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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二战之中，西方人通过爱泼斯坦的报道了解中国战场
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爱泼斯坦均亲身深入采访
《人民之战》是最早引起世界关注中国抗战的著作之一
1937—1939全景抗战实录
北平、天津、南京、武汉、广州一路追踪采访
爱泼斯坦“战争四部曲”开篇之作 英国初版时遭德军炸毁书库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24岁，但是已经有些经验。战争爆发，我适在北平，听见过卢沟桥开战的炮声。很快，我在天津目击了该市的争夺战。随后，我在南京和武汉报道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事态发展，还在前线报道了著名的山东台儿庄会战。这一段时间的末尾，我在广州，直到广州沦陷。——爱泼斯坦
封面照片：1937年10月，日军陷北平、天津之后，又入忻口、娘子关，再沿同蒲路和正太路夹攻山西省会太原。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命令傅作义部在太原四周部署阵地，迎击来犯的日军。图为中国军队一七九旅赴前线作战，太原市民前来车站送行。火车鸣着汽笛，在浓烟中缓缓驶离，军民皆振臂高呼口号，士气高昂。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点击进入
《人民之战》点击进入
《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点击进入
《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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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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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战》是爱泼斯坦“战争四部曲”第一部，记录了他对中国抗战前两年（1937—1939）的观察与思考，既有对战事战况的细致描写，也有对战局走势的深入分析。从北平、天津、南京、武汉直至广州，爱泼斯坦一路跟踪采访，留下了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奋起抗日的重要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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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国际知名记者、作家。191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1917年跟随父母移居中国。长年为美国合众社、《纽约时报》等报道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均有深入报道。既奔赴南京、广州、武汉及山东台儿庄前线战场采访，也曾突破重重封锁访问延安。此外，他还应宋庆龄之邀，在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并争取国际援助。新中国成立之后，爱泼斯坦应宋庆龄的邀请返回中国，后来加入中国国籍，并多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爱泼斯坦亲身经历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到民族独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他说：“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他的七部主要作品包括：
以抗战为主题的“战争四部曲”：《人民之战》《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和《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西藏的变迁》：这是作者1955—1976年间每隔十年赴藏采访，在采访近千人、笔记约百万字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反映西藏今昔变化的巨著。
