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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他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宗教学家。
他四十余年来默默恪守一个学者的本分：为人谦恭、温和，治学严谨、扎实；著书立说，培养人才；有爱心，有担当；扬正气，讲正学，走正路，办正事；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纯粹儒者的气象。
他沉潜涵泳于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汪洋大海，着力研究儒学的内涵与价值，关注儒学的现代命运和发展前景。他将仁爱、中和、尊生、诚信等理念融入当代人的生活之中，构建了“新仁学”理论，提出返本开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的“三新之路”，以期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宏论高见，启人心智。
他潜心研究中国宗教的历史与现状，积极探索儒释道三教文化，提出了“宗法性传统宗教”新概念，创立了“民族宗教学”新学科，为中国宗教学学科建设做了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工作，成绩斐然，贡献卓著。
他是本土文化的守望者，具有包容的胸怀、开阔的视野。在多元文明并存互动的今天，他一方面致力于振兴中华学术，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提出了中华文明“多元通和模式”新论断；另一方面坚持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倡导多元文明平等对话，主张会通中外，融合百家，汲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再创中华文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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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牟钟鉴先生是一个没有门户之见的人，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杂家。他这样说既不是自贬之词，也非自诩之语，而是对自己所涉猎学术领域的如实描述和对文化创新态度的清醒自觉。“杂”在牟钟鉴的理解中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为多元并进，二为综合创新。牟钟鉴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底色和主调，这个底色和主调便是儒道两家的思想精华以及两家融通互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智慧。
本书是牟钟鉴学术文章的选集，在兼顾牟钟鉴杂家特点的同时，更突出他在儒道两方面尤其是儒学方面的贡献。因而，全书共分为儒学篇、道家道教篇、民族宗教篇、宗教理论篇、综论篇等五篇，但仍以儒学篇的比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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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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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1962年出生，当代著名学者、儒学家、史学家。现为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和《孔子研究》编委。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学术带头人，《孔子文化研究》主编、《孔子文化》编委会主任。著有《论语诠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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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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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编儒学篇
儒学在思考 3
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 15
儒学在近现代面临的挑战与复兴之路 18
儒家天人之学与生态哲学 35
儒家诚学及它的重建 50
儒家人性论与新人性论构想
62
儒家伦理观与当代的取舍 90
儒家宗教观与新人文精神 115
儒家朋友论与新人际关系 140
儒家中庸之道与人文理性精神 160
孔子的中和之道与当代温和主义 167
弘扬儒家仁爱通和之学 178
儒学在中华文明多元通和模式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183
儒学继承与创新的三种途径
188
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 194
谈谈“读经” 254
社会德教——儒家的过去和未来 261
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
272
牟钟鉴、安乐哲对话录 290
第二编道家道教篇
道家学说与流派述要 305
道家与道教同异比较 326
道教精神略论 334
《红楼梦》与道家和道教 345
以道为教多元通和 359
第三编民族宗教篇
民族宗教学的创立 369
试论民族理性与宗教理性 385
第四编宗教理论篇
研究宗教应持何种态度 397
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 408
宗教文化论 428
尊重宗教是无神论的新高度
442
第五编综论篇
论儒道互补 449
儒、佛、道三教的结构与互补 466
编选引用参考文献 473
牟钟鉴先生学术年谱 475
编选后记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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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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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儒学篇
儒学在思考
一
