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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如果是一台上帝精心构造的机器的话，你也许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找到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进而发现涨跌的规律，赚取高额的利润。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会吸引更多的聪明人，年轻人来到资本市场，用各种模型预测未来的走势，但是这台类似永动机的印钞机即便能够被设计出来，也是一场灾难，这台极度智慧的机器能够让人一劳永逸地进入财富天堂，失去了克服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挑战的动力，这对于人类，乃至任何一个物种来说，都是一种生态灾难。 资本市场如果是一个人为操纵的赌场的话，大多数人最终会醒悟这个游戏的结局，从而退出市场，大庄家也许能够赢得几次辉煌的胜利，但那是个别孤立的事件，他们不可能永远这样玩下去。赌场是一个极度负面的激励机制，最终使得所有人都成为失败者。 资本市场是一个丛林。在远古时期驱动人类部落战争，在史前时期驱动生物进化的那个丛林现在借道资本市场，把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风险和收益体现出来，鼓励人们用提高自身能力的方法去应对未来不确定性，从而实现人的进化。 如果我们站在热带雨林观察者的角度来看资本市场，原先困扰我们的一切迷雾都会散去：做空机制本身是生物筛选机制的一部分；看似不合理的高估值其实是对优势物种的激励；看似不合理的低估值其实是对剩余物种的保护。 历史与数据 我生在历史学者家庭，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堆满古旧图书的狭小书房里，我记得祖父经常笑着说起“考古学家是历史学家的敌人”，因为他们试图到地下挖出新东西来证明历史学家是错的，我总感觉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口气轻松，我现在理解他讲的其实是史料和史观的问题。许多亲友都指望我继续研究历史，但是祖父告诫我，“去找份容易搞得饭吃的工作”！ 20多年前，我高考选择学习财务会计之后，一度因为地气潮湿而把他楼下书房的线装书统统搬到阁楼去——现在为了撰写这本金融哲学书我又把那些书从阁楼里面翻出来了。 当时，我正忙于考托福，GRE，准备出国读研究生（我记得我们那一代人忙忙碌碌就干了这些），记得有一年的GRE考试摘录了祖父英文藏书中“What is History”（历史是什么）中的句子，我还兴奋了好一阵子，因为我读过那一本书。如今我自己人到中年，就像到点的闹钟一样，又开始翻看他留下的那些怀特海，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其他历史书，我读到了许多商学院和资本市场上没有教给我的新东西。 需要新信息！ 我听过这么一个笑话，说的是一群被判终生监禁的囚犯在一起讲笑话，一开始每个人都讲一个自己知道的笑话，然后听众都笑得前俯后仰，后来这些囚犯们相互之间都很熟悉各自的笑话了，不需要讲笑话的人从头到尾把故事说一遍了，他们就把笑话统统编号，一共100个笑话，每次讲笑话的犯人就直接报出某个笑话的编号，让大家自己去想像那个编号所对应的笑话，这样就把100个笑话转换成为了100个数据。这个办法刚开始的时候，效果很好，大家一听到某个编号（调用某个数据），立即联想起那个笑话，也都能笑得前俯后仰。但是，渐渐地大家越来越熟悉这些现成的笑话了，即便是当初最好笑的笑话及其编号也不再那么好笑了，这时候突然有一个犯人异想天开地报出了“101”这个数字，大家愣了一下，随后爆发出许久没有听过的笑声，这是这个封闭的监狱的最后一个笑话了。此后，即便有人报出102这个数字，也不那么好笑了，他们整天盼着有新的犯人送进监狱，希望有人再让他们笑出声来。 现在，我们把笑话看成是股票，把笑话的编号看成是类似于股票期权的衍生品，然后我们来猜想一下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市场，自己不能产生新信息，也没有外来的新信息进入。让人发笑的101号笑话其实是一种意外的惊喜，而此前的任何笑话从特别好笑到一般可笑，到不那么好笑，就像是一个公司从成长期到成熟期的过程一样，是一个惊喜逐步消退的过程，这不仅仅是公司本身的问题，更是资本市场对其熟悉程度的问题。我在想是否任何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最终都会衰亡呢？ 我们能历史中找到哲学思考的线索，我们能在交易数据中找到什么？是历史规律吗？历史有规律吗？历史如果有规律怎么办？我们在历史数据中找什么？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待历史的态度如同是对待一种哲学，我想也许历史就应该是一种哲学，是你观察世界和时间的方法，角度，思想方法和总结判断。由此说来，金融学家也应该和哲学家很像。 如果历史数据能够揭示交易规律的话，那么，我们的成功取决于自己和别人学习历史经验教训的速度。