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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Book Priz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他还为《纽约时报》科学版写作“非凡的生物”专栏。卡罗尔博士也是教育界领军人物，目前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所担任科学教育部门主管一职，并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担任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教授。 目錄： 引 言　偶然性、必然性和天才 第一部分　沦　陷 第一章　光之城市 第二章　计划 第三章　挪威战事 第四章　希特勒的春天 第五章　挫败的与分裂的 第二部分　通往自由的漫漫长路 第六章　重整旗鼓 第七章　伤风 第八章　希望时刻 第九章　等待与工作 第十章　恐怖开始 第十一章　鼠疫 第十二章　战火兄弟连 第十三章　双重生活 第十四章　准备 第十五章　诺曼底 第十六章　荣耀之日 第三部分　生命的奥秘 第十七章　国家的谈话 第十八章　生命的奥秘 第十九章　资产阶级遗传学 第二十章　同一条道路 第二十一章　新的开始 第二十二章　师出有名 第二十三章　选择立场 第二十四章　阁楼 第四部分　诺贝尔的思想与崇高的行为 第二十五章　匈牙利之血 第二十六章　镇压和反抗 第二十七章　理性的声音 第二十八章　生命的逻辑 第二十九章　建立联系 第三十章　可能性与现实 第三十一章　未完成 第三十二章　信使 第三十三章　 合成 尾 声　法语课 第三十四章　穿实验服的加缪 第三十五章　偶然性与必然性：西西弗回归 附录：科学原理 鸣 谢 原书注释 原书参考文献 原书索引 內容試閱： 引 言 偶然性、必然性和天才 江山代有才人出，然而，携带天才禀赋的人通常对自己的特质浑然不觉，只有非同寻常事件发生，经过一番熬炼，他们的才华才能被激发出来。 ——丹尼斯·狄德罗（1713—1784），《论戏剧诗》 1957年10月16日，阿尔贝·加缪正在巴黎拉丁区的桑切斯-马吕斯餐厅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来到他的桌边，报告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加缪，却无法掩饰自己的痛苦。 这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作家十多年前就已经享有国际声誉。如同他的小说、戏剧和杂文，他所倡导的道德标准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公众赞誉。还不到44岁的加缪，是当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年轻的作家。不过，加缪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应该颁给其主要作品已经宣告完成的作家，而他并不希望现在就给自己的创作画上句号。他害怕获奖带来的各种烦琐应酬会分散自己工作方面的注意力。加缪获奖的消息宣布之后，接踵而至的采访和拍照要求，以及各种场合的邀请证实了他的恐惧不无道理。 加缪还担心此次获奖会招致其批评者更甚于前的鄙夷。虽然受到公众欢迎，但是加缪在左右两个政治派别中都有不少敌人：右翼认为他是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左翼人士中虽有他众多的昔日战友，但他们也因为加缪对苏维埃式共产主义的明确批评而把他排除在外。两大阵营都认为，加缪获得诺贝尔奖标志着他的才华和影响力已经达到了顶峰。 “有人想知道加缪是否在走下坡路，而且……想搞清楚瑞典皇家科学院是否把奖项颁给了一位早熟性硬化症患者。”一位评论者轻蔑地写道。 新闻界要求采访的呼声逐渐平息下去之后，加缪开始给一些对自己获奖表示良好祝愿的人回信，其中一封手写的信是发给巴黎的一位老朋友的： 亲爱的莫诺： 我已经把这些天来的喧嚣琐事放到一边，对于你温暖人心的来信，我在此特向你表示发自心底的感谢。出乎意料的获奖让我更多感到的是怀疑，而非心安理得。至少，还有友谊可以帮助我面对这一切。虽然我可以和很多人团结协作，但是我的朋友却不多，而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亲爱的莫诺，这是确定无疑的，我必须至少向你申明一次。