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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此书所收篇章，多为作者对于以往人和事的回忆，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珍贵的史料价值，然而文字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其价值的核心是对历史的反省，对历史的批判。
这本书稿，上接2009年春至2011年6月大抵两年间所作长短文章的结集《蔷薇叶子》（青岛出版社，2014），收入了2011下半年至2014年末的大部分文章。所以叫近作。
为什么标作“文章”？我不是文体学者，过去不甚注意散文、随笔、杂文以至小品的界限（当然知道太长的不能叫小品），笼统的说自己写的是杂文吧，一来如同说“杂著”，或如俞平伯年轻时的书名之为《杂拌儿》，二来追慕鲁迅先生从初题“杂感”或“杂感文”，后遂直截了当命名“杂文”。当然，从“鲁迅风”的高度来考量，我是有很大差距的。
后来有了问题：文学理论批评家们，在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成绩进行总结和评骘的时候，常对这些往往针对社会文化有所议论，却又带有一些文学色彩的边缘文体感到犹疑，特别是其中部分被称为“时评”的速朽文字，左右为难，归入文学好像差点成色，完全弃置不顾又不大说得过去。——为了帮助这些专家学者摆脱两难，我想，索性把这些介于文学与新闻之间边缘文体，可能或有的认识意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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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此书所收篇章，多为作者对于以往人和事的回忆，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珍贵的史料价值，然而文字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其价值的核心是对历史的反省，对历史的批判。
这本书稿，上接2009年春至2011年6月大抵两年间所作长短文章的结集《蔷薇叶子》（青岛出版社，2014），收入了2011下半年至2014年末的大部分文章。所以叫近作。
为什么标作“文章”？我不是文体学者，过去不甚注意散文、随笔、杂文以至小品的界限（当然知道太长的不能叫小品），笼统的说自己写的是杂文吧，一来如同说“杂著”，或如俞平伯年轻时的书名之为《杂拌儿》，二来追慕鲁迅先生从初题“杂感”或“杂感文”，后遂直截了当命名“杂文”。当然，从“鲁迅风”的高度来考量，我是有很大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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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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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小姐，老师和同志——小议词语的变迁
一种社会心理的辨析
祝贺杨绛先生百岁大寿
对官员的“精神卫生”检测
公务员的“门槛”
“武装便衣别动队”献疑
建议解禁反映昆仑关战役影片
罗孚：一个悲剧的存在
读《资中筠集·士人风骨》
曾卓：永远的友人与爱人——纪念曾卓逝世十周年
为谢伯子作《朴庐读札图》题跋
也还是咬文嚼字——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一点反思
一九六三年的邂逅
2012
一本书的命运，以及……
关于当时当地之作
一名苏军元帅的功与罪——夜读抄
诗人黄苗子
《秉烛日札》题记
回味“知识分子无知论”
“国象”和“非遗”
祖光凤霞，对不起！
丁图的诗
答《杂文选刊》记者李庆玲女士问
太匆匆
给严家炎先生的信
一位老延安的肺腑之言——夜读抄
一九六三年的邂逅·续篇
“祝贺一个新的开始”
诗话二则
致罗孚先生谢赠《双照楼诗词集》
重读荒芜的打油诗
2013
想起了吴祥子
愿舒展安息
