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十一卷，收录了杜威在1935—1937年间的所有作品，包括论文、书评、杂文，他担任莫斯科审判指控列夫·托洛斯基罪行调查委员会主席时发表的声明，以及《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的权威版本，还有他在弗吉尼亚大学所作的佩基-巴伯系列演讲等。
本卷的90余篇文章反映了杜威在这一时期处于精力充沛的写作和演讲状态。他从《逻辑：探究的理论》（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一书中抽取出一些注释，写了3篇文章；并讨论了查尔斯·S·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F. C. S. 席勒F. C. S. Schiller、享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等人的著作。他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散论，发表在《社会前沿》杂志的“约翰·杜威专栏”上；在这些散论中，他捍卫学术自由，加入传统教育与进步教育的争论，批评罗伯特·M· 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提出的返回古典教育的主张，评价霍拉斯·曼Hrace Mann的贡献，劝告教师积极参与社会和劳工运动。
杜威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来分析、批评自由主义。当他的颇有争议的《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出版时，霍拉斯·M· 卡伦（Horace M. Kallen）在提出”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否仍有可能”这一问题之后写道，杜威“在他所属时代的条件下、用他所属时代的语言重新陈述了杰斐逊Jefferson在所属时代的条件下用所属时代的语言公布的《独立宣言》”。
莫斯科缺席审判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西道夫，指控他们反对苏联，这一事件激起了抗议风暴。为列夫·托洛茨基辩护的美国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公正的国际调查委员会。此时，杜威已届77岁高龄，正在完成《逻辑：探究的理论》的撰写工作。尽管杜威在意识形态上不同于托洛茨基，但他还是同意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虽然家庭和朋友为杜威着想而反对他承担这项工作，杜威还是在墨西哥主持了对托洛茨基的讯问，并在《真相即将揭开》Truth Is on the March一文中报告他们的发现。杜威委员会（当时的称谓）完成证据收集后，杜威报告了委员会的“无罪”裁决。在民众集会的讲话中，在国家广播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访谈中，杜威都探讨了这种苏联情景对于美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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