20世纪的人类，一方面享受着西方工业文明积累的巨大财富和造就的发达科技，以及民主体制带来的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饱受着西方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严重恶化之苦，以及道德危机、社会危机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变化之一，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霸权野心有所膨胀，好战倾向有所增强。变化之二，是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高涨，民族宗教冲突加剧，民族矛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变化之三，是欧洲共同体实力不断壮大，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迅猛，世界走向多极化态势。变化之四，是经济全球化借着发达的信息技术而加快了速度，地球变得更小了。本来人们在两大阵营对抗结束之后内心燃起了更多的和平期望，可是不久这一期望便被一连串的战争浇灭。21世纪来临之后，霸权主义横行，恐怖主义肆虐。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接着便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者尚未结束，人类的前途充满了危险。
人类社会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域、多国别、多文明的世界，不同群体之间自然会有许多矛盾和摩擦。但是回顾20世纪，面对着“地球村”的现实，人类究竟应该如何共处，是需要重新思考的。世纪之交所发生的一切，难道都是必然的吗？“弱肉强食”的生物学规则和“斗争解决一切”的冷战哲学是否依然适用于全球化的时代？几场跨国战争的发动者有没有非理性的失误？这些问题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在西方世界，人们有不同的思考，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是其中的一种。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1997年）中，承认世界“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并表示，“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他在中国读者面前不能不这样说，事实上他并没有就文明的对话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论证，相反他带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大讲文明的冲突，把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看作是西方文明的威胁。按照他的逻辑，文明的冲突便是不可避免的。书中甚至描绘了中美开战的可怕前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其说是为了推动文明的对话，不如说是在强化人们的冲突意识，提醒西方世界为文明的更大冲突做好准备。
“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发生之后，有些人为“文明冲突论”唱赞歌，认为形势证实了亨廷顿的构想，这当然是错误的。最近在上海有人问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伊拉克战争是否是文明冲突的表现，他回答说“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军方和工业巨头的共同联盟发动的”，这大概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文明的冲突是有的，如果背后没有利益的冲突，它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反之，利益的冲突和斗争不仅可以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一文明内部，而且可以形成激烈的对抗。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首先发生在基督教国家之间，然后波及全世界；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流血八年，双方都是伊斯兰教国家。
打破惯性思维、开出创新思维的西方有识之士大有人在。早在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就正式提出了“宗教对话”的理念。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天主教自由派思想家孔汉思努力推动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对话，包括宗教与儒学的对话，探讨世界普遍伦理的建设，形成文明对话的风气。他指出：“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也就没有世界和平。”从罗马俱乐部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后现代主义，从斯宾格勒、荣格、汤因比，到佩西、里夫金、弗洛姆、哈贝马斯、福柯，西方思想界对于工业文明的弊端和危机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其中许多人对于东方文明深怀敬意，有着殷切的期盼。在各国进步人士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在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把文化权利作为人权的组成部分，把尊重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在内的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看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这表明人类对现代文明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水平，有了新的高度。
二
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消除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危害，推动文明之间的对话，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之一便是研究和总结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入阐发儒学的精义，使当代人类获得一种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智慧，它也许能帮助人们找到一条通往和平相处的道路。