由茨维塔耶娃之死想到法捷耶夫之死——夜读抄
（附）法捷耶夫遗书
历史功过论
贺信·关于《中国新诗编年史》
溃败从哪里开始
回望“小蜂房”——《小蜂房随笔》重版小记
徐铸成1957年的访苏之行——《徐铸成日记》访苏部分读后
向周有光先生祝贺“米寿”
梅益：大历史中留下的足迹和背影
你还仰望院士吗？
粤海来风一百期
看草是草见花是花——读何频《见花》
读胡小胡《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
纪念温济泽：写在两篇旧文后面
写给牛汉追思会的信
2014
黄宗英说赵丹事
致黄宗英
答冯立三关于当前旧体诗写作
诗酒忘年怀罗孚
悠悠六十五年间——追怀恩师周定一（1913—2013）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自序
再说罗孚
面对《路翎全集》的杂感
以江青为例
当代语境中的“出身”问题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还是人道主义吗？
关于民国时期的大学
朱正为《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写的“读者按”
文学界的两位百年故人
跟着严辰编《诗刊》
我又要骂人
柳荫：最后一位“晋察冀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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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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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老师和同志
——小议词语的变迁
我从一篇网文上看到一条让我惊诧的信息：妓女称嫖客为“老师”。看来不是偶然一叫，而是蔚然成风了。
让我立刻想到“小姐”的遭遇。在1949年前“万恶的旧社会”，小姐最早是对官绅人家未出阁女儿的尊称，后来也包括其他有产者的闺中女子。如果称平民小户的姑娘为小姐，分明是高抬了。到了“新中国”，则至少有30年讳言小姐，以前的小姐都成了改造的对象，检查交代的主体，谁还稀罕？管谁叫小姐，无异于骂她是“剥削者”的后代，犹如文革中直呼的“狗崽子”。大概是进入80年代以后，我们互相泛称的“同志”，复归为政治场合或共产党内的“官称”即正式称谓，而在民间日常生活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先生”和“女士”这一对中性的尊称大行其道，包括称年轻的女士为“小姐”在内，有些中年女子也愿意人们称她们为小姐。那时候你叫“售货员同志”她可能装听不见，但一声小姐就能叫正在扎堆聊天的转过脸来。但事情不断起变化，你若不能与时俱进，结果有一天，连叫了三声小姐没理你，叫第四声时，没有好脸给你看：“谁是小姐！？”因为小姐一词已经沦为“三陪小姐”以至直截了当叫作性工作者通用的代称或敬称了。
文革时期，“敌我分明”（实际上界限又很模糊），不是什么人都属同志。于是一度流行互以“师傅”相称，既带着厂矿工人阶级特色，又透出传统的师弟之谊，真是天才的创意。文革后，有些老同志反感以“师傅”代替“同志”，经过博弈，一部分人回到“同志”圈，一部分人突破为“先生、女士”派，其后又有一部分，从“先生、女士”和“师傅”分流为以“老师”相称。后来异议之声又起，好像是说对谁都称老师，让可敬的老师们贬值了。维护师道尊严之心亦良苦矣，只是这位老师万万没想到，妓女正对嫖客称呼老师，嫖客想来也当仁不让地应声答对！
小姐也罢，老师也好，词语都还照旧，只是所指转移，看来应该说，是词义的变异，形成了词语的变迁。
从初版面世至今58年的《新华字典》，是一本功不可没的普及性语文工具书，而且贵在袖珍，物美价廉。据说新出的第11版，如同过去各次带有历史烙印的修订版一样，既记下了一个时期词语、字义、字音等的新发展，也对语文的规范化负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这种导向应该不是食古不化的，同时应该也不是随波逐流、追风媚时的。这里的分寸怎样拿捏，的确是很费斟酌的吧。
