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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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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编了1900年至1935年间反映江亢虎思想理论主张的近170篇文论和信函，内容涉及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妇女解放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早期维新思想和教育思想等。这些论著，对于深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与政党史、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等，都弥足珍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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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人物简介
江亢虎（1883—1954），生于江西弋阳，原名江绍铨，字康瓠，是中国近代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他曾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包括向第二国际和苏俄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是中国近代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他在中国也是为寻求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联系和将男女教育平等运动带入中国的开路先锋之一”，他还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著名的政客、思想家、文化人之一，晚年的江亢虎则堕落成为寡廉鲜耻的“文化巨奸”之一。
编者简介
汪佩伟，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广告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学术专著《江亢虎研究》，发表史学、广告学论文六十余篇。曾为英国阿伯丁大学历史与经济史系访问学者（ResearchFellow,1996—199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2001年）。自2008年至今，从事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国际推广工作，先后任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教授（2008—2010年）、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孔子学院教授（2011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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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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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智学会序（1900年11月）
学目叙识（1901年）
《爱国报》叙目（1901年）
与袁慰廷书（1901年）
周云如《海军图说》序（1902年）
请立全国教育会议（1904年）
请各省设视学官议（1904年）
与荣华卿书 （1904年）
教科书由私家编纂由学部审定议（1904年）
学堂毕业但发文凭不给出身不奖官职议（1904年）
慎用外国教员议（1904年）
上学部第一呈（1908年8月）
上学部第二呈（1908年10月）
上学部第三呈（1908年12月）
上学部第四呈（1909年1月）
上京师督学局第一呈（1909年1月）
上督学局第二呈（1909年1月）
上督学局第三呈（1909年1月）
教育新案分期教授法（1909年2月）
京师内城女学传习所第二周年纪念会京津女学第四次
展览会演说词（1909年4月）
世界教育公会公启（1909年5月）
倡设理学会请立案呈（1909年）
发起国耻纪念会呈文（1910年1月）
发起国耻纪念会公启（1910年1月）
环游留别词（1910年3月）
上民政部呈（1910年）
拟发起个人会意见书（1911年4月）
忠告女同胞文（1911年4月）
幼稚教育宜立公共机关说（1911年5月）
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1911年6月）
江南工商研究会演说词（1911年6月）
城东女学社毕业演说词（1911年7月）
惜阴公会演说词（1911年7月）
《社会星》发刊词（1911年7月）
社会主义研究会宣言（1911年7月）
社会主义研究会演说词（1911年7月）
释个人（1911年7月）
介绍地税归公之学说（1911年7月）
三无主义悬论（上篇）（1911年7月）
《社会主义商榷》案（1911年8月）
《社会》杂志发刊祝词（1911年9月）
《社会主义述古》绪言（1911年9月）
致武昌革命军书论兴汉灭满事（1911年10月）
中国社会党宣告（1911年11月）
中国社会党欢迎孙中山君辞（1911年12月）
中国社会党第一次联合会后宣言（1912年1月）
《社会日报》发刊词（1912年2月）
和议纠正会宣言（1912年2月）
《社会日报》短评（1912年2月至5月）
复某君书论社会党首领事（1912年4月）
致率群君书论教育平等事（1912年4月）
中国社会党重大问题（1912年4月）
《社会鉴》序（1912年4月）
致袁大总统书论社会党十事（1912年5月）
