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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senhower and Allen Dulles 4、“新边疆”的丑闻与混乱 081 约翰?F.肯尼迪、杜勒斯与麦科恩 John F. Kennedy, Dulles, and McCone 5、忠诚的价值与代价 095 林登?B.约翰逊、麦科恩、雷伯恩与赫尔姆斯 Lyndon B. Johnson, McCone, Raborn, and Helms 6、被轻视的中情局 113 理查德?尼克松、赫尔姆斯、施莱辛格与科尔比 Richard Nixon, Helms, Schlesinger, and Colby 7、显微镜下的中情局 129 杰拉尔德?福特、科尔比和乔治?H.W.布什 Gerald Ford, Colby, and George H. W. Bush 8、掌权的中情局 147 吉米?卡特与特纳 Jimmy Carter and Turner 9、“狂人比尔”再现 173 罗纳德?里根、凯西与韦伯斯特 Ronald Reagan, Casey, and Webster 10、冷战末期的混乱与妥协 191 乔治?H.W.布什、韦伯斯特与盖茨 George H. W. Bush, Webster, and Gates 11、告别冷战的中情局 207 比尔?克林顿、沃尔塞、多伊奇与特尼特 Bill Clinton, Woolsey, Deutch, and Tenet 12、路在何方？ 227 乔治?W.布什、特尼特、“9?11”与后“9?11”时代 George W. Bush, Tenet, 911, and Beyond 致 谢 251 附录一 253 附录二 257 內容試閱： 前 言 “9?11”事件毫无预警地发生了，这是我国情报收集和评估体系的一次失败，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珍珠港事件。我们在2003年曾认定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入侵该国，这也是一次严重的情报失察。其后果，是使得今天的美国公众对国家情报机构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公众一定已经意识到，我们在1947年建立的情报组织机构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这个组织机构包括了一个中央情报总监（DCI）①，负责协调所有情报活动；一个独立的中央情报局（CIA），为国家的整体情报需求服务；还有各个政府部门下属的一系列情报局，为国家和该部门的需求服务。在这种组织机构确立后的58年中，很多委员会曾研究过其运作效果的好坏，其中最早的委员会要追溯到约50年前。大部分委员会都得出了一个结论：情报机构需要更强有力的中央领导。然而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在2004年以前并没有取得太大进展。2004年12月，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重组了我们的情报机构。然而这项立法中依然存在太多模糊之处，因此没过多久，人们又开始呼吁对它进行修改。 我们，也是公众，需要了解事实的真相。因为今天，我们的情报机构能否有效运转实在是事关重大。国家面对的主要威胁已经从军事袭击变成了恐怖主义袭击，而情报必须成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恐怖主义分子犯下滔天大罪，只能在事后做出反应，就会失去这个国家为之奋斗的许多东西。为了防范恐怖主义，我们采取的一些行动，已经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不得不采取越来越多的类似行动，不然我们失去的就更多。 因此，我们的公众有权利知道，为什么情报体系中的缺陷一次次被指出，弥补这些缺陷却还是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公众还有权利知道，我们最终做出的这些改革是不是已经尽了全力。从富兰克林?D?罗斯福到乔治?W?布什，每位美国总统是如何与他们的中央情报总监互动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影响并塑造了今天的中央情报总监一职？本书将研究这些内容，并通过这种研究寻求答案。我希望厘清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借此帮我们了解下一步该怎么走。能不能走好这一步，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 文摘 第一章 美国最早的中央情报机构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狂人比尔” "Wild Bill" 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战地军官和士兵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几乎面对任何情况都能处变不惊。在“二战”的缅甸战场上，这些训练有素的将士们深入敌后，作战有方，但是面对他们的指挥官、战略情报局局长、陆军准将“狂人比尔”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的来访，他们却有些无所适从—这位指挥官的大脑中装着美国军方的太多秘密，实在不该冒着被俘的危险亲临战场。 