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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nd，1884—1955），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从1926年至1940年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居住，期间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高层及英、美、日、苏等国在华军政人员交往密切，写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新闻报道。除本书之外，其作品还有《苦难中国》（Tortured China）、《华尔传》（The God from the West）、《一半人为奴，一半人自由：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Half Free：This Divided World）等。 目錄： 译者序 卷一　中国苏醒了 1.　只身来到动荡的中国 2.　帝国主义的前哨 3.　孙中山晚年的秘密 4.　从上海至北京 5. 《英文导报》的丑闻 6.　投入《纽约时报》怀抱 7.　京津备战插曲 8.　济南惨案独家报道 9.　混乱的国民政府 10.　遭国民政府驱逐 11.　宋子文出面和解 12.　营救胡适 卷二　日本发动战争 1.　九·一八事变前的徒劳警示 2.　征服满洲只是第一步 3.　日本人的高薪诱惑 4.　现场采访一·二八事变 5.　日本蚕食华北 6.　被公开叫卖的秘密协议 7.　1936年夏天的中国时局 8.　独家新闻：西安事变 9.　与莫斯科的双重关系 10.　蒋介石听从意见了 11.　南京路的死亡与恐怖 12.　日本恶魔第一人 13.　日本在上海的暴行 14.　引狼入室 卷三 世界进入战争 1.　日方要员登门警告 2.　和平的一线希望 3.　日本高官的试探性接触 4.　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5.　全球率先报道日德谈判 6.　横遭日本便衣毒手 7.　日本宪兵队偷袭的内幕 8.　美国的幻灭与沮丧 9.　中国人的中国 10.　战后并非太平盛世 结语　 一个驻外记者的感触 译名对照表 內容試閱： 12.营救胡适 国民革命军获取华北后，各外国在华当局立即应允国民政府要求，任其对进出中国的有线及无线电报内容实施检查，实属极大失策。 仅就理论而言，赋予南京政府此种权力是理所应当的。尽管大多数电报都是去往上海的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但中国政府认为，这些地方毕竟都是中国土地，因而，对进出那里的电报实施检查乃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权力，若长期阻碍此种权力的施行，将导致主权受损。中国的这一司法主张确实正确无误。 但问题的症结是，大多数检查员都是不称职的政工人员，要不便是与高官们有裙带关系。他们中泰半对新闻或宣传的价值一无所知，许多人外语一窍不通。于是，新闻稿便不得不先译成中文，供这帮检查员审阅，由此而造成的延宕，实难容忍。这帮大爷们多数自成一统，南京政府那些头头们固然有能耐，却难得给出只言片语的指示。 国民党的小官们大多陶醉于新近到手的权力，不可一世到可笑地步。又因中国实行一党统治，至使褊狭盛行。一党制还导致各种卑鄙伎俩层出不穷，目的是遮掩累累罪恶。许多小官僚更是堕落到公然撒谎，企图让中国人民及境外各国政府相信，南京新政权的官员全是超人，个个能力卓绝，品德高尚，廉政不阿。若有谁胆敢道出真相，哪怕稍有非议，便被冠以“危害国家”或“叛国贼”的罪名。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与审查制度作了奋力抗争，但成果总难持久。我屡屡将审查员的恶行秘密呈报他，其中一些还被转呈蒋介石和蒋夫人。但要他们一而再地干预，不断惩戒或开除那些审查员，确实也勉为其难。故总体而言，邪恶长期存在。 不过，有一次宋子文倒是果断行事，从而顺利渡过一场灾难。那是1932年1月，日本人轰炸了上海的闸北。开战当晚，电报局几个负责人告诉我，从午夜起，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员将进驻电报局。我立即打电话将此事告诉宋子文，恳求说： 千万别让他们这么做。日本人的进攻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新闻，电报线路已经爆掉了。报道这事的外国记者，是没有一个会说中国坏话的。现在应该让新闻不停地发出去，不要去阻碍它，检查员来了只会拖延新闻的发送。别忘了，要是允许新闻检查员阻挠新闻电讯的发送，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就只好采纳日本的版本了。日本人正在夜以继日往外发新闻，数量惊人，而且不受中国人的检查。 