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从历史数据中学到的东西是极为有限的，历史数据已经在那儿了，不可能有新的变化，这就如同有囚犯报出“101”号笑话一样，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能够产生的最后一点儿新信息。 随机性到底是什么？ 科学与金融学的悖论，科学方法应用于金融学是正确的吗？如果能够被应用的话，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前提是如果真有这种科学方法的话。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质疑在资本市场上应用科学方法的普遍性和可复制性，而在于我担心“科学崇拜”统治着我们的思想：我接触过的投资人常常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思维定式，他们相信资本市场上有更高明的机构投资人运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在赚他们这些散户的钱；他们还相信名牌大学毕业的理科生担任的分析师推荐的股票会比他们自己强一些；他们甚至还相信如果他们自己能够掌握数学工具，建模，编程等一系列技能的话，他们在资本市场的回报会提高。在资本市场上建立科学崇拜会导致对随机性的误解，有时候这种误解会是灾难性的。 我认为随机性是进化机制的一部分，随机性防止了任何人用可以总结，可以传播，可以复制的方法一劳永逸地进入财务自由。那些成功地进入财务自由的投资人在市场上始终是凤毛麟角的，而他们出版的自传又让大家感觉他们的成功源自于他们刻苦实践了一种可以被复制和学习的方法，普通投资人容易忽略这些人的成功源自于随机性而相信他们的道路是可以追随的，这样一来，大家就努力复制富人的成功经验去实践，而随机性最终使得大多数人并没有发财，这是因为如果大多数人都发财了，人们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我们社会就不再进步了，这就违背了进化论。所以，我认为随机性是进化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 成功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随机性的宠儿，同时他们的基因也许帮助了他们在不确定性世界更好地生存，而某个具体的人所拥有的基因其实也是进化过程中随机的表现，就连他的父母也无法控制。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让大多数相信成功仅仅就是运气，那样的话，他们干脆放弃努力了，躺倒不干也不行，这样也会妨碍社会进步。于是大家就被成功者的故事激励起来，去“勤劳”、“努力”、“刻苦”、“节俭”和“聪明”地努力工作，于是，种种美德就得到了奉行和传播。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获得了持续演进的根本动力。 在历史学中，有关随机性（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偶然性”）的激烈争论发生在20世纪初。关于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的问题，关于土耳其苏丹巴济扎得的痛风问题，关于希腊国王亚历山大被宠物猴子咬了一口之后感染的问题，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令人目不暇接，感觉我们今天的世界完全是一场错上加错，歪打正着的偶然性事件的戏剧中最新一幕。1909年，英国历史学家博瑞发表了关于“历史中的达尔文主义”一文，提出了“偶然巧合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进化的事件”。我不太接受这样的历史观，我认为无论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还是资本市场的偶然事件，都是进化机制的一部分，让我们事先无法做出基于预测的准备，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准备的话，等于说进化的进度表是人类预先可知的，进化可以脱离自然而单独由人类掌控着进行下去。不确定性的未来永远悬在我们前面，让我们保留了希望和恐惧，让我们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始终有所准备，让我们有动机来保留生物多样性，保留文化多样性，保留不同的见解和思想，而不是事先就做一遍清扫和统一，这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进化所需要的竞争机制。因为竞争机制的基础之一就是生物多样性。 我相信金融学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因为金融学既不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也不是表达感情的途径，而是一种体现在资本市场的进化机制，更像生物学。我感到高兴极了，因为我的祖父是学历史的，祖母是学生物的，而我则是学金融的，好像他们俩早就为我在思想上找到这一认识做了充分的基因准备。 