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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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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通史》书稿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952年的历史，并打破了以往讲历史只讲政治史的局限，侧重与经济、文化发张状况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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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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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通史》书稿从重庆历史实际出发，以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为主题，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系统地反映了从公元前200万年的巫山人到公元1952年，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朝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进的重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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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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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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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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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
出版说明
重庆史是中国史，也是世界史——重庆史研究的方向和条件（代再版前言）周勇1
第一卷 古代史
（公元前200万年至公元1875年）
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先巴文化
第一节 重庆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 古人类的活动
第三节 古史传说与先巴文化
第二章 巴族与巴国
第一节 巴国的政治与军事
一、巴国的建立与发展
二、巴国的疆域变迁
三、巴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
四、巴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五、巴国的灭亡
第二节 巴地诸族
一、濮人
二、人（板楯蛮）
三、苴人
四、蜑人
第三节 巴国社会经济
一、农业与渔猎
二、手工业
三、城市、商业与交通
第四节 巴文化
一、神话、宗教与巫术
二、文学艺术
三、语言文字
四、巴人的社会生活
第三章 巴渝地区的初步发展
第一节 秦举巴蜀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巴渝经济
第三节 江州城的兴筑与扩展
第四章 巴渝地区的社会动荡
第一节 东汉晚期的阶级压迫与农民起义
第二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一、政权的频繁更迭二、政区的纷繁变动
第三节 巴渝地区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巴渝诸州（郡）
第一节 区域的建置与开发一、区域建置二、区域开发
第二节 政治与社会
第六章 巴渝社会的初步繁荣
第一节 两宋时期的政区建置
第二节 少数民族区域的发展
第三节 宋代经济的兴盛
一、农业
二、手工业
三、商业
第四节 重庆城市与区域城镇的发展
第七章 宋元战争与元代重庆
第一节 彭大雅、余玠时期的抗蒙斗争
一、南宋晚期的四川形势
二、彭大雅建司重庆与筑重庆城
三、余玠领导的抗击蒙古的斗争
第二节 王坚、张珏时期的抗击蒙元的斗争
一、钓鱼城之战
二、后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沿江诸城争夺战
第三节 元代重庆的政治与经济
第八章 明玉珍与大夏政权
第一节 明玉珍入川与大夏国的建立
第二节 大夏政权的政治与社会经济
第九章 明清时期的重庆——区域中心的形成
第一节 明代政治与民族关系
一、政区建置与土司制度
二、杨应龙之乱与奢、安之乱
三、张献忠攻占重庆及抗清斗争
第二节 清代的政区与政治
一、巴渝政区
二、改土归流
