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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为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文弼中心丛刊系列图书之一。本书共收集论文50余篇,内容涵盖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学术史等方面。适合于从事西域考古、语言、文学研究的研究者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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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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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荣新江(i)
筚路蓝缕,拓出考古新境界——黄文弼与新疆考古王炳华(1)
从斯坦因到黄文弼——新疆早期考古的历程与问题刘文锁(9)
黄文弼与新疆史前考古郭物(19)
黄文弼发现罗布泊史前遗存的再认识及其他李文瑛(39)
黄文弼与斯坦因考察的若羌遗址伊藤敏雄(49)
黄文弼的简牍学成就陈文豪(59)
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续论霍旭初(64)
黄文弼与吐鲁番学孟宪实(71)
黄文弼于新疆吐鲁番考古的历史奉献王樾(78)
黄文弼高昌文化研究手迹初探段真子(84)
读《吐鲁番考古记》札记柴剑虹(92)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的历史价值周轩(100)
斯文 赫定与中亚考古学——赫定及其团员贝格曼、黄文弼的考古工作汉肯 瓦尔奎斯特(113)
黄文弼和斯文 赫定的书信往来韩琦(124)
斯文 赫定与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关系研究王冀青(128)
伯希和与黄文弼王楠(157)
北京大学时期的黄文弼朱玉麒(166)
黄文弼与胡适-20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北考察与研究之侧影刘于凡(177)
黄文弼先生事辑——朱希祖、夏鼐日记中的黄文弼许全胜(194)
黄文弼先生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的古物古迹调查刘瑞(208)
黄文弼先生与西安碑林赵力光杨洁(220)
读《徐旭生西游日记》随札吴华峰(229)
黄烈先生之史学研究与整理黄文弼西北史地之成果施新荣(239)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的学术价值荣新江(249)
黄文弼发现的一件帕提亚语残片德金(260)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所刊吐火罗语资料荻原裕敏(267)
黄文弼西域文书中的回鹘文文献综述阿不都热西提 亚库甫(276)
《后秦白雀元年九月某人随葬衣物疏》补说关尾史郎(288)
黄文弼先生所获《比丘尼僧愿抄经发愿文》刍议彭杰(297)
黄文弼所获文书中的回鹘时代高昌地区城郭名目——兼论回鹘高昌“二十二城”名实付马(303)
黄文弼先生所获元代汉文文书浅识党宝海(312)
粟特文学和艺术中的印度故事尼古拉斯 辛姆斯一威廉姆斯(324)
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之源与流段晴(329)
和田新发现汉语、胡语文书所见“筋脚”考毕波(339)
有关“十二缘起”的回鹘语佛经笠井幸代(348)
中亚写本赝品——“大角逐”鲜为人知的后果厄修拉 辛姆斯一威廉姆斯(356)
吐鲁番博物馆藏洪宪元年饬文及上海书业商会禀报附件研究刘志佳(365)
张其英遗稿考刘学堂(375)
关于新疆古代居民及其文化的若干问题徐文堪(387)
西汉内臣之制与西域“三十六国”虚实之辨贾丛江(393)
东汉刘平国刻石研究资料汇编陶喻之(400)
佛教海遒传人说、滇缅道传人说辨正——兼论悬泉东汉浮屠简发现的意义姚崇新(459)
天水石马坪石棺床所见希腊神祗沈睿文(497)
丝绸之路绿洲国家百姓的生计裴成国(512)
新疆库车县龟兹古城初步勘查李肖(522)
库木吐喇周边诸遗址——以出土胡汉文书与早期探险队资料为中心庆昭蓉(537)
记西域探险考察与新疆地图的绘制李孝聪(561)
从文献整理到实地探查-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新疆地质的认识与研究张九辰(577)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东方学家档案馆H彼得罗夫斯基馆藏文献波波娃(587)
