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清朝历代皇帝实录中，清太祖努尔哈齐实录版本最多，流传下来的有《满洲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太祖高皇帝实录》三部。其中，尤以《满洲实录》最为特殊，它不似其他实录满、汉、蒙三种文字各成一部，而是三体文合璧，且附带插图，形式上独树一帜，成书上也疑点颇多。正因为如此，从《满洲实录》被发现那一刻起，对它的讨论就从未中止过。以内藤虎次郎、山本守、神田信夫、今西春秋、松村润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该书的研究上建树颇丰，并一度取得领先地位。在中国，台湾学者也不甘落后，陈捷先、庄吉发等都是该领域的专家；在大陆，对《满洲实录》的研究也不乏其人，早在民国时期，孟森、方甦生、徐中舒、单士元等，就对该问题予以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钟翰、秦国经、郑天挺、薛虹、郭康松、齐木德道尔吉、达力扎布、乔治忠、谢贵安、杨勇军等人先后发表了不同见解，将《满洲实录》以及清实录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满洲实录》成书问题
1.《满洲实录》与《太祖实录图》的关系
《太祖实录图》早已不存，最早对其进行记录的是《旧满洲档》，据天聪九年（1635）八月八日记载：“tere inenggi sure kan，nenehe 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 be juwe howajan jang jiyan，jang ing kui de niru seme afabuha weile be nirume wajiha sain seme jang jiyan de emu juru niyalma,emu ihan,jang ing kui de emu juru niyalma angnaha.”《旧满洲档》第九册，台北影印本，4415页。汉译为：“是日，淑勒汗交付二画工张俭、张应魁据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书绘制图画的工作，很好地绘制完成了，赏张俭人一对、牛一头，张应魁人一对。”《太宗文皇帝实录》也有相似记载，天聪九年（1635）八月乙酉：“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战图》成，赏俭人口一户、牛一头，应魁人口一户。”《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4，天聪九年八月乙酉。
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太祖实录图》（或称《太祖实录战图》）乃《满洲实录》之原本。最早得出此结论的是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905年他发现了深藏盛京崇谟阁的《满洲实录》，后介绍于世，并根据《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九年八月乙酉条的记载及《满洲实录》末尾《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通过二者的结合、对应，进而认为二张所绘《太祖实录图》就是《满洲实录》的原本。今西春秋指出《国朝宫史续编》、《开国方略联句诗》的注释和《满洲实录》末尾注释有大致相同的记述，支持了内藤的说法。
国内学者也大都赞同此观点。徐中舒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说过“汉文《太祖实录图》又称《满洲实录》，成于天聪九年八月”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82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的话。20世纪80年代，单士元在整理清代实录时说：“皇太极（清太宗）天聪九年曾为其父努尔哈赤（清太祖）编纂一部有图有文记录开国事迹和其他事迹的实录，题名《满洲实录》。”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秦国经等在介绍清太祖实录纂修过程时说：“天聪元年（1627），太宗命额尔德尼等修太祖实录，历时八载，至天聪九年（1635）八月画工张俭、张应魁始将合绘的太祖实录图告成，名《满州实录》。”秦国经、胡启松：《清代的实录》，载《历史档案》，1989（4）。另外，白寿彝、郭康松、瞿林东、薛虹、乔治忠等也都在不同场合阐述了《太祖实录图》与《满洲实录》是同一部书的观点。这一看法已成定论，似无疑义。
但是，2002年，对清实录研究颇有心得的日本学者松村润发表《清太祖实录研究》一文，对《满洲实录》重绘自《太祖实录图》一说提出质疑。经他考证，《太祖实录图》只是图画本，不可能是《满洲实录》的原本，《满洲实录》是据崇德初纂《太祖太后实录》重绘的，沿袭了其满文本八卷八册的样式，但并没有照录其内容，而是完全依据顺治重修本的内容绘写。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学者陈捷先就通过满文清实录的研究，发现《满洲实录》的满文部分与顺治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满文内容几乎一致的事实，他从而推论，《满洲实录》的附图部分来源于天聪末叶成书的《太祖实录图》无疑，但文字部分却是取自顺治本武皇帝实录。参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160页，台北，大化书局，1978。
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杨勇军在松村润、陈捷先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满洲实录》不是重绘自《太祖实录图》，而是乾隆朝官方伪造的最后一本努尔哈齐实录，成书晚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他看来，《太祖实录战图》只是一本没有文字的图册，《满洲实录》中清高宗题诗注文所言“实录八册”为《太祖实录战图》八册，而非后世学者以为的《满洲实录》八卷。他同意陈捷先提出的该书内容照抄《太祖武皇帝实录》之观点，但是图画部分则“是在‘重绘’77幅《太祖实录战图》的基础上还补绘了关于满洲起源神话的6幅图”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载《清史研究》，2012（2）。。
不过，长期以来，学界虽然普遍认同《太祖实录图》就是《满洲实录》的原本，但是对其名称，各人又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天聪九年（1635）完成的插图本，初名《满洲实录》，如单士元曾说：“天聪年间绘图本，原来只题满洲实录，亦未称太祖实录。”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郭康松认为，《太祖实录战图》之名是乾隆时才有的，因为该书附有插图，所以乾隆帝题为此名。参见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载《咸宁师专学报》，1997（1）。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满洲实录》之名是乾隆朝重绘时所取。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称，《满洲实录》原名《太祖实录战迹图》，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四部绘写本成书时，才改题现名。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五卷，2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瞿林东在《中国史学史纲》中也采用此观点。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40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薛虹亦表示《满洲实录》之名是乾隆朝重绘时所取，但是他提出该实录原名既不是《满洲实录》，也不是所谓《太祖实录战图》，而应称为《太祖实录图》才对。