北上宣言（1912年6月）
调和党争宣言（1912年6月）
致黎副总统书论查禁社会党支部事（1912年6、8月）
呈内务部文声明社会党并无呈请立案事（1912年7月）
社会党有益国家说（1912年7月）
汉口遇险出险记书后（1912年8月）
复某君书论社会党与女子参政事（1912年9月）
返沪宣言（1912年10月）
《人道》杂志发刊祝词（1912年10月）
《孙中山社会主义讲演集》弁言（1912年10月）
《缚虎记》剧本书后（1912年11月）
中国社会党第二次联合会后宣言（1912年11月）
社会党党员之心得（1912年11月）
致中央政府书论禁止纯粹社会党事（1912年12月）
《社会主义学案》草例（1912年12月）
中国社会党请愿国会书（1913年3月）
中国社会党对于宋教仁暗杀案宣言（1913年4月）
代表中国社会党为宋案事致黄克强诸公书（1913年4月）
中国社会党于宋案及借款反对兵力解决宣言
（1913年5月）
中国社会党对于南方事变宣言（1913年7月）
《洪水集》自叙（1913年8月7日）
致浙江都督朱瑞书论解散社会党支部事（1913年8月）
呈袁大总统文论解散社会党事（1913年8月）
中国社会党特别联合大会去职宣言（1913年8月）
对时局宣言（1914年5月）
新大陆通信片宣言（1914年7月）
新大陆通信片集会（1914年8月）
新大陆通信片交际（1914年）
社会主义学说（1914年）
中国社会党略史（1914年）
中国无政府主义之活动及余个人之意见（1914年）
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1914年）
中国革命之概观（1914年）
中国劳动家现状（1914年）
中国女学古今谭（1914年）
中国氏族考（1915年）
将来之中国社会党（1916年3月）
陈英士诔词（代）（1916年9月）
中国古来公学制度（1917年）
外舅刘公墓志铭（1918年1月）
与朱鼎言领事论修侨史书（1919年6月）
改良留美学生监督处说帖（1919年9月）
与徐又铮书（1920年3月）
陶译季特《政治经济学》序（1920年8月）
教育者之责任——在江西教育会讲演
（1920年10月1日）
求学与救国——在江西教育会讲演
（1920年10月2日）
社会改造说——在江西教育会讲演
（1920年10月3日）
中国文化在西洋之影响——在江西教育会讲演
（1920年10月4日）
在江西女子师范讲演词（1920年10月4日）
西洋文化在中国之影响——在江西教育会讲演
（1920年10月5日）
宗教进化——在江西青年会讲演
（1920年10月8日）
社会主义之今昔——在山西大学讲演
（1920年11月17日至20日）
女子在社会上之地位——在山西女师范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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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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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江亢虎其人
江亢虎（1883—1954），祖籍安徽旌德，于1883年7月18日（光绪九年六月十五日）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城西的陶湾江家村。在其兄弟六人中，排行老大。
江亢虎原名江绍铨，字康瓠。后因1911年在杭州演讲《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时，被清廷视为“洪水猛兽”，故1913年江30岁生日在上海出版其文集《洪水集》时，署名江亢虎，并自称：“江洪水也，虎猛兽也，不亦宜乎？”
江亢虎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末之前，对于中国近代的政治史、思想史和政党史，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而江亢虎本人，则是中国近代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
何谓“复杂多变”？概括地说，我们可以将江亢虎生平及思想变化的轨迹，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
1.早年江亢虎，从一个封建主义的“官二代”（或曰“官三代”），转变成为“光绪庚子后北京社会上倡导维新运动之一人”梁漱溟20世纪40年代语）。
江亢虎出身于仕宦之家。祖父江澍畇（1830—1892），原名钟璜，字韵涛，1877年（光绪三年）进士。曾入翰林院任编修，后任职户部、顺天乡试同考官、甘肃壬午（1882年）科主考，1890年任山东登州知府，两年多后在此任上去世。
父亲江德宣（1854—1910），字孝涛（一为小涛），1886年（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任工部主事，保升员外郎加四品衔，在京师供职二十年后外放到江苏，任江宁知府，亦病逝于任上。
外舅刘幹卿（1846—1910）,字启翰，系河南南阳知府刘拱宸的二子。1876年（光绪二年）中举，嗣后在京城任户部员外郎，又外放为湖南候补道，总办湖南厘金局、官矿局。为官近四十年，一生敬业、清廉。刘幹卿将其二女刘云寿嫁与江亢虎为妻，故既是江的外舅，又是他后来的岳父。刘对江瞩望甚高。
江亢虎的幼年时代，即是在其祖父、父亲和外舅（后来的岳父）家里度过的，从小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教育。他酷爱学习，“自十岁，即属文字”，“昕夕一编不暂释手”；“幼读《礼运》，慕天下为公之义”。他十分聪颖，能过目成诵，记忆力颇佳，领悟力亦强。尤其是在北京，少年江亢虎目睹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危机、戊戌维新变法的昙花一现，以及庚子之役八国联军对京城进行蹂躏后的惨状，使他“困于心，衡于虑，惕然而自危，蹶然而思奋”。
2.“弱冠”前后的江亢虎，从一名主张社会变革、救亡图存的具有强烈革新意识的维新人士，转变成为一个追求“三无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