过去，各自的工作以及忙碌的生活将我们分隔，但是，现在我们又重新团结起来，为着一项共同的冒险事业。这并不妨碍我们时时重聚，至少可以为了友谊干一杯！盼早日再见。 你的兄弟般的同志：阿尔贝·加缪 加缪与当时很多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杰出人物熟识，如让-保罗·萨特、乔治·奥威尔、安德烈·马尔罗、巴勃罗·毕加索。但是，加缪这封真挚信件的收信人却并非艺术家，而是加缪为数不多的几个多年挚友之一，他名叫雅克·莫诺，是一位生物学家。与加缪众多志同道合的熟人相比，莫诺并不出名，至少在当时尚未出名。然而，尽管已经拥有一大群才华横溢、更为杰出的同事，加缪还是宣称：“我所认识的真正天才人物只有一个：雅克·莫诺。” 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八年后，雅克·莫诺这位天才人物自己也前往斯德哥尔摩，登上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领奖台，与他的亲密同事弗朗索瓦·雅各布和安德烈·勒沃夫共同赢得这项殊荣。 诚然，这四个人的获奖是对他们非凡创造力的认可，但他们的成功都离不开伟大的机遇。加缪在信中提到的“冒险事业”始于多年以前，当时恰逢一段极为黑暗和危险的时期。实际上，以当时的危险程度，这些人都不一定能够活下来，遑论多年以后攀抵诺奖这样的高峰了。 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段冒险故事，让读者了解平凡人通过非凡事件的淬炼而蝶变为杰出人物的过程——以及当铺天盖地的逆境袭来，勇气的迸发、创造性天才的开花结果、深厚的友谊和对人类境况的深切关怀的难能可贵。 偶然性和必然性 在获得诺贝尔奖若干年后，雅克·莫诺写过一篇深受欢迎的哲学文章，探讨了现代生物学对于理解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重要性。莫诺把这篇文章命名为《偶然性和必然性》，这个标题取自德谟克利特的名言——“宇宙中的每一样事物都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结出的果子”。用“偶然性和必然性”作为莫诺或者另外三人自传的标题也是十分贴切的。 在前往斯德哥尔摩收获诺奖的若干年前，1940年的春天，这四个人都住在巴黎，安静地过着各自的平凡生活。26岁的加缪，是个默默无闻但怀有抱负的年轻作家，一边为《巴黎晚报》担任版面设计师养家糊口，一边在空闲时间冥思苦想创作小说。年届三十的雅克·莫诺当时并不被人看好，他在索邦大学学习动物学，在本专业的博士生里面算是年龄比较大的。弗朗索瓦·雅各布只有19岁，是医学专业二年级生，立志成为外科医生。38岁的安德烈·勒沃夫则是当时四人中唯一有所成就的专业人士，担任巴斯德研究所微生物生理学部门的负责人。 但到了1940年5月，灾难降临。 德国军队入侵并迅速占领了法国大部分地区，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然而，这一惊人事件却起到了特殊的催化作用，如狄德罗所说的那样，把这些天才人物的才华激发了出来，让他们走上通往伟大人物的新征途，并且互相影响到各自的人生。 1939年秋天，德军无情地占领了波兰，为了避开德军的铁蹄，数百万法国公民逃离本国。尽管担心国家随时可能全面陷入敌手，雅各布还是决定继续尽全力抗击希特勒。他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离开家庭和祖国，登上最后一批前往英国的船只，并在那里加入了“自由法国”抵抗组织。此后的四年时间里，他没有再和家人见面或者踏上法国的土地。他再次见到巴黎的时候，已是躺在救护车里，全身打着石膏，正从一次致命伤中逐渐恢复过来。斯图卡轰炸机投掷的炸弹结束了他的外科医师生涯，促使其走上科学研究之路。 莫诺、加缪和勒沃夫留在了法国，亲身体验了纳粹占领时期的艰苦生活。接下来的四年里，敌人对法国人民从占领他们的土地变为压迫和奴役，同时使用了折磨、驱逐出境甚至大规模屠杀等残忍手段。他们三人都加入了法国抵抗组织，为抗击纳粹竭尽所能，奉献才华。 加缪患有结核病，不宜进行体力运动，因此为抵抗组织的地下刊物《战斗报》工作。在德军占领期间，加缪发表了他的小说《局外人》（1942年），以及他的长篇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1942年），甚至还完成了两个剧本。他逐渐在巴黎周边的几个文学圈子中闯出了名声。