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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世界的真相：从本质到异化 第一章：“什么是人？什么是世界？” 冲出“楚门的世界” 从“超感性王国”到“灵与肉”的缠斗 “凡是现实的，就是合乎理性的”：男人出轨的“偶然性” 辩证法的真相：唱片公司与情感关系 英法庸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破解不了的“千古之谜” 第二章：超越英法庸俗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哲学 “千古之谜”的成功破解：农鞋与锤子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劳动与禅 从“什么是人”到“如何做人”：阿甘与正能量 作为人类本质的“劳动”：“森田疗法”的精神医学实践 作为人类本质的“交往”：“你存在我的歌声里” 作为人类本质的“感觉再生产”：鸡，鼻涕与唾沫 作为人类本质的“需要再生产”：《格尔尼卡》的丰富价值 总结：马克思的“感性生活存在论” 第三章：你为什么不幸福——人类本质的异化 人类劳动的异化：当职场变成“战场” 表达自由个性的劳动：土地的温情和手工艺的美与德 劳动异化的真凶：标准化操作规程背后的资本逻辑 被阉割了个性的白领与蓝领：我是一张餐巾纸 被阉割了个性的房地产销售：我是一台自动售货机 被阉割了个性的时尚杂志编辑：我是一个消费主义代言人 被阉割了个性的艺人文案宣传：我是一把炒勺 总结：资本逻辑的“阉割术” 自愿还是强迫：隐藏在劳资合同里的经济挟持 劳动者的高薪酬≠西方发达社会的无产阶级消失了 撞死在逃犯的酒驾者：“对与错”还是“利与弊” 人类需要与感觉的异化1：被金钱榨干自由的“经济人” 人类需要与感觉的异化2：被消费主义病毒感染的我们 人类交往活动的异化：“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 总结：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预言的时代 下部 文化生活的真相：卸掉现代性的美妆 第四章：诊断现代性：我们时代的文化病原体 启蒙的童话：一张“人类终获幸福”的空头支票 现代都市人的切肤之痛1：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 现代都市人的切肤之痛2：攀比身份取代个性身份 现代都市人的切肤之痛3: 消极自由遮蔽积极自由 现代都市人的切肤之痛4：影像景观强暴真实世界 现代都市人的切肤之痛5: 人生意义的磨灭 总结：现代性的惊悚素颜 第五章： 超越资本逻辑与现代性：历史的丁字路口 受困于现代性的弱势民主：放弃治疗的灾难 是“找个理由随波逐流”，还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 內容試閱： 现代都市人的切肤之痛1：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 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结识一个朋友，还是打量一件物品；无论是听闻到的一种知识技能，抑或是面对他人眼中渴求援助的目光，你的内心是不是经常会不由自主的以这样一种“泛工具化”的惯性思维来审视面前的对象呢？ 譬如，当“我”在聚会中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如果他（她）是同性，“我”很可能会在心里发出这样一个疑问：“这个人有什么用？将来会不会成为我的销售客户呢？”如果她（他）是异性，“我”则会问自己：“这个人有什么用？将来有没有可能做我的女朋友（男朋友）呢？” 当“我”收到亲戚长辈所赠送的一套“凭君点出流霞盏，去泛兰亭九曲泉”[ （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的景德镇陶瓷，我们的内心往往会在第一时间产生出这样一个疑问：“这套陶瓷器有什么用？我收藏它的话能升值吗？” 当“我”听到自己亲戚家的孩子报考了某大学的冷门专业时，我们会对此迷惑不解：“学这门专业有什么？将来能帮你找到工作吗” 当公司的同事诚恳的请求“我”为他刚刚完成的广告设计提点意见时，“我”会一边故作谦虚的婉拒，一边在心里默念：“给你的广告设计提意见对我有什么用？难道你的工作业绩也能算我的一份吗！” 在上面只考量“有什么用？”的“泛工具化”思维模式看来，几乎所有的朋友、同事、礼品信物、艺术、知识、言谈话语等都可以被还原为一个个能够实现“我”自身某种赤裸裸的功利性目的的使用工具。换句话说，“个人也必然被当作‘物’，而不是‘人’来对待，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益的工具。一句话，个人消失在他的功能之中”[ （美）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 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页。]。 这样一来，所有仅仅作为“使用工具”而存在的朋友、同事、礼物、艺术、知识、言谈话语有朝一日无法再满足“我”对于经济利益或者感官享受等功利需要的话，那么“我”也就会毫不犹豫的将这些已经“没用”的“工具”统统扔掉。于是，对很多现代都市人来说，“没用”的朋友和同事就都与我们之间变得疏远隔膜，甚至彻底失去联络；承载着浓浓的亲情的礼品信物也由于“没用”而被漠然的丢进了垃圾堆；那些极具审美价值的高雅艺术由于“没用”而受到冷落和忽视，其爱好者和表演者们也由此遭到了嘲讽和耻笑；觉得那些深刻的知识“没用”而很少对它们进行研究学习的人们，因此变得越来越浅薄……一句话，在不少现代都市人看来，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使用工具，而所有这些工具仅仅分为两类：对自己有用的工具和对自己没用的工具。 