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萧公权（1897—1981）先生原名笃平，字恭甫，自号迹园，先后用过石沤、巴人、君衡等笔名，祖籍江西泰和，1897年11月29日生于江西南安。据萧公权自传《问学谏往录》回忆，他6岁时跟随伯父移居四川西部崇庆州，开始接触《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声律启蒙》、《千家诗》等启蒙读物，后习《论语》、《孟子》、《国语》等典籍，兼习英文和日文，12岁时偷偷读过在父亲遗物中发现的《民报》。少年时代的萧公权师从家庭教师何笃贞，五年期间通读《十三经》，精读《纲鉴易知录》，养成博览的习惯与作文的能力。留美期间，何师还常与萧公权通信，并以“通古今，贯中西”相勉。
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3~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1915年，萧公权从四川来到上海，成为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三年级学生。1918年8月，考入当时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成为该校高等科三年级学生。在学期间，他向《清华周刊》投稿，编辑过《民钟》日报。当时的他既反对“打倒孔家店”，也反对“全盘西化”，认为“救国必先读书”
参见同上书，33~39页。。1920年，24岁的萧公权开始了为期六年的留美生涯。留美期间，他起初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在政治学者萨拜因GHSabine教授的示意与指导下，完成了有关政治多元论的硕士论文。其后，他放弃到哈佛大学学习的机会，在萨拜因教授的推荐下，选择萨氏的母校康乃尔大学，师从哲学家狄理（Frank Thilly）教授，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1926年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辗转于中外高等院校，先后执教于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四川、光华、政治、台湾、华盛顿（西雅图）等中外大学，从事法哲学、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制度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留下《中国政治思想史》、《迹园文录》、《宪政与民主》、《自由的理论与实际》、Chinas Contribution to World Peace（《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统治》）、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Reformer and Utopian,1858—1927（《现代中国与新世界：作为改革家与乌托邦主义者的康有为》）等中英文著作。此外，除了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的论文及书评以外，《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也可以找到萧公权撰写的条目。这些著述以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西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广泛涉及政治多元论与政治一元论的关系、立宪主义与民主主义诸问题、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关联、现代化问题、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乌托邦思想等等。萧公权学术思想博厚精深，行文细密笃实，对史料的钩沉及其鞭辟入里的分析，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是罕见的。此外，他对近代以来中外现实政治与世界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刻洞察与论述，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本卷所选萧氏论著分成五个部分：“中西政治思想”、“宪政与民主”、 “政治评论”、 “自由与自由社会主义”、“大学教育与学术独立”。下文依次简要介绍所选篇目背景及内容，敬请读者参考指正。
一
《拉斯基政治思想之背景》（1932年）是萧氏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关于政治多元论问题研究的继续，可以约略了解其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之一斑。萧氏对拉斯基多元论思想的基本态度，着重于分析其思想渊源及其得失。实际上，萧氏对拉斯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共鸣之处：“吾人于赖氏学说虽有所论评，而实同情于其基本之态度。赖氏既非旧式之个人主义者，亦不采极端之社会主义。就其全部思想观之，实为一种折衷综合之新论。而其综合之原则，则为一种富有人文主义色彩之伦理观念。”
萧公权：《评张士林译赖斯基〈政治典范〉》，载《天津益世报政治副刊》，19300527。
