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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编辑推荐1：《情报分析心理学》运用认知心理学研究情报分析的过程；中情局情报分析“圣经”，美国官员经典培训教材；情报学与心理学完美结合的经典作品，美国国家安全从业人员指定培训读物；情报与反情报丛书005。
编辑推荐2：《情报分析心理学》重要特点一：它重点研究的不是情报分析结果，而是情报分析过程本身。作者提出，无论是情报分析人员自己，还是情报工作的管理者，乃至情报用户，都应重视情报分析过程中人的认知规律。
编辑推荐3：《情报分析心理学》重要特点二：它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来认识情报分析过程。与历史经验主义流派相比，作者借鉴了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强调研究人的内部心理过程，突出人在整个认知过程中的作用。
编辑推荐4：《情报分析心理学》重要特点三：它介绍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实践工作方法。凭借丰富的情报理论与实践经验，作者提出了许多可改进分析水平的实用方法，如“竞争性假设分析法”“魔鬼代言人”“情报分析的结构化方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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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情报分析心理学》一书主要探讨了人类在判断不完整或模糊信息过程中的认知心理问题，以及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何对情报分析发生影响，而我们又怎样有效克服这些影响。全书由思维机制、思维工具、认知偏见和情报分析的改进等四部分组成。
作为中情局权威理论家的代表作，《情报分析心理学》既是美国情报机构培训员工的经典教科书，也是中情局情报官员的必备参考读物，被誉为“情报分析的圣经”，多次再版加印。它一直为各国情报人员和国家安全研究者所推崇，其影响力现已超出情报界，成为商界、社会学界的必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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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小理查兹·J. 霍耶尔（Richards J. Heuer, Jr.），中情局资深教育家、理论家和反情报专家。拥有60多年的美国情报界工作经历，在情报分析、反情报分析等领域享有盛誉。因贡献卓著，曾荣获中情局、美国国会、情报教育国际协会（IAFIE）等颁发的多种奖项。其重要著作还包括《情报分析的结构化方法》（Structured Analytic Techniques for Intelligence Analysis）。
丛书主编简介
高金虎，1966年5月生于江苏靖江，1983年入苏州大学，1990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军事学博士学位。现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军事情报学术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军事情报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国家级优质课程《军事情报学》示范教员之一。已出版《美国战略情报与决策体制研究》《外国情报体制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情报史》《中西情报思想史论》《兵以诈立——战略欺骗研究》等著作，主编《情报与反情报丛书》。曾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项，全军情报成果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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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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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分析科学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
序二 霍耶尔对中情局改进情报分析工作的贡献
前言
第一部分 我们的思维机制
第一章 关于思考的思考
一、思维的技能
二、思维的局限
三、思维模式
第二章 认知：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应该看到的东西
一、有关认知的规律
二、对情报分析人员的启示
第三章 记忆：我们怎样记住已经知道的事情
一、记忆系统的组成
二、记忆的特点和规律
三、记忆与情报分析
第二部分 思维工具
第四章 分析判断的策略：超越不完整信息的限制
一、提出和评估假设的策略
二、各种策略之间的关系
三、选择假设的策略
四、结论
第五章 真的需要更多信息吗
一、赌马的实验案例
二、为专家的判断过程建模
三、情报分析的拼图理论
四、结论
第六章 保持开放的思维
一、了解思维定式
二、思维工具
三、组织的环境
四、结论
第七章 问题的结构化分析
一、问题的结构
二、购车矩阵示例
三、结论
第八章 竞争性假设分析法
一、步骤一
二、步骤二
三、步骤三
四、步骤四
五、步骤五
六、步骤六
七、步骤七
八、步骤八
九、概括与结论
第三部分 认知偏见
第九章 什么是认知偏见