当时及随后多年里，虹口有一条直通长崎的电报线，为日本人所有。该条线路按规定只能发日文电报，但实际上却什么文字都发。当然，中方的检查人员在此是遭禁止的，而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派员驻守，对往来电文作详细审查。 若碰上中方电检人员过分捕风捉影，过分愚蠢，实在无法打交道，我也常享受日方给予的特权，将我的新闻电讯通过这条线路发给《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休·拜尔斯（Hugh Byas），由他转发纽约。我多次光顾那里，但在1932年战事爆发期间，却决不踏足。 多年来，上海的电检人员行事无一定之规。美国记者发往纽约的无线电讯可以过关，英国记者发往伦敦的相同稿件却遭枪毙。电检人员也不想想，这条电讯只需从纽约再发一次，跨越大西洋，伦敦的报纸照样收到。更恼人的蠢行是，一些电讯稿明明已获军方电检人员通过，可以从北平或天津直发纽约，但若将其先发上海记者站，譬如我这种情况，则有可能遭上海电检人员截留。 让外国记者深感不便的是，中方电检人员长年隐身幕后，默默无闻。记者若想登门拜访，请教为何某些新闻不得报道，则永远不得其门而入。他们也从未向记者们颁布过规章制度。倘若真有正式条文存在的话，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只能懵然行事，被迫将电讯稿交给不知名的人，任由他们校订、删改、批准或枪毙。 情况堪称荒谬，然而，即便是宋子文和早已身心俱疲的总司令，对此也无能为力。这自然造成大量的新闻走私现象。我自己就无数次托轮船公司的可靠船员或朋友，将消息送到八百英里以南的香港；若没有南行的轮船，便以同样方式，将消息送往八百英里以北的大连，通过日本人的电报局拍发。 中方电检人员中，有一些无疑在领取日人津贴。一些电讯稿明明于中国有益，于日本有害，却遭到扣押。我已多次将证据呈交宋子文。但这家电报局的问题解决了，那家电报局又出现。记得上海的电检人员曾将南京政府一名部长的声明枪毙掉，而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要将其传播到海外的。但数小时后，他们却将另一篇稿子放行，那稿子是心怀不满、藏身沿海租界的军阀政客对南京政府的猛烈攻击。 对思想独立与写作独立的迫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对胡适博士的迫害。胡适博士后来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他常说，是《纽约时报》救了他的命。此话是恰如其分的。 1929年，胡博士任教于上海黄浦江口吴淞的一所小型大学（即中国公学，胡适任校长）。虽然他家在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但大学却在华界。众所周知，胡博士的讲课内容及他在《新月》杂志的文章，让南京的众多高官恨之入骨。为此，他的中外友人纷纷劝他辞去大学教职，免得每天离开外国控制的地盘，在中方地盘长途行驶，冒着被南京当局手下逮捕的危险。但他对危险嗤之以鼻，继续尽他的职责，无所畏惧。 那时，胡博士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厕身全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行列。他从未加入国民党，获任驻美大使时，连党员也不是。他在大使一职上，一直待到1942年末。 胡适身处险境的最初征兆，是以下正式公文的颁布： 案奉国民政府训令，内开： 案准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函开： 径启者：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来呈一件，内称： 案据职会属第三区党部呈称：“查属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呈称市执行委员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令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附具理由：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等因，合亟缮呈钧会，祈查核转呈”，等情前来：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乃任之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其训育所被，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途。 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该会所请，不为无见。兹经职会第四十七次常会议决，准予转呈在案，理合备文呈称钧会，祈鉴核施行。”