历史事实和历史数据 投资人被“科学崇拜”绑架很久了。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还是科学与艺术并驾齐驱的阶段的话，到了欧陆列强争霸时期，奥匈帝国的山地师给每个连队配备一名数学家，专门计算弹着点和火炮射程，战争的胜利是压倒一切的事实，它证明了我们对科学怎么崇拜都是不够的。用科学方法处理火炮数据很成功，那么，我们雇佣同样的数学家来处理交易数据是否也能百发百中呢？ 那些交易数据到底是某项资产在历史上的真实价值，还是当时人们基于他们掌握的信息对这项资产价值做出的判断？抑或是能够激励当时人们的估值水平？究竟什么是历史事实？什么是历史数据？我对历史数据发出质疑的底气来自于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教授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根本不是事实，而是一系列已经被人接受的判断”。进而我感觉在金融学的领域中，我们把历史事实和历史数据进行了机械的分割，这种分割是可怕的，有时是致命的，因为这种分割使得我们更容易使用科学方法来处理“历史”，记住，统计软件处理的历史绝对是“历史数据”，统计软件绝对不能处理“历史事实”，只有人，而不是机器，才能够从历史事实中获得对现实和未来的思考，因为这些都是人本身的主观判断。我们现在有一种盲目的可怕的倾向：认为历史数据体现了历史事实，体现了规律性的交易机会，体现了市场的信息，我们只要处理历史数据就能够把握历史事实所揭示的历史规律，进而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未来。我认为这是对科学、金融和历史的三重误解。 里顿.斯特拉齐曾经诙谐地说“无知是历史学家的第一要素，无知可以让人简单，明了，也可以让人有所选择和省略”。我把这句话里面的“历史学家”换成“量化投资”的话，这个结论是否也能成立，而且更加诙谐？E.H.卡尔进一步调侃道，“我在（斯特拉齐）的反思中找到慰藉，这些历史学家（指同事）之所以能耐如此之大，源自于他们对研究主题的无知”。 维特根斯坦在表述他的语言哲学时，用过这样一个例子：“设想一个画面，一个拳击手摆出一种特定的姿势。可以把这个画面理解为他在告诉人们在拳击时应该怎样站立，应当采取怎样的姿势，但也可以把这幅画面理解为他要告诉人们不要在拳击中采取什么姿势，甚至他只是在模仿某个特定的人的特定姿势”（《哲学研究》第23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个词好比一个拳击姿势，尽管它在不同的语境中的外形相同，但是其功能或者意义是大不相同的”。涂纪亮进一步阐述道“维特根斯坦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对语言的深层语法的研究，不要仅仅根据语言的表层语法就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做出断定”。现在，把拳击手的那个姿势，想像成某个股票的价格；把那场拳击比赛想像成某个时段的股价走势；如果我只告诉你某个时刻的价格，你能理解什么呢？而即使我把一个连续的交易时段的价格都告诉你，你又能理解什么呢？你是否一定比刚才只知道某个片段的情况更全面地理解了估值呢？ 我认为估值体现了在某个历史时刻：上市公司的运营状况，投资人的预期，对潜在投资者的激励和约束，各种因素，均是那个时刻的生态环境下，产生的一个价格指标，对当时的人有激励和约束作用，让他们去做某个特定的事情。如果我们把某个温度指标和那个温度所处的热带雨林割裂开来，单独研究温度的变化，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尊重这样一个事实：那个历史温度来自于某个热带雨林在某个历史时刻的状况，那里一定有一个复杂而完整的多样性生物，雨林、生物和温度是统一整体，我们不能割裂开来，忽略其一而单独研究其二。 有鉴于此，我不赞成把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同上市公司，实体经济，当时的货币环境，当时的技术条件，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时人们的需求等因素割裂开来，单独进行探讨和研究。我不认为当时的价格已经自动包含了市场信息。研究K线图的技术派人士可能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他们认为可以抛开自然环境单独研究温度，也可以抛开经济环境单独研究价格——他们是雨林中某个部落的巫师，毕业于吉卜赛神学院，他们在资本市场生存的概率不会高于那些因求雨失败而被处死的前辈们。 回归与模拟 《诺桑觉寺》里面有一段凯瑟琳.莫兰对历史的哂笑：“我总认为，要说历史是枯燥无味的，那就怪了，因为大多数历史是编造出来的”。我对这段话不予置评，但是我想稍加改动：“我总认为，要说我们能构建一个赢多输少的交易策略，那就怪了，因为大多数交易策略是在历史数据的垃圾堆里编造出来的第101个笑话”。 如果让我那历史数据去做回归分析，我会嗤之以鼻，因为我记得金融学中有这么一句俏皮话：“You may regret your return when you rest on regression”（你如果相信回归的话，你一定会对你的回报感到后悔，请注意原文押了头韵）。那些利率的历史数据到底是什么啊？