多诺万的助手内德?普策尔（Ned Putzell）也随行前往，用他的话来说，多诺万是那种“身先士卒”的领导者。①多诺万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危险地点，只是为了视察他派去的特工人员。这一次，和多诺万一起到来的还有陆军上校、战略情报局缅甸参谋部参谋长卡尔?艾弗勒（Carl Eifler），他们乘坐一架极小的双翼战斗机降落在日军战线正后方的一条临时飞机跑道上。当多诺万结束视察，开始与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和一些由他们培训并提供给养的克钦游击队员交谈时，有人汇报说敌军正在迫近，多诺万必须撤离。多诺万的部下清除了飞机跑道上的伪装，跑道很短，一头是河， 另一头是悬崖峭壁。地面上的人托起双翼战斗机的机尾，直到飞机依靠支撑力达到全速前进。飞机载着这位美国唯一的间谍大师冲过跑道，在马上就要掉进河里的时候勉强起飞，又在几乎快要撞到悬崖的瞬间恰好达到能够转弯的高度，逃脱了机毁人亡的厄运。多诺万兴奋极了。普策尔却认为他此番“纯属死里逃生”。① 在美国，此前还从未有哪个间谍组织首脑像多诺万那样深入地参与到行动中，他的继任者们也未曾梦想过秘密潜入敌后。说实在话，在我担任中央情报总监时，只是把自己看作一个管理者。然而“狂人比尔”多诺万这位开山元老却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从未怀疑过这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职业。 多诺万担任此项工作时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情报工作经验。他是一个律师，并非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密友。事实上，他还是一个共和党人。那么这样一位貌不惊人的人，最终又是如何创立了美国第一家中央情报机构的呢？ 为了准备战争—一场把美国推向世界舞台的战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国内实行了某些变革。凭着惊人的政治灵敏度，他任命的两名共和党人—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和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进入了他的内阁，这令1940年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陷入混乱。诺克斯出任海军部长，几年前曾为胡佛总统服务过的史汀生出任战争部长。和总统一样，两人都相信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迅速卷入这场1939年在欧洲爆发的战争。罗斯福当时并不知道他正在为多诺万进入他的核心顾问圈子铺平道路，也不知道此举将缔造出美国第一个完备的情报机构。 但罗斯福确实知道他的情报体系还很不完备。可供总统驱遣的只有陆军、海军和国务院下属的几个专事情报工作的部门，再有就是从事外国情报搜集工作的联邦调查局。然而，这些机构都没有积极进取的指导目标。今天，在经历了珍珠港、冷战和“9?11”事件之后，美国人民已经很难认同我们在“二战”前对于秘密收集情报的天真想法。以前，间谍活动与我们的“公平竞赛”观念格格不入。举例来说，在1938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总统就认为有必要强调，他“绝不会批准美国特工从事海外间谍活动”①。 我们的情报工作中唯一具有适度进取精神的内容，就是截取和破译其他国家的无线电报和海底电报。1929年，时任国务卿的亨利?史汀生下令中止军方的密码破译活动。幸运的是，军方不顾其命令，依然继续从事这一活动。1940年8月，我们破译了日本政府用来与其世界各地使馆联系的密码，即所谓的“紫色密码”。所以说，罗斯福当时确实掌握了已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在珍珠港事件迫近之际，这些密电的价值难以估量。知悉这项活动并能接触到破译密电的人总共不到四十人—包括总统、战争部长、海军部长、国务卿、高级军事人员以及密码破译人员。这一截取和破译事件被命名为“魔术”，它是我们在参战前最有成效的情报活动。 “魔术”在递交总统前所经历的处理方式几乎可以说是一出喜剧。尽管陆军破译了日本的密码，最好的日语译员却在海军那里，处理这些海量电文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他们的合作进展得很顺利，但在究竟由哪个军种递交文本的问题上，双方却出现了一些摩擦。正如本书中将会屡屡提及的观点，情报部门需要的给养来自总统，这些部门能否尽力为总统服务，取决于总统在多大程度上把它们纳入到他的计划和考量中。也就是说，总统在官僚政治的斗争中能够给它们多大的支持，决定着它们的运作能力。总统在国会和公众面前对它们所从事的秘密活动给予多大维护，决定着它们的长期生存能力。因此，陆军和海军情报部门围绕应该由谁把“魔术”呈递到总统办公室展开的这场斗争，绝非炫耀权力那么简单。 双方最终达成妥协：陆军在单数月份、海军在双数月份递交电文。这种安排本身并无大错，直到1941年7月发生了“魔术”泄密事件。泄密者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陆军副官，这导致陆军情报机关的长官开始只向总统递送摘要，而不递送电报全文。