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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享誉世界的“全球总统”；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2.1993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004年当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
3.风雨中的斗士；厄运锻造的英雄
4.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千年来百位最重要人物，曼德拉排名第51，前面是哥伦布、马丁?路德、伽利略、达?芬奇、牛顿、达尔文……
5.炼狱27年，最终从阶下囚一跃而成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缔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彩虹之国”
6.“南非国父”的健康状况让全世界揪心，若曼德拉走了，南非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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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纳尔逊·曼德拉，世界上最著名的囚犯、领导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国父”、名满天下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主、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曼德拉为了推翻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进行了长达50余年的斗争。1964年，他被南非政府以“高级叛国罪”关进罗本岛监狱。27年牢狱生涯不改他反种族主义、建立平等自由新南非的信念。最终，他从阶下囚一跃而成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为南非开创了一个焕然一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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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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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文，知名传记作家，曾在各大杂志上发表各类文章数十万字，见解独到，论证清晰，并出版有人物传记《普京归来》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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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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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光辉岁月
第一章
无可选择的黑色肌肤
我是国王的后裔
库姆村的童年时光
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王宫中的少年
我是一个男人了
漫漫求学路
我们逃婚吧
第二章
战乱中的“北漂一族”
大学生成了金矿保安
从“黄金之都”到“黑暗之城”
小小少年，情窦初开
摄政王的葬礼
第三章
从“抗议”到“抗战”
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
新生的“青年联盟”
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我
在我们要求面包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枪棒
不做甘地第二
“反共”还是“拥共”？
第四章
抗争，直至生命的终结
藐视运动
第一次牢狱之灾
白人当局的反击
通向自由的道路避不开十字架
创办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
暴力将成为反抗种族隔离的唯一武器
自由之路无坦途
索菲亚顿毁在了铁锤敲击之下
抵制《班图教育法》
南非宪法的雏形：《自由宪章》
第五章
战火中的爱情
回到那个被称为“故乡”的地方
高级叛国罪
要斗争还是要家庭？
法庭上的较量
“南非国母”的童年
如果你的男人是个巫师，你就要变成一个巫婆
我娶了个大麻烦回家
第六章
为自由而战，为平等而斗
沙佩维尔惨案
有一种斗争叫“地下”
“民族之矛”的成立
“英雄节”的爆炸声
我看到了更广阔的非洲
革命不只是一个扣动扳机的问题
第七章
不自由，毋宁死
“黑色海绿花”的凋谢
真正罪不可恕的，是这个政府
比勒陀利亚监狱：我想与一只蟑螂聊天
“恶魔岛”的历史
曼德拉——第466名囚犯
瑞沃尼亚大审判
如果有必要，我时刻愿意为我的理想付出生命
第八章
坐穿牢底又何妨
本岛监狱：禁闭、禁食成为家常便饭
囚徒的反抗
戴着镣铐踢球
从家庭主妇到自由女战士
看不见的伤口才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一个不折不扣的矿工
索韦托暴乱
一棵被砍倒的树
“比亲兄弟还亲”的白人狱警
第九章
从“囚犯”到“总统”
波尔斯穆尔监狱：种了900棵植物
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是分不开的
与“鳄鱼”的谈判
暴力的季节已告结束，重建与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
我终于走出监狱的大门了
把长矛扔进大海
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的诞生
第十章
功成身退，誉满全球
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
别了，温妮
我再次坠入了爱河
忘记光荣，不做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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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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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坐穿牢底又何妨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囚禁着。
——纳尔逊·曼德拉
罗本岛监狱：禁闭、禁食成为家常便饭
6月份，正是南非最冷的时候，大西风吹起的层层巨浪，拍打着罗本岛。这是曼德拉第二次上岛，他已经轻车熟路了。
一位善良的狱警范·维克安慰他们说：“你们这些家伙不会在这里被关太久的，因为现在外面要求释放你们的呼声越来越高了！有可能一两年后，你们就能走出监狱。到那个时候，你们都会成为民族英雄。你们将会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每一个男人都想成为你们的朋友，每一个女人都想做你们的老婆……”
在白人的眼里，这个叫曼德拉的黑人太不安分了，他放着好好的酋长位子不去继承，偏偏要读什么书，学什么法律！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要搞什么黑人解放、民主自由，真是莫名其妙！
监狱的狱警给曼德拉这些重刑犯规定，家属6个月探监一次，每次30分钟；写信6个月一次，不准超过500字；一年吃两次水果；没有报纸，没有广播；犯人上衣的3粒纽扣必须扣上，在狱警经过时必须脱帽致意……
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就会受到关禁闭和不准吃饭的惩罚。曼德拉上岛后不久，就尝到了这个苦头。
有一天，曼德拉在一条凳子上发现了一张报纸，他如获至宝，马上把它藏到了衬衫里。回到牢房后，他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根本没听到那渐渐逼近的脚步声。等他意识到一位狱警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已来不及藏报纸了。结果，他因私自拥有违禁品，被罚禁闭三天、禁食三天。
曼德拉回忆他的“忍饿”过程时说：“第一天的时候，还能感觉到饥饿，第二天就习惯了。第三天的时候，除了感觉精力不如以前外，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人的身体有很强大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在你能够调整自己的思维，调整你整体的精神状况去适应身体状况的情况下。”
监狱里犯人的生活十分规律：每天清晨5∶00起床打扫监狱，洗漱用的水都是冷水；早餐吃的是玉米粥，放在院子里；午餐还是玉米，只是换成了玉米饭；晚饭依旧是玉米，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蔬菜和软骨肉；晚上8点，狱警会来回巡逻，确保他们没有看书或写字；牢房的灯整夜不灭，犯人们只能盯着这个暗黄色的灯一直躺到第二天清晨。
在监狱里，由于没有钟表之类的计时器，犯人们根本无法知道准确时间，吃饭、劳动和睡觉都由狱警通知。久而久之，他们连记忆月份和日子也困难了。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曼德拉在自己牢房的墙壁上自制一个日历，使自己生活得像个正常人。
曼德拉曾在获释后说：“理想之火不能熄灭，这是最重要的，即使为之获罪，惨遭监禁，我们也在所不惜。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机会亲身体验最严酷的铁窗生涯。每一个黑人都会受到狱警们畜生般的对待。”
入狱的第一天，曼德拉就对强迫穿短裤提出了抗议。他起草了一份意见清单，并请狱警交给监狱长。由于曼德拉拥有滕布王室血统，所以监狱长也不敢对他太过苛刻。第二天，曼德拉就发现自己的床上扔了一条卡其色的长裤。
曼德拉并没有穿这条长裤，因为他发现，其他的犯人并没有发到长裤。他将长裤交给狱警，那名狱警骂骂咧咧地说：“曼德拉，你说你要穿长裤子，我给你拿来了，你现在为什么又不穿？”曼德拉说：“既然你们同意给我发长裤，那为什么不给监狱里的每名黑人囚犯都发一条长裤呢？”最后，监狱长亲自来到他的牢房，答应了他这个要求。
在服刑期间，犯人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去采石场砸石头、挖石灰。这是一个惨无人道的劳动场所，夏天，骄阳刺眼，石灰岩的反射和砂尘更伤眼；冬天，寒风呼呼地从海上刮来，这里却没有任何可以避寒的地方。曼德拉回忆说：“他们把我们带到采石场，让我们挖石灰。我们用的是凿子，所以干起活来非常费力。石灰藏在石头内层，你得先把这层石头敲碎，才能挖出来石灰。他们让我们干这么累的活儿，就是想告诉我们：‘看看，监狱里多艰苦，坐牢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这不是郊外野餐，以后一定不要再来了！’”