是当时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而不是实际的通货膨胀数据，我如果对利率做一般的回归有何意义？我完全是搞错了科学与金融学的区别。如果我对某一个金属材料的耐腐蚀性进行测试的话，收集在各种温度和压力条件下的实验数据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重复一遍实验的话，这些数字仍然是这样的，实验产生的历史数据将揭示物理世界的规律，而且无论我们揭示与否，那个规律仍然铁定存在。 但是，金融学是有关热带雨林的进化机制，不是铁板一块的物理学。我看不出来，如果我们把利率的历史数据收集了以后对我们预测今后的通货膨胀会有什么借鉴意义，那些国债利率的历史数据体现了当时人们、在当时条件下、根据当时的预算赤字，贸易平衡，就业水平等信息、对当时的未来、做出的主观判断；我看不出仅仅依赖于这样的历史数据会对我们预测今后的通货膨胀情况有什么帮助。 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的股票交易的价格数据凝聚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希望和恐惧。我看不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些主观判断继承下来的话，能够告诉我们有关未来的任何情况。也许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黑天鹅》的作者曾经说过，在市场极度恐慌的时候，人们的行为反而变得容易预测了——仅在此情况下，历史数据有意义，因为人性在巨大恐惧压力下的表现千百年来似乎没有多少进化。 而且另外一个我无法解释的现象是：错误逻辑和垃圾数据总是能够相互强化。300多年前，伯努利首先发现了随机现象中存在统计规律；3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喜欢把所有随机事件都当做概率问题。我们的量化策略投资小组很喜欢做这些工作，他们把历史数据当宝贝一样豢养在一个叫“移动硬盘”的抽屉里面，随时戴在身上。他们据此数据而进行的交易，会破坏原有热带雨林的价格信息，使得我们产生一堆垃圾交易数据，而这些交易数据可能反过来又增强了量化投资的热情，因为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里面，这些数据可能看起来更像是符合我们对某个概率分布的认识了。 金融学也许更需要模拟（simulation）而不是回归regression，模拟的工作无非是随机地产生一组数据去验证我们打算投入市场的某个交易策略是否可靠。这虽然也不靠谱，并不保证你的交易策略跑赢大盘或者取得绝对正收益，但是模拟的工作要比回归靠谱得多。我常常举出崂山道士的例子，我感觉他们那种“竹筒摇签”的方法就是在用所谓的“左二右四，上三下五，金木水火”等仪式来模拟一个未来的场景，并赋予其神的力量，劝喻你接受并奉行某个交易策略。你出于宗教信仰而会接受这个签所暗示的行为规范，并相应执行下去，你会坚持一段时间，并相信这是你最好的交易策略，因为这是模拟未来的方法产生的。 泰勒布的新书《反脆弱》提出了“脆弱与反脆弱”的概念，我粗粗读了一遍，感觉这就是有关用自身能力去克服不确定性的问题：作者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与其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地以为有人会来对自己行凶，不如跟着“胖子托尼”去锻炼身体，把自己炼成300磅的肌肉男，然后目露凶光地走着纽约街头，不仅不担心被人袭击，反而成功地逆转了敌我力量对比。用能力克服不确定性，而不是购买一份商业保险或者安保合同让自己呆在安全的地方，这就是反脆弱。 我感觉模拟是为了检验你的反脆弱性，而回归是为了让脆弱的你找到一个生存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为了符合进化的意义，模拟法比回归法更接近于鼓励大家培养出克服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因而也更接近于金融学的原教旨。模拟法是随机产生N组数据来验证你的交易策略或者风控措施，等于是让你的身体提前暴露在各种风险情况之下进行验证，这就是锻炼肌肉的方法。而回归法则很成问题，尽管这两者使用类似乃至相同的统计方法，回归的本意要帮你从历史中找出一条所谓的大概率事件，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给唐僧画一个圈一样，让你呆在这个所谓安全的区域里面。这样做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旦人们相信自己可以用数学方法找到安全区域，就会依赖于数学方法，而放松了锻炼身体，由此就松懈了跟随胖子托尼的健身运动，而实际上，你并不掌握纽约黑帮的运作规律，你自以为用回归法找出了一条所谓的安全回家路线，却可能因为放松了肌肉训练，而落入了一个新来打手的魔爪。 麻疹：金融和历史 我还得提一下通货膨胀的问题。历史数据简单地把通货膨胀率，利率给我们罗列了一遍，但是这种罗列并没有告诉我们，当利率飙升，国债价格走低的时候，财政部再也发不出新的债券了，价格因素会倒逼财政紧缩，节约开支，由此反而能够抑制通货膨胀的进一步蔓延。