等因：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按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以期有所引申发明。惟胡适身居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戒。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事关党义，至希查核办理为荷。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办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部即便分别遵照办理，此令。 文告发布了，胡适也被召去听训，但他继续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的危险极大，我也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一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 我还告诉时报，拯救这个伟人及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在时报上发表社论，对迫害行为作强烈谴责，然后通过电报将社论发给我，授权我不惜财力物力，设法让远东的所有报刊将此篇社论刊出。 以下是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的社论： 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正因如此，国民党对他的抨击，及要求对他作出惩戒的举动，意义非比寻常。他本是一个哲学家，杰出，富有勇气，思想及言辞坦诚，大部分时候超然于政治之上。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他只兢兢于使中国人的思想及教育体系现代化。 他之受到谴责，非关个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于直抒胸臆，指出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并非如该党向外部世界所描绘的那样，纯然是一片玫瑰色。对那些打着已故孙逸仙博士之名的经济理论，他特别质疑了其正确性。他之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胡适先生的友辈中，许多仍在他的求学之地美国，对于他至今没有倒在国民党独裁者的枪口下，常感惊奇。1927年回国后不久，面对主宰一切的排外主义，胡适便充满勇气，敢于放言，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作比较，坚持认为，横遭抨击的西方物质文明中，其所蕴含的精神性，比之肮脏、残暴、极端漠视人类生命及充满宿命论的东方“精神”文明，要远胜一筹。胡适的真话，对于这一精心塑造的东方假象来说，无异于叛国之举。 去年冬天，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为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的书作序时，他呼吁中国人民停止自欺，直面现实，称改革乃必由之路，而且必须发端于内部。他谴责政客的腐败和低效，否认中国之灾祸全因国外“帝国主义”而起的流行理论。这些文章招来憎恨，不仅因其真，更因他没有“参与游戏”，去粉刷中国的弱点，将所有一切怪罪到外国人身上。 中国企图指逼外国记者沉默，已经够恶劣了。而当他们企图惩罚一个自己人，便不禁令人害怕，不知这种褊狭何时到头。要知道，这个受迫害者对当代中国所作的贡献，将被永远牢记，而迫害他的人，将早早被人遗忘。若受害人只是一介政客，此事作为地方性事件，或许可以接受。若此人只是寻衅闹事，鉴于当前局势动荡，此举或许也可解释得通。但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胡适冒险对国人道出实情时，他的声音，应该是去倾听，而不是去压制。 我将这篇社论，在远东广为散发。社论的英文版被送给上海的所有英文报刊，并通过无线电报发往北平、天津、汉口、南京、广东和香港。英文版还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和菲律宾的所有英文报刊。中文版则通过快递、邮寄、无线电报发给了中国的所有中文报，并发往曼谷、马尼拉、爪哇和新加坡。日文版则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十几家最具影响力的日报。 四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继续讲学写作。他对国民党的批判，未有丝毫减弱。此事发生后，南京政府里想将我驱逐的一伙人，对我更是喜欢不起来了。 3.日本人的高薪诱惑 新闻行当中，有个词叫“预感”。这感觉颇为奇妙，难以言表。