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综论
康拉德研究近况略述
作者［美国］弗农扬
译者 刘艳
由于不久之前的文学创作显示出与当前研究焦点相吻合的特征，所以不少曾被冷落的作家一时之间突然成为热点，批评家们纷至沓来，研究其创作中对未来文学潮流的启迪以及对过去传统的继承。如今的评论界热衷于对象征主义和道德模糊的研究，对犯罪和焦虑的处理，对难民、外国人、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身份的界定，这些研究重点都对当前重新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麦尔维尔、卡夫卡以及亨利詹姆斯和E. M. 福斯特有着重要影响。
然而，在这一波新的研究热潮及取得的研究成果中，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却一直未引起众人关注，似乎在他逝世后，对其作品的批评性研究就已交由诸如R. B. 坎宁安格拉汉姆（R. B. Cunninghame Graham）、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威廉麦克菲William McFee和J. 唐纳德亚当姆斯J. Donald Adams等赞颂者们来进行。这些先生们过分夸张了康拉德生平和艺术作品中那些积极的伊丽莎白式的绅士冒险内容，虽然这些内容实质上根本就不存在。然而当代的严肃读者已接受了这种观点，同时，对于康拉德许多作品中具有的外部传奇情节以及豪气干云的理想主义说教（如果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些情节与说教都仅仅是其作品的外部表现形式），读者们也感到了厌倦，因此，虽然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狄琼纳巴恩斯（Djuna Barnes）、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ner，甚至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都曾对康拉德作品的巴洛克风格大加赞美，读者仍然对其持保留态度。
在此情况下，对康拉德小说重新进行深入透彻的探索将有助于发掘那些过去被遗忘或忽略的研究成果。在康拉德艺术创作的巅峰时期，他是人们所知的象征主义小说巨匠。继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他是第一个成功把握心理—政治体裁的著名作家，其作品《诺斯特罗莫》（Nostromo）、《间谍》（The Secret Agent）、《在西方的注视下》（Under Western Eyes）中的部分内容，是马尔罗Malraux、斯隆（Silone）、库斯特勒（Koestler）和罗伯特 纽曼（Neumann）等人创作主旨和主题的先驱。在《秘密分享者》（The Secret Sharer）一书中，他独具匠心地刻画了人格分裂的人物，虽然现代社会中的人格分裂这一现象在上世纪已由霍夫曼、坡、史蒂文森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揭示，然而他的作品精妙地通过这一手法揭示了无法融于社会的“外国（乡）人”的痛苦，它比詹姆斯有着更强的悲剧色彩，也早于E. M. 福斯特和D. H. 劳伦斯的作品。他将异乡人的生活困境扩展为一种人类共有的精神孤独体验，而这种体验在几乎所有主要小说家的作品中都有着重要地位。读者无需详细说明，便可在卡夫卡的小说世界中感受到他作品中那疏离的环境气氛，在托马斯曼和罗伯特纽曼的某些作品中体会到他的词句风格[试比较《秘密分享者》和《马里奥与魔法师》（Mario und der Zauberer），以及《机会》（Chance）与《审讯》（The Inquest）]，在格拉汉姆格林的小说中能找到他的地理描写风格——那是戏剧化情节、精妙的场景和人物复杂心理的有机结合；而他所展现的作品内部的冲突运动，则由H. M. 托姆林森在《大海与丛林》（The Sea and the Jungle）之后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并在萨姆塞特毛姆塑造的一个个超脱俗物的人物身上得到了体现。尤为重要的是，他对人物的理解得到了最为微妙的阐释，成为普鲁斯特“透明信封”及弗吉尼亚伍尔夫“明亮的光环”概念的先驱。在他身上所体现的，不仅有精妙的写作手法，或是他对人性心理的研究兴趣，而且还有他不断含糊其辞的加以戏剧化处理的个人痛苦，这几点得以与当代所有文学大家所开创的所谓忏悔小说体裁（不论这其中还有何种关注要点）加以融合，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