“文明的对话”是现在流行的文化语言，就其内涵和精神而言，它早就成为中华文明的深厚传统了。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多样文化、多种文明不断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摩擦、冲突、压制也发生过，但主流是文明的对话与互动。先秦时期有儒、道、墨、法、名、阴阳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并汇合于齐国稷下学宫。两汉虽有“独尊儒术”的政策，其实是儒道两家的互替与互补，并开通了中国与西域各国和平交往的通路。接着便是印度佛教的和平进入与道教的诞生成长。魏晋南北朝至鸦片战争的一千多年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学、佛教、道家道教三家的并立与合作，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成为中国共同尊奉的圣人，三教融合与共信成为中国民众的信仰特色。此外，还有各民族的传统宗教以及摩尼教、景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合法流行。天主教与基督新教最初也是和平传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它们才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相联系，变成政治问题。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多宗教的大国，这“三多”并没有使它困扰于对抗和分裂；相反，民族在矛盾中走向和谐，信仰在交流中走向丰富，宗教在互动中走向理性，既没有出现浩大的宗教狂热，也没有出现强大的反宗教思潮。各种宗教包括外来宗教，都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找到它和平生存的空间。各宗教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友好的关系，中原地区从未发生由信仰冲突而引发的流血的宗教战争，也未出现过欧洲中世纪迫害异端的宗教裁判所。这种文化的多样性与和谐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长期在社会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的“清明安和”（梁漱溟语）的人文理性，是它的“贵和”思想影响了中国宗教的和平性格及历朝的兼容并奖的宗教文化政策。儒学具有国教的地位，但不垄断文化，只给国人提供社会人生公共准则，它能容纳其他信仰，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受儒学的长期熏陶，中华民族的性格便形成了“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者相辅相成的结构，勇敢坚强，也善于学习，对外主张睦邻友好、和平交流。在中外交往史上出现过几件大事。一是开通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中国与中亚、南亚、欧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渠道。它是和平的友谊的道路，没有发生战争与暴力。二是中国僧人络绎不绝地前去西域或印度取经学佛，其中以唐代玄奘法师西天取经最为脍炙人口。可以说印度佛教是中国人主动请进来的。佛教在中国流传也遇到过阻力和指责，但起来为佛教辩护并大力弘扬佛法者，还是中国僧人，他们被主流社会认同。三是佛教律宗大师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带去佛法与中国文化，成为和平使者，至今受到日中两国人民的崇敬。佛教一向是中、日、韩三国人民友好的黄金纽带。四是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郑和带领当时世界一流的庞大舰队，出使南海各国，至印度、波斯，直抵非洲东岸，前后共七次，经过三十余国，毫无占领、殖民的意图，秋毫无犯，只是宣示中华文明，以加强中国与南洋诸国的友好关系为宗旨，这在世界大国的海洋活动中是独一无二的。有人举出反证，说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攻打西亚和欧洲，造成大量的流血惨剧。这是新崛起的游牧民族尚未融入中华文明时所表现出来的野蛮性，中原人民亦深受其害。全真道龙门派祖师丘长春，作为当时中华儒、佛、道三教文化的杰出代表，不远万里，奔赴雪山（在今阿富汗境内），劝诫大汗敬天爱民、重生止杀，使大汗第一次正式接受中华主流文明的启示，从而收敛了杀戮行为。这是儒学仁厚爱民思想的伟大胜利。以上可以看出，和平、友善、宽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代代相传，不会改变。今天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最深刻的根据就在这里。
儒学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促进文明对话与交流，是由于它有如下特质：
第一，儒学是一种伦理型的人文主义，它为社会提供了普世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即所谓人生常道，又把它根植于自然之道和共同人性之中，没有归结为某种至上神的启示，因而也没有一般的狭隘性与排他性。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人皆有之。“仁”表现为忠恕之道，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关心人、帮助人；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尊重人、体谅人。没有忠道，不能体现利他为善的道德精神；没有恕道，也会使忠道变成偏执的爱，从而破坏人际的和谐。忠恕之道包含着人道主义和平等宽容精神，是人类社会公德的基本原则，不分种族和信仰，遵守它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
第二，儒学具有贵和的传统，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成为沟通各种文明的桥梁。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理念，逐渐成为处理一切人际关系和多样性文化的普遍性原理。在它的指导下，《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事共存的宇宙观；《易传》发展出“各正性命”“同归殊途”的多样性文化观；宋明儒学发展出“理一分殊”的“一”“多”互含的哲学观；近现代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的开放沟通的社会观；民国一批思想家提出“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现代多元文化观；当代费孝通提出“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张岱年提出“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观，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的。“和而不同”包含四大原则：一是差异原则；二是平等原则；三是和谐原则；四是互补原则。它是一种文明、开放和理性的文化观。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多元兼容的主流文化观引导下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面貌。
