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书内容及其意义之解释，傅先生有一篇译序：
本书为美国琉威松博士（Ludwig Lewisohn）所原辑，原名A Modern Book of Criticisms，为“近代丛书”之一种，分法、德、英、美四部。
凡是辑成之书，辑者必抱定一个宗旨选择的。琉威松博士是一个人生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他以为文学决不能超脱人生而独立，所以他这书所辑的，尽是近代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赏鉴主义一派的批评。我们于此，可以略略窥见这派批评的名著的一斑。
我们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评之孰是孰非，可以不必下断语。不过我国年来的著作界，因处于盛唱以科学治文学的高调之下，已渐有一种畸形的科学的批评出现，所以译者以为这一派的批评名著的介绍，未必不是当今之急务。
在这短短的译序之中，有两点可以注意：（一）“琉威松博士是一个人生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二）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我国……已渐有一种畸形的科学的批评出现”。什么叫作“人生主义”？在西洋文学批评里，我还不曾见过这样一个名词。一九二五年我国有“科学的批评出现”，恐怕也是一件待考的事。
撇开这篇序文不论，请先论此书的内容。琉威松原有序文一篇，占原书四页，说明其编辑主旨及其立场，甚为显明。但不知何故，傅先生阙而未译，反易以自撰之“译序”。琉威松原序中很明白的说，此书的目的是在供给当时美国一般青年新进的批评家以攻敌的弹石。敌是谁？是摩尔教授
（P.E.More）、白璧德教授（I. Babbitt）及谢尔曼教授（S.Sherman）。这三位教授是美国近代的人文主义（humanism）运动的代表。琉威松是站在反对人文主义的地位的。他编辑此书，也无非是想把反对（有意或无意）人文主义的文字聚拢在一起，以张声势罢了。我们读了此书，只能算是参观了此番论战之一方面的壁垒，并不能把它当作“近世文学批评”之一种公正无私的选辑。摩尔、白璧德、谢尔曼的著作是人所熟知的，他们的思想系统是肯定鲜明的，但与他们抗衡的势力则拥有极复杂的分子，有印象主义者之法朗士、勒美特，写实主义者之萧伯纳、高尔斯华绥，表现主义者之斯宾冈及无主义可说之曼肯等等，其立场不同，而其反抗人文主义的理想则同。如今由琉威松荟萃成编，使读者一目了然，这自然是很有裨于读者的。读者如愿知道这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则我愿藉这个机会推荐下列一书：
Norman Forester：Humanism in America．Farrar and Rinchart，N.Y.1930 $3．50
这本书是人文主义方面的议论的总和。
琉威松所辑文字，凡四国二十五家四十七则，我现在并不要分别加以评衡。但是这一本《近世文学批评》译成中文之后有什么意义，我以为是值得研讨的。傅先生译序中所谓“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评之孰是孰非”，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批评之有主观、客观，乃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根本就没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别，更谈不到“孰是孰非”。不过此书所辑各篇，在大致上有一共同色彩，似乎是都要把批评从“权威”中解放出来，而这“权威”似乎是由学院派的批评家或教授们所支持着的。此种解放的精神，在中国现代幼稚的文学界中，是否如傅先生所言，为“当今之急务”，颇是一个疑问。
琉威松所辑各篇，以印象主义之作所占的地位为最重要。开宗明义，就是法朗士的“灵魂冒险”学说。我以为中国现在所最不需要的就是印象主义。我在民国十五年二月写过一篇文章《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有段说：
中国近来文学批评并不多见，但在很少的文学批评里，大半即是“灵魂的冒险”。只要你自己以为有一个灵魂（其实不是灵魂，只是一副敏锐的神经和感官罢了），就可以到处去冒险。很少人把文学批评当作一种学问去潜心的研究。一般从事批评的人喜欢走抵抗最小的路，不在伟大的作品里寻出一个客观的标准以为衡论一切的根据，反而急促的结论，断定文学没有标准，美丑没有标准，善恶亦没有标准。现今流行的批评方式叫作“读后感”，譬如某甲死了母亲，作一篇小说来哭母亲，某乙读了勾动往事，于是也写一篇文字来哭他的哥哥。这篇某乙哭哥哥的文字便成了某甲哭母亲的小说的批评。印象批评做到了这个地步，便不成为批评。印象批评是浪漫的趋势的一部分，其主要原理即在推翻理性的判断力，否认标准的存在，其影响则甚大，可以转移全部的创作文学的趋向。在现今情感横溢的时代，印象主义也是很自然的结果。……
我在十五年二月认定印象批评是当时最时髦的批评方式而加以抨击，我所企求的是标准的建立，而傅先生于十四年十月写译序时所震惊的是“畸形的科学的批评出现”，乃译《近世文学批评》以为调剂。相隔不过四个月，当时文坛情形不致有多大剧变，而见仁见智，歧异至此！
在现今我还是觉得印象主义的批评没有介绍提倡的必要。在《文艺月刊》第五卷第一期，我看见侍桁先生一段文章，标题是《印象的批评》，他的议论我以为是很可同情的。他说：
印象的批评是怎样的批评呢？据我所知多是一些读后感之类的东西。看过一本书，想到什么，便写什么，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完全根据一点普通常识，任意的讲来。不过这类的批评，却颇中一般的时好，写的人写得很爽快，看的人也看得很舒服，而且稍具有常识的读者，一定能够在其中得到同感，这岂不是快事？
加之，这类的批评，文章都是写得很流畅，偶尔加进几个术语，也算很雅的事，比起那所谓“学究的批评”，满篇净是些生硬的不大常见的字眼，自然是轻快得多了。看惯了这种像家族闲谈的批评的文章的人，会把那些学究的批评家恨之入骨的。
还有人主张批评要有名的作家来写，最为好看，因为既是一个作家，他总懂得点道理，并且他有创作的经验，可以不至于太冤枉了人。作家的话，有时会说得非常的巧妙得体，那是打死了批评家，他也说不出来的，所以作家的批评，比批评家的批评好看得多。
也有人说，外行的批评也不可全然轻视的，有时正可以表现出大多数人对于文学的意见，这种场合的批评是变了大众的文学常识的测验，已经不再是批评了。
我不大重视批评，也不觉得批评是怎么一种了不得的深奥的工作，甚至根本提倡不要批评，我也不反对。但如果批评是非要不可的话，那我就得主张批评是必要保持它独自的特殊的专门性的。像根据普通常识来测量一切的所谓“印象的批评”是绝对要不得的东西。
况且我们的批评界还是在极幼稚的时期中，所谓“学究的人才”根本就少有，在这种时候就来提倡什么所谓的“印象的批评”，那对于中国文艺批评界的前途，是非常危险的。
像法朗士之流都是饱学之士，他们的批评并非是“外行的人乱讲”，不过以法朗士“灵魂冒险”之说宣扬于幼稚的中国文学界，则诚如侍桁先生所虑，“是非常危险的”。
关于傅先生的译文，我以为也有该加以改正的地方。例如：
（1）译本二二〇页：“麦盖尔先生原可做我们的大批评家之一的，但是他也主张‘官厅稳固’的，同多布孙一样。”原文是：
“Mr.J.W.Mackail might have been one of our major critics，but there again—he，too，prefers the security of a Government office，like Mr. Austin Dobson...”
其大意为：“麦盖尔先生原可做我们的大批评家之一的，但是他也因为做官地位较稳而宁愿做官，同多布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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