曼德拉的被捕对温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从此之后，它将要一个人承担起照顾孩子们的重任，还要忍受各种流言蜚语以及白人当局的迫害。
多年以后，温妮在回忆那段时光时说：
纳尔逊入狱后的头几天，我感觉自己像活在地狱里。孤独、寂寞比担惊受怕更难熬，它是人的身体和心灵所能承受的最痛苦的灾难。当你第一次意识到，一个如此光华四射的男人从你身边被夺走时，你会感到自己孤身无援。他是我力量的支柱。我不断探索着前进，想要适应这种生活，但这是非常困难的。在那段时间里，唯一陪伴我的是那些充满爱意的信。我已经有6个月没见到他了，而在这期间，他只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那封信，直到熬过了最初的大半年。
1965年，温妮受到5年管制禁令的约束，不许离开奥兰多镇。为此，她失去了儿童福利社的工作，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此后，她便辗转在家具店当推销员，在洗衣店、修鞋店做工来维持生计。
有一天，她突然获得批准，可以前往罗本岛探望曼德拉。温妮马上丢掉手头的工作，坐飞机来到开普敦。
上岸后，温妮径直来到候见室。这里有三名狱警来回巡逻，还有一个把守着入口。温妮看到窗台上有一个很大的烟灰缸，里面扔满了烟头。一位军官对她说：“你只能谈家务事和孩子，不能谈政治问题。还有，如果你们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这次探视就结束了！”
6个月来第一次看到妻子，曼德拉发现她面容很憔悴，声音沙哑，精神压力很大。温妮告诉曼德拉，孩子们很好，都在有色人种学校上学，只是她刚刚失去了儿童福利社的工作。
30分钟的会面时间很快就到了，临走之前，温妮给了曼德拉一张照片，那是他们新照的全家福，只是缺了曼德拉，看起来有些突兀。
当天晚上，曼德拉在昏暗的灯光下给温妮写了一封信，只是这封信，却迟迟没有寄出去，而是被狱警偷偷地扣押了。几十年后，这封信才浮出水面：
终于看到全家福了！贾托和他的姐妹们看起来还不错，还能再次见到母亲，我感到很开心。这张小小的照片让我心潮澎湃。“这不是她的妹妹吗？”“马迪巴已经在监狱中待了很久了，还没见过妻子的妹妹呢。”这些感慨从四面八方涌来，将我紧紧地包围起来。
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情很复杂。你看起来很忧郁，有些心不在焉，是生病了吗？但你依然很往常一样漂亮。在经过风风雨雨的10年婚姻生活之后，你的魅力丝毫没有减退。你给我这张照片，是不是想向我传达什么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特殊含义呢？你放心吧，我已经知道你的意思了。现在，我只想说，这张照片击中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使我更加思念你，更加思念我们的家。
这些日子，我的思想天马行空，想了很多。我想到了在汉斯大街上，我的一位朋友不管不顾一个未婚妻对未婚夫许下的誓言，跳进了一辆蓝色货车里，之后飞快地撞向街区尽头的奥兹莫比尔轿车，誓言却依然甜蜜而令人安心。想起她晚上在总理府学习技巧，想起新朋友们开办拳击馆后，她依然能够一如往常地接待老朋友，还让他们玩得很尽兴。在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
囚徒的反抗
在罗本岛上，A、B、C、D区是关押政治犯的监区，E、F区是关押普通犯人的监区，曼德拉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都被关在B区。犯人之间是不允许讲话的，一旦被狱警发现他们之间有“串联”，便会遭到毒打、禁闭。每天早上起来，犯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走廊尽头的水槽里清洗马桶。在早期的那些日子里，清洗马桶是一件很令人开心的事儿，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小声对话。
为了加强监狱内部的沟通交流，曼德拉等人决定在监狱里建立一个“秘密信息传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建立可以让他们与E区和F区的普通犯人互通信息。
传递信心的方式多种多样。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他们也在逐步完善他们传递信息的方式。
第一个办法是由凯西和麦克策划的。他们发现狱警经常会在去往采石场的路上随意丢弃空火柴盒。于是，他们就把这些空火柴盒悄悄地收集起来。在需要传递消息的时候，他们会把写好的纸条藏在火柴盒的底部。然后，找人将这个火柴盒放到E区和F区的犯人必须经过的十字路口，而对方就会派专人将火柴盒取走。这个方法一点都不完善，因为如果遇到一场大雨，他们费尽心机书写的情报就泡汤了。
后来，他们又研究了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通常情况下，政治犯的饭都是由普通犯人送的。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将写有信息的纸条用塑料布包起来，放在盛饭的圆桶底下。而曼德拉等人也会将纸条同样用塑料布包好后放在盘子底下。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故意将盘子放得乱七八糟。普通犯人在清洗盘子的时候，就会拿走盘子底下的纸条。
B区的卫生间与隔离关押区相邻，普通犯人被关禁闭后常常被关押在那里，关禁闭的普通犯人和政治犯共同使用这个卫生间。麦克想了一个办法，他把纸条包在塑料布里，然后把它藏在马桶的内沿下面。然后，他们鼓励普通犯人区的犯人故意违反规定，以便顺理成章地被关禁闭。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上厕所把纸条取走了。
为了不让狱警发现并看懂他们所传消息的内容，他们还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牛奶书写。用牛奶在纸上写好字后，字迹会干得很快，并且干后看上去没有任何痕迹。但是，如果将清理牢房用的消毒液涂在用牛奶书写过的纸上，字迹就会立即显现出来。这种方式虽然安全，却有些“昂贵”，因为在罗本岛上的犯人并不是每天都能喝到牛奶的。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曼德拉等人巧妙地打破了监狱当局的信息封锁，争取到了很多普通犯人区的犯人，并得知了很多他们所不知道的新闻。
1966年7月，曼德拉等人收到信息，普通犯人区的犯人准备绝食，但纸条上没写绝食的日期和目的。为了支援普通犯人区的同志们，他们决定在下一次开饭时就绝食。
第一天，食堂里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去打饭；第二天，玉米粥里忽然多了很多蔬菜；第三、第四天，饭菜里开始出现肥肉和瘦肉了。这种饭菜的确让曼德拉等人馋涎欲滴，但他们还是顶住了这种诱惑。
无奈之下，监狱长只好把曼德拉叫到他的办公室，企图说服曼德拉等人的绝食行为。监狱长问：“你们为什么要绝食？”曼德拉说：“作为政治犯，我们把要求改善监狱里的生活条件作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延伸。”监狱长又说：“但是，你甚至并不知道F区和G区正在为什么举行绝食。”曼德拉微笑着说：“这没什么，F区和G区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监狱长长叹了一口气，把曼德拉送回了牢房。
第二天，曼德拉发现狱警们也开始绝食抗议了，他们要求监狱当局改善伙食，提高生活条件。
狱警和囚犯们的双重抗议让监狱当局难以应付，他们只好妥协。后来，他们先是与狱警实现了和解。接着，他们又请普通犯人区派3名代表进行谈判。普通犯人区宣布取得了胜利，取消了绝食。一天后，曼德拉等人也停止了绝食。
虽然此次绝食大获全胜，但在曼德拉的内心深处，一直不赞同这种做法。他说：“我认为，绝食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会严重地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我一直赞成开展更积极、更有战斗性的抗议活动，比如罢工和拒绝打扫卫生。跟绝食不同的是，这些活动的受害者是监狱当局，而不是我们。他们想要铺路，我们就拒绝为他们提供石头；他们想要打扫操场，我们就拒绝拿起扫帚。这样的行为才能引起他们的恐慌和不安，而看到我们绝食，他们一定会偷偷地高兴。所以，每当我们为开展绝食进行表决时，我总是不赞成的。”
戴着镣铐踢球
1966年，南非发生了一件大事，南非总理和国民党领袖亨德里克·维尔沃德博士被一个白人极端分子用刀刺死。维尔沃德是种族隔离法律的缔造者，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南非才爆发了一起又一起流血冲突，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仇恨加剧。
现在，维尔沃德死了，但他的影响却没有丝毫减弱，白人当局对黑人反抗运动采取更为严酷的镇压，而对关在罗本岛上的曼德拉等人，更是严加看管。
此后不久，一位名叫范·任斯博的白人上校接管了监狱。此人性格极其乖张，喜怒不定，手上还刺着纳粹的标记。在曼德拉的铁窗生涯中，他从来没见过比此人更可怖的家伙。范·任斯博难得开口，但只要他一开口，便是极其肮脏的字眼。上有所好，下必投之，一些狱警们也开始效仿自己的主子，在前往采石场的路上推搡囚犯，突击检查牢房，没收囚犯们看的书籍，其中就包括了曼德拉和西苏鲁最喜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和《希腊古典神话》。
有一天，一群喝醉酒的狱警冲进牢房，以搜查违禁物品为由，命令囚犯们脱光衣服，并排站着——那时候正是罗本岛的冬天，寒风刺骨。一个小时以后，一名囚犯晕倒在地，另一名囚犯提出抗议，要动手反抗，结果遭到毒打，牢房里面溅满了鲜血。
曼德拉等人决定采取行动，赶走这个残暴的监狱长。他们通过秘密渠道，和国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将这些政治犯在罗本岛受到虐待的事件在国际媒体上曝光。罗本岛“人间炼狱”的名声很快就在外界传开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一名叫摩西·德拉米尼的囚犯还以《人间炼狱》为名写了一本书。
1967年的一个夏天，曼德拉等人吃早饭的时候，发现玉米粥上漂着肥肉。当天，他们的工作由砸石头变成了缝衣服。中午，曼德拉等人聚在一起吃饭，范·任斯博监狱长忽然走了过来。他咳嗽了一声，然后说：“只要你们不大声喧哗，是可以在采石场说话的。”这让曼德拉等人感到非常高兴。
晚上，当曼德拉会造自己居住的牢房时，他发现自己原本在走廊入口的4号牢房里所有的东西都被转移到走廊尽头的18号牢房。曼德拉意识到：有人要来视察了。
果然，第二天一早，狱警就告诉他们不用去干活了，因为国际红十字会的官员将会来岛上访问。
国际红十字会是一个独立、中立的组织，其使命是为战争和武装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保护和援助。在曼德拉的眼里，红十字会是“唯一既能够倾听我们的抱怨意见又受我们爱戴的组织”。曼德拉说：“监狱当局很尊重国际红十字会，我在这里用‘尊重’这个词，其中当然也包含‘害怕’的意思，因为监狱当局只会尊重令他们感到害怕的人和组织。监狱当局对能够影响世界舆论的一切组织都不信任，不把他们当成合法的、公正的调查者，而是把他们当成无事生非、爱管闲事的人。监狱当局主要的任务是避免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当国际红十字会的官员问囚犯们对监狱生活有什么抱怨时，曼德拉马上走上前去，大声控诉监狱的恶劣条件和沉重的劳动负担。范·任斯博监狱长马上喝道：“曼德拉，回到你的位置上去，没有人叫你。”曼德拉没有理会他，继续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官员们说话。范·任斯博监狱长又说：“曼德拉，我命令你回到你的位置上去！”曼德拉反唇相讥：“我已经站在这里了，我不想回去。”范·任斯博监狱长冷冷地看着曼德拉，然后命令狱警：“把他拉回牢房去！”
