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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民国是个人才辈出，名人闪耀的时代。那个历史时期，不但孕育了众多可敬可叹的文人大师，更是诞生了让后人敬仰乃至膜拜的两个文化旗手鲁迅与胡适。
他们对爱情、知识都充满着渴望，对人类的苦难充满着痛彻肺腑的怜悯；
他们都来自文化圣地，交往频繁，并且留学西洋；
他们都从旧社会走来，同样娶过小脚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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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陶方宣
中国作协会员。出生于安徽，居住于上海。曾任政府机关公务员多年，现为专业编剧、作家。已出版《今生今世张爱玲》《霓裳张爱玲》《沈从文：湘西之蛊》等各类作品近二十部，部分作品在香港出版，发行海外。创作有长篇电视连续剧《江郎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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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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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平与上海
1.像凤姐一样华丽登场
2.开天辟地
3.抄碑帖的绍兴师爷
4.圣人出，黄河清
5.X型的交叉点
6.八道湾的蜜月期
7.一个像米饭，一个是中药
8.书来信往
9.莫名的不信任感
10.杂文创作的母题
11.痛打落水狗
12.问题男人和新好男人
13.向左转与向右转
14.开除胡适
15.英雄所见略同
16.在革命的战车上
17.一对似是而非的师生
18.“卖身投靠”
第二章 留美与留日
1.时来运转的“三先生”
2.愁容满面的县太爷
3.可怜的小寡妇
4.最初的分歧
5.乌毡帽、乌桕树、乌篷船
6.葫芦僧办了桩葫芦案
7.在甫皇庄讨饭的小叫花子
8.十八岁出门远行
9.相逢的全是革命家
10.假设胡适去了日本
11.弃农从文
12.东市易宫衣，西市问新制
13.“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第三章 西装与小脚
1.骗婚
2.古井无波
3.名叫许广平的女生
4.月亮、太阳和黑夜
5.我也是鲁迅先生的遗物
6.挣不断的红丝线
7.廿七岁老新郎
8.那个属虎的女人
9.一地凋零的心
10.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11.守在你必经的路旁
第四章神坛与祭坛
1. 忽值山河改
2.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3.批胡适、打死狗
4.发疯的发疯、自杀的自杀
5.走上神坛
6.宿敌与挚友
7.从周令飞到周馨
8.天生长着一身反骨
9.归去来兮
10.睾丸一样的岛屿
11.没有人是一个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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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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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北平与上海
“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胡适
1.像凤姐一样华丽登场
胡适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出场有点像凤姐在《红楼梦》中的出场，一样的先声夺人，当然也一样的光彩照人。
一九一九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年代，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渐入高潮。如同男女做爱，经过诱惑、接吻、抚摸、动情以后，热血沸腾，激情喷涌，最后攀上欢乐的巅峰。这样的比喻可能有点粗俗，但是意思没有错。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它是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大变革、大震荡、大决裂。
官方意义上的“五四运动”，只是在某个节点上一次特殊的行动。在后来中国式思维中，这场从思想到文化的伟大复兴被简化成为狭窄的爱国运动，甚至连科学与民主也丢掉，却单单将“五四运动”突出出来，提升为一场爱国运动。但是这一点不妨碍一九一九年在中国的摧枯拉朽，真正的摧枯拉朽，夹杂着电闪雷鸣，冲刷着积淀在中国大地上的封建尘埃。从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六十年，庚子赔款让一大批学生奔赴海外留学，完全有别于东方专制的海洋文明让中国人目不暇接，目瞪口呆。国门既已打开，再也无法关闭，从太平洋上吹来的飓风呼啸而入，霉味扑鼻的中国老宅里飞沙走石风雨飘摇。这是从未有过的激情与碰撞，新文化运动便一呼百应，应运而生，干柴早已预备，只一点点火星它便马上烈焰腾空。已发生的一切肯定是水到渠成应运而生，一旦逆运，它便不可能发生，这是天地定律。
虽然后世对那场运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一代全新的人群已经在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迅速成长，长成有思想有头脑的热血青年。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偶然事件，但是历史就是由一连串的偶然演变而成，它之所以这样走而不是那样走，肯定不是偶然，偶然在这里就是历史的必然。
谁也没有想到，历史的重任会落在一个从徽州深山里走出来的清秀学生身上。那是一九一零年九月，二十岁的胡适抵达美国纽约，他是二期“庚款”留美生。对胡适来说，从上海到海上，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美国民主、自由之文化精神与古老国度的文明传统激烈碰撞，一代全新的民国文化人正在脱颖而出，他们将主宰未来中国的精神之舵，这其中就有他，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青衣书生。这是命中注定要发生的事。
一进入美国，胡适马上便成为美国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一切似乎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那一年正好是美国大选年，各政党的政治集会遍地开花，美国民众也积极参与，热情高涨。胡适全身心投入，佩戴一枚象征着支持老罗斯福的大角野牛襟章，兴奋得跑来跑去。在美国的几年，胡适脱胎换骨，他迫切想将这里先进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去，改变腐朽、没落的祖国。在他看来，只有打开国门兼收并蓄，这个民族才会强大，才会有全新的未来。大洋上的海风吹进了胡适有点迂腐的头脑，美国精神正一点一滴融进他的骨肉，中国走到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民族传统的根基，现代文明的坐标，东西文化的激烈碰撞，造就了学者胡适。七年后，一代大师终于迎来了一个属于他的全新时代。