第三节 区域经济的波浪式发展
第四节 川江航运与转口贸易
第五节 川东商业都会
第六节 城郊手工业
第七节 城市社会
第八节 区域人口与城市人口
第十章 古代文化
第一节 教育
第二节 文学艺术
一、诗歌
二、石刻艺术
三、绘画与戏剧
第三节 民俗
一、巫术与祭祀
二、民居
第二卷 近代史（上）
（1876年至1918年）
第一章 重庆开埠
第一节 英国势力的伸入
一、英国对中国西部市场的觊觎
二、中英《烟台条约》——英国夺取“驻寓”重庆的特权
第二节 重庆被迫开埠
一、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英国强迫重庆开埠
二、中日《马关条约》——日本强迫重庆开埠第二章西方政治势力的入侵
第二章西方政治势力的入侵
第一节 各国领事馆的建立
一、各国领事馆的建立
二、各国领事馆与重庆地方政府的勾结
第二节 租界和租借地的建立
一、王家沱日本租界的建立
二、打枪坝各国租借地的建立
第三节 外国教会势力的扩展
一、西方宗教的广泛传播
二、教会的侵略活动及其特点
第三章 西方势力对重庆的经济侵略
第一节 西方势力对重庆海关、川江航运权、路矿权的控制
一、西方势力对重庆海关的控制
二、西方势力对川江航运权的掠夺
三、西方势力大肆攫取路矿权
第二节 西方势力对重庆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
一、西方势力对重庆的商品输出
二、西方势力对重庆的资本输出
第四章 近代重庆的第三产业——商业
第一节 开埠时期的重庆商业贸易
一、 开埠前重庆的商业贸易
二、 开埠初期的对外贸易
三、 三、开埠前后重庆进出口贸易的意义
第二节 近代重庆商业中心的形成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市场商品结构
三、商品流通渠道
四、完整的市场体系逐渐形成
五、商业组织和商品活动的近代化
第五章 近代重庆的第三产业——金融业
第一节 货币的初步统一和近代货币的出现
第二节 金融组织的演变
一、票号的膨胀和衰落
二、钱庄的产生和迅速发展
三、银行成为金融业的主体
四、其他金融机构的兴办
第三节 金融业的联合
第六章 近代重庆的第三产业——交通业
第一节 以重庆为中心的川江航运体系
一、传统的木船运输业
二、轮船运输业的兴起与发展
第二节 近代重庆陆路交通及航空业的初步发展
一、民间传统陆路运输组织
二、公路的初筑与汽车运输的出现
三、航空的发端和铁路的拟议
第七章 近代重庆的第二产业——近代工业
第一节 近代重庆工业的创立和初步发展
一、新兴的城市工场手工业
二、微弱的机器大工业
第二节 近代重庆工业初创时期的特征
一、近代重庆工业的产生是帝国主义资本侵略的直接结果
二、近代重庆工业资本来源多样化，以民族资本中的商业、金融资本为主
三、近代重庆工业资本的投向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和出口加工工业
四、近代重庆工业生产水平较低，以工场手工业为主
五、近代重庆工业在四川居于突出的地位,但滞后于商业的发展，在全国居于后列
第八章 近代重庆城乡经济关系
第一节 近代城乡关系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重庆腹地的演变及其特征
第三节 重庆城市经济对腹地的凝聚与辐射
一、个案分析一：重庆城市对乡村的凝聚——城市粮食供应
二、个案分析二：重庆城市对乡村的凝聚——山货供应
三、个案分析三：重庆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工业品销售
第九章 近代重庆农村经济及其变动
第一节 重庆地区农村自然经济的初步解体
一、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
二、农村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第二节 近代重庆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滋长及特点
第三节 农村封建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继续保持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保持
二、地租剥削的继续加重
三、商业高利贷剥削的加强
第十章 城市社会经济组织
第一节 城市行帮与行会
一、行帮
二、行会
三、重庆行帮、行会的特点
第二节 移民社会组织
一、移民与商行
二、移民与会馆
第三节 商会和社团
一、商会的成立
二、商会的活动
第十一章 重庆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第一节 重庆教案
一、第一次重庆教案
二、第二次重庆教案
第二节 余栋臣反帝武装起义
一、大足人民打教斗争的兴起
二、余栋臣第一次武装起义
三、余栋臣第二次武装起义
第三节 重庆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第十二 章维新思潮与改良运动
第一节 维新思潮的传播
一、宋育仁和《渝报》的创办
二、《渝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倾向及其特点
三、重庆维新运动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
第二节 重庆总商会
一、重庆总商会的建立
二、《重庆商会公报》与重庆总商会的政治、经济倾向
第三节 重庆绅商收回矿权的斗争
一、重庆绅商开展收回矿权的斗争
二、重庆绅商收回江北厅矿权
第十三章 民主革命的酝酿