这次的抗议让曼德拉受到关4天禁闭的惩罚。不过，这并没有让曼德拉气馁，相反的是，在这4天的时间里，曼德拉代表所有的囚犯写了一封投诉监狱长的信。在信中，他对囚犯所受到的虐待以及劳动条件的恶劣发出了控诉：
几年来，我们一直干着这繁重的、枯燥乏味的工作，这深深影响了我们的健康。你们每天让我们做单调乏味的工作，敲石头、捡石头、铲石头，不给我们任何学习的机会，不让我们去干能对我们产生鼓励并能培养我们内心自尊和责任感的工作，你们没有作出任何努力帮助我们在出狱之后去过受人尊敬的、有意义的生活。
在信的末尾，曼德拉这样警告道：
这与我们的利益完全相悖了，我感到气氛越来越浓，大家越来越烦躁。我要求你们马上行动，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缓和这个局面，不要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在曼德拉等人的努力下，监狱的生活终于有了改善，管理也有所放松，囚犯们可以在冬天穿长裤和运动衫，也可以在采石场里唱歌，还可以在每周六踢30分钟足球。当时的范·任斯博监狱长是这么说服自己的同僚的：囚犯的身体不允许他们进行强度很大的足球运动，过两周他们自己就会提出不踢了。此外，如果囚犯这么想踢球，那届时禁止他们周六比赛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惩罚手段。
1967年12月的一个上午，犯人“流浪者队”和“雄鹰队”踢第一场比赛，允许部分囚犯看台观战，甚至挥出自制的标语横幅。没有人记得那场比赛的比分，但那天走下球场的每个囚犯，都成为了胜利者！
最初的足球场地，是一个高低不平的坑洼地，这些犯人自己动手把它铲平，并进行了浇灌。至于那些比赛用球，是用废弃的木头和被冲到岸上的捕鱼网做成的。为了防止鞋子打滑，他们用汽车轮胎做成鞋底。后来，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犯人们得以用家人寄来的钱为自己购买球衣和球鞋。
为了团结起来，也为了避免足球运动带来不必要的矛盾，在第一次比赛后仅4天，所有囚室的代表就聚集起来，开始讨论成立“石头足协”（因为这里以前是个采石场）的问题。足协后来改名为“马卡纳足协”。
足球运动在监狱蓬勃发展，催生了岛上其他球类项目。最后，罗本岛监狱甚至有了自己的夏季运动会。
然而，像曼德拉这样的政治犯，没有权利参加比赛，连看比赛的资格都没有。一位曾经在罗本岛上被关押了23年的普通犯人回忆说：“曼德拉就站在一张椅子或者一只箱子上，通过囚室的窗户看我们踢球。每个星期都是这样，这是他唯一的快乐。然而不幸的是，最终他连这个乐趣都被剥夺了。”
现任南非总统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祖马，当年就是罗本岛的足球名将。祖马当年还不够资格关入政治重犯的牢区，因此可以出场比赛。他成为了以防守严密著称的“流浪者队”的队长，司职右后卫或中后卫。现任南非最高法院的副审判长莫塞内克负责起草联赛的章程，同时也是足球联赛的主席。而当时的另一名球员茨维特，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位后种族隔离时期的体育部长。
罗本岛的政治犯人们，始终坚信他们在有生之年会看到一个自由的南非。从某些方面而言，是足球给了他们这种信念。曾经在1963年到1978年之间被囚禁在罗本岛的西托托说：“当你在室外的球场上奔跑时，你感到自由，就像在家里一样。”
从家庭主妇到自由女战士
在监狱服刑的最初几年，南非所有的人似乎都忘了曼德拉。于是，温妮对曼德拉的生存来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说：“我已经做好了为纳尔逊代言的准备。我必须仔细斟酌我要说的话，因为我现在是他的代表。”南非记者本杰明·伯格兰德说：“温妮从来没有放弃过抗争，她使人们继续关注她的丈夫……她以个人勇气直面秘密警察，表达对他们以及他们强迫实施的制度的蔑视。”然而，这却让她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1969年5月21日夜，温妮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接着，门被踹开了，警察蜂拥而入，闯进了温妮的卧室。最后，在孩子们的哭喊声中，温妮被带走了。
随后，温妮被关在比勒陀利亚的一间小牢房里，那里只有一个水桶、一塑料瓶的水和一本圣经。后来，她被臭名昭著的斯文普连续审问了5天5夜，审问的内容都是关于她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温妮这样回忆道：
在监狱里，我们每天都要接受检查。两个女狱警走进来，命令你站起来，脱掉身上的衣服。等我脱得一丝不挂的时候，她们便从鞋子开始检查，然后是内裤、乳罩，衣服上的每一条缝都不放过。接着，她们便开始检查头发。当然，在我身上，她们永远得不到有价值的信息。
对我的审讯是从周一开始的，而我被送回牢房时，已经是周六晚上了。她们连续审问了我5天5夜。我朦胧中记得当时的情形。第5天晚上，我昏过去好几次，每昏过去一次，也就轻松一次。我第一次认识到，大自然会用这么神奇的方式来补偿我奄奄一息的身体。后来，她们把我送回了牢房。我全身都肿起来了，而且还尿血。虽然有时候允许上厕所，但时间很短，而且必须得有女狱警盯着。
审讯没收到任何结果，警察便想要摧毁温妮的心理防线。有一次，一位警察对温妮说：“你知道吗？人们都认为曼德拉是个伟大的人，认为他入狱是因为他想为黑人谋取幸福。如果我有个像你这样的老婆，我肯定会一步不离地守着你，但曼德拉却躲开了。什么样的女人才会和别的男人开会开到凌晨4点钟？只有你才能干出这么蠢的事情来。”然而，这些手段都不能让温妮屈服，她表面上看起来依然容光焕发并且活力四射。温妮回忆说：“监狱的生活让我变得更加离经叛道，但也使我的灵魂得到了进一步的净化，我从苦难中得到了力量。从那以后，我对权威就再也不尊重了，我认清了种族隔离的野蛮以及白人当局镇压手段的法西斯本质。就在那个时刻，我第一次认识到，只有暴力才能实现我的理想。”
有一次，一名女狱警企图虐待一位名叫玛莎·德拉米尼的妇女。温妮马上站在她前面，大声说：“我看你敢不敢动她！看你敢动她的一根毫毛！”那名女狱警看了看怒不可遏的温妮，只好灰溜溜地走了。第二天，她带来了3个同伙，朝温妮挥舞着警棍说：“你要是再敢那样说话，就小心这个！”温妮挺起胸膛说：“好吧！那就请便吧！”这些女狱警也不敢把事情闹大，只好训斥了一番后走了。后来，一位狱友回忆说：“温妮是一位有勇气、有胆量的妇女，她对邪恶势力毫不妥协。她本人就是一个领袖。”
乔尔·卡尔森是曼德拉的老朋友，他自告奋勇地去当温妮的辩护律师。在监狱里，乔尔·卡尔森看到，这些女囚犯们被关在只有5英尺乘以10英尺的小牢房里，不能洗澡，每天只有10分钟的锻炼时间。
罗本岛上的曼德拉从报纸上看到温妮被捕的消息，这张报纸是狱警故意塞给他的。曼德拉知道这一情况后，难过得无以复加。当天晚上，他给自己的两个女儿泽妮和津齐写了一封信：
你们亲爱的妈妈又被捕了，现在她和爸爸一样，都被关在监狱里。一想到妈妈不知道在哪个牢房里关着，离家又那么远，说不定还是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爸爸就心如刀绞。
妈妈肯定一天24小时都在想念着她的小宝贝们。但是，估计得等好几个月或者好几年，你们才能相聚。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你们就得像孤儿一样生活了。你们没有自己的家，爸爸妈妈不在你们身边，再也得不到妈妈的关心、照顾和爱护了。以后你们过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再也不会有派对、礼物和新衣服了；以后妈妈也不能再帮你们洗热水澡，不能在你们洗澡后帮你们做好吃的饭菜，更不能陪你们一起吃了；她也不能带你们去看电影，听音乐会，看戏剧了；睡觉前也不能给你们讲故事，你们睡着后也不能帮你们盖被子了……在你们的人生中，还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妈妈都不能帮你们了。或许，咱们一家再也没有机会在奥兰多8115号的房子里团聚了，这所房子在我的心里，是全世界最温暖的地方。
这不是妈妈第一次被捕。1958年的时候，我们才刚结婚4个月，妈妈就跟其他的2000名阿姨被抓到监狱去了。她们是在约翰内斯堡抗议《通行证法》的时候被捕的，那次妈妈只在监狱里呆了半个月。但是现在，她又回去了，这次我也不知道她要被关多久。我只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你们的妈妈很勇敢，很果断，她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国家的人民。她放弃了自己安逸舒适的生活，选择了这样一条艰辛而危险的道路。你们长大后，要好好想想妈妈经历过的这些苦难，想想她固执地坚持着的信仰，到那时候，你们就会明白她在追求自由和正义的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
妈妈一直过着非常寒酸的生活。她没有固定的薪水，却还得养家。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她还想着给你们买吃的，买衣服，帮你们交学费。1961年的时候，爸爸就离开了家，那时候泽妮才2岁，津齐才3岁。1962年1月初，爸爸先是游历了非洲，后来又在英国伦敦访问了10天，7月底才回到南非。到家的时候，看到妈妈，爸爸真的大吃一惊。爸爸离开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很好，皮肤很有光泽。但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妈妈突然间瘦了很多，那个时候看起来都像她自己的影子了。爸爸立刻意识到，我的离开给她造成了多么大的困扰。爸爸希望抽出时间来跟妈妈聊聊我这一路上的见闻，但是，8月5日，爸爸就被捕了，这个梦也随即破灭了。
1958年妈妈第一次入狱的时候，我每天都回去看她，给她带饭菜和水果。后来，她告诉爸爸，尽管她很有可能再次被捕入狱，她也永远不会离开南非，她要永远和自己国家的人民待在一起。你们看到了吗？你们有一位多么勇敢的妈妈啊！
1969年12月，温妮与21名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监狱的女囚犯共同受审，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她们以两项罪名遭到起诉：图谋恢复非洲人国民大会，并按关押在罗本岛的曼德拉的指令行事。两个月后，法庭撤销了起诉，温妮等人无罪释放。
然而，她们还没离开法庭，警方又按《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以完全相同的罪名将她们逮捕。6月份，温妮和另外21名被告又被带去受审。在乔尔·卡尔森律师等人的不懈努力下，1970年9月14日，她们再一次获释。
看不见的伤口才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曼德拉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是在1967年9月9日。那天，她在族人的陪同下来到罗本岛上探望曼德拉，曼德拉发现她已经十分苍老了，头发花白，背也很佝偻，身体大不如以前了。探访结束后，她要坐船回内陆，看着她脚步蹒跚地往船上走去，曼德拉忽然有种感觉，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