一、认知偏见的特点
二、认知偏见的影响
第十章 证据评估中的偏见
一、把生动性当标准
二、缺乏证据
三、过分注重一致性
四、处理准确性不确定的证据
五、不可信证据造成的印象持续存在
第十一章 因果认知中的偏见
一、偏好因果解释
二、偏好认为存在集中指挥
三、注重因果间的相似性
四、误判行为的内外因
五、高估自己的重要性
六、虚假的相关关系
第十二章 概率评估中的偏见
一、可用性规则
二、锚定现象
三、不确定性的表述
四、评估想定出现的概率
第十三章 评估情报报告时的事后偏见
一、分析人员的视角
二、用户的视角
三、监督者的视角
四、对实验的讨论
五、能否克服这些偏见
第四部分 结论
第十四章 改进情报分析工作
一、为情报分析人员准备的清单
二、情报分析工作的管理
三、结论
英汉术语对照
英汉人名对照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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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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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分析科学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
——中情局情报分局前负责人道格拉斯·麦凯岑
本人初次接触霍耶尔的著作是大约18年前，它们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深刻印象。那时正是我整个情报分析职业生涯的中期，之后我继续干了15年的情报分析工作。最近几年，我利用苏联和华约国家的政府档案资料，研究了许多历史事件。此时，霍耶尔的最新论著引发了我更多的共鸣。
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我知道许多中情局官员对有关分析认识论的文章持怀疑态度。这可以理解，因为这些论文多数会在结尾提出一些模型作为问题的答案，但情报分析工作不是在研讨会上开展的，而是在瞬息万变的政策领域中进行的，所以这些模型似乎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霍耶尔论述的重点并不在此。
霍耶尔清晰而有效地考察了人类思维如何通过建立模型（建模）来处理信息。他的研究表明，上述这一过程是人类认知的一部分，而非情报工作特有的现象。在从药物分析到股票市场分析等众多领域中，我们都能观察到这类现象。
分析过程本身加强了人脑的这一自然功能。分析工作常常涉及建模，尽管人们可能并不一定如此称呼这个过程。我们会阐述有关因果关系的一系列理解和预期，然后通过这些模型或“筛子”来处理和解释信息。
本书第五章讨论了“更多新信息价值是有限的”这一问题，我认为值得特别关注，特别对情报组织而言更是如此。这一章指出，人们往往用现有的分析模型来评估和处理最新获得的信息，而不是用新信息来重新评判分析模型的前提。这种有害的人类自然倾向源于情报机构存在的理由。人们建立情报机构的目的，在于通过秘密手段获取特殊的关键信息，然后与现成知识结合形成分析成果。
我相信，阅读本书中霍耶尔描述的这一思维过程（mental process）给分析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时，任何一位经验丰富的情报官都会回想起若干例子。有多少次我们基于扎实的专业知识提出了完全合理的预设前提，并且几乎全体一致地做出了某个完全合乎逻辑的预测，但结果却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有多少次我们事后认定问题并不是出在逻辑上，而是由于我们的某个预设前提（无论它在当时看起来多么合理）并不成立？有多少次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错误的预设前提并非源自经验，而仅仅是从结论形成模型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又称假定，assumption）？又有多少次，我们事后才认定，根据当时已掌握的信息，本应对一个或多个预设前提提出质疑，而且如果改变相关的预设前提就会改变分析模型，从而得出不同的预测结果？
为了弥补情报分析和判断中存在的缺陷，通常的改进办法是大力加强专业知识，这种呼声在情报“失误”出现之后尤其响亮。但是，霍耶尔的研究和他引述的成果对这种传统方法提出了巨大挑战。统计数据显示，专业知识无助于避免人类思维过程中常见的分析陷阱。这一点在情报分析工作之外的众多领域已被证明。
对一些著名的情报失误案例的研究表明，专家也会像普通人一样落入分析陷阱。而且数据显示，丰富的专业知识使专家对自己充满自信，别人也对他充满信心。因此，一旦专家落入陷阱，后果将更加严重。
上述观点并不应被视为是贬低专业知识的价值。相反，三十多年的情报分析工作的经验让我相信，尽管总是一直在警告信息过剩，却从来不存在“信息过量”或“专业知识过量”这回事。而且据我观察，中情局分析人员完全可以与名声显赫的专家们平起平坐，这使我坚信，贬低他们的专业知识是十分错误的。上述两种人的主要区别在于：知名专家通过公开发表文章提高其声望，而情报分析人员则在封闭的环境中工作，面对的主要读者是情报世界中最挑剔的那群人——决策层。
霍耶尔的论述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信息和专业知识虽必不可少，却不是让情报分析成为特殊工作的全部。我们必须要在分析科学中投入相当大的精力，而出发点就是清楚地理解人类思维这一最主要的分析工具固有的优势、弱点，以及它处理信息的方式。
我相信，情报分析人员在自我定义时，文化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究竟是中情局雇佣的独立专家，还是通过专业知识迅速应对各种议题和问题，并有效进行分析的专业分析人员和情报官？总体而言，我们掌握的实际专业知识远远多于我们对分析科学和人类思维如何处理信息方面的了解。霍耶尔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思维过程为分析人员设下的陷阱无法消除，因为它们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训练，教会人们如何去寻找和识别这些思维陷阱，并开发可以克服它们的手段。