第一节 邹容和《革命军》
一、邹容的成长
二、《革命军》的发表
三、邹容和“苏报案”
第二节 同盟会重庆支部的建立
一、公强会的成立
二、卞鼒和《重庆日报》
三、同盟会重庆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第三节 重庆保路运动
一、重庆在帝国主义争夺四川铁路计划中的重要地位
二、自办川汉铁路与征收路款
三、重庆保路风潮
第十四 章重庆辛亥革命
第一节 重庆独立和蜀军政府的成立
一、同盟会重庆支部领导反对端方、岑春煊入川的斗争
二、同盟会重庆支部筹备重庆独立
三、蜀军政府的成立
第二节 蜀军政府的内外政策及主要活动
一、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
二、对内方针和对外政策
三、经济和宣传文教活动
四、军事行动
五、川东南57州县响应蜀军政府
第三节 重庆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重庆蜀军政府和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合并
二、重庆镇抚府的建立与撤销
第十五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在重庆的最后斗争
第一节 讨袁讨胡战争
一、蜀军的建立
二、胡景伊对革命党人的疯狂镇压
三、重庆独立及讨袁讨胡战争
第二节 护国、护法战争与革命党人的最后抗争
一、护国战争的进行
二、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护法战争
第十六章 重庆传统文化的近代变迁
第一节 教育
一、传统教育的式微
二、新式学堂的兴起
第二节 新闻出版
一、新闻报刊问世
二、出版印刷概况
第三节文学艺术
一、新旧交替时期的文学
二、艺术概览
第四节史学
一、张森楷的史学著述
二、地方志的突破
第五节民俗
一、生活习俗
二、礼仪习俗
三、岁时习俗
四、方言
第十七章 近代重庆文化的新因素
第一节 科学技术
一、应用科技的出现
二、科技教育的从无到有
第二节 西方文化的传入及其影响
一、西方文化势力的进入
二、西方文化的传播
三、西方文化的影响
第二册
第三卷 近代史（下）
（1919年至1952年）
第一章 “五四”时期重庆的社会变化
第一节“五四”前后重庆的军阀混战
一、“五四”前夕的四川军阀割据
二、“五四”前后的军阀混战
三、重庆民众遭受的战祸之灾
第二节 “五四”时期重庆民众的觉醒
一、学生运动蓬勃发展
二、爱国斗争掀起高潮
三、勤工俭学寻求救国之路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对重庆的影响
一、科学与民主思想传入重庆
二、新文化思想的广泛传播
三、马克思主义传入重庆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的成立
一、四川各地团组织的分散活动
二、重庆团地委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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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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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地理环境重庆市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地处长江上游；城区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全市范围介于北纬28°22′至32°13′，东经105°17′至110°11′之间；东西相距470公里，南北相距450公里。全市面积82400平方公里，人口1996年为3022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67人。重庆地区具有复杂多样的地形，热量丰富，降水充沛，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纵贯全境的长江、嘉陵江、乌江及支流，丰富的煤、天然气等非金属矿产资源，为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重庆地处川东平行岭谷区，其西部处川中方山丘陵、川东平行岭谷和川南边缘山地的交接地带，地貌特征很有特点。地形大势从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逐级降低。南部有七曜山、武陵山、金佛山、黑山、石壕山等山脉，海拔高度为800米到2200米，沿江一带则降至海拔120米到300米。东北部地区以中山为主，其山脉有大巴山、巫山等，海拔高度为1000米到2600米，由北向南逐渐降低，与中北部的低山相接。中北部地区以背斜构造低山为主，多呈东北—南北向，并向西突出成弧状的平行排列，从东至西有方斗山、黄草山、南华山、明月山、铜锣山、华蓥山、中梁山、缙云山、云雾山、巴岳山和箕山，这些山脉大都呈“一山一岭”或“一山一槽两岭”的地貌组合形态，海拔高度由北向南逐级降低。这种南北高、中间低的地形不但影响着重庆地区的气候特征，产生河谷气候效应，而且影响着江河的流向，有利于东西之间的水上交通，不利于南北间的陆上联系。重庆地区地貌复杂多样，以丘陵、低山为主，平坝较少。丘陵多分布在西部和中部，平坝主要分布在长江和嘉陵江两岸及其支流交汇处，山地多分布在南部和北部。