曼德拉的担忧成真了，几个星期后，他通过电报接到他母亲的死讯。曼德拉觉得自己一直以来都忽略了母亲，因此非常自责。他在自传中写道：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十分想念我母亲。她的一生远远谈不上幸福。在我当律师的时候，我还可以照顾她。但是，当我进了监狱之后，我就再也不能照顾她了。我欠她的太多了。
我母亲的去世使我再一次思量起自己的人生来。她一生艰难、一生贫苦，她使我对自己所走的道路的正确性产生了疑问。这一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把人民的利益置于家庭利益之上，这到底是对是错？长期以来，我母亲都不理解我的事业。我的家人也不想卷入这场斗争，但是，我还是连累了他们。
但是，我又回到了最初的答案。对一个南非的黑人男子汉来说，不顾及人民的需要是很自私的，就算是牺牲自己家庭的利益也应该顾全人民的利益。我相信我做的选择是正确的。最终，我母亲也支持我所做的选择。但是，这并没有让她老人家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她依然在贫困和疾病中去世了。
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曼德拉马上向监狱长办公室申请，要求去特兰斯凯参加母亲的葬礼。但他的请求被监狱长拒绝了，他说：“曼德拉，我知道你一向是个守信用的人，你不会逃跑。但是，我对你的朋友和同事们不放心，我怕他们会绑架你。”最终，曼德拉还是没能去成母亲的葬礼。
福无双降，祸不单行，当曼德拉渐渐地从母亲去世的痛苦里走出来的时候，1969年7月的一天，狱警递给曼德拉一份电报，电报是由曼德拉的小儿子发来的，上面只有一句话：“我的哥哥马迪巴·泰姆比在特兰斯凯的车祸中去世了。”泰姆比当时只有25岁，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看到这个消息后，曼德拉彻底崩溃了，他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对这么多的悲剧还能说什么呢？我对我夫人的被捕已经非常伤心了，我母亲的去世一直使我非常难过，此时，我又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悲伤，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
西苏鲁听到此事后，马上来到了曼德拉身边，他跪在曼德拉前面，充满同情地默默地握住他的手。到了第二天早上，曼德拉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出现在狱友们面前。
同时，曼德拉还给监狱长写了一封信，请求在警察的陪同下回去处理丧事：
1969年7月13日，我25岁的长子马迪巴·泰姆比因车祸受重伤在开普敦去世了。
我希望您能批准我去参见他的葬礼，最后再见他一面，所有的费用都由我自己承担。目前我还不知道葬礼会在哪里举行，但肯定是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乌姆塔塔这三个城市中的一个。如果您能同意我马上启程前往，不管您会不会派人监视我，我都会非常高兴。如果在您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儿子已经下葬了，那么就请您允许我到他的墓前为他“垒石头”吧，这是我们科萨族的一项传统仪式，是专门为那些没有赶上葬礼的人设置的。
我非常热烈地期望，与上次相比，您这一次能更人道一点，答应我的请求。10月前，我也写了一封申请书，请求去参加我母亲的葬礼。如果您上次批准了我的请求，对您来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而您也会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另外，我还想再说一句，我已经有5年没见过我的儿子了，您应该能够体会得到我此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最后，我想提醒您一下，在我之前，政府已经批准过类似这样的申请。
这封信递上去之后，同样遭到了监狱长的拒绝。监狱长只特许曼德拉给他的前妻伊芙琳写一封信。
在写给前妻伊芙琳的信里，曼德拉尽量隐藏一位父亲的痛苦，目的是为了安慰失去爱子的母亲：
昨天上午，监狱指挥官递给我一份电报，电报上说泰姆比在7月13日因车祸去世了。
在此，先替我向梅基（伊芙琳的第二个孩子）表达我最真挚的问候。我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件事对你的打击，而且这种打击不是一般的沉痛。泰姆比是你的第一个孩子，在他之前，你已经失去一个孩子了。我完全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那么用心地抚养他、教育他，希望他在这个乱世中好好活下去。我也知道，梅基也很喜欢他、尊敬他。
1967年，梅基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泰姆比给你买了很多你们需要的东西。后来，母亲在来看我的时候，也很详细地跟我说了泰姆比是如何热情招待她的。自从5年前到今年3月，泰姆比来信告诉了我很多事情，表达了他对这个家庭的依赖和热爱，以及他对亲戚们的喜欢。这几年，每当收到他的来信我都激动不已，这些信件是我了解他最新消息的主要渠道。
他的离去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我已经有60个月没见到他了。而更加让我难过的是，我不仅没有去参加他的婚礼，还没有参加他的葬礼。1967年，我给他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告诉他应该抓紧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他非常感兴趣的。我盼望着自己出狱后能跟他见面，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现在，所有的这些梦想都化为泡影了。
在25岁这样的青春年华，他走了，我们再也无法见面了。但是，毕竟还有很多善良的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他对父母尽到了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留下了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小宝贝，她们三个会让全天下的父母都感到欣慰的。
最后，我再次真诚地向你和梅基表示我的哀悼，我相信你一定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和勇气渡过这个难关。
1968年和1969年，对曼德拉来说，是他生命中最黑暗和痛苦的两年。在这两年里，妻子入狱，母亲和儿子相继去世，他却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待在狭窄的牢房里默默流泪。为了斗争，为了自由与和平，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庭，失去了全部的温暖。从窗户里吹进来的寒风不算什么，更让他感到窒息的，是从内心升起的孤独和寒冷。在写给温妮的信中，曼德拉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勇敢的非洲首领，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勇士浩浩荡荡地去打猎。在追赶一头猎物的过程中，他的儿子被一头狮子咬死，而他自己也受了重伤。为了防止细菌感染，随行的人员用烧红的矛贴在他的伤口上。在整个过程中，这位首领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不发一言。后来，随行的人员问道：‘您难道感觉不到疼痛吗？’他说：‘能够看得见的伤口固然让人痛苦，但是那些看不见的伤口才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在故事的最后，曼德拉写道：“我现在终于明白这句话的真正意思了。”
一个不折不扣的矿工
罗本岛虐待囚犯的消息传出后，迅速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南非当局决定派3位法官来罗本岛，了解犯人的生活状况。
此时的监狱长已经换成巴登霍斯特了，他是一个比范·任斯博更凶残粗鲁的官员。巴登霍斯特一上任，就马上降低了囚犯的伙食标准，并阻止外面的人来监狱进行探视。曼德拉等人历经几年抗争而争取到的革命成果在一夜之间又失去了。
1971年末，3位法官登上了罗本岛，并当着巴登霍斯特监狱长的面与犯人代表曼德拉会晤。曼德拉并不避讳巴登霍斯特，将最近发生的狱警打人事件一一反映给3位法官。在反映的过程中，巴登霍斯特显得坐立不安。不久，他插话说：“曼德拉，那些犯人被毒打你亲眼看到了吗？”曼德拉说：“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我所了解的这件事是真实的。”巴登霍斯特气急败坏地威胁道：“当心啦，曼德拉。要是你说的事自己根本没看到，你会倒霉的，懂我的意思吧？”曼德拉揪住巴登霍斯特的错误，转身面对3位法官说：“先生们，你们已经亲眼所见，管理这座监狱的人是何种类型的家伙。他当着你们的面都敢威胁我，那么，你们可以想象，如果你们不在的时候，他会做出什么事来。”一位法官对另外两位同行说：“这个囚犯说得有道理。”
3位法官离开罗本岛不久，曼德拉等人就听到消息，巴登霍斯特要调离了。令曼德拉没有想到的是，在调离的前一天，巴登霍斯特专门找到曼德拉，礼貌得令人吃惊。他把自己将要调任的消息告诉曼德拉，然后伸出手来，善意地说：“我谨祝愿你们好运。”曼德拉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但他很快镇定了下来，随即伸出手同他握手，对他表示感谢，也同样祝愿他在新的职位上好运。
这个小小的事件对曼德拉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开始认识到，表面上再残暴的人，人性中也隐藏着温和、善良的因素。好的社会制度能将坏人变成好人，坏的社会制度能将好人变成坏人，巴登霍斯特的残暴，就是由一个坏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这种观点帮助曼德拉形成了自己后半生对“压迫者”荷兰裔白人的态度。他日后投身与白人的政治竞争，也和这个事件有关。
1971年12月，新监狱长威廉姆斯上校到任。威廉姆斯是一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绅士，给人感觉温和干练。威廉姆斯对囚犯们非常客气，他一上任，就恢复了囚犯们以往的正常生活。25年后，他回忆说：“政府告诉我要改变气氛。我尽量让自己显得平易近人：所有的投诉在监狱里处理掉就好了，不用他们进一步上诉……我知道他们是政治领袖，不好惹。”
在威廉姆斯开明的管理下，囚犯们在罗本岛上的生存环境有了进一步的改善，最明显的是岛上有了学习的气氛。
每天早上，囚犯们都会聚集在采石场里，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一位囚犯回忆说：“我们可以一边挥镐，一边听讲。来到我们的工作场所，你总能看到有活动在进行，各个小组在不同的地点集中，你就知道他们在上课。”
曼德拉负责给犯人们教政治经济学，主要内容是讲社会的发展：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每次，曼德拉都会号召学生们参与辩论，他本人也非常喜欢辩论。一位曾经在罗本岛上拿了两个学士学位的囚犯回忆说：“纳尔逊参与辩论的时候是最积极的，他辩论起来毫不留情，有时候还会冒犯到别人。他采用了苏格拉底的辩论方式并稍加改进，与人辩论时可谓锋芒毕露。很少有人喜欢被一遍又一遍地询问，这让容易暴露他们的浅白和无知。我有好几次被纳尔逊驳得哑口无言，丢脸至极。但现在想来，那段经历对我是有好处的。它教会我看问题要看两面，这样才能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
