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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研究》适合工程技术人员、工程伦理学者、高校理工师生、企业管理者和政府相关部门管理者，以及关心工程技术社会后果的媒体人员、理论工作者和广大公众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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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洪晓楠）
第1章 问题的由来
1.1工程伦理学研究的现实问题
1.2理论研究与实际成效之间的张力
1.3实践有效性路径的探索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解析
2.1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方法论意义
2.2实践哲学的思想背景
2.3商谈伦理对于工程伦理学研究的价值
2.4现代工程技术发展对工程伦理的影响
2.5解释、操作与对话及其有效性
2.6工程伦理实践有效性的路径模型
第3章 工程伦理实践中的解释
3.1工程伦理实践中解释的要素分析
3.2工程伦理实践中的解释模式
3.3工程伦理实践中解释的方法
3.4案例："''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事件"的多重解释
第4章 工程伦理实践中的操作
4.1工程伦理实践中操作的意义
4.2工程伦理实践中操作的模式
4.3工程伦理实践中操作的方法
4.4案例：华盛顿大学的"VSD项目"
第5章 工程伦理实践中的对话
5.1工程伦理实践中对话的必要性
5.2工程伦理实践中对话的模式
5.3工程伦理实践中对话的方法
5.4科罗拉多燃料电池研究中心的"苏格拉底对话"
第6章 对中国工程伦理实践的启示
6.1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启示
6.2对工程伦理对话的启示
6.3对工程伦理决策的启示
6.4实践有效性研究的本土化与全球化
第7章 结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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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问题的由来
1.1工程伦理学研究的现实问题
工程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工程实践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涉及工程实践活动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和评价等方面。本书主要针对工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但不可避免会涉及技术伦理学的相关问题。“工程”和“技术”密不可分，但技术活动不完全是工程活动。我国学者李伯聪教授主张将“技术”与“工程”相区别，强调工程活动的整体性、系统性和不可重复性，以区别于在工厂里连续批量生产的技术活动。近年来，工程哲学研究的广泛开展使这种观点有了很大影响，但也有学者对“工程”和“技术”并不严格加以区分。不少欧美学者甚至认为工程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没有本质区别或严格界限。本书研究的工程伦理学侧重一般意义上工程实践的伦理问题，但在具体讨论工程活动涉及的技术问题时，将“工程技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将“工程技术人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不刻意划分工程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界限。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对工程伦理学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近年来，重大工程事故时常发生，引起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其中，比较典型的如1986年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2011年日本的福岛核电站事故、2008年我国的杭州地铁事故、2011年我国的温州动车组事故等。探究这些重大工程事故发生的原因，往往涉及工程技术人员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有关的工程技术人员没有接受过工程伦理教育，或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要求中没有考虑伦理因素，而是工程伦理没能在工程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实际效用，或者说体现不出“实践有效性”。所谓“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指的是对工程伦理观念能否在工程实践中有效发挥其实际作用的判断。这种“实践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工程伦理观念本身的正确性，也取决于工程伦理观念发挥实际作用的路径的适宜性，即能够有效地对工程实践产生积极而显著的影响，使工程实践过程和结果真正符合伦理要求。工程伦理的实际价值最终要通过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来体现。
人们使工程伦理观念发挥实际作用的具体过程就是“工程伦理实践”，因而“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本身也可以理解为“工程伦理实践”的有效性。之所以要提出后一种理解，是因为要提高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必须关注工程伦理观念发挥实际效用的路径、机制和方法，这就意味着要突破以往有关“用理论指导应用”模式的简单理解，不要认为有了理论和原则就能够自然而然地付诸应用，而是必须深入到“工程伦理实践”中去，解决好实践过程中比较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这是对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进行研究的突破口。