萧公权在其英文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中没有涉及中国问题，但归国途中暗自确定了以后的研究计划：“我相信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要用虚心的批评态度同时去检讨中西文化。……根据这认识，我立了一个志愿：我今后要利用留美所受的一点训练，所得的一点知识，去从长研究中国文化。我在美国曾研究西洋政治思想。我回国后的主要工作当是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70页。归国后，他先后在各大学教授“政治学概论”、“社会学原理”、“比较政府”、“法理学”、“西洋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其中，“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科目。他精心准备教学，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文献中搜集有关政治思想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历时十几年，最终撰成《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巨著，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术领域的确立。萧公权在其《中国政治思想选读》（国立清华大学讲义，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前后排印本）“凡例”中有言：“汉唐以后‘子部书’渐少，‘集部’渐多，各家政论亦渐趋重实际之问题。至于原则之研讨，有系统之理论，殆绝无而仅有。兹编在可能范围内尽量选录讨论政治原则之著作。”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辑要凡例》（1940年）中又说：“二千余年中之政论，汗牛充栋，不可悉收。若按西洋政治思想史家之严格标准以定去取，则秦以后之著述，合格者又悉甚寡。兹编选录之标准有二：一曰尽量收录有理论价值之文献，二曰酌量收录有历史价值之文献。其纯乎针对一时一地实际问题而发之政论则不选入。”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873页，商务印书馆，2011。他看重中国古代典籍中涉及“政治原则”、“理论价值”部分，说明他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有很强的政治哲学背景，与所谓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所谓客观主义或价值相对主义不同。作为对清末以来“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议论的一种独特的回应方式，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与梁启超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意图与计划之间存在连续性，其基本立场不仅区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心态，也与“中国中心主义”的心态迥异。关于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萧氏不仅留下《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宏篇巨著，也留下本卷所收部分专题论文，从中不难发现其中西政治思想研究的问题意识。
在《中国政治思想中之政原论》（1934年）一文中，萧氏将中国政治思想中涉及政治起源的学说分为“天命”、“人归”、“圣立”三种。关于“天命”说，他以儒墨诸家学说为代表，指出“神道设教”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影响，并与西方“神权”说相比较。关于“人归”说，萧氏举出管子、淮南子、班固、抱朴子、柳宗元等，并与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契约论相比较。萧氏举出《商君书》、《吕氏春秋》、陆贾《新语》、韩愈《原道》等著述，作为主张“圣立”说的代表，指出其本末倒置，与“民为邦本”之说的对立。萧氏认为，上述“天命”、“人归”、“圣立”三派大体以“民本君治”为主旨，为往昔的“仁惠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取阮籍、鲍敬言、无能子为例阐述道家的无治思想，并与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比较。萧氏此前发表的《晋代反政治之政治思想》（1932年）中已经论及“消极之无治主义”的特征及其时代背景，并且认为当时“国难”严重，“不亚晋时”，颇有借古喻今之义。
从本卷所选《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辑要凡例》与《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1943年）中可以了解他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和大致内容。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第五编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成熟时期”内含“第二十五章孙中山（本编缺文）”。该书《凡例》交代：“本书第五编，原稿沦陷，仍存其目，以明原委。”其中原委，不宜妄断，但发表于四川省立图书馆编辑的《图书集刊》第四期（1943年3月出版）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四 成熟时期”专门论述孙文思想系统，其中隐约可见萧氏论断政治思想之倾向及其治学精神：“中山先生思想异乎寻常之处虽多，而其最重要之特点，似在其融通中西，调和新旧，以集成为创造之伟大能力。” 又言：“先生之政治思想会通中外，融旧铸新。采中国固有之原理为基础，以西洋现代之实学为内容。惟能融旧，故吻合于国性民情。惟能铸新，故适应现代之需要。盖处二十世纪之时不精通先秦以来之学术不足为中国之思想家，不精通欧美之学术不足为现代之思想家。此二条件，先生皆具，而又加之以慎思明辨，集成综合之创造能力，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至先生而始成立，固非出于偶然矣。”