这种地貌使得重庆地区的区域开发呈阶段性，沿河流溯源而上，先中部，再西部和北端，最后是南北部山区。同时重庆地区的区域差异很大，西部为川中方山丘陵地带的一部分，中部和东部为川东平行岭谷区，南部则为贵州高原的边缘地带。重庆境内长江支流众多，除嘉陵江、乌江外，尚有涪江、渠江、綦江、濑溪河、磨滩河、五步河、鸭江、渠溪河、郁江、阿蓬江、酉水、小江、梅溪河、大宁河等。长江及其支流构成了中国西部最大的内河运输网，重庆为这个水网的枢纽。重庆通过长江大动脉将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沿海地区紧密联系起来。同时，通过嘉陵江联系盆地北部，通过渠江联系盆地东北，通过涪江联系盆地西北，通过乌江联系盆地东南。沿长江而上，经泸州可到沱江流域，经宜宾可到岷江流域，经乌江和赤水河可到贵州。因此，横贯全境的长江干流及其支流使重庆成为四川盆地内部各地联系的枢纽，也成为四川盆地与陕南、甘南、黔北、滇北和长江中下游经济联系的枢纽。重庆的气候特征和四川盆地一致，雨热同季，热量丰富，降水充沛而季节分配不均，冬暖春早，夏热秋雨，适合农作物生长，但日照少，阴天多，湿度大，瘴气重，冬季多云雾，夏季高温炎热，常出现伏旱。重庆的现代森林植被比例不大，仅占12％左右。植被类型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热带针叶林、亚热带针阔混交林、竹林和灌木丛。天然植被主要分布在大巴山、巫山、七曜山、武陵山、南华山、华蓥山、缙云山、黑山、黄草山等山脉两侧。根据考古发掘和地方志资料记载，古代重庆的植被茂密，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缙云山、黄草山、华蓥山、歌乐山、巴岳山及江津、綦江、南川、丰都、彭水、黔江、石柱、酉阳一带森林茂密，百里林海，为人称道，其植被类型主要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这种状况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较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些山区的开发较为困难，经济发展缓慢。第二节古人类的活动重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原始时代。重庆地区最古远的原始人类，是1986年在巫山县发现的更新世早期的人类化石。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远的人类化石，在我国人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人民日报》1988年11月19日。。“巫山人”被发现于巫山县大庙区庙宇镇龙坪村的龙骨坡，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数年发掘，在这里发现了人类化石2件、巨猿牙齿化石12枚、动物化石120种和一批经人类加工过的石器，共4000余件。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具有典型的华南动物群面貌，也反映了因为气候的变化，西南地区、华北地区动物群的迁徙。长期以来国内发现的巨猿（人类的近亲）化石均集中于华南地区，巫山龙骨坡发现的巨猿化石将其分布范围扩大到了三峡地区。在龙骨坡发现的直立人的左侧下颌骨、上恒门齿化石已经显示了黄种人的特点，被命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通过对地层、化石、孢子花粉的分析，古地磁、氨基酸的年代测定，“巫山人”距今204万年至201万年。在今天重庆市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原始遗址，以早期的丰都县烟墩堡遗址、桂花村遗址和晚期的铜梁文化遗址最具代表性。烟墩堡旧石器遗址位于丰都县长江南岸的丰都新城开发区内的一个叫烟墩堡的山梁上，发现于1994年3月。经过先后3次发掘，到1996年共出土石制品1215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制品中既有大型的，也有中小型的。从石核和石片上的打击痕迹来看，打片主要用锤击法，偶尔也使用锐棱砸击法。石器类型多是烟墩堡遗址的一个突出特点，主要有石核刮削器、凹缺器、石锥、钝背刀、端刮器、大尖状器、小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似盘状器和复合工具等。其中以石片石器为主，与中国南方早期旧石器中以砾石石器为主的文化不同。遗址的年代推测为更新世晚期《中国文物报》1996年2月2日。。桂花村遗址位于丰都县高家镇桂花村长江岸边，面积约2000平方米，时代属距今1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埋藏在距地表5米以下。经过试掘，其文化堆积层厚约1米以上，石器分布密集。仅揭露遗址面积50多平方米，即清理出砾石石器2200多件，主要有砍砸器、尖状器、石锤、刮削器及石核等，其中以砍砸器数量最多，刮削器数量较少，石核以单台面石核为主；制作方式以锤击法为主，仅少量石片用碰砧法生产。该处为三峡地区先民的一处石器制造场，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由于其下部文化堆积尚未清理，要得出明确结论尚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铜梁县城西郭张二塘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发掘于1978年。