单独研究通货膨胀的历史数据可能会忽略通货膨胀和财政纪律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约束机制是金融学的进化机制作用在宏观经济方面的体现。 尽管有漂亮而严谨的历史数据表明公鸡啼叫先于太阳升起，两者的相关性很强，但是，“杀掉公鸡，太阳照样升起”。不要迷失在数据中，金融学会产生数据，但是别把金融学的数据和物理学的数据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否则你就会在一堆数据中，坚信自己用科学方法找到了那个“教会鸟儿飞行”的喂鸟人。 我想起了卡尔.波普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人不知道卡尔.波普，而一旦听说他是乔治.索罗斯的老师，又突然对他肃然起敬，然后对他的话若有所思，并试图理解。注重研究历史上成功人士的只言片语而忽略历史本身，这是否也揭示了一种人性？我们应该给这种特性贴上“急功近利”还是“崇拜权威”的标签呢？。不管怎么样，卡尔.波普说过这样的话，“数学规律：已知的正确，未知的也正确；物理规律：已知的都正确，且竞争成功；生物规律：80%的正确；经济规律：51%的正确；社会规律:则是...”，他进一步阐释道“证明数学定理，一个证明就够了；证明历史事件，至少要5个证据”。对象不同，方法不同，这就是我对历史数据的看法。我们这一代人深受科学崇拜的影响——不，不是影响，而是毒害，我们默认可以用科学方法处理海量数据就能够找到估值的真理和定价的模型，我们由此与真理越来越远，并有可能加强了市场的随机性。 痴迷于研究历史数据可能更容易触发突发事件的到来。黑天鹅对我们的影响之所以巨大，说到底是我们对充满着白天鹅的美好世界太熟悉、太了解、太习惯、太依赖而才产生的。我们之所以对黑天鹅感到震撼完全是我们自己沉溺于一个信息封闭的监狱里面，我们习惯于这个监狱里面一切有规律的东西并习以为常。我们已经丧失了时刻准备迎接新信息的思想准备，失去了经常拥抱新来的狱友的那种欢喜劲头儿了，甚至没有了一种改变和获取新信息的渴望了，总之，我们习惯于另外99个囚犯和我们反复分享过的那100个笑话了。造物主的时间表上，我们一定已经落后很多了，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那就是进化的停滞，造物主一定会给我们放一只黑天鹅进来，让我们重新活跃起来。所以，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痴迷于研究历史数据，以为从里面可以挖掘出什么东西，我们其实是在玩刀口舔血的游戏，我们越自信掌握了规律，这种我们从历史数据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就越容易被市场所打破，或者说某个交易策略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其实，我感觉历史数据的处理在金融学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使之不同于其他学科中的数据。我们要注意到金融市场是一个提供进化激励机制的平台，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数据记录器。一个区别科学与金融的案例是这样的：麻疹曾经肆孽欧洲各地，但是你从大众疾病普查的统计数据来看，是否会得出麻疹即将在今后若干年卷土重来的预测呢？做出预测之前，你可千万别忘了这个市场上还有激励机制。设想在资本市场上，更多的历史病例只会给麻疹疫苗的研究给出更高的估值，这样就会吸引投资人给这项研究投入大量的资源，科学家们在得到资助之后也许就此攻克难题，根除了这项疾病，此后的医学统计数据将一落千丈。统计数据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揭示任何规律，是估值的价格激励改变了进化的历史，这样的资源分配方式不是某个概率分布所能决定的，是某个历史时期的人类社会对自身问题的发现和纠正，是人对自身的提升，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我们不能脱离人的进化去理解估值，去理解历史，去发掘数据。 “历史完型论”的金融学理解 英国首相迪斯累利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弥天大谎和统计数据”。我由此猜想他是一个饱受错误统计数据困扰的首相。但是，迪斯累利还算是清醒的，他比那些痴迷于用统计数据来揭示真相的人要明智得多。 今天有关金融学中有关“历史数据和交易策略”的问题，总是让我想起我的祖父有关“史料和史观”的判断。他说，“史料只是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留下的痕迹，史观则是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两者都不是历史自身”。这个思想体现在他的《世界通史》序言“历史完型论”之中。我在想，可否把他的这段话稍加改动，变成这样的表述：“历史数据只是交易的记录或者交易留下的痕迹，由此形成的交易策略则是人们对数据的看法，两者都不是交易本身”。 我隐隐感觉到历史学和金融学有相似之处。我在此摘录一段姜义华教授（他是祖父生前的学生）为再版的《世界通史》所撰写的序言，“以史观而论，只可视为对历史的看法。