我没看到新的版本，我估计对于“小姐”这个已经行之有年的词义变异，还没有急于定格。“老师”，更不会急于注释为“也渐成为妓女对嫖客的称呼”——因为，据说中国社会中我们习称为“妓女”的存在，以及相应的“嫖客”和“嫖娼”现象，尚未取得正式的承认。在官方词汇中，这些是以“黄（色）”为代称一笔带过的，当然入不得字典了。至于“小姐”能不能回归“一般对未婚女子的尊称”，“老师”能否不变异为“嫖客”的代称，而保持其两千五百年来从至圣先师孔夫子起始的崇高地位，这个谁也说不准，一切将取决于汉语言主体的全国成年人的口德，特别是有话语权的媒体人和其他使用文字、语言为主要工具的各专业工作者吧。
而“同志”这个从“同门曰朋，同志曰友”起自古已然，到“红色年代”因富于意识形态色彩而呼遍遐迩的词语，其实也面临着时代风云的挑战。挑战者不是思想政治方面的敌手，而是长期受到社会歧视现在尚处于舆论争议中的同性恋者群体。因为几十年前，操华语的香港等地，“同志”已经成为同性恋者彼此之间的互称了。最近因吕丽萍女士转贴有关网文引起的轩然大波中，纸面媒体也已经使用“老同”这样的字眼（老同之同，作为简称，在这里应是既指“同性恋者”，又指“同性恋者同志”或同性恋者彼此间互称的“同志”吧）。如果对这样影响广泛的语言现象视若无睹，恐怕就落在不断发展变化（不管这种发展和变化是否符合我们的意愿）的形势后面了。
2011年7月6日
8月28日补记：其实“妓女”已是委婉的代称。“娼”也“妓”也，源自历史上的“倡”“伎”二字，原指古代以歌舞技艺娱人的群体，并不专指卖身的女人。所以后来把卖身的女人叫作妓女，也还是如同说“那个卖唱的”，“卖艺的”或所谓卖笑的而已。
一种社会心理的辨析
为什么有人听到说共产党的“好话”不全信甚至全不信，而听到说共产党的“坏话”就全信呢？
从在上者的眼光看，现在的群众——老百姓，是越来越不好管了，越来越不听话了，越来越不顺从了，一旦有点什么动静，围观者众，连同被围观的一起，竟好像分不清谁是刁民，谁是良民了。
或曰：子非在上者，安知在上者的眼光里的群众什么样？我则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在上者眼光里的群众是什么样？
我不可能亲聆哪位领导人谈话交底，更没有看到哪一级党政机关或维稳办公室的内部文件，然而党组织多年来教导我们要善于体会政策的精神，不可能对举国“维稳”的苦心孤诣掉以轻心。那末，试问，什么叫“维稳”，为什么要“维稳”？自然是深感不稳。不稳何来？若是来自境外、海外，有国防军为国干城，何须在国内各地设各级维稳机构，花大量维稳经费——据说超过了国防开支？
小学生都知道，稳是稳定的意思。三令五申要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上的不稳，危及政权的稳定。首先要打击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嫌嫌疑人或所谓“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的人，但按照我们多年形成的观念，那充其量不过是“一小撮”罢了，对付“一小撮”也值得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据说他们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也就是蛊惑人心，搞乱社会。可见社会是否稳定，关键在于人心，怕的是人心不稳，人心不稳则社会不稳，社会不稳则政权不稳。
维稳维了好些年，花钱花了好多亿，看看人心到底稳不稳呢？
要想得到可靠的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是不能潦草从事，老远地看一眼就作结论的。我找不到这样的民意测验结果，可能在我们这里也没认真地科学地做过这样的调查。但我“土法上马”，竟也发现我们的人心——或者叫民心——是有了不小的问题。
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是由主流媒体以“守土有责”的纪律实施“舆论导向”的，不能说已经切实做到了“舆论一律”，却也过滤了众多所谓“杂音”，基本上突出了由“党的喉舌”即党管媒体（传媒也算新名词，这里其实就是指党的机关报和国家电台电视台等）发出的声音。还有像大中学校，以“标准答案”育人，也不能不说基本有效，超出标准答案的人文思考，或得零分，或称“偏激”，都属异端，命定淘汰。然而，经过文革后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并且倡导有限度的思想解放，已见民智大开，不能设想再像文革中那样以“两报一刊”治天下，更不可能像秦始皇时期那样“偶语弃市”了（不排除有时还会师出无名地滥施抓捕，如对上网的网民跨省追缉等）。于是街头巷尾有了街谈巷议，这是真正的“舆夫之论”亦即原始语义上的舆论，是不受操控，不被收买，也无从一笔抹煞予以根除的。再加上近年网络的发展，在那片虚拟的空间，的确出现了“杂音”纷纭的局面，人们对此，说好说坏，因人而异。
