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松\[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极端组织向美国海外目标发起了系列恐怖袭击，美国却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并未迁怒于中东伊斯兰国家，但2001年袭击美国本土的“9·11”恐怖事件彻底扭转了美国的态度，布什政府开始对中东部分国家进行武力打击并谋求建立美式民主，并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美国寄希望通过制度民主的输出来促进中东地区的民主与和平。尽管小布什政府备受诟病，但也取得一定成效。随着2009年初小布什总统的卸任，奥巴马总统对美国的中东民主推进计划进行了一定的修正，2010年底迄今的“阿拉伯之春”促进了美国与欧盟在中东民主化问题上的合作。宗教与美国社会美国的中东民主化政策:宗教与历史的视角尽管美国在对共产主义世界的颠覆活动中不断凸显民主与市场经济两大要素，但其方式却始终克制在和平演变的范畴之内。虽然冷战结束前后的海湾战争使美国获得了在海湾阿拉伯国家驻军的历史机遇，但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也因“共产主义的终结”而找到了壮大发展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向美国海外使领馆、军人和平民发起了系列恐怖袭击，美国却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并未迁怒于中东伊斯兰国家，但是2001年袭击美国本土的“9·11”恐怖事件彻底扭转了美国的态度，美国开始对中东部分国家进行武力打击并谋求建立美式民主，并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大中东民主计划”。随着2009年初小布什总统的卸任，奥巴马总统对美国的中东民主推进计划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一、美国中东民主推进的武力方式与
美国冷战后国际角色及宗教复兴冷战期间，由于存在着两极格局以及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美苏双方尽量保持在军事上的克制，并未因此爆发东西方之间的热战，主要是通过代理人战争来进行间接对抗。尤其是越南战争陷入困境之后，美国开始谨慎使用武力。冷战的结束以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倒向西方为标志。苏联解体之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进的“改革与新思维”实际上已将苏联带上了转型之路，正是在此前提之下，美国在因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导致自身利益受损之时，得到了苏联对盟友伊拉克的放弃以及进行一场打击伊拉克的战争默许，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才得以扫清外部的最大障碍，在1991年发动一场合法的正义战争以阻止萨达姆的侵略行径。但此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拉克的态度仅限于制裁与打压促变，而非武力推翻政府。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并谋求建立单极霸权，它对于伊拉克的克制并非出于恐惧使用武力本身，而是由于美国的战略重心飘忽不定，中国、巴尔干、亚太都是美国潜在的“敌人”选项。正是在此前提下，美国领导北约发动了针对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政权的科索沃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并无明显的美国利益，它反映了美国在冷战后面对旧式敌人的奋不顾身。在美国看来，米洛舍维奇政权是前塞尔维亚共产党政权的某种延续，而该政权在科索沃的种族清洗和同化行为激发了美国的人道主义热情。实际上，美国国会后来也意识到，虽然“米洛舍维奇政权通常被标注为以民族主义形式幸存下来的共产主义；但关注到塞尔维亚的反共产主义也很重要”。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多人伤亡的事件更是反映了柏林墙倒塌10年后，美国对于共产主义威胁依旧耿耿于怀。从1991年底到2001年9月这10年，美国的战争行为要么是为了驱逐侵略行为，要么是为了打击共产主义形式的政权及其同情者，正义与人权只是美国的工具和理由。由于在科索沃问题上受到俄罗斯的强烈抵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进行的是一场有限战争，其目标是保障科索沃的自治以及引渡米洛舍维奇本人。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迈向21世纪之前发动的唯一一场战争。美国并没有将推进民主作为对外政策的主笔，但却通过科索沃战争检验了其国家实力、联盟操控能力以及新军事能力，这为其日后在中东发动的战争埋下了伏笔。一个越来越善于使用战争和武力威胁来解决国际冲突的美国招致国际社会中许多国家的抵制。亚非拉左翼势力在后冷战时代的部分国家的上台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机制的缺陷，极端民族主义也在其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其他地区的反美主义不同，中东伊斯兰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激进势力选择了暴力对抗。“9·11”恐怖袭击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安全观，美国的战略重心最终确定为中东。如何解决美国与中东之间的安全困境以及消除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成为美国以及小布什总统在“9·11”之后的关切。美国与欧洲不同，其将中东和伊斯兰教视为改造的对象而非对话伙伴，“历史终结论”中的民主和市场经济要素以及衍生而来的“民主和平论”对于其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美国希望像改造苏联和东欧那样彻底改造中东，推进民主便成为了其重要选择。