像黑格尔那样将历史视为理性发展史，或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将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史，都只是对历史的看法。本着这些看法从史料中去寻找历史是可以的，若谓这等看法就是历史之自身却大不可”。 祖父曾经反对蔡元培先生有关“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说法，他认为不能承认史料就是历史，史料只是寻找历史的指路牌，只可视为历史之代表或者片段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的本身。他强调“历史是独立存在的，不因我们的知识而存在的客观历史，乃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他认为，历史研究者的使命就是研究人类过去的活动，分析其中的各种因素，寻找其中不可移易的关系，由此明白活动之自身。 引发我对量化投资方法进行反思的线索就是祖父的历史完型论，我在此摘录部分姜义华教授阐述有关祖父对《资治通鉴》或者说是资鉴派历史观的看法： 编著史书以资鉴为目的，或供后人之取法为目的，至迟当从孔子作《春秋》始。汉荀悦立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更是偏重资鉴，如他自己所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这里的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云云，完全是为着资鉴而破坏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直到梁启超，仍坚持着资鉴说，他说：“史者何也？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祖父认为：“资鉴说不惜破坏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摘取个别的先例，以作今人的训条；完型论则务须维护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明了历史之自身，以增今人的知识”。资鉴说的主要问题在于“目的在摘取先例以资鉴，则任取今人所需要之部分便可以”；而历史完型论的目的在阐明历史之自身，则非着重此自身之全体不可。 我隐约已经感觉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批评那种基于历史数据构建交易策略的投资方法。“两阳一阴”、“仙人指路”、“红三兵”等根据K线图总结出来的技术派语言；抑或是那些用MatlaB软件构造一个交易策略，做空指数的同时，做多指数中某些样本股以捕获这两者的价差，这些工作都需要割裂历史数据，用过去的片段数据来指导未来的交易，其基本动机就是“以史为鉴”——我在想这样的做法是否违背历史完型论的同时，也违背了金融学的基本原理。 “历史之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亦如世间其他事物一样，部分与全体同在，为不可分；部分之所以为部分，只因其构成全体；全体之所以为全体，只因其成于部分。历史自身的某个部分离开了历史自身之全体，往往不得其解”。历史完型论虽然强调历史自身的完整性，却并不认为用直觉的方法就可以加以了解。相反，历史完型论认为对历史的完整的理解只能使用分析工作于耐烦的分析过程中求得，且分析历史事实不厌精详。 我想把历史完型论的思想带入到我自己对金融学的理解中，资本市场也好，实体经济也好，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我希望通过分析去理解其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也不要忽略其中有些是我们永远不能理解的东西，因为并非所有的史实之间都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历史是有随机性的。 无论是考古学家的探险队还是量化投资小组，他们都能从历史数据中找到人性的规律吗？抑或最终被后人总结成封闭监狱里面的第102个笑话。 2014-2 比特币是由贝壳进化来的 2亿年以前，贝壳统治着整个海洋，海床上到处是贝类，它们有坚硬的外壳和简单的生理构造，帮助它们躲过了几次大的危机。但是一个物种的繁荣恰恰为其他生物提供了进化激励：甲壳类生物中进化出了专门吃贝壳的螃蟹，以前从不吃贝壳的鲨鱼中进化出了以贝壳为食的鰩鱼，就连贝类自己也分化出一种专门钻孔吃其他贝壳的食肉螺。繁荣本身酝酿了消灭繁荣的激励——强壮的肌肉在掠食者眼里是更鲜美的午餐。 据说远古时代人们用贝壳作为货币计量单位，符合某一个数量规范的某种贝壳成为了货币的原始形态。2014年以来，我陆续读到了各国央行“围剿”比特币的新闻，我本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比特币，看了新闻才去搜索一番，发现比特币和贝壳币有些类似的地方，首先就是作为货币，贝壳和比特的总数相对有限；其次，获取新增数量的贝壳或者比特币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三，贝壳币和比特币都存在着对技术进步的鼓励机制，原始部落为了获得新的贝壳要从事更具有挑战的新冒险：更深的海洋，更远的岛屿；而比特币的挖掘者必须开发出更好的算法，更快的芯片，更低功耗的运算效率，这些都是对技术进步的鼓励，鼓励人们去挑战未知世界，从而在这个挑战的过程中实现进步。 