但是，出于为抵抗组织保密的需要，他不能对组织内的同志透露自己的身份。他使用假名参加组织，只把自己早年在报社工作的经历告诉了他们。加缪开始时的工作是帮助《战斗报》遴选和编辑文章、编排版面。后来，他成为主编。在和平年代，加缪的呼声或许只能在沙龙或者剧院中传播，现在，他找到了一个大得多的舞台，而这个舞台有能力影响战局。在他鼓舞人心的——尽管是匿名的——随笔和社论中，加缪告诫《战斗报》的读者采取行动抵抗德国侵略者及他们的法国合作者：“各位法国同胞，法国抵抗组织向你们宣布它唯一的呼吁，你们需要倾听……任何不和我们一起共同作战的人，就是反对我们。从此刻开始，法国人只分为两派：始终爱国的法国人，以及那些即将被消灭的企图毁灭法国的人。” 莫诺先是参与了一些地下报纸的发放工作，接着又加入了更加直接地对抗德国侵略的行动。他把自己的犹太人妻子以假身份安置在巴黎以外的地方，然后参加了装备最好、最激进的抵抗组织——共产主义武装“党的自由射手”（简称FTP）。他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军官，而且成为法国内部抵抗军（FFI）的高级工作人员之一，该组织负责协调德国占领法国后期的抵抗活动。莫诺带人收集武器弹药，策划破坏德军的行动和给养，在盟军进军巴黎期间，帮助协调巴黎的市民暴动。 从事这些工作不但令人精神紧张，而且不乏生命危险，随时可能被盖世太保发现和逮捕。被捕则意味着要么被流放到某个集中营，要么被处决。莫诺所在的抵抗组织的好几位同志和上级都被逮捕、流放或处决了。他本人不得不将抵抗活动完全转入地下，捏造假身份并且在勒沃夫的实验室（位于巴斯德研究所的一处阁楼）里躲藏起来。勒沃夫也加入了抵抗组织：在他位于巴黎的公寓中，他收留了几位被德军打下来的盟军飞行员，等待地下网络将他们送出法国。 加缪的很多同志的身份都被暴露。为了不被活捉以至于吐露其他抵抗军成员的身份，《战斗报》的印刷员举枪自杀。少数几位知道加缪真实身份的组织成员中，有一个人在原本要和加缪见面的那天被捕，她被关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加缪本人也被警察质询过，那时他的身上恰好带着某一期《战斗报》的版面设计稿。但警察没有发现设计稿，只得将他释放。 既然加入了抵抗组织，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这样的风险，正如加缪在《战斗报》上坚决申明的那样。对于个人来说，加入组织就是承认抵抗运动事关每一位法国公民。在抵抗运动中，一个人可以影响到其他人，并且，加缪认为：“至少可以把心中的和平分享给别人，我们中间最优秀的成员将这种精神带进了监狱。”在极度的危险面前，勇气与牺牲精神是军事失败屈辱的唯一补救，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抹去那些通敌合作的法国人带来的羞辱，缓解法国同胞所受的战争苦难。 抵抗组织还对盟军的军事行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称赞道，FFI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盟军在诺曼底和里维埃拉登陆之后的进军速度，加速了法国的解放，减少了盟军的损失。艾森豪威尔估计，抵抗组织拥有15个师的有效兵力（大约15万常规军）。该组织在二战中的损失也是相当大的：大约24 000名抵抗者在法国抗击侵略的战斗中牺牲。 除了显著的人数优势之外，抵抗组织在恢复法国人的战斗士气方面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巴黎解放前夕，加缪宣布：“四年前，少数人在废墟和绝望中奋起反击，以无声的方式宣示我们并没有失败。他们认为战斗必须继续，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为此，他们付出了足够的代价。” 直到巴黎解放之后，读者们才知道是谁写出了这些鼓舞人心的战斗篇章，并且因此喜爱上了加缪这位作家。 对加缪本人而言，他深切体会到了文字的力量和重要性。他后来承认：“我冒着生命危险发表文章，尽管我的生命微不足道，这样做却足以使我从中体会到文字的真实分量。” 生活的秘密 战后，上述四个人分别回归各自的生活。雅各布则开始了新的人生。很多人的正常生活因为战争而被迫中止，他们深知自由的来之不易，所以战后的生活更有紧迫感和目的性，这四个人也不例外。 加缪把他的写作重心放在法国的道德与政治更新方面。从巴黎解放的那一刻起，《战斗报》就赢得了独特的威信。通常是报纸一印出来，就立刻售罄。