第三，儒学的中庸之道，具有持中、协调、理性的特色，适用于稳定社会和调解冲突。孔子说“过犹不及”，反对偏激行为。《中庸》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主张照顾矛盾双方的利益。孟子说“仲尼不为已甚者”，认为做事要合情合理。在中庸之道的影响之下，中国文化形成刚柔相济、统筹兼顾、情理均衡的价值追求，对于调适宗教与社会的矛盾、协和多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摆正维护固有文化与容纳外来文化的关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化偏激主义是经常发生的，但都没有成为长期的主流的思潮，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三武一宗灭佛，不仅是短命的，而且受到批判，名声很差。反之，文化改良主义和社会调和论总是受到欢迎。
第四，儒学具有天下一家、天人一体的情怀，容易克服国家、民族和信仰的障碍，把仁爱中和之道推广到人类全体和天地万物。《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易传》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礼运》讲：“天下为公。”宋儒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儒家认为，社会应当是一个大家庭，人类也应是一个大家庭，宇宙是一个更大的家庭；仁心本于孝悌，而要推广到世界和宇宙。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都是共生互爱的关系。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又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所以人类内部仇则俱损，爱则共荣。这种人道主义具有博大的胸怀，中国古代之所以能够凝聚众多民族并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与儒家的天下一家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第五，儒学对于如何处理大国与小国、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好的说明，表现出一种实用理性的智慧。儒学看到了国家、民族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承认大国的主导作用；但认为大国不能仅凭军事实力，还要树立道德形象，才能真正具有威望并有利于天下太平。孔子称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此乃仁德之力；他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仁者无敌”的理念，认为大国应实行“王道”“以德行仁者王”，如此必然“得道多助”；若实行“霸道”，想以力服人，则会“失道寡助”；而“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的思想当时被视为“迂阔”，但后来秦朝武力强大而国运短促的历史教训证明，孟子是有道理的。大国之强，不仅在于军事，更在于有道德感召力。故历代强大王朝，对内注重“为政以德”，对外注重“讲信修睦”、“协和万邦”，而以穷兵黩武为失道。“化干戈为玉帛”、“礼尚往来”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的国际秩序。
三
儒学在思考，儒学在做现代的思考；儒学在反思自身，儒学也在考察世界。
儒学产生于宗法等级社会和农业文明的土壤之上，虽然有丰厚的内涵，但也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不及工业文明的地方。所以当西方文明挟其现代优势席卷全球并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之后，儒学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遭到猛烈批判，并退到边缘。但它没有灭亡。它经历了外部的冲击和内部的反思，清除了自身陈腐和僵化的部分，逐渐显露出其内在的精华，在20世纪后期，终于获得新生，受到国人和世界的重新关注与评价。儒学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统正在回归中国，儒学作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资源正在走向世界。可以说，儒学的现代转型与它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应对世界性危机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儒学的现代思考，便没有儒学的新生。广义的当代新儒家，便是这种思考的主体。
梁漱溟是儒学现代文化学的奠基人，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西方文化长于科学和民主，但“理智活动太强太盛”，对于自然、对于别人都取利用征服的态度，造成西方社会焦惶、慌怖、苦恼；中国文明早熟，“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追求精神的自得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西方文化将有一天要回到中国文化的路上。熊十力高扬儒家的道德理性，回归《周易》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以“体用不二”立宗，认为中国哲学传统可以避免沦入宗教的迷狂，亦可以避免浅近的功利主义，这两点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贺麟超越了全盘西化论和国粹主义的对立，主张用西方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使之更严谨、更清楚；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以加强超脱现世之精神；领略西方之艺术，以发掘儒家之诗教，形成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