20世纪初年，江亢虎三次留学日本（1901年、1902年至1903年、1907年），同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交换过意见，并深受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影响。在几次回国生活和工作期间，江亢虎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妇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思想主张，特别是在北京还创办了三所“女学传习所”（女子学校）。
但事实上，作为一名新派人士，年轻的江亢虎当时思想上所追求的，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1903年，弱冠之年的江亢虎在日本“标新立异”，提出了“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但此说除张继外，“无应和者”，故回国后也“从不敢以示人”。
六年以后，1909年4月17日，江亢虎在法国巴黎出版发行的中文无政府主义杂志《新世纪》第93号上，公开发表了《无家庭主义》一文。文章的署名为“某君来稿”，引语中假托此文为“亡友徐君安诚之遗墨”，此系“为之代传”。 江亢虎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自己在国内引起麻烦。5月15日，江再次投稿的鼓吹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营业管见》一文，又发表在《新世纪》第97号上。
接着，1910年在游学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时，江亢虎于7月撰写了《无家庭主义意见书》，对自己1903年以来所形成的“三无主义”思想，做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建立了以“破除家庭”为中心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此文当时曾译有英文、法文文本，受到各国社会党人的欢迎。该文提出的“无家庭主义”，包括自由恋爱、公共教养和废除遗产等三个要点。
可见，就其思想根底来看，江亢虎在20世纪的头十年，实际上是一个追求“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无政府主义者。
3.30岁前后的江亢虎，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认同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
1910年4月至1911年春季，江亢虎做了他自称的“世界之旅”。这次出国，历时整整一年。他取道日本转赴欧洲，先后游历、访学于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俄国等，最后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国内。
在旅欧期间，江亢虎广泛地接触了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幸德秋水、片山潜、堺利彦等日本社会主义先驱，以及当时在欧洲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张继、吴稚晖、褚民谊等人。1910年，他还以非正式代表的资格出席了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会议。此时，在思想上，江亢虎已经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1911年回国后不久，江亢虎即公开揭橥“社会主义”的旗帜，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成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之勃兴和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之开创的第一人。例如：
他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1911年6月1日（端午节），应杭州“惠兴女学”主持人的邀请，江亢虎在杭州女学联合会演讲《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此为国内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一时官绅大哗”，浙江巡抚增韫派军警干涉禁止，将演讲的印刷文本悉数销毁，将江“驱逐出境”，并电奏朝廷，称此讲演“非圣无法，祸甚于洪水猛兽”，要求将江革职逮捕。
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建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张家花园举行，近四百人出席，二十人演说，当场加入研究会的约五十人。作为发起人，江宣布了该会的宗旨，并在演讲中针对社会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怀疑”进行了解读。与此同时，研究会还发布了宣言。在这个中国近代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宣言书中，江亢虎称社会主义为“正大光明之主义、大同之主义、世界通行之主义、人类共有之主义”，宣告研究会的宗旨和任务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