如果说，在主流媒体和像大中学校政治课、历史课讲堂上，传播的是执政党——当权派的声音，是官方的声音，反映的是党心和官心（北京一位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曾经是个例外），从对这些声音的反应，也可以看出各阶层、各界别的民心；那末，从街谈巷议和网上传播的“自由谈”，则尤其可见民心所向。
这就说到我要浅析的一种社会心理了。
民间的俯耳倾听，网上的目光所聚，凡是涉及党政各级官员在公私生活中的负面现象，不管是失职渎职，滥用公权，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生活糜烂，也不管是百分之百的真相，或者虚实参半，甚至有的是“政敌”造谣中伤，但于听者，多半是采“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在无法核实也无处追问的情况下，也多是自发地持“有罪推定”的原则，总之，是听而即信，区别只在有人接力传播，有人听过算了。
常识告诉我们，在人们接受的非正式信息中，免不了会有不实信息，即所谓传言甚或是谣言。所以致此，往往由于正式信息的缺失（更不要说正式信息的虚假），于是“大道不通小道通”，古时就有“三人成虎”的典故，现代更有“苍蝇变成大象”的童话。问题是，那么多关于党与政府和公务员的正面报道、典型宣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之好人好事，怎么不能激起公众的强烈反响，口口相传；那么多的正面教育，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宣讲，怎么不能取得公众的回报认同，心心相印？而偏偏一有丑闻，立即信而不疑，继之家喻户晓，应了一句老话，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那时一片惊呼，说是“三信危机”，即信仰、信任、信念危机，一句话，就是，对共产党不那么信任了，对共产党的号令、主张，不像文革前那么坚信不疑，言听计从，一呼众诺、百诺、千诺、万诺了。而当时救之之道，还是既定之规，一是归咎于“林彪、四人帮”败坏了党的声誉，一切都是他们以党的名义搞坏了的，要狠批“林彪、四人帮”，肃清其流毒，谁不像从前老百姓那样信赖党，就是受他们的流毒之害了，必须检讨改正；二是归咎于有人（别有用心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国内外敌对势力……）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散布不满情绪，鼓吹离心离德，于是连年青诗人北岛写于文革的诗中一句“我——不——相——信”，也成了万恶之源；三是承认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存在一些问题，但重弹要区别“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和“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党和政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等老调，用宣讲者自己也未必相信的话去瞒哄群众，结果适得其反。某些固执己见，不肯稍作反思的在上者，乃更进一步指责群众，却不敢正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早自文革以前，经过十年文革，经历了从脱离群众到压制或利用群众（或利用一部分群众去压制另一部分群众，也叫作挑动群众斗群众），而甚至竟堕落到与群众对立（不说“骑在群众头上”或与群众为敌吧）的历史和现实，不肯承认丧失公信力责在自身，一味埋怨群众本来“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对党是感恩不尽的，现在居然不再同心同德，岂非忘恩负义。一来二去，越是这样与群众对立，越是激起群众的逆反心理，有些本来持中间态度的群众也“偏激”起来了。不但年轻人如此，中老年亦然，不但知识分子如此，工农亦然。于是又惊呼民心大变，殊不知这是日积月累，渐失民心，只听颂声的耳朵，听不惯怨声载道，但终于是不爱听也得听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多恶政和坏人坏事，种因于若干年前，并不都是本届当政者的施为造成的，但是政权一脉相承，因果相循，不能割断历史，撇清责任，何况群众习惯了的忆苦、诉苦方式，也属于传统的遗留呢？
