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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师从东方美先生，后于耶鲁深造，受教于余英时先生，继而执教欧洲。兼具中西文化之深厚学养，集四十年潜心研学之心得，以哲学建构和逻辑分析的眼光，搭建起东西方思想的桥梁，堪称中西文化之摆渡者。他治学态度严谨，理论创见迭出，在当今学术界享有盛名。 目錄： 第一篇 某些读者以为加缪的哲学代表了悲观与绝望，那只是肤浅的见解。其实，它充满信念，企图唤醒人类对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们的时代回复了加缪的呼吁，数年前推举他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此实不足为奇。 第二篇 对荒谬的哲学反思 序 绪论 第一章 荒谬之感受阶段 第一节 荒谬感受之源起 第二节 荒谬感受之衍生与归结 第三节 荒谬感受之质疑 第二章 荒谬之概念阶段 第一节 荒谬概念之涵义 第二节 如何化解荒谬概念 第三节 荒谬概念之检讨 第三章 荒谬之规范阶段 第一节 荒谬规范之形成 第二节 荒谬规范之进展与超越 第三节 荒谬规范与反抗 结论 第三篇 《西西弗斯的神话》加缪著，傅佩荣译 第一章 一个荒谬的推理 第二章 第一节 荒谬与自杀 第二节 荒谬的墙 第三节 哲学性的自杀 第四节 荒谬的自由 第二章 荒谬的人 第一节 唐璜作风 第二节 戏剧 第三节 征服者 第三章 荒谬的创作 第一节 哲学与小说 第二节 基里洛夫 第三节 短暂的创作 第三章 西西弗斯的神话 第四篇 从《误会》看加缪思想 在这无情而冷漠的世界上，人能够拯救自己也能拯救别人，只要他“诚于中，形于外”——以真诚之心行动，以妥切之言表达。 第五篇 《误会》加缪著，傅佩荣译 一个儿子希望能不说出自己的名字而被家人认出。但由于误会，却让他的母亲和妹妹给杀死了。 加缪年谱 內容試閱： 1960年1月4日，阿尔伯?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因车祸身亡，翌日《纽约时报》的社论称：“某些读者以为加缪的哲学代表了悲观与绝望，那只是肤浅的见解。其实，它充满信念，企图唤醒人类对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们的时代回复了加缪的呼吁，数年前推举他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此实不足为奇。”哲学家往往不易为同代的人所了解，其影响力也常在数十年或百年之后才彰显出来。加缪算是例外，影响深远而广泛，有人以为他在这方面超过萨特（Sartre）、海德格尔（Heidegger）、雅斯贝尔斯（Jaspers）、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马塞尔（Marcel）、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等当代欧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但是人们是否真正了解他呢？加缪的哲学究竟有何意义？其思想历程如何？这是本文尝试探讨的主题。 一、加缪其人 “我往往被描述为一个严肃的人物”，这话本身就带有幽默与自我解嘲的意味。加缪给人的初步印象是：面孔苦郁，前额高宽而有皱纹，卷曲的黑发，带着慎重的微笑，声调低沉，颇具男子气概。与他接触后，会发觉他“从未摆出大师或良知指导者的架子”，“有时几乎温柔而热情，有时又冷漠而保守，然而却不断地渴望友谊”。是什么样的世界孕育了这种性格？加缪在一次演说中娓娓道出：“我诞生在一次大战初期。稍长时，经历了1929年的危机；20岁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后是埃塞俄比亚战争，西班牙内战以及慕尼黑协定。这些就是我们教育的基础。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败退，以及希特勒蹂躏我们的家乡。生长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相信什么呢？没有。除了那种我们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顽强否定外一无所有。