他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杂志。也是在1911年7月10日，江亢虎创办的杂志《社会星》刊行。该刊第一、二号（期）文章，均系江一个人的手笔，第三号（期）则因病由其他人代理。杂志仅出三号（期）后即被当局查禁。在杂志的发刊词中，江声称该刊为中国“社会主义最初惟一之言论机关”，并宣布杂志的任务有四：“输布全世界广义的社会主义之学说”，“详载内外国社会主义进行者或反对者及一切与有关系之事情”，“发挥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交通中国近日社会主义之言论”。9月，《社会星》被迫停刊后，由上海惜阴公会又推出《社会》杂志，江为其撰写了发刊词，其中的“祝词”为：“社会主义，纵贯永劫，横行寰宇，以覆载为量，与日月同寿，永不消磨，至人类灭绝时；《社会》杂志，亦纵贯永劫，横行寰宇，以覆载为量，与日月同寿，永不消磨，永不停止，至人类灭绝时。又更其词曰：《社会》杂志可以停止，社会主义不可以消磨。《社会》杂志出一册，社会主义得一册之鼓吹；《社会》杂志著一字，社会主义得一字之鼓吹。乃至不出一册，不著一字，而社会主义之精神，幻为无量数《社会》杂志之化身，永不消磨，永不停止，至人类灭绝时。”
他还创建了国内第一个以社会主义为纲领的政党“中国社会党”。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的名义，召集特别会议，改“社会主义研究会”为“中国社会党”，并撰写、公布了党纲八条和规章。在会议上，江亢虎被推举为中国社会党本部部长。8日，上海《民立报》报道了中国社会党成立的消息。10日，江任总编辑的《社会》杂志第2期发布了《中国社会党宣告》，称该党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最初惟一之团体机关”。该党自成立至1913年8月被袁世凯通令解散，其存续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它在全国拥有400多个支部，共约52万党员，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和社会变革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
对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热情宣传和大力鼓吹，对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发起和努力推动，使江亢虎在民元前后俨然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师”，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
4.40岁以后的江亢虎，从一位社会主义的宣传“大师”，转变成为一个力图与北洋军阀及其政府合作以实行其思想理论主张的政客。
1913年8月，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被袁世凯通令解散。随后，江亢虎先去了日本，在头山满家里拜见了当时住在那里的孙中山，并携带孙中山为他写的两封介绍信，于当年秋冬时节抵达美国。在加州，江亢虎接替退休的原英国在华传教士傅兰雅，在加州大学担任中文讲师，直至1920年夏偕夫人卢岫霙回国。
在美七年期间，除了在加州大学任教，江亢虎广泛地接触了美国的和在美国的各国社会主义者，并积极参加了他们的集会、演讲等活动。他还撰写了许多文章，回顾、反思中国社会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得失。1920年回国的首要目的，是要前往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实地考察苏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以资借鉴。从1921年6月至1922年4月，他游历、访问了苏俄十个月，随后到德国、荷兰和法国等国考察、访问，还参加了第二国际的会议。
回到国内的第二年，即1923年，江亢虎正好进入他人生40岁的中年时期。此时，他自称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学说和主张，是他“半生来学问思辨之结果”。他认为：“吾人自信非至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充分施行，更无他主义起而相代”；“此两新主义必将代表一时代之精神，独占全世界之舞台”。所以，归国后，江亢虎先后到全国各地演讲、授课，鼓吹他的学说和主张。江亢虎留给国人的印象，仍然是一位“社会主义大师”。
但是，从政治上看，江亢虎对中国南方兴起的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持断然反对的态度。他认为借助外力（苏俄），导致“赤祸”蔓延，这是十分危险的，不可取。他说：“革命事业，当以人民自觉、自动、自决为原则，以民党自身养成之根本势力为先锋。若在我本无可恃，而利用国内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乱，其利用国外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亡。”
然而，对于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包括各南北军阀，江亢虎实际上采取了合作的态度。他多次写信给各省当局，包括东北张作霖、云南唐继尧、湖南赵恒惕、湖北萧耀南、山西阎锡山、广东陈炯明、浙江夏超等，希望各省能“一试”其两主义之“政见”。随信还附上其《请愿十条》，并表示拟带学生二三人，愿往各省演讲，并“晋谒而谈”。他还接受北京北洋军阀政府的邀请，以“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的社会名流的身份参加了“善后会议”，并担任会议的制宪委员会委员。在这个时期，他恢复和“复活”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党（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作为推行自己的理念并参加政治活动的依托。此时，他还涉嫌金梁、康有为等人的“甲子阴谋复辟案”，受到南方大学师生的讨伐和社会正义人士的批判。
1927年夏季，当南方国民革命的旗帜插遍了大半个中国之际，江亢虎不得不解散了其“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前往美国任职于国会图书馆。1930年，他又辞去在美国的工作，前往加拿大，应聘担任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和汉学系主任教授，直至1934年夏回国。