从贝壳币到比特币我们用了7000年，现在，我听着四平八稳的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念着“有关比特币炒作是投机行为”的新闻稿并不能说服我把同情心放在各国央行一边。说实在的，人民银行和美联储都不是当年使用贝壳币部落的血缘继承人，而更像是威胁斩断古罗马帝国血脉的鞑靼人，试图中断一种延绵千年的文明。我看着过去10年来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感觉比特币那样有数量约束的货币也许比无约束的宽松货币发行机制更有利于进化。 约束是一种激励 上海市的私车牌照每月限额拍卖制度是否也是一种类似于贝壳币和比特币的牌照发行方式呢？每月以价高者得的拍卖方式向市场提供9000张汽车牌照，这种方式是否有利于解决交通拥堵或者促进了交通便利呢？我曾经多次质疑这样的拍卖牌照的方法其实是把“在上海驾驶机动车辆”定义为一种特权（privilege）,而不是将其视作为权利right，这种将驾驶机动车的便利从人的基本权利中排除出去，使其成为可买卖的特权的做法是否符合中国现有法律框架？地方立法机构是否有权区分并定义公民的权利与特权？不过，我现在不那么纠结于这个问题了，因为我某次去北京之后，注意到这样一个压倒性的事实，那就是上海的交通情况在百万机动车保有量级别的城市中是很好的，而北京的堵车情况则很严重（仅指2013年，我相信今后北京的交通会改善），甚至被戏称为“首堵”。我在想是否牌照拍卖制度对于快速发展轨道交通也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呢？ 我在花园里洒上含铁的营养液，就是促进了月季花的生长，却同时抑制了兰花的生长。我给市场“安排”一个拍照拍卖制度是否就抑制了机动车的增长而促进了地铁的发展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又应该怎样来看待《联合国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后的二氧化碳排放框架谈判呢？ 签订一份对各方都有普遍减排约束力的“碳条约”会促进人类进步吗？还是只是发达国家抑制发展中国家赶超工业化水平的一种策略？在本文撰写之际，各国并未签订全面减排的碳条约，经过了南非和丹麦两次气候大会谈判之后，人们发现各国之间的分歧更严重了，我们似乎离碳条约越来越远了。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数量对于那些清洁生产技术会是一种促进，而无限制的二氧化碳排放则对现有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技术是一种保护。我们是否能够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入手，不仅解决气候问题，还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呢？就如同比特币的价格疯狂上涨时，许多人投资去购买“挖矿计算机”，这种投资对于“更快的浮点运算能力”和“更优化的算法”来说，都是一种积极的促进。 比特币到底是什么？是计算能力的金融化？要获得比特币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掏钱去买，要么你就得拥有更快的浮点运算能力。我们是否能够对冲比特币？如果我们构建一个包括英特尔公司，IBM公司，美光公司和应用材料公司股票的投资组合是否就能够得到一个运算能力提升的受益凭证？我们做空这一揽子股票是否就等于是做空了比特币？对此问题，我没有答案，只有疑惑。 为获得比特币而需要动用的算法越来越复杂，你得拥有代表更高运算能力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挖到一枚新的比特币，从这个意义上讲，比特币体现了一种对劳动生产率的激励机制。但是如果比特币是由美联储或者人民银行控制发行的，那么他们就会从“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等角度去考虑问题，必要时，他们会打破常规，超量发行比特币。比特币现在的发行数量是固定的，由一套算法确定下来其最终能够发行的最大数量，比特币针对的是“劳动生产率”，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央行的货币发行机制，难怪那些经济学家们看不顺眼。 约束产生激励，这是一种进化的内在动力吗？这种约束是一种做空还是做多的动作呢？是否能够对这种新的多空概念进行哲学化的解释呢？约束是一种纪律，也是一种激励。打破发行货币的约束，就和破坏财政纪律一样，为市场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激励机制，且使得市场相信央行会屈从于短期的温度增长目标而经常打破原有的激励机制，从而阻碍人们对技术进步建立长期稳定的预期。 做空是进化的一部分 空头是对多头的约束吗？什么是战胜了空头的多头？怎样才算是战胜了竞争对手的幸存者？两者有区别吗？