由于美国强烈的基督新教立国背景，尤其是福音派对于美国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中东和伊斯兰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很难被视为单纯的政治冲突或民主观念的冲突。虽然小布什总统的中东政策充满宗教意味，如“9·11”之后他在演说中指出：“我们伟大国家的决心正受到考验。但你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会让世人看见，美国能够通过这次考验。愿上帝祝福美国！”“善与恶之间即将展开一场极大的争战，但善的一方终必得胜”；［美］斯蒂芬·曼斯菲尔德著，林淑真译：《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91页。但美国政界尽量回避冲突中的宗教背景，这有着深刻的理论思想根源，这些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共同构成了美国构建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威尔弗雷德·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的“宗教的终结”论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论。面对福山指出的自由主义面临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美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史学家威尔弗雷德·史密斯于1991年重新提出了“宗教的终结”，认为“宗教”的概念过于笼统且容易造成误解，要放弃“宗教”的概念，“‘宗教’因为我们给它们名字而有名字”，要以“两种不同种类且都具动力的因素：历史上的‘积累的传统’以及男性和女性的个人信仰来取代”。Wilfred Cantwell Smith,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Minneapolis:Augsburg Fortress,1991）,p194史密斯还专门提及伊斯兰教，他认为：“‘伊斯兰’这个词蕴蓄在《古兰经》本身之中，且穆斯林坚持使用这个词汇来指称他们的信仰体系”，“穆斯林热衷于规劝世界放弃对于他们‘宗教’的其他自发的名称（诸如‘穆罕默德主义’）而赞成他们骄傲地拥有的合适名称的运动”。Ibid,p80但即便如此，在史密斯看来，“伊斯兰”这一称谓是后来才赋予今日之地位的，在《古兰经》之中：“真主”（Allāh）一词出现了2697次，“伊斯兰”（islām）一词才出现了8次，而“信仰”（īmān）一词出现的次数却是45次，“有信仰的人”（mumin）出现了至少5次。Wilfred Cantwell Smith,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p111由此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古兰经》时代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对真主的信仰而非后来作为宗教的伊斯兰。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则于1993年提出了“文明的冲突”，其矛头直指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及它们可能的联合。See 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9·11”事件的发生更是使美国新保守主义将亨廷顿的观点视为圭臬，美国以此为契机趁势在中东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加大了对地处阿富汗和伊拉克之间的伊朗的打压力度，伊朗核问题酿成危机。中东和平进程持续停滞难有起色，阿富汗和伊拉克乱局破坏了地区安全结构，伊朗保守势力在国内越坐越大，中东局势在21世纪愈发失控。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以来，世界“文明冲突”和“文明对话”两种声音不绝于耳，中东伊斯兰世界俨然成为“文明冲突”或“宗教冲突”的最前沿。影响中东国际关系的因素主要包括：油气能源和战略优势的获取、民主和人权的推行、对异教徒的征伐等，三者分别代表着美国在中东的物质利益因素、精神利益因素和宗教利益因素，看待中东国际关系过分强调任何一种影响因素均有失偏颇。要用宗教的视野来理解和谈论宗教，中东伊斯兰国家积极吸纳世俗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即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但其伊斯兰属性难以改变。要把宗教因素与世俗因素作为分析美国中东政策的两个变量。如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温克勒（Heinrich Winkler）所指出的：“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至今仍倾向于从宗教中寻找政治自由的渊源，而忽视启蒙运动的人权、法制国家和民主传统。”［德］海因里希·温克勒著，丁君君译：《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13页。西方也并非铁板一块，欧盟与美国的中东政策存在较大分歧，这固然与其自身力量、地缘因素、历史经验等有着巨大联系，但欧盟与美国国家属性的根本不同决定了它们对待中东的根本态度大相径庭。欧盟多为以基督教文化为传统的普通世俗国家，而美国则是“上帝之国”或政教分离的神学国家，这反映了现代化带来的世俗化和反世俗化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美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尤其是伊朗、沙特等政教合一的神学国家之间隔着一道“神学铁幕”，而欧盟则没有，欧盟国家早已进入威尔弗雷德·史密斯所言的“宗教终结”。