用《战斗报》的一位负责人克劳德·布尔德特的话来说，这份报纸属于“影响到个体生活的因素，虽然社群受到的影响较少”。《战斗报》对加缪来说，也是一个面向全国发表观点的完美平台。在其数十篇文章中，加缪呼吁，在平等、个体自由和社会公正等原则的基础上重建法国。他的社论经常成为巴黎市民的流行话题。 读者同样也有机会接触到加缪在二战期间写作和发表的文学和哲学作品。德军占领期间的恐怖和残酷的统治、数千万人在战争中惨遭屠杀（一战的硝烟尚未散去）带来的恐惧令许多人对当时和未来的人性感到绝望，所以否认所有生活的意义或者目的的怀疑论在当时相当流行。 然而，加缪强烈反对怀疑论，他的观点与之完全不同。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提出了他所认为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判断生活是否值得去过”。加缪认为，生活问题的症结在于死亡的确定性，这一确定性引发的实际问题是：一个人如何在知道死亡不可避免的前提下过有意义的生活？ 加缪断言，在承认人生的有限性这一事实的基础上，人可以获得自由并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他认为，对于死亡的确定性，符合逻辑的反应是反抗死亡——这种反抗是热情地生活，充分地享受它：“了解人的一生、人的反抗、人的自由，将其发挥到极限，这才是生活，才是极致。” 加缪认为，一个人若想将人生发挥到极致，就不能寄望于来世，要依靠勇气和理性：“前者让他知道，生活不需要祈求笃信宗教，要认识和接受自己；后者让他明白自己的局限。明白自由的有限……以及人之必死，就能在有生之年活出生命的极致。” 对加缪来说，甚至包括西西弗——西西弗受到了诅咒，每天推一块巨石上山，推到山顶后巨石滚下，他又要重新推起——他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西西弗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了意义，因为他认为“目标指向山顶的努力足以充实人心”，加缪这样总结这篇随笔：“你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快乐的。” 他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乐观主义出现在德国占领法国的时候和二战时期，在受到二战创伤并逐渐恢复的读者中间引起了共鸣。加缪曾经写道：“在内心的严冬深处，我发现了不可战胜的夏天。”这一句“不可战胜的夏天”在法国以及世界各地（加缪作品得到译介之后）的数百万读者中引起了反响。加缪提出了这一实用哲学，帮助人们在消除怀疑论或无须求助于宗教的情况下生活。在二战浩劫的余波中，加缪为大众描绘了一幅法国与世界美好未来的图景，用它来替代战争投下的长达50多年的阴影。他提出两个选项供大家选择：“地狱和理性。” 他的影响力是广泛和深远的。《战斗报》的一位同事指出：“加缪告诉了我生存的理由。”弗朗索瓦·雅各布后来用最为地道的“加缪主义”语言，将他的科学研究工作描述为“反抗宇宙不连贯性的最有意义的形式”。加缪的多年好友、作家和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认为加缪是“一个由人性、行动与作品组成的令人仰慕的结合体”。 在加缪强调生存的哲学理由的时候，莫诺和勒沃夫正在探索生命的生物学奥秘。1950年，雅各布也加入了他们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初，科学界中充满了各种尚未弄清的生命的奥秘，例如，人们对细胞的运作知之甚少。那时候，物理和化学是主导学科。虽然人们知道有机体是由微小颗粒（分子）组成的，但是完全不清楚赋予细胞生命力的分子的特性。 1944年，著名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薛定谔写了一本十分有影响力的小书，叫作《什么是生命？》，该书从物理学家的视角探讨了生命的概念。薛定谔写书的时候，基因的概念已经充分建立起来，但是没有人知道基因是由什么组成的。薛定谔认为物质的奥秘隐藏在有机体之中的观点，启发了很多年轻科学家走进生物领域，其中便包括詹姆斯·杜威·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十年后，他们搞清了DNA的结构。 在那个时代，人们提出了很多简单却最为基本的问题。莫诺研究的是细胞生长的奥秘。他重新发现了一种现象：给细菌两种作为能量来源的糖类，它们会先消耗其中一种糖类，再消耗另一种。