这一天应该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开始，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划时代的文字仿佛一枚重磅炸弹，让一潭死水般的中国顿时狂飙突起。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胡适成为北京大学教授，一时万众注目，成为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这时候陈独秀趁热打铁，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高高举起了“文学革命论”的大旗。仿佛为他们的文学主张作注脚，鲁迅在翌年发表了不朽的巨著《狂人日记》，一把“大火”冲天而起，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熊熊燃烧起来。历史在这里翻开这全新的一页，这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历史选择了胡适、陈独秀乃至鲁迅，也是命中注定的选择。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就在于它的理所当然和独一无二。
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在当时是大势所趋，新文化运动的异军突起其实是有着漫长的思想铺垫从根源上来说，新文化运动从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的洋务运动就已经开始，鸦片战争使中国被动地打开了国门。西风劲吹之后，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东西方存在的巨大差距，也清楚地知道中国落后在哪里。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人性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甚至可以说，落后就没有生存的理由，当然风靡一时的《天演论》佐证了这一点。一大批忧国忧民之士掀起了洋务运动，他们创办新式教育、新型企业，试图增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改变中国人长期被动的落后挨打的局面。经过近百年的漫长积累，洋务运动几兴几衰进展缓慢。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形象，仅仅从实业层面改变成效低微，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定要触及体制与文化民国以后的思潮涌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水到渠成，用胡适的话说，全都是被逼上梁山。
2.开天辟地
新文化运动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样的大事件往往从偶然的小事引发“文学革命”的起因是一个怪人钟文鳌。钟文鳌当时在一个专门给留美官费生按月寄生活费的机构供职，他提出一项“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的主张。在给留学生寄支票时，他总会在信中夹寄他自制的宣传单，诸如“不满25岁不娶妻”、“多种树，种树有益”，等等，“废除汉字、取用字母”也是其中一条。胡适看到很生气，写信把钟文鳌奚落了一顿：“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信发出后他很后悔，不该如此斥责人家。像钟文鳌这样不配谈文字改革的尚在谈论汉字改革，而像自己这样配谈文字改革的人更应该谈一谈。他也感到这个问题看起来只是小问题，但是它涉及文化传播，它深刻影响到中国人的心理人格与精神重建。这年八月，他花了三天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也就是说，胡适在当时不仅不赞成废除汉字，他连文言的废除都是反对的，而反对的理由相当充分。胡适认为：“只要改变了教授方法，汉文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胡适的文章到此而止，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文学革命”，“他底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在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引人入胜的在于胡适总结出汉文教授方法的四大弊端：
一，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
二，汉文乃是视官的文字，非听官的文字。
三，吾国文本有文法，但古来从未以文法教授国文。
四，吾国向不用文字符号，致文字不易普及；而文法之不讲，亦未始不由于此。
这四大弊端中的后三项都没有什么意义，关键的是第一条：白话是活文字，文言是死文字，这就是使胡适赖以成名的“新思想”中的核心部分。他后来的“文学革命”理论，全都是从这里发展、衍化而来。在《四十自述》中他说：“这时候我已经承认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那个夏天，任叔永鸿隽、梅觐庄光迪、杨杏佛铨、唐擘黄钺都在绮色佳过夏，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这是一个大转变。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
胡适反感启用字母，但是他也感到在西风渐进的形势下，汉文（当时指文言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当时的文言文只出现在书面语中，而在生活中，大家都使用一种口头白话语，胡适认为的“活文字”，是日用语言文字，即白话文。全新的时代全新的思想必得由一种全新的语言来传播，改良文言文命题由此而出，切入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之旋涡中心，“文学革命”的主张变得越来越清晰。
历史的脚步从来都是在强烈的反对中迈出，“文学革命”的主张遭到各方强烈反对，这自然毫不奇怪。别人就不说了，首先是胡适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不能接受，从口水仗到笔墨仗，官司一打再打。他的好朋友、康奈尔大学化学系同学任鸿隽甚至讽刺他：“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胡适不为所动，在他眼里，“文学革命”只是他一系列变革的出发点，他看得很清楚，也很高远：“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和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换句话说，所谓‘文学革命’，就是用白话文替代古文的革命。”
“文学革命”的提出让胡适在美国留学生圈子中受到广泛炮轰，《文学改良刍议》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后，大家议论了一番，最后渐渐沉寂。正在此时，由绩溪老乡汪孟邹的牵线搭桥，胡适与安徽老乡陈独秀结识。几番书来信往，胡适认定陈独秀是同志。不久，陈独秀来信约稿，要他“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这时一九一七年已悄然而至，《文学改良刍议》重新在《新青年》上发表，胡适在文中对“新文学”提出了著名的“八不主义”：
“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四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与胡适的小心谨慎相比，陈独秀则更加激进，他不仅完全赞同胡适在“刍议”中的改良“八不主义”，进而提出革命“三大主义”：
“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曰：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写到此似乎还意犹未尽，旗帜鲜明地表白：“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两面文学大旗呼啦啦亮出迎风招展，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正在中国人精神深处徐徐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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