在监狱里，为了了解荷兰裔白人的历史和更方便地与他们交流，曼德拉还学了两年南非荷兰语课程。西苏鲁回忆说：“纳尔逊使用南非荷兰语问候狱警的时候一点儿都不紧张，跟他们交谈，借此练习南非荷兰语，神情非常自然。其他的囚犯对此感到很疑惑，有人还生出抵制情绪，但纳尔逊没有这种感觉。他是真心想要了解荷兰裔白人，很清楚那些狱警对他实现自己的目标帮助有多大。”
他们还排演戏剧。囚犯们把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撰写的《安提戈涅》改编成了一出戏剧，曼德拉出演了剧中残暴的国王克瑞翁。曼德拉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还特意买了大堆希腊戏剧文学著作。狱警对这些书毫不感兴趣，所以毫不费周折，书就运了进来。
除了劳动和学习，曼德拉还要求监狱当局为他开辟了一个菜园子。他回忆说：“几年中，他们毫无理由地拒绝了我。不过，最终他们总算同意了，我在对面的墙根处开垦了一片狭长的小块土地，搞了个小菜园。”
园子是用废渣垫起来的，而且还有很多石块。为了开辟菜园，曼德拉必须把大量的石块挖出来，使植物有生长的空间。那时候，他的狱友开玩笑说曼德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矿工，因为曼德拉白天在石料场挖石灰石，而业余时间又在院子里挖石头。
曼德拉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特兰斯凯的童年，看到了久违的故乡。一位名叫卡特尔的狱友笑着说：“现在这个菜园是纳尔逊的宝贝，他对它很着迷。”在曼德拉的带领下，囚犯们在园子里忙得不亦乐乎。卡特尔每天都能看到他们排着队出去，带着尺子、圆珠笔、标签和别的仪器，仔细地测量，还做了大量的笔记。
园子整理好后，曼德拉跟狱警要了种子。开始，他种植了番茄、辣椒和洋葱，都是一些不需要沃土或精心照料的耐寒植物。曼德拉微笑着回忆说：
第一茬收成不怎么好，但后来收成很快增加了。监狱当局并没有为允许我开辟这个小菜园而感到后悔，因为这个小菜园绿色满园之后，我常常为狱警提供最好的番茄和洋葱……我把菜园作为我生活某些方面的象征。一位领导人也必须管理好自己的菜园，他也要播种、看护、耕作，最后才能去收获。像一个园丁一样，一个领导人必须对他所培育的对象负起责任。他必须关心自己的工作，要驱赶敌人，要保留可以保留的东西、扔掉不应保留的东西。
到1975年末，曼德拉共种了2000个辣椒、1000个西红柿、2000个西瓜，还有萝卜和洋葱。
漫长的监狱生活，打造了曼德拉忍耐、宽容、坚毅的个性，也形成了他规律的生活习惯。
每天凌晨4：30分，曼德拉就要起床，进行体育锻炼。在自己那间不足5平方公里的囚室里，身高1.83米的曼德拉先原地跑步45分钟，然后做100次俯卧撑、200次仰卧起坐和50次下蹲运动。
“锻炼不仅对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好处，而且对心情舒畅也有重大作用。锻炼能消除紧张，而紧张是健康的大敌。我发现，当我身体好时，我工作起来就感到愉快，思维也很敏捷，因此，锻炼就成为我生活中不变的习惯。”曼德拉在自传《漫漫自由路》中这样写道。
索韦托暴乱
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南行13公里，然后拐入深谷，便到了南非最大的“城镇”——索韦托。
索韦托的大街上有很多特殊的路灯，那些路灯非常高，晚上打出的灯光很亮，有如白昼。当然，白人当局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方便当地居住的黑人，而是为了更好地监视黑人。索韦托向来以贫穷和暴力著称，是南非诸多尖锐社会矛盾的缩影。
1974年，南非当局通过法令，宣布在非洲人的学校里，五年级以上的课程必须一半用英语、一半用南非荷兰语（即阿非里卡语）教学。而在此之前，南非中小学均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法令一公布，立即在南非掀起了轩然大波。教师联合会、学校董事会、学校校长和学生家长都强烈谴责这一法令，并发起了抗议与抵抗。1976年，抗议活动席卷全国。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写信给总理沃斯特，请他取消这一法令：
尊敬的先生，我之所以给您写这一封信，是因为我有一种噩梦般的恐惧。如果您不马上采取某种严厉措施，南非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流血与暴力。人民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他们不会再忍了，一个被绝望、歧视和压迫逼入绝境的民族将使用绝望的手段。
然而，沃斯特总理并未理会图图大主教的警告，依旧我行我素。1976年6月16日清晨，大约2000名中学生在索韦托市政府门前游行，抗议在学校中强制黑人学习南非荷兰语，1万多名年轻黑人加入了他们以示支持。
警察向抗议人群开枪，一名13岁的小孩——赫克托·彼得森被枪杀。此事引发了索韦托其它一些地区的暴力事件，其中一名黑人警察和一名白人官员被杀。骚乱开始加剧，抗议者和警察间的冲突使索韦托大部分有价值的建筑物遭到破坏。房屋被点燃，车辆被破坏，商店被抢掠。沃斯特总理下令“付出一切代价”恢复正常，一条由1000名武装警察组成的警戒线环绕着索韦托布置起来，以便将骚乱社区封锁。
当天下午1点，两架军用直升飞机飞抵索韦托上空，向抗议的群众投掷催泪弹。随后，装甲车驶入索韦托，这个城市顿时血流成河。一名十多岁的少年回忆道：
我想帮助一个差点儿被打死的女子。一个白人警察掏出枪来对准了她，我赶紧跑过去将她推倒，但子弹却打进了我腿里。这是大约下午4：30分的时候。我在5：40分被人送到了医院。那里还有很多中弹的人们。
第二天一早，赫克托·彼得森死亡时的照片成为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这个13岁孩子的血，激起了全南非黑人们的斗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示威，烧毁警车，捣毁警署。温妮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她回忆说：
孩子们捡起石头，拿起垃圾桶盖子当盾牌，向机关枪走去。他们并非不知道眼前的危险，但他们还是冒着枪林弹雨向前走去。到处都可以闻到火药味，有很多孩子惨死街头。一批人死了，其他人仍冒着枪林弹雨前进。虽然敌人已经武装到牙齿，但孩子们意志如钢，充满对自由的渴望，他们无所畏惧地用石块对付机关枪。这就是获取自由所要付出的代价。
到6月末流血事件结束时，死亡人数达到了500~1000人，并有1298人被捕。在成千上万的死者中，仅仅有8名白人。7月，黑人教育部部长被迫取消了强制黑人学习南非荷兰语的法令。但国际社会还是谴责了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称：种族隔离政策是“对人类良心与尊严的罪行”，并且赞同“南非人民斗争的合法性”。
事后，政府在报告中将这次惨案归咎于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共产党，但实际上，真正发动这次运动的是一个新兴的组织——黑人觉悟运动组织。
黑人觉悟运动组织始于1969年，当时，纳塔尔大学的一名医学生斯蒂芬·班图·比科奋起反抗南非学生联合会的白人领袖，并组建了完全由黑人组成的南非学生联合组织。这个组织日后成为领导黑人觉悟运动组织的核心。
斯蒂芬·班图·比科出生于1946年，他的成长史是南非当局“奴化教育”失败的活生生的例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友谊、我的爱情、我的教育、我的思维、以及我生活的其他每一个方面均是在隔离发展的框架中塑造和形成的。”
1966年，比科考入纳塔尔大学医学系，但在1972年6月被开除。从此，他成了职业的政治活动家，到处宣扬黑人应“自我主宰，而不是被他人主宰”。比科有一句著名的口号：“黑人是美丽的”，他解释为：“朋友，你很不错，开始抬头看看你这个人”。
由于南非当局坚持认为这次暴动是曼德拉夫人温妮在背后操纵的，所以他们马上拘捕了温妮。一位年轻的官员咄咄逼人地对温妮说：“温妮·曼德拉，你要对此次暴动负完全的责任。”温妮反唇相讥：“你们这些刽子手、杀人犯，居然还有脸说是我们挑起来的暴乱！你为什么不去阻止那些土匪在大街上枪杀我们的孩子？”虽然温妮没有参与此次行动，但她觉得这次运动与自己息息相关。“我们担不起那么多荣誉，”温妮说回忆说，“但是我们不在乎，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多亏了学生们的贡献。”
温妮被关在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里，这里也是她第一次被捕的时候的关押地点。温妮回忆说：
时至今日，我仍然在进行同一场战斗。从我第一次进入这个监狱的时候算起，我的政治目标没有丝毫动摇过。18年后，我的女儿来看我时，我戴着手铐站在那里，情况比以前更糟糕，被剥夺的权利比以前更多。而我女儿的父亲曾经也站在这里，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现在正在罗本岛服刑。或许，这就是政府所谓的“变化”。
1976年12月，温妮终于被无罪释放了，而且她还赢得了6000兰特的诽谤赔偿金。获释后，温妮又义无返顾地加入到为自由而斗争的行业当中，但她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下。
一棵被砍倒的树
索韦托暴乱发生后，温妮在青年学生中的知名度有了很大的提高。1977—1979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温妮已经成为继祖鲁领袖盖夏曼·布特莱奇之后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为了削弱温妮在南非黑人中间的影响力，白人政府决定将她驱逐出约翰内斯堡。
1977年5月，温妮和自己16岁的女儿津齐被流放到奥兰治自由邦的一个叫布兰德福特的小镇上。曼德拉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气愤，他在给津齐的信中写道：“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的妈妈几乎失去了一切。在那里，也许除了做些家务活、农活或者去给别人洗衣服之外，她也找不到什么别的工作了，她将永远在贫困中挣扎。”
布兰德福特是一个典型的阿非里卡人的小镇，当地只有大约2000名白人，其他的都是黑人。此地非常贫困落后，没有卫生间、没有取暖措施、没有自来水。镇子上的人都说索托语，温妮却听不懂这种语言。
温妮将自己的房子称为“我的牢房”，房子周围都是建筑工人倾倒的垃圾，臭气熏天。据温妮回忆说，对津齐来说，这段经历堪称一场噩梦：“对于一个16岁的小女孩来说，这是很难忍受的。作为一个母亲，感到最难受的是：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影响了自己最亲的人。这次致命的打击所留下的伤痕永远无法愈合。我变得比以前更加愤世嫉俗了。”
更加让温妮难以忍受的是，当地警察24小时严密监控着她，周围的邻居被警告不要与她接近。有一次，温妮不过是同邻居说了几句话，有一名男子想要卖鸡给她，最后却差点让她因为参加集会罪被起诉。温妮对《纽约时报》说：“你们见过在哪个国家，鸡的价格也能成为法庭证据吗？”
不过，温妮的适应能力很强，她很快就重拾了斗争的勇气，并和当地的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我闯进了阿非里卡人的王国，置身在这些人中间，我成了黑人运动的化身。我走进那些黑人从来没有进过的商店里；我穿过警察局那道专门供白人行走的大门；在邮局，我站在只供白人使用的柜台前……有时候，警察局里挤满了农场主。我一出现，他们就马上给我让路。这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尊敬我，而是因为他们想让我快点离开。