有些人从未体验过，有些人倒是有体验，却总是不对。上海就有这么个记者，永远猜错。一旦他决定去南方，其他人便在总会里或酒吧里聚会，纷纷说大概应该往北走，而且并不全是在打趣。总体而言，报社记者是迷信的一群。我虽不迷信，但对“预感”，却是例外。 1932年1月，满洲及华北的政治军事活动频密。沈阳、齐齐哈尔周边及往西的一片地区战事持续。退位的“小儿皇帝”溥仪经日方梳妆打扮，以傀儡身份粉墨登场。天津局势动荡，周边陆续有战斗。满洲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华北抗日运动发展壮大，整个华北危机重重。显然，对外国记者而言，待在北方，才有新闻。 然而，我的预感却是往南方去。一股难以抗拒的强力，将我拉向上海。最后，我终于不顾自己的理性判断，跟着预感走，于1月20日预订了从大连南行的船票。轮船是艘日资的沿海客轮。我们23日中午出发，到晚餐时，我已对自己的决定窃喜不已，因为其他记者无一随我南行。 之所以窃喜，是因为下午收听到大量无线电新闻，证明我的预感正确。上海的紧张正与时俱增。报道说，中国的流氓阿飞向街上的日本学童及僧人掷石头；抵制日货的群众将销售日货的华人商店抢夺一空，将日货当街烧毁；南京政府因蒋介石及亲信已辞职，虽欲确立权威，实则一筹莫展；东京已经暗示，将对华提出苛刻要求。 我们的小客轮从长江转进黄浦江时，已是25日下午。天色阴晦低沉，风急如割。危机已有黑云压城之势。江面上泊满了军舰，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大多数是敦实庞大的日本驱逐舰，清一色漆成铁灰。日舰有的靠岸，有的在江中央下锚，沿着黄浦江摆开，每隔约四分之一英里停一艘。甲板上炮衣已卸去，炮口对准岸上。沿江的日本建筑都有日本海军陆战队把守。船逆流缓缓而上时，朝岸上望去，可以看到江边布满了铁丝网，到处是机枪林立，随时准备战斗。 第二天在忙乱中一晃而过。局势的紧张则在加剧。我可以轻易找到中日双方的军政长官，这种情况在上海也是前所未有的。显然，双方都预见到冲突将起，都想在事发前，通过报纸向世人阐明己方的立场及原因。 1月27日上午，即我从满洲归来的第三日，我跟道格拉斯·罗伯逊一起前往日本武官办公室拜访，受到热情接待。此行的目的，是弄清日本对中国提出的最新要求。接待我们的是武官的助手高桥少佐，他咧嘴一笑，露出上面一整排大金牙，光彩夺目。少佐外表整洁，脸刮得精光，罗圈腿，在日本人中算是高个子，说一口破绽百出的英语。他端来一堆东西招待我们，有热茶、廉价白兰地、生鱼片、咸米饼、橙子、香蕉，还有温室葡萄。品种的搭配有些不伦不类，而且也不适合上午10点用。没想到，他提供的“信息”，与他的点心和饮料一样古怪无用。 看来此行纯属浪费时间，我们也只有一笑置之，便起身回到《纽约时报》办公室。刚脱了帽子、大衣，电话就响了。 “我是高桥少佐。我想今天傍晚见你一面，不知道5点半合不合适？事情很重要。” “5点半可以。你是来这儿，还是去我的公寓？公寓里的话可以来一杯海波酒，说话也舒服。” 高桥说，那他去公寓。 我对罗伯逊说，但愿少佐比一小时前健谈点。我们约定，万一高桥言之无物，到了6点，他便提醒我还有个饭局，好结束会谈。 高桥果然按时抵达，见罗伯逊在场，似乎有些尴尬。我们如约招待了他海波酒，但他并无新闻可提供。谈论的内容，无非是过去四个月满洲的战事。5点40分时，我给他续杯，他却百般推却。突然，他跳了起来，右臂直伸着，朝我逼进。我想，闷局总算到头了，便也兴致勃勃站起身，伸出右手，言不由衷地说，这么快就急着走，实在遗憾。没想，少佐一开口，便扔出了一颗炸弹。 “拿着，”他说，“这是给你的，希望你友好对待我国所做的事情。” 这才发现，他伸出的手里握着厚厚一叠钱，像是日元。那时，一日元值将近五角美元。 我连忙把手插进裤兜里闪避。直到今天，我还想不出当时为何努力控制自己，不马上发作。也许是因为行贿发生在我家里，总有一种主人的感觉在。 “嘿，少佐，别来这一套。”我半是玩笑道。 “没事的，请你收下。”他坚持道。 “对我来这套是种错误，”我说，希望他没注意我已经气得声音发抖了。“你我都知道哪些记者是收过贿赂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知道谁是受贿的，他们写的东西，就再也没人看，没人信了。这种人，对他们雇主也好，对自己也好，马上就一钱不值了。” “没事的，请收下吧，这是礼物。”他还在逼我。 我终于不管不顾地发作了。 “你最好快给我滚出去！”我对少佐说。又对罗伯逊道：“请打电话叫服务生来，把这蠢货的帽子和大衣拿出去。” 双方就此停止交谈。少佐顾不上穿大衣，便鞠躬退出。我根本没有欠身回礼，记得在他朝电梯走去的当口，还用力把门碰上。 因过于激愤，我晚饭也忘了吃，在屋里来回踱步，罗伯逊也陪我一起生气。我突然想起，金纳（W. Henry Kinney）也在上海，便一个电话打到两条街外的华懋饭店，要他马上赶来我的公寓。他说恐怕不行，因为还有一个重要饭局要参加，我粗暴地命令他必须过来。 “这事比饭局更重要，”我说，“你的老板捅下大娄子了。” 他一听忙说，马上就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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