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等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指出中国文化的人文道德精神是好的，但缺乏民主与科学，故应在高扬自身道统的同时，借鉴西方文化，开出学统，建设政统。西方文化中之民主、自由、博爱、科学等，皆有其普遍永恒之价值，应为一切民族所接受，但西方文化存在着价值独断论或西方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缺乏敬意与同情，一味扩张其文化势力，遂与其他文化或人群发生冲突，造成战争、对抗、核威胁等危机。因此，《宣言》认为西方人应学习东方文化中诸如人生境界的提升、圆而神的智慧、仁者的悲悯之情、天下一家的情怀等长处。人类应发展出一大情感，一起思索共同的问题，建立“立人极”的学问，以推动世界和平。《宣言》发表之初，自由派胡适曾指斥它是“骗人的”；但从40多年后的今天再来看它，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包含着远见卓识和人文睿智，我们也不能不为《宣言》作者的文化担当精神所感动。
中国港台新儒家第二代代表性学者杜维明，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文明的对话，为此而奔走于世界各地。他把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办成了多元文化交流对话的平台，使世界各地大批学者不断地走到一起，体现了当代儒者的有容乃大的心怀。他在2001年新加坡一次会议上指出，儒学是在与诸子百家互动中形成的，又是在与佛、道两家对话中成长的，今后有可能在与西方文明对话中走向世界。他说：“儒家所体现的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可以提供全球社群的丰富资源”，“在多元宗教的现实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以及‘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处之道，才是文明对话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刘述先以儒家身份参加过多次世界性宗教对话会议，在学术上致力于阐释宋儒“理一分殊”哲理的内涵，用来推动多样性文化之间的沟通。他认为儒家的仁道文化包含着人类普遍的“常道”，同时又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可以在文明对话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对世界文明危机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多年来到处奔走呼号，将孔子和儒学的“仁者爱人”与“和而不同”的思想向社会弘传，为世界和平做了大量工作。他于2003年1月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座谈会上说：“‘和而不同’的理念，是中国传统儒家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孔教的基本教义，也是治理世界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维持人类和谐安宁的灵丹妙药。”他指出：“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化性的，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互仇中俱损。”
冯友兰是融会中西的前辈哲学家，他的理论活动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他晚年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批评“贵斗”哲学的错误，阐发孔子的“贵和”哲学，指出“仇必仇到底”如普遍推广会导致极大的破坏；而宋儒张载提出的“仇必和而解”应当成为社会辩证运动的主流。他还说：“人是最聪明的、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当代新儒家不仅在思考，而且在行动。他们参加了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和文化交流，反复表达儒家对当代国际问题的理解和意见，都能表现出宽容、平等、和解的精神，从而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同时也扩大了孔子和儒学的影响。
四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社会发展落伍了，文明也走向衰减。为了振兴中华，中国人一方面高扬发愤图强、勇于拼搏的民族精神，反抗列强的侵略压迫，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另一方面不断检讨自己的缺失，努力向西方寻找真理，认真学习和积极引进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以便改造自己的文化，增强民族的生命力。民国时期以学习欧美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但痛定思痛、由乱而治，中华民族的发展由此而出现“柳暗花明”的一大转折，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正是由于中华民族肯于吸收，善于学习，能够把西方文明合理内核大胆引进，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仅20多年里，便取得社会事业和经济科技如此快速的进步与极为辉煌的成就，让世人有目共睹。在这一巨大的飞跃过程中，儒家文化的精粹和智慧焕发出越来越绚丽的光彩，它的文化能量得到越来越大的释放和辐射，它的核心价值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在中国内地，以儒学为基本信仰者尚不多见，但赞赏儒学和用儒学思考的人却是很多的。儒学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思想，要复兴中华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就不能不继承儒学的优良传统；要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不能不运用儒学的资源；要和平崛起，开展国际交往，参与文明对话，亦不能不发扬儒学的优长。研究儒学已蔚然成风，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立，是儒学回归中国的重要标志；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成立，是儒学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体现。