并且，《太祖实录图》也不是正式名称，只是对实录图文并茂的形象描述语而已，早期实录蓝本没有正式名称，“其实，从重绘《满洲实录》时称之为‘开国实录’、‘太祖实录战图’等等，也可见原并非正式定名为‘太祖实录图’，无非是太祖的实录的图的意思罢了！”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至于乾隆时期为何摒弃《太祖武皇帝实录》，突然重绘《太祖实录图》，并改称《满洲实录》，作者表示难以理解。他对此次重绘改名的原因给出了可能的解释，将其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纂修《满洲源流考》联系起来，认为此举可能是为了突出满洲称谓。参见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与薛虹一样，乔治忠也指出“太祖实录图”不是一个正式名称。《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太祖实录图”字样，只是后来对该图的一种称谓，天聪年间并无此称。乾隆朝对《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称谓有多种，如“开国实录”、“太祖实录战图”、“图本”、“太祖战图实录”等，直到重绘写本时才正式定名“满洲实录”。不过，在“满洲实录”正式定名的时间问题上，他与薛虹发生分歧。薛虹认为《满洲实录》定名于乾隆四十六年，而乔治忠则认为，正式定名《满洲实录》最早也应是乾隆四十八年之后的事了。参见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原载《南开学报》，1992（6），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72~187页。
笔者亦认为，从《旧满洲档》的记载来看，只是太宗让画工根据“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英明汗行事典例书）绘制图册而已，并没有提到该书的名称，可见当时还没有命名。至于《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出现的《太祖实录战图》之名，想必是后来所取。从上述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看，《太祖实录图》极有可能就是《满洲实录》初纂本。
2.《太祖实录图》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关系
与《太祖实录图》密切相关的是另一部努尔哈齐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二者之间关系如何，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同时也存在较多分歧。
以徐中舒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太祖实录图》与《太祖武皇帝实录》是两部不同的书，二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徐中舒说：“汉文《太祖实录图》又称《满洲实录》，成于天聪九年八月。《太祖武皇帝实录》成于崇德元年十一月。这两部实录，都成于沈阳朝廷。”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将它们称为两部实录。孙文良曾称赞皇太极统治时期“编撰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是清朝的建国史，也是成文的满族勃兴史”孙文良：《〈满洲源流考〉辨析》，载《社会科学辑刊》，1987（3）。。可见，他也是将这两部书当成不同的实录对待。郭康松在《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一文中也判定《满洲实录》八卷成书于太宗天聪九年（1635），与《太祖实录战图》是一回事，随后又介绍《太祖武皇帝实录》于太宗崇德元年（1636）初纂，并没有说二者之间存在渊源关系。参见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载《咸宁师专学报》，1997（1）。齐木德道尔吉的《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一文，细致梳理了太祖实录的纂修过程，认为崇德元年完成的本子初名《太祖太后实录》，而不是《太祖武皇帝实录》。到顺治朝重修以后，才定名《太祖武皇帝实录》。此外，他还提及，与《太祖武皇帝实录》同时问世的，还有汉文、满文和蒙古文对译的、带有图画的《满洲实录》。但是没有指出《满洲实录》的具体编纂过程和纂修时间，也没有说明《满洲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关系。从作者的叙述中来看，似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渊源、师承关系，应是两个独立的版本体系。参见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而包括孟森在内的多数学者都认同《太祖实录图》成书于《太祖武皇帝实录》之前，二者之间存在师承关系，《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在《太祖实录图》的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的。
孟森在《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中有言：“清太祖第一次纂修实录，在天聪九年。先成太祖战迹之图，每图带说。既成，而又摘图中之说，别为一本。两皆名之曰武皇帝实录。”之所以称为实录，是仿照“中土旧有之帝王体制”，但其实他们不知实录为何物，故而文字、体例与历代实录不合，这就造成了早期的实录与后来的实录在文字、体例上的差异。参见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4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从上述文字可知，孟森认为，《太祖实录图》成于天聪九年（1635），《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太祖实录图》成书后，剔除插图而改编的纯文字版本，二者同源，且当时都称之为《太祖武皇帝实录》。或者可以说，《太祖实录图》是《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模本。孟森又讲到，康熙时重修太祖实录，谓之《太祖高皇帝实录》，雍乾时期再加修改，为太祖实录之定本。因为带图本为孤本，乾隆帝恐其遭意外之损，所以摹绘了新本。新本有些许改动，与初纂、再纂及定本皆不同。参见上书，482页。可见，他认为《太祖实录图》、《太祖武皇帝实录》以及康熙重修本《太祖高皇帝实录》、乾隆定本《高皇帝实录》、乾隆重绘本《满洲实录》是一脉相承的。
单士元在整理实录之札记中，师承导师孟森之说，也认为《太祖武皇帝实录》是清太宗皇太极“将满洲实录中的图画撤去，整饬文字”，改编而成的。参见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方甦生推测《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纂修是实录图成之后的事，“此本想是以太祖实录图去图尊谥写成的”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载《辅仁学志》第7卷1—2期，1939。。庄吉发也持此观点，因《太祖实录图》与历代帝王实录体例不合，所以太宗命人“以满、蒙、汉三体文字改编实录。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十一月，纂辑告成，题为《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共四卷四册，简称《太祖武皇帝实录》，就是清太祖朝实录的初纂本”庄吉发：《清史拾遗》，100页，台北，学生书局，1992。 。
郑天挺称《太祖武皇帝实录》成书于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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