上访人员过去常常得到这样的回答和劝慰，说你们的情况，基层的问题，领导上都知道。想用这样的话把访民搪塞一下打发走。我相信，上访者遇到的诉告无门，推托欺骗，以至官官相护等苦情，及其背后的政令不行，公权滥用，执法犯法等结构性弊端，上述领导确实也都知道，而且比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知道得多，知道得深。然而在现有体制和机制下，积重难返，迄无良策，所以才要维稳，包括要各地各级政府严格控制群众上访，尤其是集体上访和所谓越级上访等。虽然现在不叫防止“群众闹事”而叫防止“群体性事件”了，而在各地政府看来，几乎所有的上访群众，都属于“聚众滋事”——这也常常是他们随意对上访者强行拘留惯用的罪名，好像这些离家背井的访民都是吃饱了撑的，不拿上访当误工，偏要跟截访人员玩捉迷藏，玩猫捉老鼠，而自己扮演老鼠！仅就如何对待上访群众，就可以看出在上者的思维和运作，怎样一步步失去民心，引起民怨的轨迹了。
回过头去再说刚才的话题，那种听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干好事都不信，干坏事就相信的社会心理是怎样形成的，难道还不清楚吗？再傻再蠢再麻木不仁的草民，一次受骗可以，两次受骗可以，事不过三，三番五次同样手法的骗局，同样腔调的谎话，还不能使他们变得聪明一点吗？
提倡干部、党员做“人民的儿子”，也是要看实际表现而不是靠宣传标榜的。那些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在老农民跪拜前都无动于衷的死官僚，有谁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儿子了？就算那嘴甜的宣传家是人民的儿子吧，人民能把瞎喊“狼来了”的撒谎的孩子，看成是说“他没穿衣服”的诚实的孩子吗？这样的要求，不是也太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智商吗！？
上述对党不信任的社会心理的形成，已不止三年五载，而是长期欠账的结果。这里还不是说什么具体的债欠，而是指诚信的丧失，目前使党的事业的继承者们，亦即在上者所深感不快的，其实是不得不接受的历史惩罚：
其一，过去善作夸大的以至虚假的自我宣传，一切全好，百分之百，从无错失，对未来则作空头许诺，也是一切全好，百分之百，然而事实打碎空言，导致逆反心理，百分之百的肯定，物极必反，变成百分之百的怀疑乃至否定了。
二是，过去掩盖真相，把真相斥为谣言，但事实是顽强的，一只手难掩天下人的耳目，难掩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人们几经反覆以后，难免习于反其道而视之，纵令遇到真正的谣言，也甚或信其为实事了。
举例来说，1957年整风鸣放时，人们响应号召，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意见，帮助整风；后来一翻脸，说共产党“成绩是主要的”，你为什么不说成绩而说缺点，说错误，岂不是给党抹黑，攻击诽谤？又说丰功伟绩是浩浩“主流”，缺点错误是小小“支流”，前者决定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本质”，后者是一时一地个别人不代表本质的“现象”！这些“哲学”歪理可以愚民于一时，怎么能长远为千百万身历亲经当代一切事变的人所信服呢？1959年又大唱“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说导致饿死千百万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绩占九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那么大点的缺点错误。于是，只要说一句“放卫星”是虚夸，说一句粮食不够吃，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算账派观潮派总之是右派，若是说某地饿死人了，那就是现行反革命！