这样即使再有泄密事件发生，也不会一下子就暴露出美国拥有日本电报实际文本的事实。然而海军却继续递送电报全文。罗斯福花了些时间来处理这一咄咄怪事。随着美国与日本外交关系的恶化，罗斯福开始要求陆军递送电报全文，而非只是摘要。罗斯福十分清楚，在他的三个关键情报部门：陆军、海军和国务院的情报局中，至少有两个严重缺乏协调与合作。第四个部门，联邦调查局，则正通过其部署在各地美国使馆的人员收集拉丁美洲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部分情报。至于情报匮乏的局面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这种竞争造成的，总统自己也只能靠猜测。 罗斯福开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弥补他的情报缺陷，不仅仅在情报部门，还包括在行政部门，几乎每一个重要领域—他喜欢拥有数个不同的信息来源。在情报部门，他只是指定了一些直接向他报告的个人和小组，提供非官方的情报服务。其中一个是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格鲁比罗斯福早两年从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毕业，他与总统的交情要追溯到当年在《哈佛深红报》的日子。格鲁对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评价不高，他每次来华盛顿都会拜访罗斯福与赫尔，而且他可以随时直接写信给总统。1940年12月14日，他在信中写道：“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某一天我们必定会（向日本）摊牌。最重要的未决问题是：早摊牌，晚摊牌，哪个对我们更有利。”①有趣的是，因为陆军情报部门在日本的观察员少得可怜，间谍更是欠缺，他们的长官只好将格鲁看作获取日本情报的最佳来源。 罗斯福还任用了一些普通公民做情报收集工作，其中一个是出身名门的富豪文森特?阿斯特（Vincent Astor）。阿斯特组织了一个叫作“房间”的秘密俱乐部，俱乐部成员常在纽约会面喝酒，表面看似在讨论外国情报，实则议论小道消息。1938年，罗斯福总统派他堂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儿子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velt）和阿斯特一起乘坐后者的游艇，进入太平洋收集有关日本海军设施的情报。阿斯特一行以身涉险，却没能带回任何具有突破性的情报。尽管如此，作为西部电报联盟公司的董事之一，阿斯特依然能够为罗斯福提供高度机密的电报。此外，他的“房间”里有好几个银行家，这使他能够收集到有关资金转移的情报。罗斯福对阿斯特的指示并没有被记录在案，但是阿斯特给罗斯福的电文表明，罗斯福完全批准了这些值得商榷的活动。 另一名非官方的情报特工是总统的朋友约翰?富兰克林?卡特（John Franklin Carter）。他得到罗斯福的批准，成立一个从国务院领取经费的小型特殊情报和实情调查机构。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尔勒（Adolf Berle）对“情报集中化”的做法持怀疑态度，他抱怨说:“当然，我不知道总统让他做了什么，我也不想知道。”①卡特本人在后来评价自己的贡献时非常轻描淡写：“这份工作有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在不寻常的工作中总会发生一些特别好玩的事情，我想我们都干得很开心。”②罗斯福给卡特的最初指示之一，是暗中监视并报告文森特?阿斯特的活动。 与他们相比，更有成效也更为神秘的是华莱士?班塔?菲利普斯（Wallace Banta Phllips）。菲利普斯在伦敦经营一家橡胶公司，是一个相当安分平凡的商人。在罗斯福的批准下，菲利普斯于1940年5月通过海军情报局进入间谍领域。此时他的橡胶公司在当地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工业间谍圈，这就意味着海军能够在不让自己人冒险的情况下进行间谍活动。阿斯特很快就听说了这个新人，他向罗斯福抱怨，这个商人只是一个危险的“一心想往上爬的家伙”。 从这些失败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出，总统渴望得到那些未被政治牵扯的人递交的原始情报。我们可以看到，罗斯福有时候会以保密为由绕过国会。1938年春，他想支持当时正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民族主义势力战斗的西班牙政府军，却被1936年颁布的《中立法案》缚住了手脚。尽管如此，罗斯福在西班牙内战中还是直接违反了《中立法案》，通过秘密渠道向西班牙政府军提供了物资。他为这项行动建立了一个很小的间谍圈子，其成员包括他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表弟G.霍尔?罗斯福（G. Hall Roosevelt）和一名记者。埃莉诺负责向驻巴黎大使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发海底电报。由于法国开始封锁与西班牙之间原本疏漏的边界，一项向西班牙政府军提供150架飞机的计划宣告破灭。①许久之后，当罗斯福又一次感觉受到《中立法案》的束缚时，他已经能够向比尔?多诺万（Bill Donovan）求助了。 