因此，区分神学国家和宗教文化传统的世俗国家十分重要，仅仅以国家主流宗教或宗教文化来区分伊斯兰国家、基督教国家、犹太教国家就会重陷建构主义的缺陷。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于解释世俗国家间或世俗国家与神学国家间的交流、合作与冲突往往充满活力，但对于解释神学国家间的交流、合作与冲突则显得较为单薄。在如何看待中东这一问题上，摩根索、亨廷顿的角度远远不够，《圣经旧约》、《塔木德》、《圣经新约》、《古兰经》和《圣训》的视野不容忽略。沙特人袭击了世贸大厦，美国人却攻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存在着“神学铁幕”的美沙维持了盟友关系，而同样存在着“神学铁幕”的美国与塔利班却不共戴天，美国与世俗的萨达姆政权之间从友到敌直至动武主要出自世俗利益考虑。当今时代，宗教并非从“威斯特伐利亚放逐”而回归国际政治的主流，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产生了主权国家并逐步在20世纪最终推广全球，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还解决了基督教在欧洲的内部争端问题而非全球宗教问题，殖民主义的全球化激发了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浪潮也导致了原教旨主义。冷战长期掩盖了宗教文明的碰撞，雄心勃勃的苏联代表的“无神论”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学国家和世俗国家都充满恐惧，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或三个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君主国发展到民主国的欧洲国家成功实现了基督教的欧洲“宗教终结”或“放逐”，而“上帝之国”的美国却强化了宗教的地位，法律上政教分离的同时出现了政府层面的政教结合和民众的“国民宗教”式的紧密结合。宗教全球复兴时代的世界并未达到“新中世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仍是世俗国家为主体。可以说，自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以来的中东国际关系从未中断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内核碰撞，作为三大天启宗教发源地的中东，其国际关系中的宗教文明或神学政治影响比重远远大过其他地区，宗教在中东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必须认真对待。二、美国偏好民主制度的输出与美国
民主制度设计的历史经验从美国的建国史可以看出，美国早期的价值观输出在其全球霸权时代已经演化为某种帝国主义侵略，尤其是文化侵略行径。观念的输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期间慑于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而采取了渐进性的价值观输出过程，即和平演变过程。经过了40余年，苏联集团才走向崩溃与转型。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10年徘徊不定，甚至扶持某些伊斯兰激进势力掌权，如美国与塔利班政权在“9·11”前的良好合作关系。“9·11”以后，作为一个遭受本土恐怖袭击重创、不受约束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希望通过武力摧毁中东激进反美国家，即“流氓国家”和“无赖国家”的现有政权和政治制度，复制美式民主制度，以期建立亲美的中东民主政权。这种推倒重建的制度设计模式与美国的大国地位有关，但更与美国的建国历程有关。欧洲人在1492年驱逐穆斯林对西班牙的残余统治之时，中东保留的欧洲古希腊古罗马经典著作传回欧洲，这唤起了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肇始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邦，而启蒙运动则兴盛于法国。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从神学的角度呼唤了人权，而启蒙运动则呼唤了公民权。换言之，欧洲历史经历了两次分权：教权与王权的分离；贵族与平民的分权。虽然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列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式确立了去宗教基础上的主权国家体系，即现代国际体系，但欧洲传统王权势力与商人和平民之间的权力划分却经历了较多挫折与反复。欧洲经历了两种民主化路径：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君主制的过渡，如英国光荣革命；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如法国大革命。这两种路径都历经了长期的过程才得以最终确立。但一部分欧洲清教徒在1620年11月移居美洲大陆，并以《五月花号公约》作为未来施行权力的基础，该《公约》设计了未来的“民众自治团体”的法治社会，并被视作“在美洲土壤中种植的第一颗民主种子”。Bernard Smith,The Democratic Spirit:A Collection of American Writing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California:AAKnopf,1943）,p3这种在当时极为超前的思想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难以实现，甚至连在欧洲的公民权利都难以享受到。《五月花号公约》的思想真正走向制度化是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之后，美国的《独立宣言》便有着《公约》的基本精神，“对于公正与平等的遵循将在随后许多文件，包括美国宪法中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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