再举一例，1976年“四五”清明，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发集聚悼念周恩来，同时以诗词影射抨击江青、张春桥，因毛泽东听汇报后认定是针对他的，遂大举清场镇压。嗣后从首都到各地，针对群众传抄天安门诗词，并有一些关于高层领导核心中涉及江青和批邓等等的传说，又自上而下开展了一个“查谣”的战役，实行瓜蔓抄式的追究，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称得起再一次“红色恐怖”。然而几个月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事实证明，当时所查的“谣言”，尽管细节不尽准确，却都不无根据，其来有自。
这都是几代人走过来的历史。文革后的三中全会上，重提“实事求是”的口号（当然不止是提口号，而且辅之以平反冤假错案等实际行动），受到公众的欢迎。人们深知，“实事求是”的“实事”，指的就是“事实”，有了事实，有了真相，才有你所求的“是”；离开事实，离开真相，就没有人们要求的“是”，人们更不会点头称是。这样的心态是理性的。
在尚未依法享有公民应享的充分知情权的人们，他们对资讯不足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在资讯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听取非正式的信息，并做出自己的带有某种主观色彩的判断，是正常的。他们对某些缺乏诚信的人，对某些缺乏公信力的公众人物或机构单位的言行，持保留的态度，存疑的态度，甚至作某种臆测、猜度和分析，也属于凡有思维能力的人皆可能有之的常情。这与理性的心态并无矛盾，而正是一种要求“拿出事实来”的理性，什么花言巧语、屏蔽遮掩，在公众的这种理性前，都是欲盖弥彰，心劳日绌，休息去吧！
用简单的办法，是不能改变人们经由多年实践特别是饱经忧患换来的教训（所谓反面经验）的。如果不是靠自身的改革和完善，而是责备群众，用围追堵截的方式施压威慑，那结果是会造成反弹的。“强扭的瓜儿不甜”，怎么能想要人爱你人家就爱，想要人信人家就信你呢？要改变一种社会心理所需的时间，不会少于这种社会心理形成的时间。更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关键在于事实真相和实际行动。
时间将最后解决问题，大家都要有一点耐心才好。
2011年7月21日
祝贺杨绛先生百岁大寿
杨绛先生：您好！
向您拜寿！按中国民间算法，您今年已是101岁大寿，一到7月17日，您就迈进第101个年头的门槛了。
读到您在文汇报上的答问，超强的记忆力，清明的理性，暮年而葆有朝气，给人温暖和欣慰。周毅的提问也好，她是认真读过您的书的。
多年来，我从您做人和为文中，读到您生命力的坚韧，并为您感到骄傲，您不忌讳这两个字吧，您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柔能克刚的那一类型。
但同时，我也感到微微的怅惘：像您这样的人不会再有了。
您这个“人”，是百年沧桑和您自己家世身世阅历通过您的个性研磨造就的。在您身上，我才懂得了“学养”两个字。一般的“博学”“审问”，有自觉的努力可以做到，“慎思”“明辨”就不那么容易。这里有您天生的悟性，书香的薰陶，尤其是亲经几乎空前甚至绝后的得天独厚的时代剧变（谁还能重历一遍辛亥、五四、抗日、内战和1949年后的光影斑驳），您以好奇、探询、思考为生活，包容东西方文明形成的教养玉成了您的一生。说您“世事洞明”，自然当之无愧，而您更达到了超越世俗的人生（不仅是人生边上的）智慧。
这是难得的通达和透彻（不是机巧和小聪明）。现在媒体经常炒作所谓“达人”，他们那里有什么达人，真正意义上的达人在您这里！
我不敢说对您有多么深入贴切的理解，更不敢说从您这里学到了一些什么，但我终于可以说，不期而然地成了您“同病相怜”的——“聋”友！听觉障碍两三年来急剧严重，不戴助听器就无法与人交流。不过，我已经以阿Q精神对付之了。另纸抄前年打油诗一首，供一笑！
我和谢文秀向您再拜，祝：仁者寿，智者寿，并勇者寿！——您虽低调处世，但在在表现了仁者智者之勇，您是百年人生中的胜利者，不是吗！？
钱先生和钱瑗都会赞同我这一说法的，我有这个自信。
邵燕祥上
七月十二日二O一一年
〔附〕失聪打油
春风过耳马如聋，把酒论人雷自轰。只为偏听常俯耳，并非慎独且孤行。失聪便怪人能静，聆教翻疑语不通。莫笑身无天子相，老夫忽地变真龙。
二00九年十二月廿三日
对官员的“精神卫生”检测
6月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精神卫生法（草案）》征求公众意见。人们最关心的是，法律能不能保障正常人“不被精神病”。