莫诺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细菌是怎么“知道”使用哪一种糖类的呢？ 勒沃夫对细菌中休眠的病毒感兴趣。他发现，在特定条件下，这些休眠的病毒会重新恢复活力。雅各布加入他们的研究小组之后，他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病毒是怎么“知道”何时恢复活力的呢？ 他们开始在巴斯德研究所那局促而简陋的阁楼实验室中研究以上两个显然不具备关联性的简单问题，并因此成为现代生物学最具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科学家。尤其是莫诺和雅各布，他们发现了若干个生命的奥秘（在DNA之后）。他们是最先弄清基因是如何在细胞生长中开启和关闭的，并且发现了信使RNA，这种微粒是DNA中的基因与其编码的蛋白质之间的介质（因此被称为“信使”）。莫诺和雅各布的前瞻性远超过他们所处的时代。生物学家们仅仅对基因是什么有一个模糊的认识，而莫诺和雅各布已经弄清了如何使用基因的法则。获得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沃尔特·吉尔伯特评价说，莫诺和雅各布“让十分隐晦的事物变得非常容易理解”。 他们的发现当然配得诺贝尔奖，而且，莫诺和雅各布表现出一种非常有创造力的研究风格，用文学术语形容可谓“优雅”和“精妙”，将出色的说服力和大胆的探索融为一体。两位科学家期待和认为他们的工作对理解生物学的伟大奥秘——例如受精卵的发育——具有广泛的意义。也许需要数十年，生物学家才能深入了解这些奥秘，但是莫诺和雅各布为他们提供了研究的概念基础。另外，他们的影响超出了学术界，因为其对细菌和病毒内部机制的科学发现为DNA技术和基因工程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关键工具。 反抗者 对于任何科学家而言，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令人羡慕的，而且，他们的成就和才华已经超出了实验室的范围。作为前抵抗组织成员，莫诺与极权主义的斗争因纳粹的战败而宣告胜利。在实现下一个主要目标的过程中，莫诺与阿尔贝·加缪的人生相交会，两人建立了友谊。 二战结束后不久，一场全新的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关乎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垒：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拉开了序幕。在法国政坛，从极左到极右的各种势力都在为了权力和影响力明争暗斗。共产党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支持，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认为法国应该向苏联学习，实行社会主义。 在战争期间，为了方便加入FTP，莫诺先行加入了共产党，但是，他对共产主义不宽容政治异己观点的做法持保留意见，并且在战后低调退出了共产党，而当时许多法国人正在积极加入共产党。这或许是莫诺最后一次与共产党有关联，如果不是因为后来苏联的科学研究出现了离奇的发展趋势的话。 1948年夏天，斯大林“钦定”的农业学权威——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对遗传科学展开了全面的攻击。李森科相信，针对动植物的任何改变都会迅速而且直接地对其产生影响并传给子代。他的观点和苏联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自然和人类可以被塑造成任何形态，而且不受历史或遗传的约束。因此，尽管50多年前科学家就发现了遗传规律，但李森科下令，将古典遗传学及其支持者驱逐出苏联生物学界。 法国的共产主义报纸报道了李森科的离谱观点。莫诺在《战斗报》的头版发表文章，将它驳斥得体无完肤，他指出，李森科的基因学观点是反科学的教条主义，从中可以看出，苏联在其国内实行的是“意识形态恐怖主义”。 在公众的监督和批评下，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法国声名扫地。这一插曲也真正将莫诺推向公共视野并促使他“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为讨伐反科学主义和宗教玄学——无论它们来自教会还是国家”。 