一生也逃不掉的梦魇。
其中一篇《大人先生传》，说得是最直白的。他以“大人先生”的口吻，对世俗中的所谓“君子”作了犀利的抨击：
“有人口口声声礼教至上，恭恭谨谨寸步不离，以此求名图利。世人不辨真伪，让他们浪得虚名，官运随之亨通，世风随之日下。”
想那裤裆中的虱子，藏在棉絮里，温暖又安全，饱食终日，三餐无忧，随时都有人血喝，快乐逍遥没人管。
“我们今天所谓的‘君子’们，和虱子又有什么不同？”
阮籍在这里，直接就攻击了名教。他懂得，个人是不可以得罪的，谁都有办法给你使坏，还是一竹竿打翻一船鸭子，来得更安全。
他的处世策略，今天的人们常常会觉得太苦了，做人又何必自苦如此呢？可是第一，他为自己赢得了千古的名誉，在那个乱世里面，不流血而留下千古名誉的，只有阮先生一人。第二，当时那些风光的趋炎附势之辈，有很多都被无情的政争给绞杀了。所谓世态炎凉，没有人会在乎你的死活，每个人关心的只是能不能从你身上得到利益，能不能用你的脑袋换来他的顶戴花翎。和那些一时风光却落得身死名败的人物相比，阮籍的韬晦虽然没有那么抢眼，但是至少他活了下来，留住了自己的脑袋。
从一生的荣辱来看，甚至从历史的长河中纵观，他难道不是成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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