这方面的舆论沸沸扬扬，足够立法部门好好消化一阵了。而我在这里拾遗补阙，是要建议对所有官员（分步骤地展开，可从主要和重要官员开始）在任命前进行“精神卫生”检测。
现在乡镇以上各级主要官员，在第一线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沉重的工作压力，任务、责任，政绩指标、维稳要求，以至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诱惑，无不形成负担，引起焦虑。而心理素质各各不同，应对和承受能力各各不同，日积月累，足以致病，首先是精神疾患。
“精神卫生”检测，就是关心他们的精神健康，防止精神疾患的恶性发作。
手边就有一个例子：恰在上述《精神卫生法（草案）》公布的一个月后，7月10日晚，河北邯郸一个区长（区委副书记），被发现在办公室颈部割裂死亡。上级机关联合调查确认，“排除他杀可能，系重度精神疾患自杀死亡”。而死者生前，他周围的人对他重度的精神疾患显然重视不够。据新华社报道，“死者家属反映：‘最近两个月他一直比较忙，回家睡觉也睡不好。以前就有这个症状，他本人也怀疑有抑郁（症）倾向。’市中心医院医生也说：张海忠今年6月25日和7月3日两次前来就诊，医生给他开了镇静类药物。”
死者生前从自觉症状的失眠，怀疑自己有抑郁症，而家人、同事乃至领导之所以熟视无睹，是对抑郁型精神疾患习以为常，不以为病。正像一般体检并不包括精神卫生检测一样。我以为，在体检中加入有关项目，特别是对各级负责官员，任命之前，公示提职之前，进行精神卫生检测，是应该提到议程上来了。
这不仅关系到公务员的个人健康，更关系到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整个行政系统正常运转的效率，乃至一乡一县一省一市一国的安全。
我们刚才只是举出抑郁症一例，而精神疾患却还包含了像偏执型和其他强迫性的表现。据说希特勒就是个可称偏执狂的精神病人，设想他在1930年代当选德国政府总理后，履任之前，若经过检测，认为他已丧失或部分丧失行为责任能力，因此不具备上台的资格，就可防止一次长达12年的“疯人治国”，那一段历史不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吗？斯大林也有类似问题，如果说他的问题只是所谓“晚年错误”的话，那末他大概也正是老年偏执狂加上老年多疑症患者。当然历史不容假设，然而，我们以史为鉴，岂不是可以多少避免重蹈覆辙吗？
记得近二十年前，由穆欣的一个话题说起，他是被人告密，揭发他说江青脑子有病，而排除出中央文革小组的。看来，江青不愿人说她有病，正合着“讳疾忌医”这句成语。我们冷眼旁观，她至少有我们常说的“歇斯迭里”那种毛病。不知道如经检测，是否会认为她的行为能力受到影响，则特别法庭会依法给她减刑呢。——这也是对历史的假设，笑谈了。
不过，说到这里，我想，即使国务院法制办没有提前截止征求意见，即使我正式提出对各级官员首先是主要和重要官员实行“精神卫生”检测的建议，恐怕被采纳的可能等于零。
这是基于我对当代国情特别是“官情”的认识。不客气地说，这个建议虽好，在目前怕是极难付诸实行。它比让官员公布财产更“超前”。如果这方面舆论一起，那末，大声疾呼反对和防止“被精神病”的人群构成就会改变，不是在“被精神病”阴影笼罩下的正常的普通人，而是强调自己属于正常人的各级官员了。倒是那些曾经使不少正常人“被精神病”的精神病院，又会纷纷遵旨不经检查就给各级官员开“心理健康，无精神疾患”的证明。所以，“精神卫生”检测之议虽好，一入大家熟悉的“酱缸”，也就变成一纸空文，劳而无功了。
暂且把此议收起来，存以备考。
2011年7月26日
公务员的“门槛”
公务员考试越来越热门，岂仅十里挑一，百里挑一，甚至成千的人里挑一。但仍见莘莘学子，有各地各类高校本科毕业生和硕士、博士资格的适龄人趋之若骛，就像媒体说的“全国人民奔协和（医院）”一样。我每每想对这些意气风发的精英们远远大喊一声：“嗨，慢点跑，慢点跑，想想你要进这个‘门槛’，准备好了吗！？”
我说的这个门槛，不是俗语说门槛越来越高或门槛越来越精的那个门槛，而是19世纪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写的那个《门槛》。