多诺万于1883年出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市，是第二代爱尔兰天主教教徒。他的家人曾为争取劳工权利而奋斗，因此明显与共和党人格格不入。多诺万在大学时期就崭露头角（当时他还在工厂和建筑工地做工），并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奖学金。在法学院期间，体格健壮、口才流利、相貌英俊（认识多诺万的人，无论男女，总会提到他那迷人的蓝色双眸）的比尔?多诺万大放异彩。罗斯福与他同届，不过当时两人并无交情。毕业后，罗斯福很快就参与到政治和公共服务当中，而多诺万则回到布法罗市，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第一次世界大战决定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多诺万和罗斯福在“一战”中都服务在合乎其出身的岗位上。罗斯福时任海军助理部长，而多诺万则在驻法美军中担任陆军中校。罗斯福为自己塑造了一个规则破坏者的形象—一个穿着制服、在古板保守的官僚机构中为公众谋福利的反叛者。至于多诺万，当他在1916年沿着墨西哥边境追逐潘丘?维拉时，就已经赢得了“狂人比尔”的绰号。1918年他在法国第69战队军团服役时，曾亲自带兵突袭了一个工事极为坚固的德军阵地，虽被敌人的机关枪射中，却依然曝身险境，忘我战斗。这次行动使他获得了外国政府颁发的几枚勋章，并最终获得美国国会荣誉勋章、美国杰出服务勋章和其他许多勋章，成为美国军队中佩戴勋章最多的人之一。当说到那些“为我尽忠而死”的战士时，他常常会放声大哭，并请求将他的国会荣誉勋章交由他的军团保管。① “一战”结束后，多诺万的法律事务所日渐兴隆。但是时任纽约西区检察官的他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了国家政治当中，并进入了共和党的阵营。他还曾竞选纽约州副州长，但最终落选。1924年，多诺万在法学院的一位导师哈伦?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成为了美国司法部长，多诺万出任部长助理。此时多诺万开始意识到他的雄心壮志可能把他带到何处。不到一年，他就开始考虑进入总统内阁，虽然不能立刻当上国务卿，但最终要坐上那个位置。到了1928年，人们已经开始私下里议论胡佛多诺万竞选团队。 多诺万为胡佛1928年竞选总统所做的努力没有被忽视，当时人们已经认定政府将让他出任高位，可多诺万最终得到的职位是菲律宾总督。他以家庭原因为由拒绝了，但真实的原因是，他觉得接受这一任命就意味着被放逐出华盛顿。1932年，多诺万竞选纽约州州长，试图重入仕途。也正是在这一年，时任纽约州州长的罗斯福第一次竞选总统。对多诺万而言，州长竞选是一场灾难。在大萧条时期，他被一个银行家击败，只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多诺万的政治抱负似乎已经无望施展了。 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他还是经常前往欧洲。每次回来时他都更加确信，美国在世界上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时候已经到来。由于他卓越的战争履历，多诺万能够接触到欧洲各国的政要。他在意大利会见了墨索里尼，在伦敦会见了一些政府高官，还在德国看到了令人瞠目的军事装备。经历过这些之后，他对一群美国老兵说：“在一个恶霸的年代，我们做不得胆小鬼。”②到了三十年代末期，更多的人认可了这一观点，但是大部分美国民众（更不用说共和党了）依然信奉孤立主义。多诺万可以说是在逆流而进，他试图让这个国家注意到两股侵略性的力量—欧洲的德国和东亚的日本—崛起所带来的危险，这使他更加接近罗斯福了。 多诺万没有情报工作的经验，无论是间谍工作还是分析工作。他在政府的经历有限，更没有管理大型官僚机构的经验。那么，为什么罗斯福会给他这样一份工作（他最初的头衔十分耐人寻味：情报协调局局长），让他创建并领导一个新的情报部门？多诺万拥有一个广阔而多样化的关系网，这使他能够招募到各界贤能—从商人到华尔街律师，再到耶鲁大学和其他精英学府的学者。基本上，他是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处在了恰当的位置上。他还拥有极强的魅力和领袖气质。“他能吸引任何人，”内德?普策尔回忆道，“他走到哪儿都受人崇拜，人们对他佩服得要命。”①另一位多诺万在战略服务局的前下属费舍尔?豪（Fisher Howe）回忆道：“当你和他在一起时，你会觉得你是他唯一重视的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才能。”② 1940年，多诺万的女儿惨死于一场车祸。多诺万当时还没有参与过白宫的讨论会，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会成为政府要人，但是罗斯福却亲自给他写了一封吊慰信，这对多诺万来说意味非凡。我或许能够明白他当时的感受。2000年初我出了一次事故，克林顿总统—其魅力和善解人意常被人拿来与罗斯福相提并论—给我的家人打了约半个小时的电话。当时我已经从政府职位上退休，而且几乎不认识总统。我相信他的拨冗慰问绝非只是做做样子。罗斯福写给多诺万的信是他们多年来的第一次接触，这次私人接触在两人之间建立起了一条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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