出土的300余件旧石器和多种动、植物化石大多位于地表以下8米的沼泽相地层中，并出土有人类肱骨化石一段。通过碳14测定的年代为距今24450±850年。铜梁文化的工具以石片工具为主，石核工具次之。石片和石核的形制都相当原始，粗大而厚重，以刮削器为主，次为砍砸器。石器工具中以凸刃形制为主，切割和砍砸为其工具的主要功能。铜梁文化居民的主要经济活动应该是以食物采集为主，从事狩猎活动次之。从出土的植物和哺乳动物化石来看，哺乳动物化石共计4目10种，均为华南广义的大熊猫——剑齿象群中的常见成员，只是未见大熊猫而已。对植物化石的鉴定和对孢粉组合的分析结果表明，那时重庆地区气候温暖而湿润，属于亚热带或暖亚热带气候，比重庆地区现代气候稍热，植被茂密，果实丰富，大量动物活动其间，适宜于古人类的生存。当时，人类使用以天然石块略加修打而成的打制石器，从事食物采集和狩猎活动。为了获得必要的食物和抵御猛兽的侵袭，现代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结合成群、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的大堰村和与之接壤的大渡口区相邻地区（旧时合称马王场）于1983年5月也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经过多次的调查和收集，共获得石器369件。石器多分布于2.5米以下地层，土质为黄褐色砂质亚黏土，其颜色与基层砂岩风化一致，尚未胶结，局部有铁锈。石器原料为砾石，由变质石英砂岩、火成岩、石英岩、变质板岩等构成，在形制上有石核80件、石器219件（其中砍砸器171件、刮削器43件、尖状器5件）、石锤13件、石钻2件、石片55件参见《重庆市大渡口区志》之《文化科技篇》；《重庆市九龙坡区志》第24篇《文化》。。这些石器与铜梁文化中石器基本相似，但也有两点差异：一是砍砸器在石器中的比例较铜梁文化中石器更大，如前所述，铜梁文化中的石器以刮削器为主；二是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锐棱砸击石片及这类石片加工而成的石器，这是铜梁文化中石器所没有的。就其整个文化性质来判断，马王场出土的旧石器应与铜梁县出土的旧石器为一个文化系统，是铜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年代来分析，似乎比铜梁县出土的年代更晚，估计其绝对年代不会超过2万年前。除此之外，在合川区铜溪乡桥角村、小河乡小河村，江津区城区江巴滩等地区也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成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远古重庆的历史的重要资料。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磨制石器开始广泛应用，陶器得以发明和推广，人类逐步从渔猎和采集走向锄耕农业和畜牧业，氏族公社日益繁荣。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重庆市和四川东部地区分布很广，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发现了近100处。东起巫山、巫溪，北至广元、通江、巴中，南到长宁，都有发现，其中主要的有绵阳边堆山，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台，阆中蓝家坝，南部报本寺，南充淄佛寺，合川沙梁子，江津王爷庙和燕坝，渝北朝阳河嘴，南岸干溪沟，忠县井沟、瓦渣地、哨棚嘴，奉节老关庙，巫山大溪、江东嘴、大昌西坝、双堰塘、琵琶洲和魏家梁子等。从中可以推测，当时的居民分布范围是颇为广阔的，尤以在长江、嘉陵江沿岸一带分布较密集，仅在重庆市域内的沿江两岸就有数十处。但在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或出土点中，进行过正式的发掘或试掘并发表了发掘简报的只有巫山县大溪、魏家梁子，忠县井沟和江津区王爷庙四处而已。巫山大溪遗址位于巫山县夔峡（瞿塘峡）东口、长江南岸的三阶台地上，距离巫山县城约45公里。在1959年、1975年曾先后进行过3次发掘，共发掘遗址约500平方米，墓葬208座，出土文物1700余件，其中有大量的生产工具。出土物为石、骨、陶、蚌四类质料。石器大都磨制精美，其器型主要有斧、石锛、锄、凿等。出土的大量锥形骨镞、石镞、牙制鱼钩和石网坠等渔猎工具，表明大溪居民虽然已经从事农业，但渔猎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出土的生活器具均为陶器，大多数为红陶，以手制的为主，也有少量晚期的轮制品，同时也有黑陶、灰陶和黑朱相间的彩陶，夹砂陶器占有一定的数量。器形主要有釜、盂、豆、簋、碗、盘、杯、瓶、罐等，尤以曲腹杯、筒形瓶最具典型。装饰品有玉制、骨制、象牙和其他兽牙制作，以玉制为多，商周时期常见的璧、璜、珩、环、玦等礼器器形都在大溪遗址中发现，而且形制规整，琢磨较为精细。大溪遗址已经发掘的墓葬中，其葬俗颇有特色，都是竖穴土坑小墓，无葬具，大都为单人葬，仅有少数母子合葬墓，葬式多样而以屈肢葬所占的比例为大，多达40％，其中又以仰身屈肢葬最多，有胎式、跪式、蹲式等不同葬式。大多数墓里都有多少不等的随葬品，女性墓中的随葬品较男性墓中为多。儿童的葬式与成人相同，而且大多靠近女性墓，其随葬品也较多。在已经发掘的墓葬中随葬品最多的为一老年女性。