我们自谓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个荒谬的、无处可以避难的世界。”虽然如此，加缪的人生观依旧积极而不诉之于恨，同时未曾对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赞之点多于可鄙之处”。“我对人关心，我对人类绝无轻视态度……在我作品的核心，总有一颗不灭的太阳。”这颗太阳也许得自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体验，贯串起他的作品，将人类的真实情境暴露无遗，层层摧毁自欺的帐幕，指出人性的根本荒谬；再逐步引领自觉的新人踏上自由之途。马塞尔称许他“使‘人文主义者’一词重获意义”自然有其道理。萨特的追悼词说：“这位荒谬的笛卡尔，拒绝离弃道德的安全途径，以跳上现实的不安全路子。”道德与现实正是他俩的分歧所在。加缪的道德理想是什么？这点有待研究。至少不能再以悲观绝望等灰色名词加诸于他了。 二、思想立场 对萨特而言，世界存在与人类存在都是荒谬的，可惜他未作深入研究。“荒谬哲学家”毋宁说是加缪，他除了前者所见之表面意义外，更深探荒谬之真相，认为“人不荒谬，世界也不荒谬，把世界和人联系起来的关系才属荒谬”。人的自觉肯定了这种关系的对比，因此荒谬生于现实的感受。照理说，如此的出发点很合存在主义的胃口，也许这正是加缪与萨特能够维持八年友谊的原因，然而加缪却对存在主义以及所谓存在哲学家缺乏认同感，更罔论传统哲学了。 1.加缪否认自己属于存在主义。 “不，我不是个存在主义者。……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的唯一理论性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话》——是为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而写的。” 2.加缪认为存在哲学逃避现实。 在他看来，克尔凯郭尔抛开能够知觉到的世界与人类，作了信仰的“跳跃”，肯定一位理性无所企及的神，雅斯贝尔斯从经验界跳脱，走向一位模糊的超越者。舍斯托夫（Chestov）也跃向一位超越理性的神。总之，加缪觉得：如果理性跳跃，不啻否定其自身，让位给愿望。这些思想家为了逃避荒谬，而超越理性的领域，可是现实世界中，理性之外无物复存。 3.加缪对近代哲学的微言。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在加缪眼中，是促成文艺复兴时期之悲剧潮流中断的祸首。此外，加缪亦曾明书自己不信上帝，也不信绝对的理性主义。甚至把黑格尔（Hegel）、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戏称为现代欧洲的邪恶天才。倒是对于基督信仰，他的态度较为温和，“加缪是反共的，却不是反基督的——他只是非基督徒而已”。 话虽如此，哲学史家依然以一笼统的标签附在他身上，就是“无神的存在主义”，加缪本人一定反对这种归类，因为同属这张标签下的竟赫然是：尼采、海德格尔与萨特。加缪志向高远，不愿停留在虚无、否定的层面上，他反对自杀，就是明证。从肯定荒谬到否定自杀，其间倒是一段坎坷的路程。他说：“当我在《西西弗斯的神话》分析荒谬的感觉时，我是要寻求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主义学说。我是在从事方法上的怀疑。我所致力的是造成一种如白纸般的无瑕心态，作为建构一些东西的基础。”所以他的荒谬具有十足的积极意义。荒谬并非目的，只是方法，正如笛卡尔的怀疑。他在《论萨特之恶心》中提及“觉悟到生命是荒谬的以后，不会就此告终，却正是个开端”。加缪预备建构什么呢？如何建构？ 三、思想历程与意义 研究一个人的思想，首需注意环境与历史因素。前面两段文字可算提纲挈领地涉及了。基本的研究材料无疑是加缪本人的著作。从作品的顺序可以窥知他的思想历程。可是作品的构思日期与发表日期往往有一段距离，在此尽可能以加缪主要著作之构思时期为准，逐步勾画其思想全貌与未来展望。 （一） 荒谬期（1938—1941） 1941年，加缪22岁，他在2月21日写道：“《西西弗斯的神话》脱稿，三荒谬完成了，自由之始。”此处的三荒谬系指《卡利古拉》（Caligula）、《异乡人》（L''étranger）与《西西弗斯的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虽然《卡利古拉》1945年才演出，可是加缪在“作者的话”中明白说它“完成于1938年”，《异乡人》到1940年才杀青。