《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唯一一部授权传记，作者受宋庆龄生前所托历经十载艰辛撰成。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爱泼斯坦自传，见证中国世纪巨变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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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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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章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第二章 抵抗之歌
第三章 挑战
第四章 一支军队的诞生
第五章 火的考验
第六章 决定
第七章 估计
第八章 反击
第九章 人民之战
第十章 战斗的民主制度
第十一章 新四军
第十二章 举国抗战
第十三章 汉口之战
第十四章 过渡
第十五章 中国在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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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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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台儿庄战记
3月初，日本人决定放弃次要战线的军事行动，一劳永逸地集中兵力夺取徐州。他们要把南北两条战线连成一片，包围和消灭中国军队的精华，把从山海关到杭州的整个海岸线都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建立一个“全中国”的傀儡政府，占据控制通向汉口道路的战略要地。
南京的沦陷并没有使中国的抗战陷于瘫痪。但是如果在徐州大败，中国政府就会在它仍然控制华南和长江中游的时候求和。给中国以“致命的一击”，仍然是日军的野心。当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在许多战线同时进行的时候，究竟在何处下手才能产生直接的效果，是有点儿难以确定的。在比较分散的几个地点进行试验后，日本人选中了徐州。在这里集结了三十万中国精锐部队。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像一把巨大的钳子一样，在城西的陇海铁路线上收拢，就可以把这支力量聚而歼之。这的确将是致命的一击，使中国永远不可复原。“在徐州打一场坦嫩贝格战役”，这已成为日军的座右铭。
然而，在徐州并没有出现坦嫩贝格那样的情况。进攻一个月后，日本不仅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且他们强大“钳子”的北部一翼几乎被打散。这个“钳子”只是5月下半月才合拢，然而他们未能包围任何东西，因为中国军队已经撤走了。与此同时，日本则吃了两次大败仗，其中一次震动全世界。在日本进入平津时夹着尾巴溜走的、被人瞧不起的北方军队在临沂消灭了四千名日军。另一支主要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及其周围消灭了七千名日军。日本人不是在徐州，而是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坦嫩贝格战役。但是被围歼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日本军队。
3月初，主要战场是在晋南豫北沿黄河北岸一带。迅速推进的日军遭到了中国激烈的抵抗。蒋介石亲自在黄河南岸平汉路上的郑州坐镇。企图渡河的日军在这里和晋西被击退。八路军在晋西把企图进入陕西的日军打退了。
3月第二周，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分别沿着黄河两岸向东直奔津浦路上的主要战场。了解战局的每个人都清楚，争夺徐州之战即将开始。
3月15日，日本人开始沿着津浦路北段长驱直入，在以前几周这一带没有什么战斗。他们分三路进军。中路沿着铁路线直扑徐州以北大约五十英里处的峄县，右路在铁路以西沿着运河北岸行进，左路在铁路以东进攻临沂（沂州）。左路的目的是切断徐州、连云港之间东西向的陇海路而攻打徐州侧翼。
整个战线的中国军队是由广西领导人李宗仁统率的。他和广西另一位领导人白崇禧使该省成为重要的军事根据地。白崇禧将军现在担任中国军队的参谋长，此刻也在徐州。他们共同制定了击溃并消灭敌人先锋部队的计划。他们正确地预计到，日军中路不会直接进攻徐州，而是企图通过穿越平原跟陇海路连在一起的铁路支线逼近城下。他们打算让日本人沿着这条铁路前进到徐州以北三十英里处的台儿庄，与此同时，他们控制侧翼。当敌人到达台儿庄时，他们从两侧包围，孤立并消灭了日本军队凸出的部队。
制订计划是一回事，执行计划是另一回事。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只在平型关打了一次大的胜仗，当时八路军在山西北部的峡谷里消灭了板垣第五师的三千人。事实证明，中国士兵是能打仗的，而且打得很好。但是，中国将领在复杂的战役中不善于协调不同训练、不同指挥的省级军队的行动。而台儿庄战役计划所要求的正是这一点。