莫诺在《战斗报》发表社论的时候，阿尔贝·加缪也对苏联政权的邪恶行径（如“不真诚审判”和劳改营）持有相似的看法，并最终把他的这些观点发表在他的长篇哲学论文《反抗者》（1951年）中。 莫诺和加缪是在一次人权会议上经人介绍而认识的，两人一见如故，他们之间有一种深刻的互相吸引力。尽管两人在成长背景和专业方面没有任何共同点，但却惺惺相惜。弗朗西斯·克里克对莫诺的描述也符合他的新朋友加缪：“从不缺乏勇气，融合了温文尔雅的气质和顽童似的幽默感，对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做出了深刻的道德承诺。”除了同是前抵抗组织成员，莫诺和加缪还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关注点。在两人友好互动的过程中，他们讨论的共同话题可以涵盖各种人道主义问题，包括苏联的局势、东欧集团国家的人权、法国的极刑等。 莫诺为加缪提供了更多深入抨击苏联的“弹药”，导致加缪的许多左翼朋友与之绝交。加缪则带领莫诺走进文学与哲学的世界。 莫诺也是一个善于将创造作品与实际行动结合的人。当加缪写作《匈牙利人的血》——这本书引起全世界对遭受苏联镇压的匈牙利革命的同情——的时候（1957年），莫诺利用他参加抵抗运动时积累的经验，组织匈牙利科学家出逃。随着莫诺科学声誉的提高，他利用自己的身份支持了许多正义的事业，包括维护人类生育权和人权。在1968年5月发生的险些推翻法国政府的骚乱中，他成为影响力很大的人物。 加缪对莫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在莫诺后来的哲学观点和生物研究方面都有体现。接受诺贝尔奖之后，莫诺开始思考现代生物学发现的意义——薛定谔的提问“什么是生命”的答案和生命的意义有何关系。他用加缪主义的语言描述了自己的激情： “这是一种冲动，一种想要理解人类存在意义的苦痛、对合理化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一切的诉求，而且也是人类精神中最强有力的动机。”莫诺的思想总结，也是他最畅销的一本书——《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开场白，和他的好友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中心思想最为接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十二章 师出有名 将自己全部奉献给有限的人生、他所建造的房屋、人类的尊严的人，将自己奉献给大地并从中有所收获的人，会一次又一次地播下种子，支撑这个世界。 ——加缪《反抗者》 冷战政策也是加缪和莫诺经常讨论的话题。一天晚上，两人到伽利玛办公室附近左岸维尔纳路的让·布洛克-米歇尔家吃晚饭。当晚的另一位客人是记者让·丹尼尔，《卡利班》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未来《新观察家》杂志的联合创始人。科学家和作家的亲密互动让丹尼尔印象深刻。后来他回忆说，看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像欣赏好莱坞电影，加缪是亨弗莱·鲍嘉，莫诺是亨利·方达，两人互相接话，甚至能猜出对方想说什么，显然双方都非常享受这份友谊。莫诺愤怒地讲述签证事件时，在阿尔及利亚曾经加入共产党的加缪会心地笑了起来，两人十分默契投缘，丹尼尔甚至觉得自己和布洛克-米歇尔是在干扰他们的二人世界。 莫诺和加缪的默契还表现在他们都关心苏联问题上。当时，加缪的书《反抗者》即将完成，这本书写了九年多，他打算通过这本书探讨“人类的第一价值”是反抗或造反——个体可以对某些生存条件说不——这个哲学问题。 1942年出版《西西弗神话》之前，加缪就已经计划写一本关于反抗的杂文集，作为三部曲的第二部。但是他在二战中的经历，特别是参加抵抗运动的那一段，拓宽了他对集体尺度的反抗行动的思考——当人民集体站出来说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瘟疫》就是这一思想的小说化；《反抗者》则是与之对应的杂文集。1945年，两本书都在写作的时候，加缪还发表了一篇短文《反抗笔记》，表达了反抗的核心主题，最后该文成为六年后出版的《反抗者》的第一章。当时抵抗运动的影响尚未消退，而且加上其在《战斗报》的工作经历，加缪的短文提出，个体的反抗宣示了存在的价值，是人类团结的种子。他写道： 什么是反抗？首先，是一个说不的人……说“不”意味着什么呢？ 