所以依照上述的顺序，可能较合乎事实。 1.加缪22岁开始热衷戏剧，抱定了“舞台不是游戏”的信念。他对《卡利古拉》的期望很高，认为那是一出“智慧的悲剧”，此剧的哲学影子落在“人们死了，他们并不快乐”的层面上。既然如此，试图反抗吧！如何反抗？加缪在此塑造了一位能够为所欲为的暴君，从“强者”着眼，集合一切世俗的权力来反抗命运，企图得到“不可能者”——幸福。最后却发现“这世界或彼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厌足我的度量……我曾在寰宇的尽头，内心的深处追寻着它。然而……虚无”。到头来觉悟人生不过南柯大梦，荒谬一场。外在的反抗只是徒劳。 2.《异乡人》的主题未变，对象则有所不同。莫尔索（Meursault）也是孤独的个人，但却是现实世界中的“弱者”，表面上毫无反抗地听任世界对他的摆布，他是被害人，正与卡利古拉相应。但是两者都逃不过死亡的牵制。卡利古拉的暴力失败了，莫尔索却以消极的“漠视”对付命运，终能自荒谬中产生一线希望——反荒谬。萨特认为：“《异乡人》是一本经典之作，一本严谨的书，我们从中可以听到荒谬和反荒谬的争辩之声。”莫尔索对于一切事情都说“不！”就连荒谬也不例外。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更有了明白的理论注解。人类能够以意识自觉去否定生命，一如萨特所为，但是也能以同样方式否定“否定本身”——荒谬。 3.西西弗斯综合了卡利古拉与异乡人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是“人类中最明智与最谨慎的”，另一方面也逃不脱神祇们判定的命运。但是，他却能在“一切努力等于永无止境的失败”这种无以复加的际遇中，“以自觉来体验他的责任”，“以轻视来超越他的命运”，充量勇健地活下去，“向山顶的奋斗已足够充满一个人的心了”。这股悲愤有化为力量的可能吗？“三荒谬完成了，自由之始”，加缪应该开始从荒谬的虚无境界，建构起一些东西了，加缪的自由是什么？在反抗期中将可以看出。 三荒谬各书的最后一句话，对比着研究，可能别有意境。 《卡利古拉》：我仍然“活着！” 《异乡人》：当我被带赴刑场时，“希望”有咆哮的群众在四周呐喊。 《西西弗斯的神话》：应该“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 虽然人生荒谬，一切外在的反抗终归无效；可是面临死亡时，清醒的“自觉”却能使一位“真人”不死。甚至可以说，形体的生死，并非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存在的尺度。人的“存在”在于他是否“自觉”与“自决”，这种思想很明显地具有存在哲学的意味。加缪并不由此“跳跃”，却稳扎稳打地往上走。第一，卡利古拉自觉人生荒谬，也自行决定反抗的手段，所以死到临头犹能高呼“我仍然活着”。第二，异乡人在接受世界及命运对他的判决后，不但对于死亡毫无所惧，还能产生奇妙的“希望”，比起卡利古拉单纯的“活着”更上一层。第三，西西弗斯的不幸遭遇几乎等于前二者的总和，可是我们从他的行为中，应该“想象他是快乐的”。快乐原为个人的感受境界，西西弗斯未曾明言这点，可是他一方面服从命运，一方面又毫无怨言地重复无止尽的苦役，他的自觉深度连神祇也奈何不得，所以至少应该想象他是快乐的。 （二） 反抗期（1941—1951） 1951年，加缪的随笔中有：“写完《反抗者》初稿。这本书结束了前两期，年37岁。以今视之，天下会自由吗？”由此可知，1941年到1951年为第二期。这一期中，加缪开始向荒谬宣战。“荒谬期”的“活着”、“希望”与“快乐”都只存在于理想中，现在加缪要实现这些理想了。 1.《误会》（Le Malentendu）。完成于1943年，有人认为这是加缪的第四荒谬，我却以为它属于反抗体系的第一部作品，除了时间上的理由外，还有思想上的理由，“作者的话”希望本剧是“创造现代悲剧的尝试”，所以加缪一定费了不少心血。加缪跨出了第一步，不再以命运为对手。《误会》中的老男仆是个隐晦的角色，眼见荒谬的事件接踵发生，却在剧终时对于无助者之求援，回答“不”。加缪说：“至于老男仆这一角色，并非必然地象征着命运。”把命运“存而不论”之后，目标转到人际关系：“那也许只是一种更深的误会……从受苦的层面看，或许没有人能为别人做任何事：痛苦是孤立的。”但是，这只是加缪奋斗反抗的第一站，他先建议读者“假定此剧之道德观念不是完全消极的”，再在剧中肯定“幸福不是一切，人还有责任”。