5.50岁以后的江亢虎，从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堕落成为一个可耻的汪伪汉奸。
1934年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任教约五年后，江亢虎回到国内。在加拿大的约五年里，他培养了五名中国学的硕士研究生，给数千名美国和加拿大学生讲授了中国文化的课程。教授江亢虎在北美传播中国文化是作出了贡献的。
这次回国的江亢虎，时年51岁。他先住在上海，后又迁到北京。回国后，他虽自称“以社会改造、文化复兴和个人修养三事为旨归”，但对于政治问题，实际上他是回避不了的。这个时期国内最大的政治，就是如何应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问题。七七事变发生时，江亢虎正在京城。平、津陷落以后，他转赴西南，先是在四川、西康游历、讲学，后从成都飞往云南。在云南，1937年11月1日，他在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此次抗战不仅仅是为了中国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而且是“为世界和平而抗战”，“为人类公理而抗战”，“为反帝国主义而抗战”，“为东方文化而抗战”，“为同情国民而抗战”。作为一位知名的“海归”大学教授，江亢虎对抗战意义的认识，确实不同于一般人，或者说确实高于常人。
但是，仅仅一年多以后，1939年3月，匿居香港的汪精卫接见了当时也寓居香港的江亢虎，“坚约参加和平运动”；9月，回到上海的汪精卫电邀在港的江亢虎赴沪，参加汪伪阵营。江接受了汪的邀请，同月自香港抵达上海，并于10月10日发布《时局宣言》，将日本军国主义奉为“东亚集团”的“领袖”，公开宣布了自己投敌卖国的汉奸立场。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江亢虎出任伪考试院副院长兼铨叙部部长，并成为汪伪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列席委员”。1942年3月，江亢虎正式接替汉奸王揖唐，就任伪考试院院长，并同时升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直至1945年汪伪政权覆灭。汉奸江亢虎在抗战胜利以后，经审判被国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江从南京被转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于1954年因病死于狱中。
综上所述，江亢虎的一生复杂多变。这是不难理解的。近代以来，中国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矛盾、阶级分化、社会危机、文化冲突和思想碰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江亢虎的一生，政治立场上的不断转变，思想理论上的逐步演变，反映的正是中国近代社会风云的起伏跌宕。
对于江亢虎其人的评价，目前笔者仍然坚持拙著《江亢虎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中对江亢虎所做的“分阶段”进行评判的研究方法，以及对他作出的早、中、晚等“三个时期”的基本评价，即：从四品京官到“社会主义大师”的早期（1883—1919），从“社会主义”倡导者到沦为一个政客的中期（1920—1938），作为民族败类、可耻汉奸的晚期（1939—1954）。在这里，笔者还想对江亢虎的“生平事迹”，再提出几点概括性的认识和意见：
其一，从清末民初至20世纪30年代末堕落为可耻的汉奸之前，江亢虎无疑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包括向第二国际和苏俄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其二，江亢虎是中国近代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正如毛泽东1956年所说，“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活动，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反映。
其三，江亢虎“他在中国也是为寻求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联系和将男女教育平等运动带入中国的开路先锋之一”（［美］施乐伯、于子桥语）。
其四，作为一个可耻的汉奸卖国贼，江亢虎是民国历史上寡廉鲜耻的“文化巨奸”之一。他的所谓“回向东方”的汉奸理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其五，在抗战时期堕落成为民族败类之前，江亢虎周游列国，到处演讲，四处讲学，著述丰硕，是20、30年代著名的政客、思想家、文化人之一。他的早期维新思想、妇女解放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教育思想等，为中国近代留下了十分有益的思想资料。
二、江亢虎的思想
江亢虎的思想，择其要者，约有数端。
1.早期维新思想
20世纪初年，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年仅十七八岁的江亢虎在北京发起成立智学会，创办《爱国报》（周刊），向国人宣传爱国言论，弘扬爱国精神，号召中国人做国家的“主人翁”。他提出了“以智强国”的主张，提倡办学堂，设报馆，开讲座，翻译新书，印刷新书，设议事处等。他强调中国不能闭关自守，认为“闭关自守之策，只能行于六十年以前，而断不能持之于今日。今日之天下，列国之天下，非一统之天下也”。这样，江亢虎的早期维新思想，便建立在爱国、救亡、开放的基础之上。
江亢虎的维新思想，除了当时他提出的关于内政、外交的不少主张外，集中地体现在他对中国教育改革问题的认识上。他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主张，并付诸实施，成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他对教育的战略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治标”，而治标的方法，首在“练兵”；“其治本方策，则端在兴学”，因为“未有民智不开而能长富强者，亦未有民智既开而不大富强者”。所以，办教育、出人才是“万世之长计”，“治本方策”（1901年《与袁慰廷书》）。