开发儒学资源，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推动社会道德建设，提高素质教育，创建儒商文化，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在海峡两岸民间互动中开展的儿童中华经典诵读活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在治国方略上，中国领导人强调“以人为本”、族群和谐、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强调“和平共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努力调停跨国的冲突，承担起更多的劝和的责任。这些难道不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良传统的再现吗？中国之所以能够致力于世界和平，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称霸，其最深刻的缘由盖在于此，文明特质和民族性格所使然也。很显然，儒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成为东亚各国加强联络和团结的文化纽带；由于儒学联系着世界广大华人群体和倾心于东方文化的学者与民众，而且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文明对话的重要参与方面，而且极有可能在今后世界几大文明和解中扮演沟通使者的重要角色。儒学如能在世界多样性文化互动中从边缘回到中心，成为显学，必将给世界带来和平的福音。
中国当代的儒学，已经通过引进西方文明而使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西方文明是否也需要吸收儒学和其他文明而更新自己呢？这个问题既需要西方世界的人士进一步思考，也需要东方世界的人士积极回应。原因很简单，西方文明的优点和缺点正在影响着东方和全世界。例如，西方文明积累起来的民主、科学、人权、法治、自由、平等以及公平竞争等价值理念，已经成为普世的现代文明通则，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中国目前正在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把人权正式写入宪法，强调依法行政，维护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关心和扶植社会弱势群体，贯彻科教兴国战略，鼓励学术自由和争鸣等，都是在向现代文明迈进，虽然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方向已经明确，原则已经确立。儒学也在帮助中国人认清和克服西方文明的负面成分，主要是拜金主义、暴力色情和强权政治，这些坏的东西不符合东方的文化传统，也有违现代文明的通则。
西方文明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便是其核心国家在文明的实践中推行双重标准，国内是一种，国际又是一种，并且常常是对立的。以美国人津津乐道的民主、法治、人权而言，一般人都承认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人权受到较好的保护，政治上也有比较成熟的民主监督机制和选举制度（问题也不少）。但所有这些都不适用于美国的国际事务，美国可以无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条约，经常侵犯他国的主权，干涉他国的内政；非法发动侵略战争、残害他国公民、虐待他国囚犯、破坏他国家园，造成一系列人道主义灾难，却得不到监督和惩罚；它的警察在国内为了保护被劫持的人质而不敢轻易开枪，它的军队在他国以清除恐怖分子为名却可以滥杀妇女与儿童；死伤数百名美国士兵它便痛心疾首，而杀害成千上万的他国百姓它可以无动于衷，如此等等。美国在国际上的行为，看不出有丝毫的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权。于是形成西方文明自身的一个悖论：用最野蛮的手段来推广现代文明的价值。这就叫作南辕而北辙，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国人民如果支持了穷兵黩武的总统，恐怕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也要在良心上有所不安。事实上许多美国开明人士和民众已经在反思，并起来批评和抵制单边主义和国家暴力主义。他们看到霸权主义如不收敛，恐怖主义便不会止息，单靠军事打击和严密防范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人提出“软实力”的概念，认为作为大国的美国，不能只迷信“硬实力”即拥有物质力量，还要拥有道义的力量，否则便会受到孤立。例如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结果就比较顺利；而伊拉克战争，由于师出无名、残暴非义，便陷于困境，既使伊拉克人民遭受苦难，也使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提出，美国应当赢得世界的尊重，而不是遭到世界的仇视。这难道不是在印证孟子所说的“得道多助”和“失道寡助”的道理吗？西方政治家的智慧不能停留在“耀武扬威”和修建隔离墙的水平上，他们若能学一点孔子大的智慧，便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对于国家和世界都是大有益处的。
看来在现代文明通则之中，除了民主、自由、科学、人权、法制、公平等价值理念之外，还必须加上东方儒学所申明的天人一体、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忠恕、诚信、礼义等价值理念，共同构成现代人类的普世性文明规则，使这些理念也像民主、科学、人权一样深入人心。这是东西方文明真正的优势互补，如大国能带头推行，则文明对话便可大行其道，世界将会走出对抗和残杀，走向祥和与繁荣。人类进入“地球村”的时代以后，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已经超出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邻为壑”的时代过去了，“风雨同舟”的时代来临了。任何一场世界性的危机和灾难，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从中得到真正的好处。人类不在团结中共荣，就会在厮杀中俱灭，所以人类要赶快觉悟。
宋代大儒张载有“横渠四句”流传于世，我们把它做现代的解释，便可表达当代儒学的人文理想。“为天地立心”——人类要成为自然界的头脑，做好保护地球生态的工作，使万物的生命得到健康的发育；“为生民立命”——反对战争，消除贫困和压迫，使人类的生命与健康得到切实保证，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为往圣继绝学”——继承和发扬古圣贤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使他们的救世情怀、仁德品性、人文睿智能重放光彩，照耀人类前进的道路；“为万世开太平”——化解各种文明危机，开展文明对话，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确立新的合理的国际秩序，共同建设一个繁荣、公正、安和的新世界。这是人类努力的方向。