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是工程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工程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本身无所谓实践有效性问题。然而，开展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研究，必须立足于工程伦理学的思想资源，了解工程伦理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运用工程伦理学的研究范式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工程伦理学是紧密联系工程实际的，有着突出的“问题意识”。从实践有效性角度开展工程伦理学研究，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从现实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工程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许多具有伦理性质的新问题，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出现过一些重大工程事故，工程风险居高不下，工程决策面临新的伦理挑战。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逐渐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工程大国”，然而工程建设进程中存在的一系列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日益严重，一些人对重大工程事故的出现反应麻木，甚至见怪不怪。在处理工程事故的后果时，人们比较关注的是追究职业责任或岗位责任，完善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很少考虑到造成重大工程事故的工程伦理方面的原因。实际上，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治理路径，没有从思想观念深处解决问题，所以类似的重大工程事故仍然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与工程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我国对于工程伦理问题的关注程度还很不够，对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更缺乏应有的重视。
从理论角度看，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开始重视开展工程伦理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已取得一定进展。很多大学开设了工程伦理学的相关课程，有关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然而，目前有关工程伦理学的研究在理论层面的居多，在“实践有效性”研究方面还相对薄弱。工程伦理学研究必须回答工程技术领域提出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比如，在当代工程技术背景下，原有的工程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否继续有效？能否继续对相关工程伦理问题做出开放、合理而有效的解释？原有的伦理观念体系能否继续保持对工程实践的有效影响？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必然会使工程伦理学走向对实践有效性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对工程伦理学发挥其社会影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2理论研究与实际成效之间的张力
当代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问题之所以出现，与工程伦理学自身的发展状况也有一定关系。20世纪70年代之前，工程伦理学在欧美学界曾被广泛认为是一门以工程师为主体的“职业伦理学”。这种职业伦理学关注的是工程师个体对于职业守则中伦理要求的理解和承诺，往往运用案例教学或情景教学来“训练”学生，使其能够按既定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解决工程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这种研究进路倾向于将已有的工程伦理观念标准化，它在促进工程职业化、增强工程师职业责任感，以及唤起工程师职业自治意识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埃迪 康伦Eddie Conlon与亨克 赞德福特Henk Zandvoort将这一职业伦理学模式称为“个体主义进路individualistic approach”，因为它围绕工程师个体的职业活动而展开，只是假定工程师个体面临着某种伦理问题且需要做出决策。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工程技术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形态的变革，这种个体主义进路受到了技术哲学家与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学者的广泛质疑，此后工程伦理学研究逐渐超出传统的职业伦理学范围，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一些学者指出，仅依赖基于职业共同体的工程师个体伦理决策，常常很难有效地解决工程伦理问题，很难使工程师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的伦理原则找到双赢方案。比如，在孙和喆Wha-Chul Son看来，一方面，职业伦理学的个体主义进路“通常是建立在对技术不加批判的接受基础之上的，缺乏对技术本身的质疑，而技术社会中的很多问题是与个人的伦理决策无关的”；另一方面，职业伦理学进路不重视“特定技术与技术整体所提供的更为广泛的语境和社会责任”。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卡尔 米切姆也曾指出：“在有关工程伦理学的讨论中，很少有人考虑工程设计这一工程本质，也很少有研究将工程伦理学置于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下加以讨论。”