此处与康拉德有关的两个问题是，他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艺术性再现了他所阐述的道德问题，同时他的艺术成就与其他与之有着同样创作重点的作家有何不同。在标准日趋精确且不断变化的当代文学评论框架内重新评价康拉德，是一项富有新意的任务，它将使我们在作品重读过程中得到新的享受，并为现代小说理解提供新思路。在某些时候，康拉德的崇拜者们似乎有着迥然不同的脾性，也有着各不相同的崇拜理由。特别是就卡夫卡而言，他的整体性使评论者们摸不着头脑，最终只好绝望地宣布它根本就没有阐释的意义，然而还是有人坚信，他的小说有着深刻的含义，喻指道德冲突，并有着不断重复的象征和指涉。然而正是卡夫卡这位作家，认为越是仔细阅读康拉德的作品，就越发现它们无法被归入任何确定的体系中。
近年来对他的艺术和诡辩最具真知灼见、最诚挚的颂歌是阿尔伯特杰拉尔德（Albert Guerard, Jr.）简短而颇具争议的文章，以及莫顿扎伯尔（Morton Zabel）的专著（它是过去七年中他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最后经过精心编辑，出版为《手册》一书）。扎伯尔指出，康拉德是个竭心尽力的作家，力图在小说中“通过经历的种种考验和对自我的认识来实现对人物的拯救……他如今是一个达到了欧洲甚至世界水准的英国作家”，并且他“具有赫赫声名，它不是某个特定时期的名声，而应放在更大的范围内考量，使他足以立身于英国和欧洲小说最高水准的名家之林”。另一方面，杰拉尔德的溢美之词则超越了圣徒崇拜之类评论的层次；他对康拉德既深怀崇敬之情，也对其在精神领域的种种武断断言持怀疑态度，同时，他还认为康拉德1915年之后在想象力乃至文体把握方面都遭受了严重退步，并对此旁征博引进行了精彩的论证。不论扎伯尔或是杰拉尔德都指出了康拉德所著的评论文章、书信及小说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种种逃避重点、暧昧不明以及前后矛盾之处；然而他们两人都不认为，这些不确定之处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代表着康拉德作品中被错误定位的双重创作意图。扎伯尔表示，它们显然被涵盖在思想认同和思想控制这一更大的语境之中；而对杰拉尔德而言，它们则表明康拉德的批评能力与他在创作中解决问题的想象能力不大平衡。无论如何，在我们深入到康拉德艺术创作的本质之前，这些暧昧不明的部分是必须突破的一道关防。
在典型的康拉德情节中，主人公总是面临严峻考验，导致作为其生活支柱的梦想受到挑战；他也可能时时心怀恐惧，无法维护个人荣誉和平静生活；有时他能勇敢面对这挑战，有时却失去了这种能力（而且无论他是否能面对，最终总是被其击垮）。扎伯尔认为，当他能够面对挑战时，通过自我认识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本能的觉醒，他会从道德孤立的状态中得到拯救。这种胜利的获得在以下人物身上得到了最清晰的展示：《“水仙号”上的黑水手》（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中的船员们、《黑暗的中心》（Heart of Darkness）及《诺斯特罗莫》中的库尔茨和德考得，以及《阴影线》（The Shadow Line）中作为叙述者的船长。而通过阿尔迈耶和威勒姆斯以及凯尔兹（Kayerts）与卡尔利埃（Carlier）的惨败，还有被命运击垮的艾尔康德（Il Conde）、逐渐堕落的查尔斯高尔德（Charles Gould）这些人物，未能面对梦想所带来的种种后果的情况则明显被戏剧化了，他们成为了道德战斗中的反面典型。不过在我看来，康拉德书中存在的种种其他可能性，使读者不能以观看人物朝圣旅程的方式将其小说简单化处理，我们有道理认为，他所写下的既不是一成不变的讽刺故事，也并非持之以恒地表达某种肯定态度，相反他的作品艺术化处理了相对立的各个方面，其中无论反讽或是肯定的表述都只是粗粗戴上的假面具，几乎无法掩盖作品里暗淡的悲观色彩。这一结论可从他独特的反复穿插的故事发展模式中得到印证（这与詹姆斯或曼作品中那种确定的、逐步膨胀的发展模式、以及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模式完全不同）。同样，他习惯于隐藏观点，使其文中所描述的情节与写作目的有所割裂，并最终淤塞了自己的创造源泉；而且他无法真正切实体验其作品中提到的某些地区，因为与其说它们无法激起他的同情之心，还不如说他确实缺乏刻画它们的能力。在此处详细说明本提纲时，我假定康拉德的个人生活困境与其作品中人物困境息息相关，我的论证以当代康拉德评论作为依据，也请求各位读者亲自阅读他的书信及各种传记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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