在超市里，总有一些身材高挑、说南非荷兰语的女顾客。她们一见到我，就马上跑到超市外面等着，一直等到我买完东西才回去。在以前，黑人是不能进超市的，但经过我这么一带头，黑人也到超市来了。后来，我常常故意在超市逗留一两个小时，虽然我要买的也许只是一块肥皂。看到那些白人妇女在外面等我，我感到很开心。
在布兰德福特，温妮建立了许多公共组织和机构，比如日托所、卫生站、自助小组、裁缝班、诊所等。随着越来越多的记者和外交官的来访，各种捐款也越来越多，这些机构的日常开销得以维持。
1977年，在罗本岛的曼德拉收到一个好消息，他和温妮的大女儿泽妮将要和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扎二世的第58个儿子姆兹·达拉明尼结婚。泽妮和达拉明尼是在沃特福德学校认识的，当时的达拉明尼是一个金融家，两人相熟并迅速相恋。
曼德拉把这门婚事视作斯威士兰王子与滕布公主之间的王室联姻。他专门请自己的律师乔治·比佐斯去打听达拉明尼对泽妮的心意，并让他转告达拉明尼，他将要迎娶的是一位公主。
成为斯威士兰的王妃后，泽妮就拥有了外交特权，可以随时去监狱里探望父亲。结婚后不久，他就带着自己的丈夫和6个月大的孩子去探望曼德拉。泽妮入狱这么多年来，曼德拉终于第一次拥抱了自己的女儿。泽妮回忆说：“父亲那天紧紧地抱着我，足足有两分钟，后来还是被狱警粗暴地打断了。然后，他又开始拥抱我的丈夫达拉明尼，还有他的外孙女。父亲将6个月大的外孙女抱在怀里足足有6分钟，之后，他低下头来看着孩子的小脸蛋，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这是我25年来第一次抱小孩。’”
那天，曼德拉还告诉泽妮夫妇：“你们一定要答应我给孩子取名扎兹韦，这样我才能安心。”他让自己的老朋友、73岁的海伦·约瑟夫当孩子的教母；91岁的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莫罗卡当孩子的教父。
1977年，曼德拉与温妮的第二个女儿津齐也16岁了，按照南非当局的法律，探望政治犯的人必须在16岁以上。津齐第一次去罗本岛探望曼德拉，便立刻为父亲的处境感到担忧。但曼德拉却笑着摸了摸津齐的头，安慰她说：“我亲爱的女儿，我还记得你小时候躺在我膝盖上的情景呢，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我们一起开始做梦，然后我便感到无比放松。”
津齐热情奔放，很像她的妈妈温妮。津齐还讲得一口流利法语，她读完中学回到南非后想去法国留学，因南非政府拒发护照，因而不能出国深造。她长期陪伴着孤独的母亲，从十几岁就开始写诗，抒发自己的感情。
后来，《鼓》的老板吉姆·贝利邀请津齐担任他新创办的女性杂志《挚爱》的专栏作家。曼德拉知道此事后，非常高兴。他回了一封长长的信给津齐，不仅鼓励她继续写诗创作，还跟她讨论恋爱中的苦恼等问题。他在信中写道：
我很荣幸地知道，你已经正式成为《挚爱》杂志的专栏作者。在你17岁的年纪，这是一项不小的成绩。约翰内斯堡能为你提供这样一个富有挑战意味的机会，真的是太好了。写作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它可以把你直接推到世界的中心，而要成为第一流的作家，你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追求美好而新颖的主题，简单明了的表达，不可更替的词汇选择。
你告诉我说，为了适应你现在的生活，你正在进行自我调整，设法使自己感到幸福。对此，我非常激动。你说的太对了，孩子，只要你有坚强的意志，你就能把逆境变为顺境，如果不是这样，你妈妈早该变得失魂落魄了。
你说你交了一位男朋友，我对他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很难为你提供恰当的建议。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能找到十全十美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一般来说，只要两个人彼此相爱就足够了，剩下的是互相谅解和互相帮助。坦率而求实的讨论可能使那些微妙的难题迎刃而解。
如果你作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你们的关系依然没有得到改善，那你就毫不迟疑地结束这种关系吧。有一件事你要永远记住，永远不能允许任何人欺负你，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爱你。我回想起我的过去，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试图欺负你们的妈妈。我们都是平等地讨论问题。我不能容忍任何企图欺侮你的人。这样说一说是否会使你稍稍感到轻松些呢？
现在，你的学业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事情，要不惜一切取得英语奖学金。这是妈妈和我所愿意看到的事。
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刻：人们忘记了自己作为人的可贵天赋，忘记了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闪耀着光辉的高尚情操。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时刻：永远充满自信的人开始犹豫不决，潜在的天才看上去还不及平庸之辈，本来强悍有力的男子在危难降临时瘫软得像那蜷缩在壳壁之中毫无生气的水母。当人们说生活并不是玫瑰花园时，说的就是这层意思。
在曼德拉的鼓励下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津齐在1978年出版了她的诗集《黑色如我》。这本诗集受到了艾伦·佩顿等人的好评，还在美国获得了雅努什·科尔恰克文学奖，这是专门奖给描写无私和人类尊严的优秀儿童作品。
翻开这本诗集，在第一页有一首诗叫《一棵被砍倒的树》，这首诗就是津齐描写自己的父亲的：
一棵树被砍倒了
果实散落一地
我号啕大哭
因为，我的家已经失去
那树干，是我的父亲
那枝桠，全靠它支撑
那果实，是他的孩子和爱妻
他们对他珍贵无比
他们该是多么甜美
相亲相爱
可是却都撒落在地
有些离他很远
在土里
那树根
意味着幸福
被切断了与他的联系
“比亲兄弟还亲”的白人狱警
曼德拉在罗本岛上服刑时，有一台简陋的收音机，收听体育赛事的转播。当时，足球比赛是囚犯们最大的快乐源泉。但是，由于实行种族隔离制度，1970年，国际奥委会将南非正式除名，并禁止其会员与南非有任何体育往来。
事实上，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制裁还不光体育这一项。1965年，联合国就宣布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然而，由于资本的趋利性，一些欧洲和美国的大公司在南非有利可图，这种制裁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直到“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才逐步加紧对南非的经济制裁：首先是法国召回驻南非大使，并冻结在南非的投资；接着，北欧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开始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禁止向南非投资和贷款，禁止从南非进口钢铁、煤炭、黄金、纺织品，并中断美国和南非的航线。
1932—1972年的几十年间，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持续高增长，到1980年达592亿兰特，平均7.3年翻一番。直到西方大国对南非的“紧箍咒”逐步受紧，“经济奇迹”难以为继，1970年代末经济减速，198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
而国内外此起彼伏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更让南非当局感到雪上加霜。
1982年4月1日下午，监狱长来到曼德拉的牢房，通知他赶快收拾随身物品，要从这个岛上转移。同样被转移的还有沃尔特·西苏鲁、雷蒙德·穆拉巴、安德鲁·木兰基尼。
暮色中，曼德拉一行人登上了开往开普敦的轮船，缓缓驶离了这个生活了20年的地方。临行前，曼德拉将一封信匆匆塞到白人狱警詹姆斯·格列高里的手里。
这封信是这么写的：
士长格列高里：
20年来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今天结束了。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你，谨向你和你全家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并请接受我最深厚的友情。
纳尔逊·曼德拉
格列高里是看守曼德拉的狱警，他跟曼德拉整整相处了18年。格列高里起初认为，曼德拉是一个“恐怖分子”。渐渐地，他被曼德拉身上自强自尊和深沉含蓄的气质打动了。后来他回忆说：“我那时对他们那些黑人领袖仍持有偏见，认为像政府宣传的那样，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实行多数黑人统治。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曼德拉是位天生的领袖人物，我开始尊敬他。”
曼德拉被列为罗本岛的“头号政治犯”，但他自始至终都很温和。在格列高里记忆中，20年里，他只见曼德拉发过一次火。一次，一个白人狱警讥笑曼德拉，说他是个浪费时间的“黑鬼”。曼德拉极其气愤，他用颤抖的声音狠狠地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会拯救你。”
在看管曼德拉的15个白人狱警里，格列高里与曼德拉关系最融洽。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谈各自的遭遇和各自的家庭。格列高里回忆道：“我们喜欢狱中花园内安静的一角，坐在一棵高大的橡胶树下交谈，互相理解，从不为政治问题争论，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见。”
格列高里也很尊重曼德拉的夫人温妮。有时候，温妮探监时坐下来等曼德拉，格列高里则很诙谐地说：“您的丈夫马上就来。他正在冲澡和刮脸。为了您，他非要打扮得潇洒漂亮不可。希望您不要在意这几分钟的延误。”温妮感到很奇怪，因为从来没有狱警这么和气地对自己说过话。
曼德拉和格列高里的共同不幸遭遇也使两人更接近。1970年，曼德拉的大儿子因车祸不幸身亡。4年以后，格列高里的儿子也死于车祸。这种相同的家庭悲剧使两人经常长时间恳谈。格列高里还抽出时间为曼德拉处理家庭危机。当曼德拉因小儿子马克加索不肯上学而焦急不安时，是格列高里出面硬是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又送他上了大学。而曼德拉这位黑人领袖也成了格列高里儿子的教父。他们把这份感情看作是“比亲兄弟还亲”。
然而，这种不寻常的友谊在白人看守中引起了种种议论。一些人说：“格列高里和他的犯人居然成了好朋友。”格列高里开始承受种族主义者的侮辱。他们中有的称他为“黑人们的情人”，有的则往格列高里家里打匿名电话，甚至有人扬言要在街上打死他。这种种威胁使监狱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甚至不得不为格列高里配备保镖。