台儿庄大捷对中国及其军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证明，中国的军队虽然武器劣、训练差、缺乏统一性，但在一次“典型的战役中”毕竟能够以优越的战略策划击败日本人。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对这次胜利贡献最大的师团之一竟是迄今为止一直软弱无能、老吃败仗的第二十九军，而那个给予决定性打击的师，并非由职业兵组成，而全是些从城乡招募来的战时新兵。最后，这次大捷还得力于其他战线的军队和游击队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他们阻挠敌人的运输线，在作战最关键的时刻拖住敌人的兵力。
临沂的胜利为台儿庄大捷准备了条件。来自青岛的日本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于3月15日到达该城郊区。中国最高当局认为时机已到，便下令遏制日军左翼的前进。面对着开到临沂的两万名日军和伪军，他们投入了数目相等的华北军，由庞炳勋和张自忠指挥。守军让日本人进入城里后，便把周围的村子放火烧了。接着，他们把日本人赶出城外。由于村庄被毁，日本人无处安身，便又一次攻打临沂。从3月15日至19日，临沂三次易手。当庞炳勋把敌人拖在临沂城周围时，张自忠向北袭击敌人的左翼。日本人被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后撤十英里，退到汤头镇。他们损失了四千人，包括三名团长，即大佐、中村和中野。中国俘获了六百名战俘和大批战利品，包括一些野战炮和装甲车。虽然中国军队也遭受了同等的伤亡，但他们穷追不舍，收复了日本人安身的汤头镇。这次胜利使日军左翼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毫无进展。张自忠将军被官方宽恕了他在北平投降中所起的作用，并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表彰。而日本板垣将军则赢得了败得最惨的日本将军的“名声”。
我当时采访的一位中国战略家说：“这还说不上像坦嫩贝格和马恩那样的大战役，但它将作为我们抗战中的大战役载入史册。这是我军表明不仅能抵抗，而且能在不利条件下进攻的第一次战役；不仅是进攻，而且是穷追不舍。在临沂击溃敌人后，我们追击了一整天，在汤头镇又大败日军。在上海进行阵地战时，我们表明我们坚持得住。而现在进行运动战时，我们可以准确地执行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实施成功的反击。同时要记得，在临沂作战的师团并非我军最好的部队，而板垣和矶谷则被认为是日本顶好的将领。”
临沂的胜利是各条战线共同努力赢得的。在三天的战斗里，在峄县和济宁的日军中路和右翼正忙于对付中国的反攻。河南的中国军队紧紧咬住日军，使之无法去山东增援；他们还渡过黄河，收复了一些村镇。在河北，游击队进攻了日本大后方的平汉、平津、津浦等铁路线。在绥远、内蒙古，勇猛的东北老英雄马占山率领一支骑兵旅，收复了陶县。在晋西北，八路军消灭了河曲的日军。由于日本人处处挨打，他们无法对主战场派更多的援军。这大大减轻了徐州中国军队的压力。
这为下一个战役——在台儿庄包围日军，准备了条件。3月23日，日军开进该城，上了中国人的钩。中国最高统率部紧张地等待着反攻的结果。
为了目睹台儿庄的战况，我于3月下半月离开汉口，前往徐州。
汉口一直紧张不安，因为它担心日本人渡过黄河。现在，它屏息静气地注视着徐州周围地区严峻的准备工作。到前线时，我更感不安。行驰在陇海铁路线上，这个感觉一直存在。黄河南岸的郑州一个月以前遭到狂轰滥炸，现在仍然是一片废墟。河南省会开封的防御工事遭到日本的炮轰。火车穿过河南贫瘠的平原，黄土弥漫，旅客不安地注视着有无敌机。对面来的火车满载伤员。成千名难民扒在车厢上面和旁边。
当火车开到徐州的时候，可以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前线离这里只有三十里远。站台上躺着许多奄奄一息的士兵。他们从很远的地方运到这个车站，已不能再运了。他们大概只能再活几小时，所以也没有往拥挤的医院送。他们全都昏迷不醒了。车站是荒凉的。
但出乎意外的是，市内却充满生机。所有的商店都照常营业。墙上贴满生动的爱国招贴画。街道上熙熙攘攘，士兵、民兵和民众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报童们叫喊着卖报纸。广告员身上挂着戏剧海报。妇女和儿童们在市内的两个公园悠闲地散步和玩耍。穿着整齐的蓝色制服的男女中学生散发着传单。他们擎着第五战区的旗帜。郑州遭受了一次猛烈的轰炸后，人心惶惶不安，笼罩着一片失望的情绪。徐州遭到的轰炸比郑州多，更靠近敌人，如果敌人突破台儿庄，徐州在一两天之内就可能陷落。然而这里的气氛比郑州更有生气、更鼓舞人心，它比遥远的汉口更使人有信心。这种鲜明的对比，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在汉口，人们希望日本人不会突破。而在徐州，人们正准备粉碎大胆的敌人，因为敌人离城里十分近，三十里以外就是前线，他们一时一刻也没有吃败仗的打算。