鉴于分析科学在情报工作中的中心地位，霍耶尔的这部著作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与其他业务工作相比，我们是否已将对分析科学的研究视为职业要求，并做了相应的投入？与我们在培养分析人员的写作技巧等方面相比，我们在这一领域内投入的精力和资源处于何种水平？
霍耶尔的著作没有自诩达到了该领域研究的顶峰。我希望它能为更多相关著作的出现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一部分：我们的思维机制
第一章：关于思考的思考
在有碍于准确情报分析的问题中，涉及人类思维过程的问题无疑是最为重要，也是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本质上讲，情报分析是一个思维过程，但由于我们对自身思维如何运行缺乏清楚的认识，因此难以理解这一过程。
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发现，就是人们对大部分思维活动都毫无察觉。与认知、记忆和信息处理相关的许多功能并不受意识控制，且先于人们有意控制之前就已完成。出现在意识中的只是思考的结果，而非思考的过程。
精心设计的实验可以展现人类思考过程固有的弱点和偏见。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所有情报分析人员都应必备的工具和技巧，可以减轻这些弱点和偏见可能造成的危害。
“当我们说要改进思维的时候，通常只是指获取知识或信息，或者指某种应该具有的想法，而非思维的实际作用过程。我们几乎从不监控自身的思考过程，也不会与更复杂的、理想状态的思考过程进行比较。”（注释见原书）
当我们讲到要改进情报分析工作时，通常只涉及撰写水平、分析产品类型、情报分析人员与情报用户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情报分析的组织过程。我们几乎不关注如何改进分析人员的思考方式。
就像做木工和驾驶汽车一样，分析性思维也是一种技能。它可以传授、学习，并通过练习加以提高。这种技能和其他许多技能，比如像骑自行车一样，无法通过单纯的课堂学习获得。分析人员必须通过实践来掌握。在接受技能培训后，绝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努力，就至少具备了最低水平的分析能力。当然，如果分析人员能够努力投入和刻苦工作，就能出类拔萃。
一、思维的技能
经常跑步可以增强耐力，但没有专业指导，跑步技巧并不会提高。与之类似，要想修正长期养成的分析习惯，达到最佳分析水平，同样也需要专业性的指导。而建立一支分析培训队伍，指导年轻分析人员磨炼自身专业技能，将是对课堂传授相当有益的补充。
主观能动性是成功学习的一个关键要素。中情局一些最优秀的分析人员的分析技能之所以能够提升，是因为他们在职业生涯早期经历过分析失误，正是失误促使他们更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分析工作并磨砺思考过程。
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情报分析人员提高工作水平。它展示了人们是如何依据不完整和模棱两可的信息做出判断的，并提供了一些有益于提高分析技能的简单工具和概念。
本书第一部分指出了人类思维过程中一些固有的局限性。第二部分讨论分析技巧，即一些帮助人们克服上述局限、使思维更具系统性的简单工具和方法，其中第八章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章。第三部分提供了一些关于“认知偏见”的知识。所谓“认知偏见”，指的是那些由简化的信息处理策略导致的可预见的思维错误。最后一章着眼于塑造一个有利于高质量分析工作形成发展的环境，为分析人员列出了一份清单，为情报分析管理者提出了建议。
二、思维的局限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最先提出了“有界限的”或者说有限的理性这一概念。（注释见原书）他强调，由于人类自身思维能力的局限，思维本身并不能直接应对复杂的世界。因此，我们会建立一个关于现实的简化思维模型，然后据此进行思考。在思维模型设定的界限内，我们的表现是理性的。问题在于这个模型并不总是能够适应现实世界的要求。虽然这一概念不为所有人接受，但也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人们认为它既是对人类判断和选择过程的准确描述，也是针对人类思维运转过程中固有局限性的描述的合理修正。（注释见原书）
大量有关认知、记忆、注意广度和推理能力的心理学研究证实了西蒙指出的“思维机制”（mental machinery）中局限性的存在。许多学者已经将这些心理学成果运用于国际政治行为的研究。（注释见原书）一些有关情报失误和战略突袭的研究论著也以类似的心理学观点为视角。（注释见原书）
与上述著作相比，本书在两方面有所不同。首先，它是从情报分析人员而非决策者的角度分析问题。其次，它主要是通过认知心理实验，而非外交和军事史例来分析思维过程所造成的影响。
本书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说明观察者自己在判断观察的内容，以及如何理解所观察的事物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人们以感觉到的信息为基础，构建自己所认为的“现实” 。但感官输入的信息要经历复杂的思维过程，正是思维过程决定了哪些信息得到了处理，信息如何组织，以及赋予这些信息何种意义。过往经验、教育背景、文化价值观、自身身份要求、组织规则以及信息的具体细节等等，都会强烈影响到人们所认知的内容、认知信息的难易程度以及在获得信息之后的处理方式。
