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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林贤治、龙应台、齐邦媛、李娟、张承志、夏榆、资中筠、章诒和、高尔泰、金雁、王鼎钧、许知远、毕飞宇、野夫、柴静、蒋方舟、孙绍振、南帆、范培松、陈剑晖等名家强强联手，百年一遇的作者阵容，打造史上最强的中国散文读本丛书。
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学第一大奖”的在场主义散文奖首次结集，呈现丰盛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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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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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第三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者作品卷，全书精选了夏榆、冯秋子、资中筠三位作家的多篇精彩散文作品。夏榆《悲伤的花朵》《黑暗之歌》《我知道黑夜的悲伤》，冯秋子《荒原》《寸断柔肠》《农民的快乐与苦难》，资中筠《高山流水半世谊》《“小骂大帮忙”新解》《在胡志明家做客》等名篇被悉数收录。夏榆作品介入当下草根生活原貌，直抵封闭的底层和悲剧的真相，痛诉最暗、最疼、最温暖，毫无保留，且又义无反顾。冯秋子作品在故乡内蒙古的大背景下，以独立、朴素和诚实的笔触，展示了个人以及民族在繁杂、艰难、虚妄的生活中的深入思考和葱茏声息。资中筠作品以丰富的学养，宽阔的历史观以及一片赤子之心，观照了众多的时代风云人物，并借此揭示出一个时代的精神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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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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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闻道，本名周仲明，现供职于四川眉山市某部门。文学硕士，作家，经济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委员，天涯社区—散文天下首席版主，《在场》杂志主编。汉语写作第一个自觉的散文流派——在场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中国第一位创立文学流派的政府官员。发表作品500余万字，出版《暂住中国》《国企变法录》等文学专著13部，330余万字；财经评论专著3部，100余万字。先后获得全国及省市级多项文学奖，作品入选多种年选、选本、大学教材，被上海、湖北、河北、河南、陕西、浙江等省市中学选为高考联赛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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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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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榆作品
《黑暗的声音》授奖词
夏榆答谢词：当我们谈论“在场”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对
世界的疼痛感
悲伤的耳朵
白天遇见黑暗
美丽的清水
黑暗中的阅读与默诵
黑暗之歌
在黑暗中升起黎明
我知道黑夜的悲伤
冯秋子作品
《朝向流水》授奖词
冯秋子答谢词: 人的自由唯有思想和灌溉
荒原
寸断柔肠
在我心里，有一条通向你的路
尖叫的爱情和其他
1962：不一样的人和鼠
我与现代舞
生育报告
阎荷
少年巴顿
农民的快乐和苦难
正月初二
资中筠作品
《不尽之思》授奖词
资中筠答谢词
沉渣泛起（之一）
沉渣泛起（之二）
“皇帝的新衣”现代版
关于我的履历
关于巴金《家》的随想
高山流水半世谊
“小骂大帮忙”新解
孔子之用，大矣哉！
大学文科向何处去
在胡志明家做客
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
兵马俑前的沉思
呼唤更多的文化关怀（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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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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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志明家做客资中筠