当我采访李宗仁将军时，别的人已经先我而到了总部。三个农民赶着一群肥大的黑猪，走过咧嘴笑着的岗哨，径直进入统率着三十万大军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院子。“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陪同我的年轻军官。“农民给军队送慰劳品来了，”他说，“他们走后，你就可以见到司令长官了。”
李宗仁将军出身于农民家庭，个子不高，肩宽腰粗，圆圆的脸庞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已是中年人了，短而硬的头发梢开始泛白。但他精力充沛、刚毅不屈，是一位敢打敢冲的军人，同时又显得和蔼可亲，说起话来简短有力。
我对他说，徐州的气氛使我感到吃惊。
“你感到神秘不解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平常的。当我来这个战区的时候，敌人前进得很快，人民陷入悲观失望之中。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答案可以在对前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判决书中找到。你大概记得，他被处决的罪状包括：擅自撤退、榨取民财、没收乡村居民自卫的武器。但在过去两个月，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向老百姓表明，我们的军队是能够抵挡敌人的。我们还证明了：对我们来说，军民合作并不是一味让老百姓出这出那，而军队则什么也拿不出来。”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我问李将军。
“我们成立了总动员委员会，由民众、军队和政府三方面的代表组成。我发布了七道命令，规定了军民共同承担的任务，公布于众。不经总司令部的特别许可，本战区的军政官员都无权向群众索要物资、食品或劳力。征兵的原则是：每个公民都有服兵役或以其他方式对防务做出贡献的义务。这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任何违法行为，如进行贿赂使富人免服兵役等，都将按军事管制法严惩。征兵服兵役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军政机关不得没收群众用于自卫的武器。另一方面，地方当局有责任组织和训练武装起来的群众，给他们派教官，教会他们以最好的方法保卫自己的村庄。总动员委员会负责发展和协调群众的活动，纠正以前的缺点和错误。为了促进这项工作，全战区的人民，除反对抗战的汉奸外，都有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请愿的自由。军政官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这种自由。我还下令，当军队需要征调补给品时，应当取之于乡镇的绅士和富裕人家，而不要向贫困的农民索取。必须让服劳役的农民，像部队战士一样，吃好住好。严禁强迫服劳役。
“徐州人民之所以充满信心，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了保卫这座城市正在做些什么，而且他们自己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如果他们有不满意的地方，他们可以向上级提出建议。他们自己也可以放手主动做一些加强防务的事情。在军事上，日本人比我们强一些。他们武器好，坚决顽强。他们用野蛮残酷的办法使人们不敢抵抗。当人民没有组织起来的时候，情况的确如此。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必须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像钢铁一样坚强。只要我们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帮助和鼓舞人民，只要人民全力以赴地帮助我们增强军力，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眼下前方的形势如何？”
“在临沂，日本人在人员和武器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敌后游击队的活动使敌人难以增援新的人力物力。台儿庄的日军已被包围。他们还有一些弹药，但不多了。有一个师以上的兵力被孤立起来，他们像笼子中的老虎。他们的机械化装备大部分被我们缴获，所以他们没法突围。我认为，即使派增援部队来，也救不了他们。”
4月2日夜，我们一行人前往台儿庄。火车走得很慢，没有开灯，周围一片黢黑。大炮的隆隆声越来越近。我们刚离开徐州时，只见天际一束火光，几小时以后，那片火变得越来越大，成为地平线上的熊熊烈焰。“那就是台儿庄，”陪同我们的副官说，“大火已经烧了三天。”在这座被包围的城市以南十英里处火车停住，我们下车，徒步走向司令部。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在麦田里跌跌撞撞地走了两个小时。给我们当向导的是一个农民。副官说：“没有农民，我们就无法在这个地区自由地活动。我们部队来这里刚两个星期，这里的地理环境不熟悉，很容易弄混，每个村庄的样子彼此都差不多。老百姓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给我们当向导，刺探敌情，照顾我们的伤员。甚至在敌人的炮火下他们也不离开部队，其中许多人拣起死者的枪支，参加了战斗。”这位农民上岁数了，身上长着瘤子，抽着烟袋，走在我们的前头。