格伦威德尔和奥登堡记录的吐鲁番壁画残块吉拉 萨马秀克(593)
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对吐鲁番大、小桃儿沟石窟的考察陈爱峰曹洪勇(596)
伯希和与中国学者摩尼教研究交流补考王楠史睿(605)
“20世纪初之内陆亚细亚调查活动”研究的新视点——斯文 赫定、大谷光瑞、清政府官僚(那桐、张荫棠)的国际政治社会白须净真(614)
大谷光瑞的另一个侧面柴田斡夫(630)
“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陈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徐玉娟(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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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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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拓出考古新境界
——黄文弼与新疆考古
王炳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新疆考古文化,是当前研究欧亚古代文明最受关注的热点之一。思及新疆考古,难忘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考古舞台上的开拓之力、推进之功。新疆师范大学在黄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命名新的图书馆为“黄文弼图书馆”,并开设永久性的“黄文弼特藏馆”,既彰显黄氏在新疆历史文化研究中难以取代、也值得今人铭记的建树;更宣示继承、弘扬中国学界珍贵的、应予发扬的西北学术研究传统的决心。其见识之高远,可发人深省,也激人奋进。新疆,虽僻处中国西北一角,却绝非中国历史文化的边隅。它有自身独具、它处难觅的基本特点:
1位居中亚腹地,地处古代欧亚数大文明之间。不同环境下育成的异质文明,彼此交流,各有获益,交往成为必然性。这种联系、交流,很早就已萌生,更随时代而发展。在海路开通前,可以说是欧亚大陆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途径。新疆,自然就成为了这文明古道上的冲要之地,成为了古代中国与西部世界来去交往的主要门户。
2新疆境域辽阔,高山、沙漠、绿洲、草原毕具,宜牧宜农。交通内外,难说便利,粗看还十分封闭;但深山峡谷、高山草场,早就是游牧人纵横的舞台;沙漠中散落的绿测,是行进中自然的驿站。作为沟通欧亚的冲要,并不存在大困难。
3华夏文明,生发极早。黄河、长汀流域这类河湖纵横之处,去今万年前,已棋布农业聚落。稳定的生产,为物质文明进步提供了可靠的基础。稻、麦、黍、粟,猪、牛,丝、漆、冶铸,极早就已显露光芒于世。黄河、长江流域古代先民,挟其文明之姿,很早就四向拓展。而西行,最得其便。西部新疆,自然很早就沐其惠泽。先秦之世,新疆山川地理,已为中原人们津津乐道; “秦人”之声名,早就在古代印度、波斯土地留下印迹。继此传统,才有张骞西走之功,班超立业之础。这绝不可轻忽、不能无视的地缘,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它白然将新疆与中原联系为了一体,难以分割、也无法分割。
4作为东亚与南亚、两亚、欧洲古代交通的重要隘口,新疆大地、天山南北,自然很早就成为了欧亚大陆上不同种族、众多民族迁徙、交往的处所。只以见之于汉文记录的资料为据:塞人、月氏、乌孙、匈奴、汉人、车师、噘哒、鲜卑、铁勒、突厥、回鹘、黠戛斯、契丹、蒙古、满、达斡尔、锡伯等,都曾为这片土地的开发、建设做出过奉献。其中古代汉人、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满族等,更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成为不同时段、不同区块、不同政权的主体。这是我国其他地区少见的。很早就有学者称这片土地为“人种博物馆”,正是这一历史的遗痕。
5新疆地理,历史地位冲要,文献记录虽见涉及,但重在政治、军事梗概,少及经济、民生,难显历史全貌;但天眷地顾,这片地区气候特别干燥,尤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内外,几乎终年无雨。古代遗址、文物保存极好,甚至人体肤发仍存、体貌如生。这白然就成为文物考古的宝地。千万年前的遗存,潮湿多雨之处都会消失无痕的一切有机、无机物,在这里都有可能保存完好。轰动世界的文物考古珍闻,会常在新疆大地爆出,并木是偶然的。 这些新疆独具、特显的地理、历史、文化特点,既关乎人类文明进步、欧亚大陆历史进程,也及于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建设华夏祖国的种种故实。这片土地上的文物考古资料的科学价值,自然就会独显辉光于世界文物考古之林。黄文弼先生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素养,有广阔的欧亚文化视野,有爱国情怀,更有不畏艰难、奉献个人于民族振兴大业的志向,他将自己的生命与新疆文物考古事业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新疆文物考古事业的幸事,也是黄文弼先生个人的幸事。