这一过程可以被视为是透过镜头或屏幕来观察外部世界，因此所见到的景象可能会扭曲变形。例如，为了获得最清晰的中国图景，分析人员不仅仅需要有关中国的信息，还必须清楚自己用来观察这些信息的镜头。这些镜头有很多不同的称谓： 思维模型、思维模式、偏见、分析假定，等等。
与“思维模式”相比，“思维模型”这一概念更为完善，解释表述也更为清晰，但本书中这两个概念却基本上是通用的。“分析假定”属于“思维模型”或“思维模式”的一部分。本书中指的“偏见”来自于思维工作方式，并独立于具体的“思维模型”或“思维模式”而存在。
三、思维模式
心理分析师在获得执业许可之前，需要先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以求更为清晰地认识自身性格如何影响和制约对他人的观察。尽管心理分析行业并没有成功到值得情报界和外交界仿效其流程的程度，但通过类比却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结论：情报分析人员在了解他人之前，必须首先了解自己。他们需要通过训练达到以下目的：
1. 对人们如何理解和分析判断外交事件的普遍问题，提高自我意识；
2. 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指导，并进行练习。
目前，在反观情报分析人员自身思维过程这方面，并没有足够的培训力度。对情报分析人员的培训工作，要么是关于组织流程、方法技巧，要么就是有关现实问题。我们应该对思考、分析等思维活动投入更多的培训时间。简单地断定情报分析人员明白怎样分析是不正确的。本书的目的即在于，为与情报分析相关的思考和推理过程的培训提供支持。
正如下一章将要论及的问题一样，思维模式和思维模型是无法回避的。从本质上讲，它们是我们对某一主题所有已知信息进行提炼的结果。问题是，我们如何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仍然对不同的解释保持开放的思维呢？
思维模式的危害，在于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控制我们对某一事件的看法，以致经验丰富的专家都可能在事件发生新的意外变化之时，迟迟不能认识到事态的实际发展。面对重大的形势变化，那些对某一主题了解最多的分析人员需要摒弃的固有成见往往也最多。比如，德国统一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在两德统一的过程中，一些德国问题专家是在并非此领域专家的上级敦促下，才认识到许多重大变化的意义所在。
思维模式的优点，在于它们能够帮助分析人员按时拿出情报分析产品，并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前顺利有效地进行分析工作。（注释见原书）
上一代情报分析人员中，几乎没有哪个会特别关注自己的分析过程，也没有谁对此进行过反思。那时，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常识”理论，所需要做的是睁开眼睛、审视事实，克服所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以求做出客观判断，并认为这样就能够准确认知。
和过去相比，今天的人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情报分析人员在进行分析时并没有清空大脑。因为在开始分析前，他们对自己所负责领域的事物的发展已有了一系列假定。虽然观念已经改变并得到广泛认同，但情报界对此所产生的意义仍认识不深。
如果分析人员对事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观察这些事件时的思维模式或思维模型的影响，那么是不是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以掌握并记录下各种思维模型造成的不同影响呢？（注释见原书）
虽然多数情况下，情报分析人员拥有的信息数量已超出了可消化的水平，但情报界对于众多问题的回应仍是搜集更多的信息。分析人员需要的是更为有用的信息，比如来自掌握内幕情况的人士那里的可靠人力情报，来帮助他们做出适宜的决策。或者，他们需要更为准确的思维模型和更好的分析工具，帮助整理和理解已拥有的模棱两可或是自相矛盾的信息，从而实现对这些信息的最佳利用。
心理学研究还为情报分析人员提供了超出本书讨论范围之外的更多见解。问题并不仅限于分析人员如何认知和处理信息。情报分析人员通常是以小组形式开展工作，而且常常身处庞大的官僚组织之中。从个人、小组到整个组织的各个层面，在分析过程中都存在固有的问题。当然，由于分析人员个人思维过程中固有问题最具隐秘性，本书将集中对此展开探讨。分析人员可能会对小组或组织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所察觉，但要想认识到自身思维过程存在的问题却极为困难。
丛书总序
以情报工作为研究对象，探索情报工作规律，研究改进情报工作途径的学科，在西方称为情报研究，在中国则称为军事情报学。名称不同，本质一致。
长期以来，由于情报工作本身存在着较强的隐蔽性，各个国家对情报机构的活动秘而不宣，其情报档案也不公开，从而影响了情报工作受关注的程度，情报活动成了历史研究中被遗忘的一角。
西方的情报研究，始于1949年美国学者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 《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注释见原书）一书的出版。肯特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缩写为 OSS）研究分析处欧洲—非洲科的科长，战后一度回到耶鲁重执教鞭，随后担任中央情报局 （注释见原书）国家评估办公室主任。在该书中，肯特把战略情报定位成为战略家制订和执行计划所必需的情报，是身居高位的文武官员保卫国家福祉必须掌握的知识。肯特开启了情报分析专业化的大门，他因而被称为“情报分析之父” 。