做空应该是进化机制的一部分。能够对现有的某个事物、某个资产做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允许并鼓励对于将来超越现在这个事物的新技术，新事物，新物种的投资——一句话，允许“做空”现实存在就是鼓励“做多”一个比空头标的物更美好的未来事物。 提示我重新审视“做空的意义”是比特币给我这个IT外行的唯一惊喜。假设我相信自己能够开发基于现有运算能力芯片上更优化的算法，我现在就可以融券做空一枚比特币，拿到一笔钱之后，去开发我的新算法，如果成功，我就用“挖矿”的方法获得了两枚新的比特币，偿还一枚之后，我还净赚一枚比特币。前面已经详细论述了这个游戏对技术进步的激励作用，但是现在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比特币越值钱，融券做空获得的资金越大，对下一代计算技术的支持和激励也就越大，如果比特币不值钱，比特币是由某央行发行的，该央行为了实现“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外的其他政策目标，可以无限量地发行比特币，并称之为“量化宽松”或者“央行再贷款”，那么比特币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技术进步也就没有什么激励了。 记得丹麦气候大会的时候，我看着电视新闻有关减排配额问题的报道，当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气候大会的实质是货币大会”。各国按照预先设定的额度来排放二氧化碳，超过部分只能从其他国家购买，这样的话，无形之中就鼓励了那些技术进步的企业，鼓励大家从事更清洁的生产，这是否类似于比特币的交易呢？ 所以，限额的发行约束是一种提升做空标的物价值的必要的进化机制，否则进化作用将就此瘫痪。也许正是在气候条约将行将近的时候，才会有投资者考虑“做空通用汽车，然后投资电动汽车生产商特斯拉”，生存竞争，物种进化，生生不息的进步而不是简单地轮回。 进化当然是我们的共识，但是谁来决定进化的方向呢？又是谁来确定进化的候选人名单呢？是证监会？是发改委？还是市场？如果是根据约束产生激励的思想来考虑新股发行制度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采用这样的方法呢？企业募集资金的来源不是从公开市场发行新股获得，而是要求投资人按一定比例融券做空沪深300ETF或者其他ETF的方法，抛出之后获得资金，用于认购某公司新发行的股票，这样就无形之中给其构建了一个成对交易的机制，融券做空指数，融资做新上市公司的股票。而融券做空沪深300ETF恰恰是一种约束机制。这个设想中的新股发行机制也许不会被采纳，但却体现了对新上市公司的约束和激励，他们必须要有战胜沪深300指数才能获得上市地位。 货币发行机制应该鼓励技术进步 是我战胜了我，还是我战胜了别人的预期，或这根本上就是别人之前建立了对我的错误预期？对比特币的估值核心就是关于如何衡量自己的进步。人类货币史上有两次重要的悖论，一次是西班牙人发现美洲银矿后，大量白银流入欧洲，导致物价大涨，而同时存贷款利率都出现了大幅下跌，白银的贷款利率从10%跌至5%的水平，这是人类第一次出现投放大量货币之后，实际市场利率反而下跌的情况；第二次是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投放了巨额的流动性，称之为量化宽松政策，而美国的同期利率直挺挺地躺在接近于零的地板上长达3年之久。 孟德斯鸠研究过为什么古罗马投放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他认为如果货币投放是政府（货币当局）为了降低政府债务而采取的会计处理方式，那么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和资金外流，市场为了吸引资金留在经济体内，不得不给出更高的利率。但如果是劳动生产率出现更大幅度的提高，就不会有利率的升高。 欧洲的海外扩张也好，美国的经济调整也好，如果大量印钞而没有触发利率的大幅度升高，就说明他们在酝酿并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说了那么多例子，我在想是否能够把问题抽象出来，到底应该是建立一个固定数量的货币发行制度，还是建立一个被动适从地按需发行货币机制好呢？我曾经幻想过这样一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欧元和人民币这三大货币或者其他达到财政纪律标准的主要经济体货币可以用来申购国际储备ETF，其他国家必须用实物的黄金，石油，铜和小麦来申购。这个国际储备ETF包括了“石油，黄金，铜，小麦，美元，欧元，人民币和二氧化碳排放权”，按照各国签订的条约来确定这些资产的比例关系。这样就在无形之中为各国确定了一个相对有约束的货币发行机制，因为大宗原材料和二氧化碳排放权的数量相对固定（相当于贝壳币或者比特币），而三大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我相信在有约束的货币发行机制下，反而能够促进以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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