最近翻阅尘封已久的相册，见到几张旧照片，勾起一段往事。1960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南北统一后更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十五周年国庆，同时召开越南劳动党代表大会，邀请各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代表列席，中国派出了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团员叶剑英、廖承志，我国驻越大使是当然成员。代表团成员有：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和中联部主管这一地区的局长、一名摄影记者、一名新闻纪录片的摄影记者，文字记者由新华社驻河内分社承担，还有李富春的秘书和叶剑英的警卫员，廖公未带随员，我作为英、法文翻译随团，其实只是备而不用。正式的语言当然在中文和越南文之间，由我国驻越使馆和越方提供翻译；各国来宾语言五花八门，势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带多种语言翻译。不过大体上通过英语或法语都能沟通，我碰巧二者都懂，带我去可节约一人。实际上，与各国代表交流很少，我的工作极轻松，大部分时间跟着参观游览。我是随行人员中最年轻、资历最浅的，因此得到不少照顾，实质的活动内容印象模糊，留下的都是花絮和愉快的记忆，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亲见胡志明主席的风貌。
胡志明本人曾经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战斗，与叶剑英还有特殊关系，所以对中国代表团接待既隆重又亲切。代表团到达不久，他就接见。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极其朴素、平易近人的老者。他自始至终一直说中国话，他的普通话略带广东口音。以后他经常在不同场合与我们团在一起，总是穿他那一袭白夏布衣衫，身边有一名女服务员照顾，没有大批前呼后拥的警卫和随员，以我国的习惯来看好像安全保卫相当松。我们被安排在原来的法国总督府，那时算是河内最好的房子，同时也是越南主席府。但是胡志明住不惯洋楼，专门在大院后面造了一座竹楼，自己居住。这洋楼就成为国宾馆，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钓鱼台，当然没有那么多栋楼。团里唯一的另一位女同志就是摄影记者牛畏予，于是整个访问期间我们两个人就住在一起，活动也多在一起。不过她要比我辛苦得多，那时器材还没有那么先进，她个子不高，整天扛着十几斤重的照相器材爬上爬下抢镜头，令我很佩服。我们在宾馆进餐，工作人员和正式代表是分开的。主要是中餐，十分可口，特别是那大米有特殊的香气，老远就能闻到，颇助食欲。一天我们正吃午饭，胡主席忽然一个人飘然而至，事先没有任何通报，我们慌不迭地站起来，他示意我们坐下接着吃，自己也随便拉一把椅子坐下。他向我们嘘寒问暖之后，并问饭菜是否吃得惯。有几句话印象很深，他说：你们趁着年轻，胃口好，应该多吃点。我年轻的时候胃口很好，但是没得什么吃，早晨豆芽炒青菜，晚上青菜炒豆芽。现在想吃什么都有了，却年纪大了，吃不下了。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多吃点。 我进入老年食量越来越小，每当面对美食常想起他的话来。有一天，胡主席说要邀请中国朋友到他住处做客，本来随行人员是不在被邀请之列的，不过他忽然看看我说：这个女孩子也一起来吧。于是我就有了到胡主席家做客的殊荣。那“家”在总督府大院的后面，中间经过一片绿树掩映的小桥流水，池边有一块地方垒起几方石头，那是钓鱼的地方，胡主席请客人在这里钓鱼，说这是“胡公钓鱼台”。在这里流连片刻后，来到一座架在空中的小楼，样式与傣族的吊脚竹楼差不多，不过我不记得是竹制的还是木制的。由几根柱子搭起，柱子之间八面通风，放一张长桌和几把椅子，大约是非正式的议事之处。沿简单的楼梯拾级而上，四面是带栏杆的回廊，中间只有两间房间，大家脱鞋进去，地板光洁，一尘不染。卧室只有一张带蚊帐的床，一书桌、一椅；另一间算起坐间，我的印象中根本没有家具，大家席地而坐，欢谈甚洽（当然我是不敢插嘴的）。胡志明提起与叶帅当年一起战斗之事，说，你是我的老上级，叶帅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他还用广东话说：“我们说广东话，他们听不懂。”其实就李富春听不懂，廖承志也是广东人。临告别时，叶帅开玩笑说：“胡主席啊，这个地方真好，可惜还缺一个人。”胡主席会意，笑着说：“我在等文成公主呢！”9月1日越南劳动党代表大会，除两名记者有自己的任务外，我们随行人员都不参加，我在会场外走廊和休息室待命，以便休息期间我国代表需要与其他国家代表交谈时随时应命，实际多为寒暄，并没有多少实质性谈话。我体会，那一次为了不使主人难堪，我代表团有意低调，不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带到哪怕是会场外。9月2日国庆日，白天游行、阅兵，我们都应邀上观礼台。晚上国宴和游园，都在公园里，宴会也在露天举行。宴会时间较短，随后就由越南主人陪着游园，整个园子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气氛。与我们的节日游园活动一样，到处搭台，进行着丰富多彩的表演，每一处都围着一圈观众。