根据大溪遗址的这些特点，大溪的居民可能正处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之中。在随葬品中，用鱼来随葬十分普遍，这表明鱼和他们的生活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一部分学者认为和他们的图腾也有一定的关系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载《文物》1961年第11期；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大溪遗址和墓葬以其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而被考古学界命名为“大溪文化”。70年代在湖北省境内发现了许多同类文化遗址；80年代，在川东地区的嘉陵江中下游考古调查中采集到的一些如圈足盘、夹砂釜、夹砂罐、瓶状器等陶器残片，反映出“大溪文化”对四川盆地内部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在嘉陵江地区没有经过科学发掘，材料不多，层位不明，目前还难以说明“大溪文化”对盆地内古代文化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嘉陵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载《考古》1983年第6期。。井沟位于忠县忠州镇东北5公里，1959年试掘，出土打制、磨制石器共30余件，其器形有斧、锛、矛、凿等，其中石凿的磨制颇为精细。在试掘中发现陶窑一座，出土了大量陶片，但器形完整的甚少，陶质以夹砂灰陶最多，制作上手制、轮制均有；以口沿饰波浪纹、腹饰绳纹的釜形器最多，其次为敞口尖底角杯，也有觚形器座，火候一般较高。文化层中出土有卜骨，卜骨钻孔似乎是使用铜工具制作。井沟遗址新石器文化居民以从事农业为主，狩猎、捕鱼为辅。其遗址年代，上限略晚于巫山“大溪文化”，因文化层上层还出土有铜箭镞，因而遗址的下限应已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忠县井沟遗址的试掘》，载《考古》1962年第8期。。井沟遗址位于四川盆地腹心与鄂西长江干流沿岸之间，虽然出土的文物不是十分丰富，但与东面的“大溪文化”、西面的成都平原早期蜀文化都有密切关系，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同时也是先巴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70年代至80年代以来，在忠县沿江及井河一带约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经发现有7个密集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的遗址区，其文化堆积层十分丰富，但出土的陶器种类单一，还发现了一个较完整的汉代盐井遗址，附近即是典籍所载的古代的井、涂井所在地，估计这里是古代川东居民特殊手工业（井盐制造业）的中心之一。江津区顺江镇王爷庙遗址位于长江与綦江交汇处的三角形台地上，1980年经过试掘，出土了石器53件，并在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的遗址区及邻近地区采集到石器91件。这些石器系选择江边的砾石打制加工而成，制作方法有打制、琢制、磨制、打磨相间4种，打制多于磨制，穿孔技术不发达。石器种类有耜、锄、铲、斧、镰、刀、锛、凿、匕、球、网坠、矛、镞、砍砸器、锤砸器、石锥等16种。出土和采集的陶器碎片有200余片，其可见器形有盆、瓮、器盖、釜、罐、碗、钵、杯、碟、陶纺轮及装饰用的管形穿孔珠等。陶器的制作方法以泥条盘筑法为主，烧制时火候不足，陶器色调不纯陈丽琼、申世放：《江津王爷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载重庆市博物馆：《历史考古文集》，第8—10页。。从出土的石器、陶器的文化层叠压关系上看，多位于战国秦时期巴族文化层之下的文化层，其器形又与巴族文化层遗存显著相似，其石矛与巴式柳叶短剑、钺形石斧与巴式铜钺均极相近，圆底陶釜、陶罐也与巴式铜釜、铜鍪、铜罐、陶罐相似，说明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王爷庙及其类似的文化遗存应是先巴文化的组成部分。巫山县魏家梁子遗址位于巫山县城以北的长江支流大宁河东岸的二级阶地上，为一处小型山地聚落遗址，背依高山，西邻大宁河，东面和南面有一条季节性小溪，由西向东汇入大宁河，阶地高出河面约20米。遗址面积约1500平方米，中心部位堆积较厚，达2米左右。1992年发现，1994年正式发掘。该遗址的文化堆积为上、中、下三层，属同一文化的早晚两期。发现有房屋建筑遗迹和墓葬等，出土了一批陶器和石器等遗物。房屋建筑遗迹有残居住址1处、灶坑3处和柱洞遗迹3个。居住面为黄色硬土面，下垫红烧土块，其边缘有灶坑和柱洞各1个。柱洞内有砾石作础石。灶坑3个上下叠压，表明后来的房屋是在先前的房屋之上改建的。这就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先民已经过着定居生活。生产工具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此外还有少量骨器和陶纺轮。打制石器经二次整修，主要有刮削器和砍砸器；磨制石器有斧、锛、凿、镞、磨石和石球，制作较精细。