比如说，他的意思可以是，“情况足够艰难”，“个人无法忍受”，“到这个程度，可以，超过这个程度，不行”，或者“你太过分了”。 加缪认为，通过说“不”，反抗者申明，有一些界限，越过这些界限，自己的权利就被侵犯了。在界限的一边，有一些值得保护的、有价值的东西。另外，这些界限和权利不仅属于反抗者，也属于其他人。在拒绝的行动中，反抗者定义了价值，加缪断言，这种价值“超越个体，从而消除他的孤独”，让他加入到别人的行列，从而建立“同一目标下的人类的团结”。 加缪认为，人生的第一大哲学奥秘是对荒谬的承认。积极反抗的本能——反抗死亡、压迫、苦难或不公——是人生的第二大奥秘，是走向人性的途径。 战后对苏联现状的揭露以及冷战带来的紧张让加缪意识到反抗可能过犹不及。升级成革命的反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产生独裁政权，由它来定义自由、幸福，结果给人民带来苦难和不公正，破坏大家的团结，使谋杀合法化——这便从根本上背离了反抗的初衷。因此加缪开始探讨从反抗转向革命再到极权主义的过程。在《反抗者》的前言中，他表示该书是为了“理解我们生活的时代”，以及“逻辑犯罪”是如何被合法化、谋杀如何被视为实现革命的合法工具的。通过追溯过去一个半世纪的革命的历史——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到纳粹主义的兴起和希特勒，加缪试图理解这种背离现象。 加缪观察到：“所有现代革命都终结于国家权力的巩固。”他再次谴责了虚无主义。在这些革命中，上帝的位置被取代，虚无主义者认为，为了革命和国家，可以不择手段。“虚无主义，”加缪写道，“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根据其目的判断其行为。”革命的敌人可以随意被处决，个体的公民权被压制，成为大机器中的小齿轮。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权力就是一切。 在书的后三分之一部分中，加缪重点批判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他毫不留情地对整个苏联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控诉。加缪宣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已经变成“革命者对其他人的独裁统治”，“表面上向人们允诺奇迹，实际上是要让他们接受不公、犯罪和虚假”。他进一步谴责了“苏联的集中营制度”，将“人民的政府变成物的管理机构”，使得“对话与个人关系被宣传或论战取代”，“用配给券代替了面包”。 加缪控诉苏联体制的证据包括清除所谓革命的敌人、劳动营、约束文学和艺术、拒绝现代科学等。 加缪问：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怎么会与苏联国内的极端现状不一致？他的回答：答案很简单，“它不是科学的”。加缪指出，假设共产主义是历史的最高阶段，能够消除阶级斗争，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扮演了先知的角色，甚至成了一种宗教。他解释道： “马克思有一些预言……大都是热情地宣布在非常遥远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强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未来总有一天，一切正义都会实现……这种新信仰和那些古老的宗教没有什么两样。” 他补充道：“预言是长期的，具有所有宗教的共同特点：不可能被证明。如果预言无法实现，预言者就成了唯一的希望；结果，他们成了历史的唯一统治者。” 加缪无法认同的是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生命，以未来的某种承诺为名义，将意识形态当作压倒一切的基本价值。他指出，基督教“将邪恶和谋杀的清算时间设在了历史的终结之后”，而苏联的共产主义将恐怖和谋杀合理化，以遥不可及的所谓工人阶级的乌托邦为名粉碎了自由。加缪认为，“真正对未来的慷慨和宽容在于把一切都给予当下。” 至于苏联拒绝现代科学的问题，加缪在组织控诉语言和做出结论时得到了莫诺的直接帮助。将文章发表在《战斗报》之后，莫诺投入一定的时间彻底研究了李森科事件和苏联的怪象。他写了一篇长达68页的分析文章，尽管莫诺自己没有发表它，但他愿意将这篇文章提供给朋友参考。 