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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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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曾经非常自负地宣称要把“历史学从历史学家那里独立出来”（阿克顿：《历史研究讲演录》，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年版，第344页），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历史学家观察他的研究对象也能做到就像生物学家“观察昆虫蜕变那样”（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四分册，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年版，第613页）。的确，生物学家可以站在昆虫之外研究昆虫，植物学家可以站在花草之外研究花草，甚至，同样研究人体的解剖学家也可以站在“生命”之外研究五脏六腑……总之，站在对象之外研究对象，是几乎所有自然科学家的共同特征。然而，历史学家可以站在“历史”之外研究历史吗？答案当然是完全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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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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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那些逝去的背影
痛苦的人格分裂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
附录：《尚书》学：从顾颉刚到刘起钉
附录：《占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感言
疯癫与社会：“肃反”中的童书业
良史的命运
附录：翦伯赞与范文澜的学术渊源
新时期黎澍侧记
又力学界哭英灵
传统文化复兴的先驱
华岗：“严肃的学者”与“热情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完美结合
第二辑 重写学术史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
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五十午
“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
第三辑 回眸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
放逐“现实”回避“问题”：九十午代学风的致命伤
粪土当年万户侯
第四辑 情系当代
“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
曾有一种“参照”：作为历史代价的“四类分子”
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
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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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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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学：从顾颉刚到刘起钎
现代《尚书》学的研究与整理，由顾颉刚发其端，示其例，而这一研究之告一段落，则端赖刘起舒。顾颉刚和刘起舒的名字可以说是整个二十世纪《尚书》学研究的标志。
《尚书》学研究，是贯穿顾颉刚漫长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也是他晚年与弟子刘起舒师徒相承的一段学林佳话。现代《尚书》学的研究与整理，由顾颉刚发其端，示其例，而这一研究之告一段落，则端赖刘起钎。顾颉刚和刘起舒的名字可以说是整个二十世纪《尚书》学研究的标志。师徒二人薪火相承，第一次廓清了笼罩着《尚书》的两千余年的重重经学雾障，不仅使这部曾经的“圣经”真正恢复了它古文献汇编的性质与面貌，还在彻底整理与全面总结前人两千余年问成果的基础上，对这部历史文献汇编做出了新的考索与释读，从而为现代《尚书》学与其他经学研究树立了样板与标本，现代经学研究由此步入新的历史阶段。顾颉刚对《尚书》学的贡献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保存了我国古代珍贵的人文、自然科学资料。在古代社会，它被尊为“六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其《尧典》篇立上古史叙事之骨架，《禹贡》篇开后世地理之学，《洪范》篇创后世五行之学，《大禹谟》之“十六字心传”，为宋儒理学之宗。作为群经之首的《尚书》，不仅被奉为历代统治者牧民治国之轨范，还是中国占代社会道统、政统、学统的根基所在，对于古代社会的政治、社会、思想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尚书》学因关涉整个上古史叙事，并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总堡垒”，而进入顾颉刚的研究视野，又冈其为研究夏、商、周史事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而成为顾颉刚毕生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之一。无论“疑古”还是“重建”，《尚书》学自始至终都是顾颉刚全部学问的核心。
顾氏对《尚书》学研究的最杰出贡献，是对其中主要篇章成文年代的考订。《尚书·虞书》中的《尧典》、《皋陶谟》，以及《夏书》中的《禹贡》、《甘誓》篇，一直被认为是虞夏时代的文献，顾颉刚率先对此提出质疑。徐旭生认为，把“《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国）”，是“古史辨派…‘最大的功绩”，而顾颉刚考订《禹贡》非禹时书，所述非禹时事，《禹贡》篇实际成书于战国时期，尤为“一大发明”（吕思勉语），影响学界至深至远。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由此发端！
《大诰译证》是顾颉刚为整理《尚书》所做的一个典范。《尚书》是最“难读”的典籍，向有“佶屈聱牙”之称，不仅朱熹“聱讹者且未读”，连王国维也自承“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六”，而《大诰》又是《尚书》中最难读的一篇。顾颉刚以七十万字的《大诰译证》考订六百余字的《大诰》篇，调动了几乎所有的古文献和相关的传、注材料，将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综合起来，广泛采纳前人研究成果，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材料，从历史方面考订周公东征迫使东方少数民族大迁徙的史实，被认为“其造诣之高，无论就规模、见识、方法、资料与体例的全体或任何一方面看，已远在王国维的《尚书》研究之上”（许冠三语）。
开白话翻译《尚书》之先河，是顾颉刚对《尚书》学的又一重大贡献。早在一九二五年，顾颉刚已做《盘庚》与《金滕》今译，先后刊载于《古史辨》第一、第二两册。一九五。年开始，顾颉刚再次强调并致力于《尚书》的今译与简注工作。顾颉刚的《尚书》今译，是对于《尚书》进行彻底整理与全面总结之后的“裁断群言”，杨宽曾评价顾颉刚的今译工作，认为真正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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