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德勒兹？在很多方面，这是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本人可能会提出的一个问题。德勒兹不将任何东西看作理所当然的，他坚持生命的权力——所有的生命而不仅是人类的生命——在于产生问题，这是它自身的权力。生命提出问题——不仅是去思考存在物，而是去思考所有的生命。有机体、细胞、机器和声波全都是对生命的复杂和问题的力量的回应。哲学、艺术和科学的问题是生命提问权（questioning power of life）的扩展，也是一种同样在较小的有机体和它们进化、变异（mutate）及变化（become）的倾向中表达出来的权力。德勒兹对生成（becoming）的坚持是20世纪晚期思想中后结构主义潮流的典型。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例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并非一个自觉的集团。他们都从不同方面对20世纪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事件进行了回应。现象学与两个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相关,它拒绝以前的知识体系，力图将生命仅仅作为它的表面（现象）来研究。结构主义，通常与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联系在一起，这是20世纪另一个试图用一种科学和严格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系统和语言的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拒绝那种认为知识能够以人或人类认知者为中心的想法；它们都致力于提供一个更为可靠的基础。对于现象学而言，这样一个基础就是经验本身，而不是谁或什么正在经验着的这样一个前设。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知识不应该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那些使经验成为可能的结构之上：即概念的结构、语言或符号。结构主义者坚持没有任何东西自身是有意义的，意义是由与其他的系统组成成分之间的联系所确定的，所以一个词语在它的语言之外就没有意义。后结构主义则认为无论将知识的基础建立在纯粹经验（现象学）或者系统结构（结构主义）之上都是不可能的。在德勒兹的案例里，就像其他的后结构主义者那样，这种将生命组织化到相关的结构中的不可能性并非一种失败或损失，而是一种值得庆幸的结果和解放。我们不能为知识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的事实意味着我们被给予了发明、创造和实验的机会。德勒兹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去接受生命转变（transform life）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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