他提出对中国的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整顿。他认为，目前各省的学务处，懒人冗官众多，“甚或反为学务阻力之源泉”，因此，建议学部撤销学务处，免掉“学政”这一“赘疣”，另设“视学官”来代替。（参见1904年《请各省设视学官议》）江的建议，得到了学部的肯定和采纳。他还建议成立全国和地方的各级“教育会”，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教育行政的辅助机关。（参见1904年《请立全国教育会议》）此议后来也得到了学部的采纳。他对教材、教员和文字改革等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主张。
他认为中国教育的办学目的需要转变。为此，必须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将“学而优则仕”的“劣根性”，转变为以“教育普及”为目的。（参见1904年《学堂毕业但发文凭不给出身不奖官职议》）
他提倡学习和研究西方教育制度，发起成立了“世界教育公会”。（参见1909年《世界教育公会公启》）
他还对女子教育问题十分重视。他指出：女学为教育的根本，女子应同男子一样受到平等的教育。
江亢虎早期维新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反对外国侵略，力主爱国救亡；进行教育改革，实现“以智强国”；主张男女平等，发展女子教育。
2.妇女解放思想
1911年4月，在游历欧洲一年回国后，江亢虎在南京发表了《忠告女同胞文》一文，积极鼓吹妇女解放。
在这篇文章里，他对妇女提出了四条“忠告”：（1）破除迷信。包括宗教的迷信、礼教的迷信和风俗的迷信，都要破除。（2）寻求学问。认为女子要自立，舍求学问必无自立之可言。（3）杜绝依赖。要将从父、从夫、从子的“三从妖说”打破，杜绝依赖的劣根性。（4）自谋生计。“除兵役外，女子无一不能为；除娼妓外，女子无一不可为。”他认为四条忠告有其内在的联系，“欲开智识，必破迷信；欲谋生计，必绝依赖”；四条忠告的主旨，在于强调妇女要有独立的人格，要自立、自尊、自强。
江亢虎对妇女的“忠告”，建立在他对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了解上。他主张实行世界主义的女子教育，让中国妇女从家庭的束缚中走出来，使她们从“淑女、良妻、贤母”及“社会的附属品、补助品”，变为“世界上一完全个人”。他呼吁：“世界所有智识，妇女必应一一吸收之；世界所有学术，女子必应一一研究之；世界所有事业，女子必应一一营求之；世界所有权利，女子必应一一享受之。”这一主张，不啻为20世纪初期中国的女权宣言。
江亢虎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思想，直接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影响。20世纪初年，江亢虎阅读了倍倍尔1879年写的名著《妇女与社会主义》（日译本），并深受其影响。他提出的上述四条“忠告”，基本上是源于倍倍尔书中的观点。不久，江亢虎又将妇女问题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参见1911年6月《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7月《城东女学社毕业演说词》，1912年9月《复某君书论社会党与女子参政事》以及1914年的《中国女学古今谭》等）到了20世纪20年代，江亢虎在东南大学、上海南方大学和山西大学等地讲授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时，将妇女问题列为社会问题的专题之一，对其妇女解放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参见《江亢虎博士演讲录》。因限于篇幅，本书没有收录。但可参考收入本书的1920年10月4日《在江西女子师范讲演词》和1920年11月18日《女子在社会上之地位》等文）
3.无政府主义思想
江亢虎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由他自己冠名为“三无主义”，是以“破除家庭”为中心的江记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参见1910年7月《无家庭主义意见书》、1911年7月《三无主义悬论（上篇）》和1914年《中国无政府主义之活动及余个人之意见》等文）
“三无主义”即“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江亢虎认为，宗教、国家和家庭三者使人受苦而不得安乐：因为宗教支配了大多数人的心理，是一种“无形之祸患”；国家，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立宪君主制，君主都可不负责任，且神圣不可侵犯，并“为害酷烈”；家庭，不管是自由结婚的还是不自由结婚的，都使人失去自由。因此，“欲求安乐，必举其苦的根本推翻之，由有宗教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而为无家庭。故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者，吾人今日目的之注点所在”。
为什么“三无主义”要以“无家庭”为中心呢？江亢虎指出：“人生斯世，无不愿求快乐者。而苦恼之来，千态万状。究其原委，约有三端，即政府之迫压，宗教之锢蔽，家庭之牵制是已。就中家庭为害尤甚。”因为有家庭，就“无真亲爱”，“无真自由”，“无真平等”。特别是家庭这种“世袭遗产制”具有六大弊端，所以，“欲求亲爱、自由、平等等快乐者，必先破家庭。破家庭较之废宗教、倾政府，论事则根本之图，而程功则咄嗟立办，更不难以平和手段得之。盖人可自了，即知即行，无所需求，亦无假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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