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
儒学是不是宗教？争论了几十年。这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对接的时代条件下，话语转换中发生错位而出现的问题，中国古代并没有这个问题，或者说即使有也不尖锐。同样，儒学是否是哲学，在古代也不存在问题。中国传统国学的分类，流行的分法有“经、史、子、集”，还有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并没一种称为哲学的学问。在入世与出世的区别上，有人道与神道的提法。义理之学接近于哲学，但不等于哲学；神道接近于宗教，但不等于宗教。
儒学是一个思想的大系统，一个信仰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但不能将它简单归结为哲学或伦理学或政治学或宗教，因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而以道德作为思想的太阳。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于是把儒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西方哲学一向有其深厚又相对独立的传统，其学派承接、转换、创新皆有清晰脉络可寻。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西方那样的独立哲学传统，只有整体性的思想传统和各具特色的学派。“中国哲学史”其实是中国学者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方法人为构造出来的，目的是实现与西方学术的对接，而中国历史上本没有这样一门代代相接的学问。西方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及他们特别关注的认识论问题，都不是中国理论探讨的重点。但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苏联模式下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唯物与唯心）和四大部分（宇宙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辩证法）的框架强加给中国的精神史，然后把中国的资料加以剪裁和拼接，填补到里面去，中国思想的活体硬生生地被肢解了，使得写出来的书没有中国意味，儒不像儒，佛不像佛，道不像道，更像西方哲学的中国版。我向来认为，孔子、老子是思想家，儒、佛、道三家有哲学也有宗教，还有更多的东西。因此中国哲学史应还原为中国思想史，要按照历史上固有的学派与传承及其相互关系来写中国思想史，完整地再现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禅宗的思想。当然，现代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使其变成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国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同时，我们在用西方文化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抹杀中国文化的特色，要看到中国文化的优长和特殊价值，并且用中国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形成双向诠释和中西互补。冯友兰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新原道》中阐释中国哲学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新原人》里提出四境界说，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用现代话语表现了中国精神，超越了西方哲学。
按照我的理解，哲学是穷根究底之学，宗教是安身立命之教；前者的任务是从宏观上认识世界，后者的任务是确定人生信仰。在西方，这两者分得很清楚，人们从哲学里寻求把握世界的智慧，而把信仰和道德交给宗教。在中国，儒、佛、道三家都把穷根究底与安身立命结合起来了。儒学有天道天理观、心性论、人格论、伦理观、苦乐观、生死观、修身论、政治观，既有信仰价值的层面，又有制度规范的层面，也有人伦日用的层面，还有民俗文化的层面。它的人道里包含天道，天道里融摄人道，体用一如、天人相依，而以人生哲学最具特色。就解释天人关系、人人关系、心性本质而言，儒学有哲学，它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智慧。就树立人生方向、确立价值取向、追寻真理的超越性源头而言，儒学也有宗教，它在中国对道德人心的维系，相当于宗教在西方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最普及的宗教并非佛教道教，而是天祖之教和道德宗教，它的基本教义就是敬天法祖和五常之德。
在今日世界范围的宗教对话和文明对话的大潮流中，儒学既可以作为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也可以作为宗教与其他宗教对话，事实上这两种对话都早已在进行之中。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儒教的中国”，儒学成了中国身份的文化标志。在香港地区有孔教，在韩国有儒教，在印尼、马来西亚有孔教会。在一个宗教影响着广大人口的国际环境里，在宗教信仰被明确表述为基本人权的氛围中，在西方将宗教等同信仰的主流意识影响下，儒学有时候获得一种宗教的身份是必要的。当然，即使儒学具有了宗教的形态，它仍然如康有为所说，是“人道教”，而非“神道教”。
儒学有哲学有宗教，而又超越于二者。儒学既有哲学的深思，又有信仰的引导，它是为中华民族确立精神方向的学问，不是一般学术可比拟的。儒学的核心思想可称为“仁和之学”：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它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宽容包纳精神、理性通达精神、中和协调精神，梁漱溟将其概括为“清明安和”四个字。它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使中国绝少极端主义发生，也使得众多的思想学派和宗教，包括外来的学术和宗教，得以在中国生存与和平发展，形成中国文化多元通和的生态。儒学确有它巨大的贡献。假如儒学真是一种神道高于人道的宗教，而又长期居于意识形态主导地位，那中国便很难有如此多样又如此和谐的信仰文化。同样的道理，如果未来儒学成为主流宗教，既非中国之福，亦非儒学之福，它会异化自己，也会异化别人。我的结论：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儒学是东方式的伦理型的人学。守住人学本位，发扬人学精神，是儒学未来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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