曼德拉走后，格列高里也提前退休，回到开普敦郊外的家里。每当回忆起往事，笑容便会在格列高里的脸上洋溢，他会欣慰地说：“我真为曼德拉感到骄傲！他差不多已圆了他的梦了。”
第九章
从“囚犯”到“总统”
在那漫长而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
——纳尔逊·曼德拉
波尔斯穆尔监狱：种了900棵植物
波尔斯穆尔监狱坐落在开普敦一个风景区，北面有斯坦提亚伯格山脉，南面有数百公顷葡萄园。1982年3月，曼德拉等人被带离罗本岛后，就被关进了这里。
曼德拉等4人被安排在监狱的一个顶层公寓里居住，房间里有4张正规的床，床上有床单和毛巾被。对于18年来多数时间都睡在铺着薄席的石头地板上面的他们来说，这是十分奢侈的，就像住进了五星级酒店。
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待遇也和罗本岛不能同日而语。犯人每顿饭可以吃到没有变质的肉和蔬菜；允许看更多的报纸杂志，包括《时代周刊》和《卫报周刊》等；屋顶上还有一条长长的走廊，白天可以在那里休息、散步；曼德拉甚至还有自己单独的书房，可以在那里写信、看书；还有一个调频收音机，曼德拉抱怨：“只能收听南非台而听不到英国广播电台”。
转到新监狱后，曼德拉还和往常一样，早晨4∶30起床，然后在公共房间锻炼一个半小时。每天重复着同样的锻炼内容：跑步、跳绳、仰卧起坐、俯卧撑。同屋的人不喜欢早起，所以曼德拉这些锻炼项目很快使他在牢房里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在波尔斯穆尔监狱，曼德拉发现楼顶上整天都能见阳光，于是在那里开辟一个菜园。曼德拉请求监狱后勤部门给提供了16个大油桶，并让他们把油桶锯成两半，装上潮湿、肥沃的土壤，制成了32个大花盆。
曼德拉回忆说：“我种上了各种蔬菜，如洋葱、茄子、卷心菜、花菜、豆角、菠菜、胡萝卜、黄瓜、球形甘蓝、甜菜、生菜、番茄、辣椒、草莓等。最多时，我在这个小小的农场里种了接近900棵植物，这个菜园远比我在罗本岛上经营的菜园要大得多。”
1984年5月，当局允许曼德拉与夫人进行“接触性”探视了。当有人告诉曼德拉夫人可以和曼德拉单独会面时，她吓了一跳，以为曼德拉可能生病了。曼德拉回忆说：“当时，她来到门口，我们两人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同一个房间，后就彼此相互拥抱在一起。这么多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吻抱我的妻子。算起来，我已经有21年没有碰过我夫人的手了。”
曼德拉等人在监狱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监狱外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正在风起云涌。1980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游击队向3个主煤成油装置投掷了炸弹，一时间火光冲天，50英里以外的天空都被照亮了。《兰德每日邮报》称，南非如今已经陷入“革命战争的状态”。
1981年1月，白人当局的报复行动开始了，在南非总统博塔的授意下，一支军队入侵莫桑比克，袭击了位于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3栋大厦，并杀害了13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曼德拉给坦博写信说：“博塔之所以不惜侵犯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杀害手无寸铁的难民，无非就是想要赢得选举，继续执政。我们的下一次行动将更加彻底。到时候，越来越多的政府支持者会意识到国民党正在把这个国家带向万劫不复。”
白人当局的报复行动还在继续：1981年11月20日，“争取释放曼德拉委员会”的司库、同情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辩护律师格里菲斯·姆曾格被残杀在德班的一个运动场上；1982年8月，积极参与反对种族主义的民主人士鲁思·弗斯特被邮件炸弹炸死；同年，南非又派人袭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马塞卢的秘密据点，共有42人被害。
1984年10月，图图大主教被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授予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表彰其用非暴力方式反对南非当局种族歧视政策的斗争，这对身在监狱的曼德拉和全体黑人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图图大主教能言善道，1984年冬天，他在美国纽约的一次宗教仪式上演讲时说：“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黑人）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到我们睁开眼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
南非的白人当局开始渐渐意识到：一味地靠暴力维系种族隔离已经是穷途末路，这样下去，政府早晚有一天会垮台。只有向黑人做出一些“善意”的姿态，才能打破目前的僵局。
从1984年开始，曼德拉被允许接受一些记者的采访。当年8月，《兰德每日邮报》的记者本杰明·波格伦采访了曼德拉，但这次采访未允许报道。10月，开普敦大学的教授凡德尔·马尔韦拜访了曼德拉。在两人交谈的过程中，凡德尔·马尔韦问曼德拉：“你是基督教徒吗？”曼德拉回答道：“当然是！”离开监狱时，凡德尔·马尔韦深受鼓舞，他说：“这个人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狱参政，并成为政府一员，我们要为之祈祷。”
1985年，美国乔治城大学的萨姆·达什教授拜访了曼德拉，他是第一个获准访问并会见曼德拉的美国人。他回忆这次见面过程时说：
纳尔逊·曼德拉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看上去远远没有66岁。他穿着一身得体的卡其色衣服，而不是规定的囚服，精力充沛，身体健康，信心满满，而且气质高贵，这和监狱的气氛很不协调。我觉得自己面对的并不是什么游击队员或者激进分子，而是一位国家元首。
会谈一开始，曼德拉就显示出他对时事的渊博知识，这与他多年的囚禁生活似乎很不相称。他先是祝贺我曾在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任首席律师，并评论了我刚刚参加过的那个刑法讨论会。他对日内瓦的军备谈判非常有兴趣，也滔滔不绝地谈论了一番。
谈到南非问题时，曼德拉操着标准的英式英语抨击政府承诺的改革，包括废除通婚法。他说：“你可能认为这无关痛痒。坦白地说，是否能与白人女性结婚或是与白人在一个游泳池游泳并不是我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他还说：“我已经做好准备努力改善国家的现状，并就将权力移交给全体南非人民进行谈判。”
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是分不开的
1980年，《约翰内斯堡星期天邮报》发表了一则以“释放曼德拉”为标题的新闻报道。这则新闻引起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该释放曼德拉的大讨论。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曼德拉就已经成为“全球最著名的囚犯”，也是最著名的反种族隔离斗士，国际上呼吁“释放曼德拉”的呼声越来越高：
1981年，有人将法国1.7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送到巴黎的南非大使馆，要求释放曼德拉；
1982年，1400个欧洲城市的市长联名要求释放曼德拉；
到8月份，53个国家的2000名市长联名要求释放曼德拉；
1983年，荷兰国会要求荷兰政府敦促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所有政治犯；
在英国，78名议会议员要求释放曼德拉；
1984年，美国135名众议员提交决议，呼吁释放曼德拉；
1985年，英国50多名市长身着礼服，游行穿过伦敦，要求英国首相采取措施以保证曼德拉得以释放……
在此期间，众多组织还授予了曼德拉不计其数的奖状和荣誉：
1973年，利兹大学的一名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核粒子，并将其命名为“曼德拉粒子”；
第一个对南非事实经济制裁的印度，授予曼德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国际理解奖”；
1983年，南非联合国大使馆前的纽约广场被命名为“纳尔逊·曼德拉和温妮·曼德拉广场”；
1984年，英国流行乐团“特别AKA”乐队发行了名为“释放曼德拉”的唱片……
南非总统博塔坐不住了，他此刻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对此有所回应。在博塔访问欧洲期间，德国右翼领导人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向他提议说，只要曼德拉承诺放弃暴力活动，就可以释放他。此一提议得到了博塔的认可，回来后，他告诉内阁说：“如果曼德拉拒绝了，那么全世界都会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肯释放他。”
1985年1月31日，博塔总统在南非议会宣布：
如果曼德拉先生作出保证，以后不再策划和参与暴力活动，政府就会释放他。但是，如果他再采取暴力活动，他将会再次被捕。因此，曼德拉先生的自由现在在他自己手里，而不是在政府手里。政府要求他无条件放弃暴力这一政治手段，是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遵守的准则。
温妮在律师的陪同下，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曼德拉，曼德拉决心要做一次公开的回应。当天晚上，他精心准备了一份演讲稿，名为“告南非同胞书”，明确表达了他对博塔总统讲话的看法，并呼吁民众发动规模更为广泛的斗争行动。
1985年2月10日，南非民众在索维托里亚布拉尼体育场召开有7000人参加的集会，以庆祝图图大教主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的女儿津齐也来到了现场，并当众宣读了曼德拉的“告南非同胞书”：
我的父亲不仅代表他自己，代表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同志们，并且他希望代表所有那些因反抗种族隔离而被判刑、流放、监禁的人，以及代表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遭受折磨的人，代表那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代表那些被压迫、被奴役的人。在我们的斗争中，总有一些浑水摸鱼分子，他们自称是在为民谋利，并且以此到处炫耀，其实他们一文不值。我的父亲和他的同志们跟这种人没有共同之处。
我的父亲说：“我以前是、现在是、将来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对于我来说，奥利弗·坦博是我的良师益友。这50年来，他是我最伟大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想要我获取自由，那么，奥利弗·坦博更是如此。我知道，为了我的自由，他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
