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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人民需要放鞭炮》一书取名辛辣,内容同样会辣得你涕泗横流!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高昱,新闻从业时间将近20年。而过去20年,恰是中国经济、社会,乃至体制变迁最大的一段时期,它犹如一开一合的潘多拉魔盒,藏着层出不穷的时事、人物、变革。
高昱的笔便将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年华,全部记录下来。在采访、体察河南“艾滋病村”时,犀利的文笔转瞬勾勒出村民的无耐、彷徨、绝望等不曾被世人得知的真相,犹如阅读文字版《黑镜头》;社论探讨黑老大刘涌、律师李庄案时,又将法制的高贵出身、法治反被人治的凄惶遭遇,透过事实罗列展现在世人面前,愤懑的阅读感犹如亲手奏出时代的摇滚乐!
请放松身心,在作者高昱的带领下,深度体验一次你不曾真正了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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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人民需要放鞭炮》一书,收录了资深媒体人高昱过去10年创作的作品。这里面有作者透过采访,亲身感知的中国法制、法治进程,以及“艾滋病村”、官员“化公为私”等政府、社会万象,他通过犀利、瑰丽的文笔,形象地为读者再现了不曾公布于众的真相;书中另有对商业世界中“富士康悲剧”、慈善基金,社会百态中教育荒芜、住房矛盾等问题的独到解读,以及更深层问题的剖析。
整本书中的文章虽前后跨越10年,但作者对各个热点问题犀利、独到的剖析风格始终如一,绝对是一道重新认识身边的中国的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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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高昱,河南信阳人,1974年生。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编辑、主笔,《商务周刊》杂志主编,现任财新传媒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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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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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众声喧哗,却无可相信
引言 当体制成为挡箭牌
第一篇:国家与人民
人民需要放鞭炮
艾滋病人死于谁手
一届政府的“怕”和“爱”
我们需要有担当的政府
刑讯逼供救了黑社会老大刘涌?
黑老大刘涌死了,法治不能死
矿工之殇,中国之殇
为什么是纪委查出了陈良宇
推迟退休对谁有利
媒体是对丑恶的终极约束
《建国大业》与托克维尔
庶民的“被胜利”
李庄“被伪证”和法律“被提问”
疫苗事件的11000000和1000000
官员贪污刑罚,由死缓改判60年监禁如何?
日本地震的中国回想
第二篇:政府与市场
喝狼奶的垄断
国人苦“三桶油”久矣
政府监管靠得住吗?
人民为什么抛弃“人民”医院、“人民”铁路?
谁为被拆迁者自焚负责
被告上美国法庭的辽宁省政府
为什么“以法治国”成了笑话?
种龙种、得跳骚——《行政许可法》缘何被异化
在立法过程中“设租”,是寻租的更高级别
政府被大产业寡头集团“俘虏”了
警惕又一轮政府投资分肥——“四万亿投资”公布前的不祥预感
经济危机时期,政府不应鼓吹民众消费
第三篇:改革没有浪漫曲
投资热潮几乎都发生在政府换届年
郎咸平质疑私人侵吞国有资产,错了吗?
是否仍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官员们“化私为公”再“化公为私”的世俗智慧
“母猪补贴”与政府改革
国企“走出去”,身份由蜜糖变原罪
不要庸俗化自主创新
孟加拉人民给中国人民银行上的一课
致西方人的一封信
疯狂的单行道——论躺在自然资源废墟上的求财之道
跳出北京治拥堵
改革亟需重建的共识
战胜重重艰险的力量何在?
改革之路为何越走越难——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忧思
第四篇:商业与人生
没有英雄,只有职业
活着就意味着希望——关于“非典”、伊战以及张国荣身故的记忆
保卫传统!保卫春节!
10岁的新香港有“身份认同危机”吗?
做坚定的自己
让我们再次相信爱——关于2008年冬南方冰灾的感悟
明天更漫长——关于2008年汶川地震的反思
赈灾与伤害——汶川地震一周年祭
寻找身份的中国人
台湾老兵的力量
迈克尔.杰克逊的哀荣与宛如处女的世界
富士康悲剧真的无解吗?