陶器制作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少数为轮制或经慢轮修整，陶质为泥质和夹砂，陶色分红、灰、灰黑、黑皮陶和褐陶，其典型器物为夹砂褐陶深腹罐、夹砂或泥质红陶高领罐、夹砂侈口罐、泥质灰陶钵及高圈足器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考古工作队：《四川巫山县魏家梁子遗址的发掘》，载《考古》1996年第8期；吴耀利、丛德新：《试论魏家梁子文化》，载《考古》1996年第8期。。魏家梁子遗址与江津区王爷庙遗址的石器和陶器均有很大的相似性。1987年初在合川区沙溪乡发现的沙梁子遗址，位于嘉陵江西岸一级台地上，文化层厚约0.5米，估计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从遗址文化层及附近河漫滩采集到石器20余件，有石耜、石锄、石镰、石斧、石锛、石球、网坠等器形。从文化层断面采集到100余片陶片，质地粗松，夹粗砂，以红、黄、褐等色为主，另有少量红、黑等细泥夹砂陶。陶片之可辨器形者有罐、釜、盆、钵、尖底角状杯等类。在调查时于沙梁子遗址上游几十米外的河漫滩采集到石戈一件，石质坚硬，刃口以压制法整修并精心磨制加工，器上两面有对称切线痕（可能为尾部残断后欲改变用途所致），由此判断其时代或许会晚至早期青铜时代刘豫川：《璀璨的巴渝文化遗址》，载《巴渝文化》第1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95页。。1988年底到1990年初对其进行了小范围试掘，遗址深约5.45米，共分21层，其中20层到21层陶片以褐色、黑色、灰色为主，夹砂和泥质陶均有，饰纹有小斜方格纹、绳纹、划纹、凸凹弦纹、戳印纹、圆形划纹、压阴花边口沿等。沙梁子遗址在文化类型中与江津县王爷庙、忠县井沟有很大的相近性，属“长江沿岸区—井沟类型”，其时代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重庆文物总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沙梁子遗址使重庆西部地区缺少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遗址的空白得到了填补，对于重庆地区早期文明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南岸区广阳镇干溪沟遗址位于广阳坝下游的长江南岸一级台地上，分布在长约200米、宽约90米的范围内，总面积约20000平方米。文化层距地表1米至1.5米，厚约1米，包含有石器、陶片、红烧土等。断面中采集到黑色或褐色陶片，其中可辨者有钵之口沿，陶片大多厚而粗疏，夹较粗的白色石英砂粒。在遗址及周围地区采集到的各类石器达300余件，主要有斧、耜、锛、锄、网坠等。在江津区龙门镇的燕坝一带，曾一次就采集到石器28件，有石斧、石锛、石刀、石耜、石锄及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等，还采集到陶片20余片，有细泥红陶、夹砂灰褐陶、灰陶等，上有刻划纹、绳纹之类的饰纹。研究表明，在距今4000年至3000余年前，重庆地区的土著居民依山傍水，居住在洪水线以上，已经有了相当原始的锄耕农业。同时，渔猎仍旧占有重要的地位。手工业以制陶为主，开始产生了原始的纺织业。这些先民已经开始进入氏族社会，聚居生活，形成了少量的村落。第三节古史传说与先巴文化关于重庆地区古代历史，除了考古资料可供研讨以外，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也是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记载主要见于《蜀王本纪》、《山海经》、《三巴记》、《华阳国志》等，其内容主要有关于大禹娶妻于涂山和治水的传说，巴人、巴国起源的传说等。有关大禹娶妻于涂山和在今重庆、四川地区治水的传说，见于《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王本纪》记载：“（禹）涂山娶妻，生子名启。于今涂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华阳国志》记载：“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0—21页。涂山，又称真武山，是重庆城区附近的一座小山，为铁山坪支脉。涂山有禹王祠和涂后祠。《水经注江水》：“江之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后祠，庙铭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魏晋儒学大师杜预认定夏禹娶涂山氏之涂山为江州涂山，曾说：“巴国也，有涂山，禹娶涂山。”《后汉书》卷二十三《郡国志》“巴郡江州”条下刘昭注。两千余年来，在这里留下了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禹王祠、涂后祠则经历了道观—佛寺—道观的演变，基本保存下来，元代贾至《涂山碑记》云：“至今洞曰涂洞，村曰涂村，滩曰遮夫，石曰启母。”今涂洞为老君洞，遮夫滩今称呼归石，启母石今称弹（诞）子石，只是“诞”已讹作“弹”而已。这个传说至少反映出重庆地区是夏王朝的亲族——涂山氏（徐氏）的迁居地之一。历史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巴人起源的传说，其最早者数《山海经》中之《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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