1962年，美国兰德公司的罗伯塔·沃尔斯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出版了《珍珠港：预警与决策》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深刻剖析1941年驻珍珠港美军遭日军突然袭击的原因。从珍珠港事件起步，美国人一点一点地厘清了情报失误发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开出了改进情报工作的“处方” 。
20世纪 7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信号情报研讨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由于相关档案的公开，情报在二战中的作用必须重新审视，二战历史有必要重写。此后，情报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一批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战略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加入了情报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情报研究的发展。在英语世界，情报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情报研究起步并不算晚。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兵圣孙子就写出了著名的《孙子兵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情报学著作。孙子对战略情报要素认识的完备性、情报评估的重要性、情报谋略的微妙性、情报理论的科学性的分析，即便与2500年后谢尔曼·肯特的著作相比也不逊色。1943年，军统特工郑介民出版《军事情报学》，书中所勾勒的军事情报工作体系与今日西方的情报研究体系并无本质差别。
今天，军事情报学已经列入了我国研究生与学位教育的学科门类，我们已经培养了军事情报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甚至博士后。但情报研究在我国远未成长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理论研究的落后，制约了我国情报与安全保密工作的发展。
中国兵圣孙子说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情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进国家安全工作，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要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中、在尖锐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谋划保密工作，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主要大国情报机构进行策反、渗透、心战、窃密的基本手法，掌握其情报活动的基本特点，从而有的放矢，筑起反渗透、防泄密的防火墙，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是每一个从事国家安全和保密工作的同志的神圣使命。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策划了这套《情报与反情报丛书》。所选作品均为西方名家的情报研究经典，内容涉及情报基础理论、情报体制、情报历史、谍报技术、反间谍、隐蔽行动、情报分析与失误、突然袭击等，涵盖了情报工作的各个领域。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推动我国的情报研究，并对改善我国国家安全工作有所裨益。
高金虎
前言
本书整理再版了笔者在1978—1986年间撰写的供中情局情报分局内部使用的文章，并做了一些编辑、更新和补充。其中，有四篇文章曾在美国情报界的内刊《情报研究》上发表过。当然，这些文章所传递的信息相对而言并不受时间影响，在追求更高情报分析能力的无尽征途中，它们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的许多文献探讨了人们如何依据不完整和模糊的信息做出判断，而我的这些文章正是以这些文献为基础。我所选取的实验案例和发现，都是那些应该与情报分析工作最为相关，也最应该让情报分析人员了解的。然后，我再把这些专业技术报告转换成情报分析人员能够理解的语言，来阐述这些发现对于解决他们所面临问题的相关意义。
这样做的结果是一种妥协，而从事研究的心理学家和情报分析人员可能都不会对本书感到完全满意。认知心理学家和决策分析学家可能会抱怨其中的内容过度简化，而非心理学专业的读者则可能遇到一些全新的术语。不幸的是，思维过程非常复杂，我们讨论时必须引入一些专业词汇。如果情报分析人员曾经认真阅读过与自己专业技能相关的著作，并进行了严肃思考，那么在阅读本书时就不会有困难，而那些正在开垦处女地的新手们则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行。
笔者谨在此感谢所有曾对本书的初稿做出评论和提出意见的人们。他们是：杰克·戴维斯（他还为本书作了序言），不便透露姓名的四位前中情局情报分局的分析人员，以及我现在的同事西奥多·萨尔宾（Theodore Sarbin）教授，还有我在中情局情报研究中心的编辑汉克·阿佩尔鲍姆（Hank Appelbaum），等等。他们对本书的内容和编辑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切实提高了本书的质量。
小理查兹·J.霍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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