胡主席有许多别的客人要招呼，但还是陪我们走了相当一段路。宴席间有一趣事：越南9月初天气还是很炎热的，入晚也不凉快。对于这种隆重的场合，中国代表照例穿着正式的中山装，叶帅还穿了元帅服。胡主席却还是一如既往，穿着他的白夏布衣衫，而且在席间提出来请大家宽衣，说是天这么热不必拘礼。于是大家如释重负，纷纷脱去上衣。唯有最胖、最怕热的廖承志就是不肯脱去白色茧丝的中山装，胡主席一再点名让他别客气，他只是笑而不答。原来他正是由于怕热，里面什么也没有穿，光身穿了这件上装，自然没法脱了。散席后，李、叶二位都以此事取笑他，他大呼失策不已。在那次访问期间还参观了一些中国援建的工厂，记得其中有牙膏厂，我第一次见识原来牙膏是这样制造的，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还有印象。还游了下龙湾，其地质结构和景色与桂林相似，期间叶帅即兴写了几首诗，我曾保留过其中一首的手迹，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下干校等，与其他的书籍、文件等一起都消失了。不过后来见到出版的叶剑英诗集中这几首诗都在内。几年后美国侵越战争起，我才知道挨炸的东京湾就是我游过的下龙湾，不胜惋惜。总之，那次访问在“同志加兄弟”的气氛中，十分融洽、愉快。我处于边缘，没有参加正式会谈。不过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背景还是知道的，从非正式活动的一鳞半爪中也能感觉出来。当时中苏已交恶，越南夹在两大国之中，两边都要争取它，而胡志明则一心要当和事佬，希望两边和好，保持国际共运的团结。中国代表时不时地借机表示对苏联的微词，记得李富春在拜访竹楼之后说，胡主席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令人钦佩，我们都应该学习，不像有些人忘了本，生活奢侈，还提倡什么物质刺激，同帝国主义和平竞赛，搞半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是那时中共给苏共加的帽子，还留有余地，后来把“半”字去掉，再后来就变成“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了）。李富春讲“半修正主义”的浓重湖南口音（“半”读如‘bu’en ）我至今犹有印象。每当此时，胡志明则顾左右而言他。记得那一次他接着说，越南现在也在培植小球藻，凡中国有的，我们也要弄一点（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内提出各种各样粮食代用食品，“小球藻”是一种菌类，据说富含蛋白质，可补充营养，故一段时期号召培养小球藻），把话岔开了。提到国内的“三年困难”，又想起那次访问期间，我个人出了一个与此有关的差错。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短缺经济，于是就有专门供应外宾的友谊商店，在里面可以买到外面买不着的东西。又由于个人不能持有外汇，出国代表团每人发少量外币（真的是极少量）作为零用钱，而接待规格较高的代表团，则由东道主“发”给客人零用钱，并安排到友谊商店购物，这也是一个节目。这钱只能在当地花完，带回去没用，也不允许。我们访越期间，照例也有这样一个日程。我当时初为人母，孩子才三个月，以我的工作性质当然只能喂牛奶，牛奶的供应已经把我父母的份额都占了才勉强维持，而所需白糖，当时也是限量分配，完全不够的。我在河内的友谊商店经过食品柜台，忽见白花花的白糖，为之心动，就不假思索地买起来。出国而不买当地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却买白糖，自己觉得不大好意思，就向陪同的越南同志解释，因我有一三个月的孩子云云。当时我认为，中国现在供应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兄弟”邻邦，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谁知当天晚上，住处有人敲门，出去一看，一位越南同志送来一个大纸盒，说里面全是白糖，送给那三个月的“小娃娃”的。我大吃一惊，知道事情不妙，显然我买糖的事已被汇报到越方接待的领导，才有此善意的馈赠。我如收下，是违反纪律的，遂执意推辞。他却与我一样坚决，看来他若不完成任务也是不好向领导交账的。我只得暂时收下。他一离去，我立即拿起盒子去找领导——即外交部的亚洲司长，他负责团内工作人员的思想纪律——说明原委，检讨自己行为不慎，并把“礼物”上交。他表情严肃，显然很不快，但因我是临时借调不是他的直接下属，没有严厉批评，只说，事已至此，以后吸取教训吧，东西留下我们研究后再说。后来在回国前，他们把那盒子又发还给我，说是既不能退还，也无法处理（若不是食物就可上交仓库）。我当时确实心中很难过，回国后又如实向本单位组织汇报，写了一份检讨。
事实上，在那个困难时期，出国人员在国外买食品已相当普遍，随着匮乏越来越严重，此风日盛，包括级别相当高的领导都如此，以至传出把黄油放在箱子里到家化了弄脏衣服的笑话。于是，大约在1961—1962年间，上面（不知哪一级）规定一条纪律，临时出国人员在国外不得购买食物，以免造成“不良国际影响”，大约是饿死事小，面子事大吧。我这件事发生在宣布纪律之前，所以还不算太严重，只批评，没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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