因此，纵然现实再荒谬，人的责任再空幻，加缪也要往上建构，不肯屈服。一个新的人文主义渐露曙光。 2.《鼠疫》（La Peste）。1947年加缪完成这本书时，思想已明显地进展到另一阶段，超越了荒谬，走向“反抗”。反抗者所揭示的第一件事为“分担一切人共有的痛苦”，“团结”的意念逐渐形成。“加缪虽不信神，但爱幸福，而以为幸福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他自己心中亦有‘不灭的太阳’和‘心中命运之星’。”团结必须把握现在，和一切人同甘共苦、创造幸福。 加缪描写荒谬的成功，使他获得“地中海卡夫卡”的雅号。他们两人思想境界之不同由三部著作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审判》（The Trial）、《城堡》（The Castle）与加缪的《鼠疫》。在《审判》中，主角回顾他的生命，问道：我做了什么？发生过什么事？在《城堡》中，主角瞻望空幻的未来，问道：我将何所往？如果得救，今天该做什么？明天又该做什么？然而在《鼠疫》中，主角既不回顾也不前瞻。他面对现实，坚挺地站起来向瘟疫决斗，把握现在。 在《鼠疫》以后，加缪发表了两篇戏剧，1948年的《围城》（L''Etat de siege ）与1949年的《正义之士》（Les Justes）。都是这期思想的深刻表达。但是归结点则很明显是1951年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本期思想以《误会》、《鼠疫》与《反抗者》为三个重镇，其中的演进可以简单勾画出：第一，在《误会》中，加缪把“命运”存而不论，试图在人与人之间寻求了解与相助，但是失败了。第二，《鼠疫》中，加缪使命运与人类对立，使人类因而有团结之可能，并逐渐互助互爱。第三，《反抗者》指出人类团体之不合理并不下于命运之迫害，因而必须同时反抗命运与不合理的团体。如此才有步入真正自由的可能。《反抗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所以值得较详尽的分析。 3.《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有一段可靠的轶事如下：“纳粹占领巴黎时，有一天，加缪与萨特在咖啡店中谈话，萨特主张无限制的自由，加缪不赞成。加缪说：‘如果自由没有限制，你大可把我交付纳粹当局。’萨特同意此事不可为。因此加缪得出结论：自由必须有所限制。”如果自由无限制，必然产生不合理的团体。只准自己有自由，却不许别人自由，这是假自由。而“自由必须有所限制”表示还有某种意义或信念值得人类追求，这些意义或信念高于人类的自由。“为了目的（意义或信念）能否不择手段（自由）？”实为加缪和萨特二人决裂主因。《反抗者》中明白揭示加缪的看法，使萨特不得不发表绝交通知。“反抗者”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1）反抗乃“肯定生命是善”。如果我决定不自杀，那是因为发现生命是善的，并且值得活下去。若生命为我是善，则为他人亦然。因此，我们必须维护人性之价值面与团结性。那么何不站起来与荒谬搏斗呢？在这世界上，我们彼此都是异乡人（所以不要互相伤害）；都有瘟疫要抗争（所以克服它，不要认命）；都堕落了（所以要重新站起来）。我们活着，是因为在我们身上看到善；我们反抗，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看到善。 （2）反抗乃“向生命争取生命”。 抗争使人的存在高贵，反抗使人的存在落实。要成为“人”，必须“反抗”。反抗者的“不”自有价值，在其否定中，坚信某些事“真”且“善”。反抗更可使人类团结。反抗时，人意识到自己，意识到他应完成的工作以及他的唯一武器——自由。反抗时，人也意识到他人。因为我反抗，所以我们存在。 （3）反抗乃“寻求新神”。 “《反抗者》不知不觉地是在寻求一种道德，或一种神圣。反抗是一种修行……倘若反抗者干犯神威，那是因为他对新神抱有希望。”人类需要一位新神，这点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Ivan Karamazov）表达出：“纵然上帝存在，伊凡也不能向他加给人类的不平遭遇屈服。”人类需要一位能够给与他公平的神。“反抗者要求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意义……在反抗者眼中，世界所缺乏的，是个解释原则……他正在寻求……一位新神。”