文物考古,事涉古远的历史文化。表面看,它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少有关联;其实同样与现实政治、经济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受其驱动,为其服务。一百多年来的新疆文物考古,就紧密呼应着时代的脉动。新疆考古的第一页,就与西方列强对华殖民扩张息息相关。黄文弼的新疆考古历程,也清楚显示着这一精神实质。看来,这是一个历史的真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自18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物质文明进步,人们的视野也日愈开阔,一变中古时期普遍的封闭、狭隘。沙皇俄国,从僻居欧洲一隅,向远东、中亚强力扩张;英、法等国,也将触角向中亚、南亚伸展。拓展市场,掠取廉价原料,成为了欧洲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耍;它的解决,也会为资本主义列强注入难以估量的新鲜活力。久被世界遗忘的沙漠一角——新疆大地,在海路开通、由早期繁荣沦人相对荒寂后,又日渐成为了资本主义列强关注的热土。十分令人遗憾的是:这严酷的形势变化,却一点也没有被统治这片土地的大清帝国所感知。他们还沉醉在白酿的美酒之中,认自己为“天朝”;域外均蛮夷,却绝未见一丝隐忧。在他们的视野中,西域山河,仍然不过是荒漠之地,是一块可供排除异己、流放精英的边裔。
拓展、掠夺,得从了解、认识开始。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沙俄、英、印开始注意到这里散见的文物、古城、胡语文献,对这片土地曾是中国与波斯、印度文明交汇之处已开始有了模糊感知。一拨又一拨、不同学科的调查者往往打着“考古”的旗帜步人新疆高山大漠。一批又一批珍贵文物,被搜掠以去, “中国文明西来”说、 “中国人种西来”说呼应殖民扩张之需要,也渐渐成为殖民扩张的舆论,而见诸西方报端、杂志。统治者虽混沌不觉,却已逐渐引起一批又一批游学东、两方世界的先进学子们关注的目光,亡国灭种之忧油然呈现在他们心头,开始有了反思、抗争的热情。这反思、抗争,较之实际展开的事变,虽然晚了不少节拍,但文化知识界最终还是觉醒,并决心要用白己的努力,唤起围人,以挽救国家、民族面临的危亡。
正是在这一中国人民灾难深重、长夜难明的年代,黄义弼步上了两域考古舞台,并十分努力用自己的工作,或明或暗地与西方考古学者针锋相对,进行抗争。他努力开拓当年中国学术界还无人问津的新疆考古事业,通过文物考古资料论述古代中国人、中国文化在西域大地上的各种奉献,对国家、对西域历史文化建设事业的贡献,仅凭达一点,就值得我们今天为之大书,为之颂歌! 不论起步初始曾是怎样的幼稚,今天看去是如何不够成熟、不够深刻,但这恰如新生、刚离母体的婴儿,其筚路蓝缕之功、努力奋斗之实,实际展示了一个新疆考古新时代的开始,可以说是其功厥伟。其点滴建树,放在那样一个时代,价值更不应被轻估。
现代新疆考古事业,其第一页,是两方列强以两域考古之名义揭开的。自19世纪中期开始,止于黄文弼进入新疆的1 927年,粗略统计,西方各国相关学者已数十次步人新疆。大都打着“考古”大旗,行山川地理、气候水文、交通路线、矿产资源、民族民俗、历史文化调查之实。这数十年中,沙皇俄国前后有24次,英国有15次,德国有9次,瑞典有7次,法国有5次,日本有3次,其他如芬兰、美国、奥地利等,也都有过活动。面对一块似乎理想的殖民空间,谁都不想落后于人。沙俄、英印与新疆邻境,有地利之便,凶而动作早、规模大。沙俄视天山以北为其后院,英国人斯坦凶将天山以南的塔里/卜盆地,称之为“Serindia”。这是一个新造的词,用的是西方古代称中国为“Seris"、与英国殖民地印度“India”拼合在一起而成的新词,意喻“中印之间”。塔里木盆地不再是新疆的一部分,丽变成为了“Serindia”。当年英印下一步会对南疆大地如何下手,于此是清楚可见的。为此,A.斯坦凶们白然也是利用所获文物考古资料做足了文章。最明冠一点,就是尽力少说这片土地作为中原王朝辖地曾经实施过的种种政治、经济制度,少说或不说这片土地上原生的土著文化的个性;而大讲、多讲它是古代印度、波斯与中国中原文化会聚的地点。新疆大地文物中,确实不少见印度文化、古波斯文化的存在。但只说、或只是强调这一点,就成另一种文化意涵了。在文化思想领域与这种舆论、导向相抗争,阐明它和祖国大地更久远、浓烈、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当时文化知识界面对的十分严峻的社会责任。