那是一篇散文诗，我们这里早年有巴金的译本（后来黄伟经等还曾重译过），篇幅不长，但对那个想跨进革命“门槛”的姑娘的一连串提问，却是惊心动魄：“你想跨进这门槛，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吗？”“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吗？”“知道你会和人世隔绝，完全孤零零一个人吗？”“知道不仅要躲开敌人，而且要抛弃亲人，离开朋友吗？”“你情愿去牺牲吗？”甚至你会遭到不是敌人而是来自你的同志的打击……
后来，那曾经横在旧俄革命者面前的“门槛”，到20世纪，又引来了中国几代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样以“我知道”和“我准备着”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跨进了革命的“门槛”。他们跨进门槛以后，在地下秘密斗争中，在战场和非战场，对敌斗争和内部斗争中，他们所遭逢应了预言，他们以忍受实现了他们的承诺，他们“求仁得仁”了。
此间的公务员考试，不是在革命战争、秘密斗争的时期，而是在革命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六十年后，尽管还没有最后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毕竟已是在执政条件下，情况与《门槛》一纸风行的年代完全不同了。这里的“门槛”，不再是为革命者设置的类似苦行的考验了；跨过这一道门槛，就是作为执政当局庞大公务员队伍的一员了。一般说来，等待着公务员的不会再是一连串寒冷、饥饿、监狱、疾病，甚至死亡了。当然，有时需要到抢险救灾的第一线，跟群众一起吃些苦，受些累，却也只是一时的特殊情况，并非仕途常态；而且有现成的政治术语可资应对，如“为人民服务”、“与群众同呼吸，共患难”之类，跟从小入队、入团后来入党誓词一样可以随时上口的。
我不知道这些年历届公务员考试，除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学说和科学发展观这些属于指导思想方面的常识，以及某些现行政策的内容以外，在笔试尤其是面试中，是否还要针对应考者的思想道德品质修养提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是否有助于应考者对从政生涯寄予期待同时，也对可能遇到的实际如“官场险恶”有所准备。
因此，我设想，在公务员的门槛前，除了应该问他们对基本国策、政策法令以至《公务员法》等是否能烂熟于心，还应该问问他们对当下官场现状了解多少，比如：“你知道在有些地方或基层，好官难当，你坚持操守便属另类，成为某些势力的眼中钉，会遭受嘲笑、挖苦、孤立、排挤、打击，不但对你，甚至你的家人，妻子的工作、处境会受影响，小孩的安全会受威胁，被所谓不知名的人砍砖头，……这时候，你还能坚持不跟腐败分子同流合污吗？”
我甚至想，应该设问：“你是否知道，你在只要你服从和执行领导指示，不需要你有独立思考，更不得有不同意见的‘职场’，有明规则还有潜规则，有时候你得充当上峰错误决策和犯罪行为的替罪羊，特别是你如果没有强大或比较强大的‘背景’，还会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互抓把柄的牺牲品，因为你介入太深，了解内幕太多，你甚至要准备被‘杀人灭口’，那就未必是几年十几年最终会被‘捞’出来的一员，而是将一去不复返了。对这样的不无可能的前途，你能像旧俄那个想革命的姑娘那样，在回答‘你情愿去牺牲吗’的时候，干脆地回答‘是的’吗？”
怎么，你害怕了？你只看到了仕途的光明面，甚至只看到了权力的诱惑，寻租的机遇，公款的挥霍，急遽的升迁……你愿意为获得这些而赴汤蹈火，火中取栗，但你没看到爬得高，跌得重，在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中，真是危机四伏，一步错棋，全盘皆输，随时会给你一个“神马都是浮云”。何况还有你忘到脑后的草民，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盯着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人在干，天在看”啊！
当然，你也可能运气好，在公务员的“门槛”前，并没遇到这让你尴尬的问题，但是，聪明人，你就不会自己向自己提几个问题试试吗？——报考公务员的人，没一个不是聪明人，只怕私心太重，聪明窍被堵塞了。
201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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