总的看来，由于职业伦理学的个体主义进路过于注重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对工程师职业行为的影响，往往忽视工程实践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工程实践的具体操作过程也关注不够。因此，这种研究进路在解释工程伦理现实问题、处理职业实践中的伦理冲突，以及影响工程实践具体过程等方面，都未取得预期效果，甚至在其理论体系内部产生了工程师的“负责任障碍”，即在确定不同岗位的伦理责任方面令人无所适从。其后果是工程事故灾害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在某些方面甚至日趋严重。类似煤矿瓦斯爆炸、桥梁坍塌、房屋倾斜裂缝、海上钻井平台原油泄漏等事故往往反复出现，难以控制。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工程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成效之间存在严重张力，必须及时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工程的技术本质工程设计与工程设计的语境社会历史背景这两方面因素的考虑，学术界出现了当前有关工程伦理学实践效果的两种争论，即“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及“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之争”。
2006年，由依波 范 德 普尔Ibo van de Poel与彼得 保罗 费尔贝克Peter Paul Verbeek编辑的《科学、技术与人类价值》特刊——《伦理学与工程设计》，是这方面较为新近的成果，它正式开启了有关工程伦理学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普尔与费尔贝克认为：“工程伦理学主要关注灾难性案例，并且认为通过工程师的负责任行为或‘揭发whistle blowing’能够有效地避免灾难的发生。这就导致了有关技术的‘外在主义进路’，即关注技术发展过程的后果而不是其内在动力。”
工程伦理学的外在主义倾向于将工程技术发展看成是天然合法的，将其看成是职业实践之外的因素。而普尔与费尔贝克则认为，工程伦理学应当关注工程设计的内在过程，走向更具经验性的内在主义进路。内在主义进路不仅需要打开设计过程这一“黑箱”，同时也需要将伦理道德分析置于设计活动的背景之下。内在主义的工程伦理学是内在主义的工程哲学的自然延伸，两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具有一致性。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最终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职业伦理学研究进路的工程伦理学家开始逐渐意识到关注工程设计及其他技术要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传统的以经验研究和描述性研究为主的STS研究逐渐开始关注规范性问题。
到了20世纪末，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工程伦理学中存在的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微观视角主要关注工程师个体及工程职业中的内部关系，而宏观视角主要关注工程职业集体的社会责任及与技术相关的社会决策。在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的争论中，约瑟夫 赫科特Joseph Herkert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系统地梳理了有关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的争论史。在他看来，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的争论对于工程伦理学而言，既蕴含着挑战又蕴含着机遇。赫科特试图在微观视角的基础上重视宏观视角的研究，通过融合两种视角，获得更加开阔的视域，以寻找解决工程伦理困境的有效方案。与赫科特相比，罗纳德 克莱因Ronald Kline更为激进。他认为，微观视角为了培养工程师在具体情形中如何进行道德决策，常常使用简单化的叙事结构，将案例看成是围绕某一具体道德原则展开的单一主线，排除其他看上去并不明显相关的叙事路线。有时为了便于学生使用既有伦理原则找到解决伦理困境的方案，也使用假设的伦理困境。
以上诸多因素，使得学生易于忽略工程实践的实际情况。在面临实际工程伦理问题时，既缺乏解释工程伦理问题的能力，又缺乏在实际操作环节中有效地实践伦理规则的能力。因此，克莱因认为，工程伦理学应当关注工程实践的复杂社会与组织背景，特别是重视社会与组织因素对工程灾难或危害的建构性作用，而STS研究将有助于描绘工程实践的社会与组织因素。
工程伦理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区分是在技术意义上的：内在主义将技术看成是一种中介，关注技术过程的内在动力；外在主义将技术看成是中性的，关注技术的后果。而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的区分是在语境意义上的：微观视角关注个体与职业的辩护语境；宏观视角则侧重组织与社会的辩护语境。这两种争论的相互关系如图1.1所示。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两对范畴，基本上覆盖了当前工程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使得理论研究与实际成效之间的张力得到明显体现。
图1.1
1.3实践有效性路径的探索
通过系统分析和反思职业伦理学进路所面临的困境，借鉴当前西方工程技术哲学和STS研究领域内工程伦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将有关工程伦理实践有效性的讨论置于现代哲学思潮与工程技术发展的互动背景之下，可以为探索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开拓切实可行的路径。这种研究一方面将有益于增强伦理学理论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将有益于增强伦理观念体系对于工程实践的有效影响力。这对构建工程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工程目的给公众带来最大化的福利与伦理目的对于善的追求的有机结合，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解释学、实践哲学和商谈伦理学等西方哲学流派的兴起，为探索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追求，大体上包含三个环节：首先，需要对工程伦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做出充分而合理的解释，明确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在具体语境下的意义，解释常常是开展进一步行动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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