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谈散文革命,但任何的文学革命,我想都是为了让文学能够更好地到达人心、发现灵魂,正如任何的社会革命,都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好。此外,革命不过是一种口号而已,毫无实质的意义。如果把文学革命限定在文体和修辞的层面,小说和诗歌或许大有可为,但对于散文,却难以下手。我也知道有一些新锐的散文家,正在实践一种新的话语方式,他们希望由此获得对散文新的认识和重构。这样的努力值得期许。只是,如果把散文革命只等同于使散文的语言更加奇崛、意象更加晦涩、隐喻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复杂,而在人心的探索、灵魂的叙事、意义的追问上却毫无进展的话,最终它只会沦为话语泡沫。散文是一种反对装饰、漠视修辞的文体,它的最高境界,往往是走向平实和淡定,它传递给读者的,不应是华丽的辞藻或迷途般的结构,更应是那颗真实、淳朴的心。
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一个成熟、健旺的人,他在思想、在行动,并通过一种朴素的话语来见证这个思想着、行动着的人,这便是散文写作之所以感人的真实原因。
确实,散文中好的篇章,多数是质朴、清澈的。写散文的人,大抵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人生感受和自由心性,并没有哪个人,端着写作的架子而能把散文写好的。散文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文体,是最做不得假、最能照见写作者容貌和心思的。梁实秋在《论散文》里有一段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示出来。”梁实秋：《论散文》,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35—3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确实,一是自由,二是真实,这构成了散文的核心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提倡写散文时“不说别人的话”林语堂:《插论〈语丝〉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语丝》第57期,1925年12月。,因为在他看来,“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亦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林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第28期,1935年9月。——“人生味道”四字,其实说的正是散文的味道。散文往往是娓娓道来的,他是一个人心迹的真实流露。一个散文家,如果对人生没有觉悟,对世界没有观察和思索,他的文字里,就传达不出味道来,语言也必定是寡淡的。以前读汪曾祺的散文,读着读着就会停下来,因为心里总有一种惊讶：他那么朴白的语言里,原来藏着那么深的感情和想法!——我停下来,就是为了体会他文字里那种人生的味道。汪曾祺的散文,有一种高明,那就是在亲切中,不知不觉地让你分享了他的人生。没有一点压力,更不会强迫别人接受他的看法,可以随时拿起来读,也可以随时放下,这样的散文,就是有境界的了。
当代散文的困境,主要问题还是规范太多,不够自由,也不够诚恳。什么是自由？用胡适的话说,“‘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六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这用来形容散文是很贴切的。今天的散文要的就是“解放”,就是“自己作主”。自己作主了,就自由了；自由了,才有为文的资格。只是,这话说起来容易,真正落实到写作实践中,就难了。就像当代散文,数量庞大得惊人,可属于自己的话语太少,附着在流行话语或者习惯性话语这一层面上的散文作家太多,架子拉得很大,真切的东西踪迹难寻。为什么会这样？说到底,还是散文背后的那个人不成熟、不超拔。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文集》第六卷,第261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他这话是在给《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写导言时说的,意思是,以前的人,要么为君而存在,要么为道而存在,直到现在,才懂得什么叫为自我而存在了。可见,散文里是有一个自我的,这个自我,需要散文家去发现。只有这个“自我”、这个“个人”被发现了,写作才能说自己的话,才能谈自己的人生感受。我认为这是散文的根本问题——背后是不是站着一个人？是不是站着一个真实、自由、健旺、有赤子之心的人？散文的写作,背后如果没有人,或者背后的人不成熟,文辞再优美,都是俗的、失败的。
关于这一点,我喜欢举《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写的例子。香菱姑娘想学作诗,向林黛玉请教时说：“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林黛玉听了,就告诫她：“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后来,林黛玉向香菱推荐了《王摩诘全集》,以及李白、杜甫的诗,让她先以这三个人的诗“作底子”。林黛玉的诗写得好,对诗词她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是一个心气高、才气足的奇女子。以前读《红楼梦》,读到这里,总是有点不明白,何以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是不可学的,初看起来,对仗很是工整啊,但林黛玉说“断不可学这样的诗”,至于为何不可学,在书中她没有作进一步解释。这个疑问,直到读了钱穆先生的《谈诗》一文,才算有了答案。钱穆先生是这样解释的：“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没有人。若说它完全没有人,也不尽然,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帘子不挂起来,香就不出去了。他在那里写字,或作诗。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但这人却教什么人来当都可,因此人并不见有特殊的意境,与特殊的情趣。无意境,无情趣,也只是一俗人。尽有人买一件古玩,烧一炉香,自己以为很高雅,其实还是俗。因为在这环境中,换进别一个人来,不见有什么不同,这就算做俗。高雅的人则不然,应有他一番特殊的情趣和意境。”钱穆：《谈诗》,见《中国文学论丛》,第111—112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寥寥几句,令人豁然开朗。陆放翁这句诗的问题,就出在“背后没有人”。修辞是精到的,可假若一种文字里,看不到一个人的胸襟和旨趣,这样的文字,如何感染人？又如何不俗？
笔墨是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的。胸襟小,笔墨里的气象就小；旨趣俗,文字里的味道也俗。诗歌写作是这样,散文写作就更是如此了。所以梁实秋说, “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梁实秋：《论散文》,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3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而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也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余光中集》第八卷,第33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今天的散文,境界一直上不去,问题就出在人身上。人的胸襟窄小、旨趣庸俗,再加上虚假的伪装,散文的精神命脉就断了。因此,我从来提倡,散文家要把自己的姿态尽可能地放得低一些,不要被知识和史料吓傻了,更不能落入潮流之中,还是要说自己熟悉的话、自己喜欢说的话。张爱玲说,散文是读者的邻居。这话说得好。和邻居你能说些什么呢？无非是家长里短,或者关于生活和人生的杂乱想法,但无论说什么,一定都是亲切的、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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