莫诺认为，李森科缺乏对实证遗传学的理解是与苏联僵化的意识形态分不开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变异以及变异的概率所起到的作用。近半个世纪以来，遗传学家们研究了植物、果蝇等生物，发现它们的基因变异发生率都比较低，但其概率是可测的。他们无法预言特定的动植物个体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异；这属于或然事件。 莫诺指出，李森科对此不以为然，反而认为变异缺乏物质基础，也许是某种奇迹。在李森科眼里，遗传学是伪科学，是不合理和形而上学的，因为这个学科的基础是概率。李森科表示：“通过将我们的科学放在孟德尔-摩根主义之上，我们就战胜了概率。”他补充说：“像物理和化学那样的科学摆脱了概率，正因如此它们成为精确的科学。” 基于此种宣称，李森科的错误不断扩大。莫诺指出，以前世纪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已经证明“他们的所有知识、所有观察结果实质上都是统计资料，他们使用的所有规律和法则，甚至包括那些最严密的规律和法则，实际上描述的都不是确定性，而是或然性。这些都是经典的理论，在现代，每个接受过教育的头脑都应熟知这个道理。如果接受了李森科的观念，那么需要推翻的不仅是遗传学，还有现代物理学、放射和量子理论、气体定律、化学动力学、热动力学等”。确实，根据李森科的理论，苏联的各种科学院都需要将关键的西方化学、物理和天文学理论清除出苏联科学。莫诺将苏联拒绝现代科学的做法比作一种他取名为“原教旨布尔什维主义”的瘟疫。 在莫诺的指导下，加缪在《反抗者》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性，指出它被苏联的国家机器强化之后，导致人们开始拒绝科学： 为了给马克思主义披上科学的外衣并维护这种谎言……有必要首先通过恐怖手段使科学服从于马克思主义。自马克思开始，科学的进程就被决定论和更残酷的教条主义取代。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保持绝对正确，有必要否定达尔文之后的所有生物学发现。因为自从德弗里斯发现难以预测的变异现象以来，出现了各种足以驳斥决定论的教条的发现，生物学也引入了概率（黑体格式为后加）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同样否定其他学科的伟大发现。加缪写道：“现在，马克思主义要想变成科学，首先要否定我们时代的所有伟大的头脑，包括海森堡、波尔、爱因斯坦等人。” 他进一步指出： 马克思主义还不得不重写历史，甚至那些最近期的历史和最广为人知的历史，连共产党及其革命的历史也要重写。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真理报》必须一直进行自我修正…… 就像在那个童话故事里，镇上的所有织机都不使用纺线，凭空给国王制作衣服，在成千上万的自以为是的成年人面前，一个小孩子突然冷静地宣布，国王没有穿衣服。这个小声音，便是反抗的声音，它必将发声，全世界已经看到，一场革命……最终要依靠谎言才能持续下去。 这个声音也包括加缪的，1951年，他的声音成为法国最广为人知的观点，其影响逐渐扩及整个西方世界。 然而，尽管法国有300年的残酷历史、150年的血腥而失败的革命和虚无主义政权的前车之鉴，加缪仍然没有感到悲观。 什么才能将人类从极端主义和悲剧中拯救出来？ 加缪的答案是反抗——反对虚无主义和给世界带来阴影的政权及其意识形态。他坚信：“反抗不屈不挠地与罪恶斗争。”但他也指出，我们需要的是“适度的”反抗，它是有限度的，“受到智慧的控制”。 到了表明立场的时刻：“当革命成为权力的代名词，历史为滥杀的体制张目，一场以节制和生命为名义的反抗就是最神圣的事业。现在我们都处在极为窘迫的境地，然而，在这段黑暗隧道的尽头，势必会出现光亮，我们只能靠战斗来确保这道光的来临。” 在布洛克-米歇尔家聚会当晚，丹尼尔发现加缪和莫诺“极为投契……只是出于两人共有的善良才使他们不觉得别人的在场是对他们的打扰”。 两位反抗者“在同一个目标下团结一致”——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压迫。在送给莫诺的《反抗者》一书的扉页，加缪写道： 致雅克·莫诺， 这是我对一些 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你的兄弟，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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