关于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现代意义，萧公权在20世纪40年代先后发表了《诸子配孔议》（1944年）、《圣教与异端——从政治思想论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1946年）、《孔子政治学说的现代意义》（1949年）等文章。在《诸子配孔议》中他建议“管老墨三子设位文庙，配享孔子，与先儒先贤一体受国人的尊崇纪念”，强调“民族文化是一个广包兼容的伟大系统，其中是没有门户界限的”。在《圣教与异端》一文中萧氏强调“民族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决不是一家一派的思想所能包括”。他破除儒学“独尊”的虚像，指出孔子思想的封建宗法背景，认为“应当对先民的成绩加以了解，分析，评量，抉择。评量抉择的标准，不是任何一时一代、一家一派的主观意见，而当于全体文化、全部历史中求之”。在《孔子政治学说的现代意义》一文中，萧公权详细论述了孔子“人本主义的政治观”，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学说，从根本到枝节，都以‘人’为其最高、最后和最直接的对象或目的。在他的学说当中，政治生活是人性的表现，是人性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是满足人类要求的努力。我们尽可套用美国故总统林肯的名言，把孔子的学说称作‘人治、人享、人有’的政治观。因为孔子的理想托基于人的本身，所以他绝无追求玄虚理想而牺牲人类实际利益的错误。在今日狂热、冷酷、横暴、险诈风气流行的世界当中，许多人早已忘记了人的尊严，甘愿把成千成万的人用作少数仇恨者或野心家的工具。我们重温孔子人本政治的妙义，仿佛听见了清晓的钟声，发人深省。假如孔子生当今世，他一定有更恳切入时的主张，以与灭绝人性的暴政相抗。”萧公权认识到孔子思想的两个方面——时代性与超时代性。《诸子配孔议》、《圣教与异端》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阶段主要强调和分析的是孔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时代性。而《孔子政治学说的现代意义》则在看取孔子思想的超时代性的同时，立足于人本主义的立场，对20世纪前半期人类历史上的独裁与暴政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与挞伐。
二
“在民国二十一年到三十七年当中，我发表过若干讨论政治的文字。为数不多，但涉及的范围颇广。‘立言’的宗旨在促进中国政治的现代化。”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187页。萧公权认为“现代化工作的枢纽是政治的现代化”，而现代政治又至少包含两个要点：民主化与制度化。“这两点其实是一种政治的两方面：凡是真正民主化的政治必是制度化的政治。民治与法治是相依为用的。”
萧公权：《政治上的最后胜利》，见《迹园文录》，21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他的政论围绕着宪政与民主问题展开，以《宪政与民主》（1948年）为题结集出版。
萧公权有关宪政的最初政论文章是《施行宪政之准备》（1937年）一文。作为实施宪政的准备，他首先强调了事前教育与训练的重要性，其见解的透彻在同时代人当中是罕见的。与独裁国家强制灌输信仰的做法不同，萧公权强调的是理智的自由发展与思想的自由运用，认为宪政以人民的智力水平为基础，因而自由主义的教育首先应当注重训练人的理智。他继而分析了当时中国国民的心理状态，指出其在理智与感情两方面均欠训练的事实，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教育方针的不确定以及传统的习惯。他批判了先秦以来中国传统教育理想的不足之处，认为： “盖世不能有缺乏理智之道德，而道德实寓于大智大慧品格之中。若就‘国民道德’而言，则在宪政国家之中，除理智之人生观外，更无有较适宜于平等自由精神与乎自治会议制度之公民理想也。”有关理智的人生观与言论自由的关系，他在《说言论自由》（1940年）一文中强调培养“自由之言论”的重要性：“何为自由之言论？发自独到之思考，根诸事理之观察，尊重他方之意见，而不受自己感情之支配，或他人主见之指使者是也。”在萧公权看来，“盖非言论自由无以宪政，非行宪政无以得言论自由。”宪政与言论自由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富于“理智”的“自由之言论”又是言论自由的关键。他以当时的意大利、德国以及苏维埃政权为例，揭示出其极权主义与愚民政策的本质，强调养成“自由独立之理智生活”的重要性。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以《独立评论》为中心，曾展开“民主与独裁”的论争。有些人鉴于民国以来地方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现实以及欧洲各国近代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当时中国国民教育程度和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为由，公开打出拥护独裁的招牌。对此，胡适与张佛泉等站在民主主义立场对独裁论进行了正面反驳。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明令宣布“五五宪草”，民国时期的宪政运动出现新的转机。胡适和张佛泉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各自的见解，主张国民党应该及时公开政权，尽早结束训政，引起关于宪政与训政问题的讨论。
此时期关于宪政问题的舆论动向可参阅荆知仁：《中国立宪史》，401~40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张佛泉在《独立评论》第236号（1937年5月30日）上发表《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宪法？》一文，指出国人对宪政的误解，逐一批判了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孙文的训政论以及梁漱溟基于其乡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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