让我们站着把钱挣了
审视壹基金,宽容陈光标——写在“郭美美事件”前的慈善基金反思
诛心的生活智慧:小惠可以给,大恩不能施
第五篇:教育与居住
当教育也开始“看人下菜碟”
北大传统的“与时俱进”及其问题
大学校长们应该告诉毕业生什么
社会精英更需要教育
“年度汉字”不是“涨”,就是“拆”
经济适用房挡了谁的财路
请给任志强松绑
房子“薄利多销”,是解救经济危机的最后一根金稻草
降房价,终结“土地财政”才是纲举目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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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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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路为何越走越难——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忧思
(写于2013年5月15日)
越来越多的人发出了“改革已死”的慨叹,我们确实到了改革与革命赛跑的紧要关头。改革之所以越走越难,深层原因之一在于改革缺乏共识,过去的一些改革被设计和执行成了掠夺弱势人群的工具;二是执政者缺乏推进改革的动力和决心,部分拥有稀缺政治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和破坏改革
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将把中国带向何处,“习李新政”是否会强有力地推动改革,尤其是长期裹足不前的政治体制改革,让我们对新的十年有更大的希望?到今年秋天,新领导层的执政一年之际,或许我们就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据说定于秋季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新领导层将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在《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指出,这个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各方面都在等,所有人都有责任参与,这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思想上的分歧会很多,利益上的纠结更加严重……如果不能在选择的关头做出正确选择,整个经济发展就会脱轨,现在既是机会又是挑战”。
类似的“盛世危言”,吴敬琏说的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其他人讲的更多。但悲哀的是,不时能够听到“改革已死”的慨叹。我们确实到了改革与革命赛跑的紧要关头。
之所以改革越走越难,固然有“容易改的先改,剩下的都是难啃骨头”的技术因素,但今日改革的经济基础显非当年能比。真正的深层原因,之一在于改革缺乏共识,过去的一些改革被设计和执行成了掠夺弱势人群的工具;二是执政者缺乏推进改革的动力和决心,部分拥有稀缺政治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和破坏改革,尤其是以保护权利、限制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国迄今35年的改革可以粗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9年之前,积贫的中国人在体制变革的推动下,透过还很狭小的市场之门,焕发出巨大的创造性,并由农村社会为起点,渐次延伸到城市经济,以“承包”和“搞活”为特征的做大蛋糕的改革途径,让中国各群体对改革有着巨大共识。
1990年代早期,改革虽经历了短暂的退潮,但1992年后以更猛烈的市场化实践展开。在同期全球化的庞大力量冲击和拉引下,被“发展就是硬道理”和“黑猫白猫”思想所解放的中国迅速脱离了旧的计划体制,以空前开放的姿态汇入过去被认为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但也就在这个阶段,在以惊人速度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一次规模和速度更为惊人的瓜分蛋糕运动,也伴随着旧秩序的崩溃在中国社会掀起,强势群体再以改革之名,将改革演变为对公共资源和资产的垄断性瓜分,并进一步发展成强势群体对弱势者财产的直接掠夺。
与第一阶段各阶层都从增量改革中获益不同,第二阶段的改革在很多层面越来越走向零和以及负和游戏。过去十年里,执政当局多次强调了经济发展失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的严重性,并意识到了它对社会生态及对代际问题的巨大危险。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不仅社会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断裂,民众对改革的共识也在破裂。
由于一些改革带来的结果并非所宣称的共赢,而是在“合法”旗帜下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再一次的利益最大化,是让“沉默的大多数”再次承受改革的代价和遥遥无终期的阵痛。一些改革——即使是那些被设计者设计得花团锦蔟、好似一举十得的改革,在事实上却再次成为掠夺弱势人群利益的工具。近些年,国企改制及教育、医疗卫生、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所受到的广泛批评乃至直截了当的否定,都是民众对改革这面神圣旗帜产生警惕的集中体现。一部分弱势者甚至希望回到“毛时代”的老路,以威权和平均主义解决丛生的社会不公与冲突。
民众对改革日渐失望的同时,权力过大、吏治太坏也成了执政当局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最大绊脚石。有网民总结了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四大矛盾:一是民众日益提高的智商和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底线之间的矛盾;二是中央不停地喊着反腐败和地方官员拼命腐败之间的矛盾;三是官方不断地公布真相和人民愈来愈不信任之间的矛盾;四是官员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愈来愈怕被服务之间的矛盾。显然,如果说一部分利益总是遭到损害的民众有“改革恐惧症”的话,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权力阶层,对改革尤其是约束其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则很可能利用其垄断的政治资源进行阻挠和破坏。
对所有不愿发生流血革命的人们来说,在矛盾堆积至发生大的政治动荡之前,尽全力清除改革障碍,是这个十年的迫切使命。我们要警惕和反对的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强势群体再以改革之名,将改革演变为对公财和私产的瓜分与掠夺;我们要认真探究的不是效率和公平哪一个优先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各群体都有公平的机会享受市场提高效率所带来的福利。
各方亟需建立这样的改革共识,即改革的惟一目的是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新体制,这个新体制不仅是为了增长和发展,更是为了社会和谐与共享幸福。而要建立这样的新体制,重新唤起民众对改革的热情与信任,为改革找到强大的社会基础与驱动力量,则必须用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它意味着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分配方面,设立多方利益主体公平博弈的机制,使13亿国人“共同参与发展的机会,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共同促进发展的水平,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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