“我非常渴望获得自由，但我更加关心你们的自由。从我进监狱的那天开始，死去的人太多了，为自由而牺牲的人太多了。面对那些失去了儿子和丈夫的妻子和母亲时，我深深感到自己有罪。在这漫长、孤单的岁月里，经受磨难的不只我一个。我和你们一样热爱生活。但是，我不能为了自己的自由而舍弃你们的自由。
“在我的人民还没有获得合法地位时，政府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既然我可以随时被逮捕，那我还有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的妻子被流放到布兰德福特时，我的家庭又有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只有拿上通行证才能找到工作时，我拥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讨价还价，政府又怎么会跟囚犯进行一次公平的谈判呢？当我和你们，我的人民，还没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会提供任何承诺。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是分不开的。我迟早会回来的！”
这是20多年来人们首次听到曼德拉的声音，直接表明了他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共进退的立场。津齐的演说结束后，广场上大部分的人都受到了震撼，许多人泪流满面地离开。坦博对演讲的效果非常满意，他写信给曼德拉说：“充满睿智、振奋人心的话语在民众中广为传播，它吹响了团结一致的号角，并显示出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的世界里，即将开始一场变革。”
津齐也因为代表父亲宣读公开信而成了世界新闻的头条人物，她回忆说：
当时的演说是在索维托里亚布拉尼体育场进行的，当时我父亲只能派我去，因为我那时候还默默无名。母亲几乎24小时被人监视，轻易不能前往会场。但她最后还是来了，她化了装，混在骚动的人群中，但我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了她，母亲的到来给我很大的鼓舞。站在台上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我强忍着泪水读着父亲亲笔写的字句。也许你们不知道，读完这封信对我来说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因为我一旦读了这封信，就意味着本来可以出狱的父亲，重新呼吸自由空气的一天将再次变得遥遥无期。而对于我来说，本来可以一家团聚的，而现在只剩下了漫长的等待。但我不能把自己的担心表现出来，我只能无条件地支持他，因为我相信我父亲的选择永远是对的。
与“鳄鱼”的谈判
1985年底，67岁的曼德拉在沃尔克医院的体检中，被查出前列腺肥大。对于一个6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是非常常见的疾病，但泌尿科医生威廉姆·劳布舍尔坚持要求动手术。
在手术的前一天，曼德拉的病床前来了一位特殊的探视者——南非司法部长科比·库切。曼德拉像主人欢迎老朋友一样问候科比·库切，让他大为惊讶。日后，科比·库切回忆说：“我第一眼看到他，马上意识到，这个人天生就是领袖。他谦虚绅士，彬彬有礼，医务人员都很喜欢他。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个囚犯，却对他十分尊敬。他显然主宰着周围的一切。”
曼德拉出院后，并没有回到波尔斯穆尔监狱顶楼那的那间4人牢房，而是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囚室。这并不是对他的惩罚，而是朝释放他迈出的第一步，目的是方便政府秘密保持与曼德拉接触。曼德拉的朋友阿米纳·卡查利亚来监狱探望他时，感到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有一种感觉，改变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必须要承担起责任，并尝试取得突破。他意识到有一天他将出狱，有机会亲自实现民主。这便是他行动起来的原因。”
曼德拉有了一个做伴的看守，叫克里斯托·布兰德。布兰德是一个单纯、善良的白人，从小就对曼德拉崇拜有加。两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布兰德更是把曼德拉当成父亲看待。布兰德的儿子出生后，他偷偷地将其带到监狱来，让曼德拉跟孩子玩耍。
1988年，世界范围内举行了很多活动，庆祝曼德拉的70岁生日。6月，英国广播电台策划了一场名为“70岁的自由”的演唱会，约7.2万人涌入伦敦的温布利体育场参加了这场盛会。观众和多位世界级的艺术家一起合唱《释放纳尔逊·曼德拉》的歌，其中有惠特尼·休斯顿和亨瑞·贝拉方特。卡特拉达在狱中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除了上帝的生日，没有谁的生日像纳尔逊的70大寿这般受到这么多人的庆祝，你难道不感到震撼吗？”
同年，博塔总统召见南非国家情报局局长尼尔·巴纳德，对他说：“巴纳德先生，我想要你现在去见曼德拉先生，看看我们能不能跟曼德拉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找到一条和解之路。搞清曼德拉对于共产主义持什么观点，然后设法获悉曼德拉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对和解是不是感兴趣。”
尼尔·巴纳德原来是奥兰治大学的一位政治学讲师，在学校时被誉为天才。后来，博塔总统招聘他为国家情报机构的最高负责人。此人身材高大粗壮，思维清晰，堪称南非政府“第一能吏”。
尼尔·巴纳德同曼德拉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波尔斯穆尔监狱的监狱长办公室。当他第一次见到曼德拉时，几乎和科比·库切一样吃惊。他回忆说：“曼德拉先生进门后，我就马上感到，此人虽然身穿囚服，但他有一股不可侵犯的威严，人格魅力不容小觑。”
此次会面，两人并没有就和解做深入的探讨，因为尼尔·巴纳德觉得在这种场合下谈判，是对曼德拉的不尊重。他解释说：“让身穿着囚服的人来讨论国家的前途，这显然让人无法接受。我决定再安排一次会面，让曼德拉穿着符合其人格尊严的服装来。”
第二次见面，是在波尔斯穆尔监狱长威利·威廉斯的家中。那天，曼德拉穿着平整的西服，来到威利·威廉斯家出席晚餐。在这次会面中，两人在桌上谈了一个多小时。尼尔·巴纳德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要为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负责，并且必须放弃暴力斗争。
曼德拉反驳说，暴力事件应该由政府负责，因为政府堵死了和平请愿的道路，被压迫者们只能选择暴力斗争。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放弃暴力的主动权在政府一方。
此次会谈结束后，曼德拉并没有回到波尔斯穆尔监狱，而是被送往帕尔镇的维克托·弗斯特监狱。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回曼德拉没有住在囚室，而是被带到一所宽敞的房子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平房，墙面被粉刷得雪白，还有宽敞的花园和游泳池。曼德拉还拥有了一名私人厨师——杰克·斯瓦特。他的职责是为曼德拉做饭，并接访来宾，打扫卫生。
在这里，曼德拉还被允许会见那些还在监狱的同志，商议如何进一步和政府谈判。有一位名叫托克尤·塞克斯维尔的“民族之矛”的成员第一次同曼德拉见面时，看到他生活在如此舒适的环境里，竟误以为曼德拉已经变节了。他回忆说：“我看到，纳尔逊的房间里有台电视机，这已经够糟糕了，后来我又看到一台。两台电视机！我觉得，这是确凿的证据，他已经在敌人的糖衣炮弹前变节投敌了！”
曼德拉笑着向他解释说：“另一台机器不是电视机，而是微波炉。”说着，他端来一杯水，把杯子放到微波炉里，按下按钮。过了一会儿，曼德拉从里面取出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
在此期间，曼德拉同尼尔·巴纳德又进行了好几轮谈判。终于到1989年3月，尼尔·巴纳德向博塔总统转交了曼德拉的一封信。在信中，曼德拉指出，唯一能够让南非实现和平稳定的途径，就是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他说：“南非属于一切居住在南非的全体公民，没有黑人和白人之分。黑人是非洲人，白人也是非洲人，南非不但需要多数民族的黑人，也需要少数民族的白人。”
1989年7月5日，博塔总统决定同曼德拉见面，他们将这次见面定义为“礼节性拜访”。博塔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坚定倡导者，此人脾气火爆，有“大鳄鱼”之称，南非黑人民众将他视为白人种族统治的象征。
在与博塔总统会面之前，曼德拉起草了一份政治声明，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暴力的看法，这就是后来被称为“5000字备忘录”的文件。他在声明中这样说道：
现在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了，政府目前面临的问题，并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放弃暴力斗争，而是政府还没有准备好将权利还给黑人。它仍然执着于白人统治，所以，它只能容忍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俯首称臣的黑人，而不能容忍那些起来反抗的黑人。
这才是政府拒绝与我们对话的真正原因：它要求我们解除自己的武装，但它却可以继续运用暴力来对付我们。
当天上午，南非监狱管理局局长亲自来接曼德拉，驱车来到开普敦的总统官邸。促进这次会面的情报局局长尼尔·巴纳德和司法部部长科比·库切正在总统办公室外面等候着。当曼德拉准备进入总统办公室时，尼尔·巴纳德忽然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动作：他跪在曼德拉面前，替他系好了鞋带。
尼尔·巴纳德敲了敲总统办公室的门，然后推门而入。曼德拉回忆这一历史性时刻时说：
博塔从他的豪华办公室对面朝我走来。显然，他事先已经对自己的步幅作过演练，因为我们正好到达屋子中间的时候走到了一起。他向我伸出手，脸上笑容可掬，事实上，从这一刻起，我就完全放松了下来。他客气、谦恭而友好，显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在交谈的过程中，曼德拉请求他释放沃尔特·西苏鲁，原因是西苏鲁身体不佳，应该早日获释。博塔听后，马上对尼尔·巴纳德说：“巴纳德博士，你清楚这个问题。我以为你已经向曼德拉先生解释过了。不过，我认为，我们一定得帮助他。我看这事必须解决，由你来处理。”尼尔·巴纳德马上说：“好的，总统先生。”
会谈结束后，曼德拉和博塔两人发布了一个声明，声明提出两人“坚决支持南非的和平发展”。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有可能和政府通过会谈达到和解，沃尔特·西苏鲁等7名政治犯也有可能被无罪释放。
然而，让曼德拉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会谈后的一个月，博塔总统居然因病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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