那天夜里，我们睡在农村仓库的麦秸里。早晨，旭日东升，是一个响晴天，隆隆的炮声划破了北国春天的静谧。我们住的村庄呈正方形，房子都不高。村子周围筑有城墙，瞭望楼像用灰砖砌成的坚固立方体一样矗立在城墙的四角。鲁南的村庄和瞭望楼，外形颇有点儿法国诺曼底的味道，以简朴、坚固、圆拱为特征。
…………
3月23日是激战的一天。第一批二十辆坦克向着台儿庄北城墙开来。中方在城外只有四十名战士和一辆装有反坦克炮的装甲车。中国士兵低低地趴在战壕里，装甲车严阵以待。当坦克开到几百码远的时候，中国装甲车开到它们前进的路上，向它们一一开火。战壕里的士兵等坦克开到跟前时，突然跳出去，把一束束手榴弹塞到履带下面和它们的炮眼里。四辆坦克被反坦克炮准确地命中，打了个稀巴烂。另外九辆坦克也损坏了。坦克后面的日本兵转头就跑。中国军队出城追击，缴获两门野战炮、五门山炮和几门反坦克炮。日本的第六十三团遭到严重伤亡，团长丧生。在城市上空，一架日机被击落。在这次交战后，日本坦克再也不敢贸然接近中国的防线，它们停在老远的野地里，充当机枪阵地。中国战士不怕坦克了，知道如何对付这种怪物。
台儿庄的第二次战役始于3月26日，持续了三天，穿过周围的村庄，在田野激战。双方都增加了兵力。日本的第十师，中国的第二十七、第三十两个师在这个城市的周围摆开阵势。双方都动用了重武器，展开了猛烈的炮战。日本人有四十门一百五十六毫米口径的大炮和五十六门八十八毫米、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中国人拥有的大炮只有日本人的一半，口径为一百五十五毫米和七十五毫米。日本人不停地打炮，中国人只是在发现明确的目标时才打炮。中国士兵高兴地发现，敌人三成以上的炮弹是哑弹。他们把这些哑弹称作“日奸”。“我们的朋友——日本工人在帮助我们。”
日本人猛烈的炮轰把台儿庄的城墙打开了一个缺口。28日和29日，他们通过这个缺口发动进攻，企图占领这个城市。但是，中国的第三十一师挖壕固守。日本人落入了圈套，想出也出不来了。
30日，日本人在台儿庄获得了一个立足点，逐渐扩大，慢慢控制了城区三分之二的地盘。日本大炮轰击中国占领的那部分城区，中国也炮轰被日本人夺去的那部分城区。双方的飞机不间断地轰炸城里对方的地盘。双方的士兵拿着步枪、刺刀和手榴弹展开了巷战。每隔十码或二十码就有一个街垒。每个街垒旁都堆满了尸体。
与此同时，中国的第二十七、第三十两个师准备分别包抄敌人的侧翼。白天，由于日本人不停地打炮，运动是很困难，中国人不得不趴在地上。他们知道，敌人的运输线不久将被切断。让敌人尽量射击吧，当最后反攻来到时，他们剩的弹药就不多了。第二十七师在吸引敌人火力方面有绝招。他们把农村抽水机上的卷扬机卸下来，四个一组，插到地里，远远望去颇像野战炮群。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在每个木制炮群的后面都有一门真正的野战炮，它迅速地向敌人的阵地发射几发炮弹后，赶快撤离。日本的指挥官拿着望远镜搜索一番。嘿，中国人多么愚蠢啊！他们的大炮竟完全暴露在外。日本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行动了，一股脑儿打了几百发炮弹。中国人没有回击。“好！”日本指挥官想，“我们把他们打哑了。”然而半小时以后，真正的野战炮又拉出来了，那一行行的伪装物开始显示其生命力。日本人倒是满郑重其事，又打炮了，比前一次更厉害。他们白白浪费了数千发炮弹。“他们甚至连一台卷扬机都没有打中，”中国的一位炮兵指挥官后来对我说。讲起此事，他大笑不止。
“黑夜是我们的机会，”中国的军官总是这样重复说。白天，日本的飞机大炮主宰了战场。但夜幕降临以后，大炮就看不见了，中国人对其侧翼不断发动进攻。他们分成小批出动，神出鬼没，胆大心细。下一次从哪儿打，日本人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日本人只是一个劲儿地从他们所有的阵地上打机关枪，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打。但这也无济于事。每天早上一看，总有一段战线又落入中国人的手里。
4月1日夜，第27师袭击了设在台儿庄以北的一个日本团的总部。他们击毙了团长，缴了许多文件。在文件中发现了一名日本军官写的一首诗：
四小时占领天津，
六小时拿下济南。
为何区区台儿庄，
久攻不克如此难！
从这个团部，中国人还拿到了一个普通传令兵的日记。“我们为何而战？”这个日本兵写道，“中国人民面临着魔鬼的折磨。我们也经常受苦受难而死。天晓得我们的尸骨扔在哪里，谁来收。”
4月2日，台儿庄城里再次发生激战。日本人增加了城里的兵力，一次又一次地想把中国军队赶出城，赶到运河那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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