存在的不平与罪恶问题导引出无神论，加缪是见证之一，他的一生都在寻求新神。 （4）反抗乃“寻求人类合一”。 反抗所需求的，是全有或全无。反抗所涉及的，是大家或无人。或是大家得救，或是救赎无望。“同上帝一起未能实现之世界的合一，今后将设法实现以反对上帝。”“反抗者拒绝神性，为了能承担大家共同的奋斗和命运……世界是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后的爱情。我们的弟兄与我们活在一样的天地间……有了这种快乐，在不断的奋斗中，我们将重整这时代的精神。”这种对团体的关怀显然与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个人主义背道而驰。此乃20世纪无神论的特征。深切的团结意识，多少是由于被迫组成联盟以应付危机的累积次数所造就的：为了反对纳粹党，反对劳工之经济剥削，以及反对世界之纷乱与战争本身。 （5）反抗乃“乐观的”。 “人在大地上……是孤立的。他内心有庞大的计划，甚至想到‘反抗’本身的死亡，因此在‘我反抗，所以我们存在’之外，又加上一句‘而且只有我们存在’。”可是，我们必须乐观地奋斗：“时候到了，我们每个人都须举弓一试……弓张开了，弓背霹雳作响，从紧张的最高点将飞出最直、最强、最自由的箭头。” “在这些黑暗的尽头，必有一线光明出现，我们已可看出迹象，只待我们继续奋斗，促其实现。在废墟中，我们每人都准备着在虚无主义彼岸的新生。” （三）自由期（1951—1960） 加缪向往自由很久。在他的思想历程中，曾以1941年为“自由之始”，1951年又不禁疑惑“以今视之，天下会自由吗？”其间，显然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加缪在荒谬期与反抗期中的体系建构相当成功。从反抗期导出的思想会是什么呢？从“肯定生命是善”到“寻求新神与人类合一”，下一步是否应该肯定新神以及实现人类合一呢？这是加缪的理想。然而事与愿违。纳粹政权败亡了，可是“曾经酝酿希特勒主义的毒素还未消除，它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出现。今日，凡使用权力、效果和‘历史工作’等字眼谈及人类生存的人，就是在散播这种毒素。”加缪的《正义之士》与《反抗者》是针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而说教的，甚至不惜牺牲萨特的友谊。而整个世界的现实情况更使他不得不自问“天下会自由吗”？ 1951年以后，加缪为别人写了好几篇“序”，自己的著述反而耽搁了。或许他正在构思吧！总之，五年后才出版了《堕落》（La Chute）及《放逐与王国》（L''exil et le royaume ）。作品形式稍有改变：“加缪首次对他故事里的真正主题加以考虑，并对其细节加以推敲。”同时，“他过去投注于道德与象征的注意力，已大多被真实背景所吸引”。可见加缪怀着理想重新踏入了现实。“放逐与王国并不是海洋隔开的两个大陆，它们是一体之两面。王国就是在放逐之中，放逐就是导向王国的路，事实上，放逐就可以成为王国。”对现实世界怀疑失望之后，加缪转向内心，以内在的自由超越外在的环境（放逐），尽其在我，以求得内心的平安（王国）。内在的自由使人幸福，是加缪向上超升的又一极点。 五、结语 1957年12月，加缪在诺贝尔奖颁授礼的致词中提到：“这一代正如和时间作疯狂竞赛，它必须在各国之间建立不基于奴役制度上的和平，使劳动与文化重获协调，并由全人类重建一个‘约柜’。”他希望全人类共同努力，为实现一项真理而奋斗，“那真理就是——每一个人在属于他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之基础上，为人类全体建树了一些什么。” “让我们尽管向前迈进吧！这是我们这一时代的赌注。若说我们将要失败，无论如何，站在选择生命的那一边，总比站在毁灭者那一边要来的好。”这是无神的人文主义所能向上超升的极限。有一段时期，加缪皈依宗教的可能性很大，在他的著作中，对基督宗教的态度也愈来愈和善。有人猜想，由加缪思想的拓展方向来看，他迟早会皈依宗教的。可惜，时光不待人，这个谜就永远悬在那儿了。我们毋须为加缪遗憾或悲哀，他一生服膺真理与自由，“对当代人类良知的各种问题多有启迪”。作为一个“人”，加缪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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