自1928年4月起,黄氏作为中瑞两北科学考查团一员,单枪匹马,风餐露宿,带领雇用的几位助手,包括当地的维吾尔族农民,在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罗布淖尔地区进行了两年多的调查、考察、少量发掘活动,以此为基础,先后完成了《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吐鲁番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小盆地考古记》等重要著述。这些成果,最本质的意义,恰如蒋梦麟先生在为其《高昌陶集》序文中画龙点睛的一句话:它们的核心,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对吾国文化西渐多所注意”!关注这一点,强调揭示这一点,平常情况下似乎可有可无,但在面对当年甚嚣尘上“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形势前,严正与之对应,就显示了一种文化责任,一种社会担当,一种关心家国命运的情怀,其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是绝对不应、不能低估的。
罗布淖尔地区,20世纪初,是西方学者重点工作的场所。斯文 赫定作为地理学家,面对老师李希霍芬与沙俄普尔热瓦尔斯基之争论,探求罗布淖尔湖准确位置所在,成为了他当年自觉的责任。他不避艰难,一次又一次在荒原上穿行,寻求的就是德国地理学界在中亚地理研究中的荣誉。在这一考察过程中,1900年十分偶然发现了古楼兰城,成果轰动欧洲学术界;A.斯坦因,对楼兰埋藏的文物,内心有着强烈的追求。先后两次在楼兰城内外大肆挖宝。割剥以取的米兰出土的佛教壁画,展示了希腊化文化进入过新疆东部的历史事实,更是令西方学界惊喜有加;还有桔瑞超所获“孪柏文书”,如是种种,无不是黄义弼步人楼兰前翅环在脑际的重大事件。楼兰,作为汉、晋王朝交通西域的咽喉,统治西域大地的军政重镇,在斯坦因等人的楼兰考古著述中,是基本不见、或少见论说的。有的,只是对出土文物资料的具体说明,这白然更增强了黄氏急迫进入岁布淖尔、进入楼兰的愿望。但考察为大水所阻,黄氏并没有能踏上楼兰古城的土地,只能在罗布淖尔湖北岸踏查。他在那里发现并少量发掘了的土垠遗址,获取了两汉前期木简70多支,其中有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永光五年(公元前39)至汉成帝河平(公元前28-前25)、元延五年(公元前8)等纪年残简,清楚显示了土垠遗址是公元前1世纪中,西汉王朝宣、元、成帝时,汉廷交通两域的要站,政治、军事活动颇繁。罗布淖尔北岸孑L雀河下游,楼兰统治时期为原楼兰王国领地之中心地带。楼兰破灭后,楼兰王国南迁扦泥(今若羌河畔)。曾是楼兰王直接统治的中心地域,凶史籍失录而形势晦暗难明,如今,凶为土垠的发现,可以明确,这片土地当时已经成为西汉王朝驻军、屯田的地点,官员来去、邮传东西、移民种植、收储粮食供驿路之需 诸多细节、信息,均可见于土垠汉简残文之中,公元前1世纪中西汉王朝在这片土地上展开的政治、经济活动,可助益准确认识罗布淖尔地区汉晋王朝楼兰王国、鄯善王国历史发展、变化的轨迹,填补了记录的空白,其奉献是并不在发现楼兰古城之下的。
在黄文弼新疆考古生涯中,1928-1931年这两年半左右的时间,是十分重要的一段。此后,1934年,受当年教育部之派,他曾再至新疆,又到了他难以忘情的罗布淖尔地区。1943年,黄氏执教于西北大学,受学校派遣,第三次进入西域,进行考古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围成立后,1957年,他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遣,第四次进入新疆考古,但时间都比较短暂。在1928-1931年间的考古调查,虽冈受诸多条件之制约,并不顺利,没有可能进行比较深入的工作,发掘也受限制。但在这一基础上,完成并先后刊布的吐鲁番、楼兰、塔里木盆地考古资料、文物标本,却是当年国内关于西域大地仅有的标本,弥足珍贵。他据而对遗址所在地区生态环境之变化,提出既有自然环境(如水)变化的因素,也与人的社会活动相关;根据大量资料,揭示古代新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存在中原大地影响;新疆佛教艺术,是受了“两个不同方面的文化影响,前期接近于西方,后期接近于内地”,等等,这些观点,验之于近数十年中新疆文物考古工作之收获,确是相当深刻的见解。
古代新疆,一直是种族多源、众多民族迁徙往来的舞台。相关文物考古T作中,对此自然不能忽视。黄氏在相关考古报告中,既注意到汉代以来作为中国主体民族之一——汉民族在这片地区、尤其是吐鲁番盆地中的存在,对其他各地各处所见不同时代相关遗迹遗物,也给予了关注,适当说明。与此同时,他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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