对于现代都市人的这种扭曲的社会心理，马克思又一次做出了精准的预言：“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提出质疑：“那些例子虽然存在，但‘有什么用？’毕竟只是某些人的思维模式，不能因此就认为所有现代都市人都以‘泛工具化’的惯性思维来考虑问题，这是以偏概全！” 我必须再次澄清一遍：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究竟有多少人会以那样的惯性思维来看待他的生活，而是在于深入剖析导致这种惯性思维出现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根源。在制度基础层面上，正如前文所阐释的那样，“资本——雇佣劳动”这一社会生产关系本身就已经蕴含着“人沦为生产工具”这一压迫性结构，另一方面，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市场经济又导致人类的劳动产品被交换价值切断了一切神圣的独特个性，从而沦为表征一定金钱数量的商品。因此，内在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功利主义制度属性也就构成了现代都市人那种“泛工具化”心理的制度性必要条件。当然，“必要条件”不等于“充分条件”，我们还得在“现代性”精神气质和文化逻辑中进一步挖掘“泛工具化”社会心理的文化根源。 我们已经说过，现代都市人身上所普遍凝聚着的“现代性”精神气质和文化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秉承了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那么这种“有用者取之，无用者弃之”的“泛工具化”社会心理和启蒙运动又有什么内在关联呢？众所周知，“理性至上”的精神主题正是整个启蒙运动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但问题是，“理性”绝非铁板一块！实际上，人类的理性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只有两者的并驾齐驱才能实现人类真正的幸福。 所谓“工具理性”其实就是指“手段理性”，即为实现日常生活中的某一目的（无论这种目的属于真善美，还是假恶丑），我们使用的工具手段所具有的效率高低。而与此相区别的“价值理性”则是指“目的理性”，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要实现的每一个目的本身所具有的合理化程度。因此，工具理性的不断进步也就意味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的工具手段越来越“有用”——人类所掌控的一切工具手段都发挥出了越来越高的利用效率。而价值理性的全面提升则意味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制定的前进目标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审美价值，以及情感价值等非功利性价值越来越高，即我们在生活中所追求的每一个现实目标都越来越彰显出冰魂雪魄的道德情操，越来越展现出诗意盎然的生命之美，越来越散发出大爱无疆的人间真情。 然而，就像黑格尔对于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所揭示的那样：“有用就是启蒙的基本概念。”[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7页。]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不仅没有特意在概念上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区分，而且他们的思考模式本身就体现出一种推崇“有用”的工具理性而淡化“没用”的价值理性的明显倾向。譬如，法国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一直将“真理”归结为“有用的发明”：“我们毕竟认识了很多真理，我们找到了许多有用的发明。”[ （法）伏尔泰：《哲学通信》（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学科学研究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页。]而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阿塔夫里阿诺斯所言：“当今世界实质上是欧洲的扩张和全球霸权的产物，也是这种扩张和霸权所激起的反应的产物。”[（美） 阿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886页。]由于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被资本逻辑的“全球化”进程传播至世界各地，所以地球上越来越多的现代都市人都有失偏颇的将“工具理性的进步”当成了“社会进步”的代名词，本来更应该受到重视的价值理性反而遭到了普遍的冷落。 就这样，随着各项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工具理性高度发达的人类越来越懂得如何将“没用”的动植物转化为“有用”的动植物资源，将“没用”的矿物转化为“有用”的矿藏资源，将“没用”的理论知识转化为“有用”的信息资源，以及将“没用”的“社会闲散人员”转化为“有用”的人力资源，从而把所有这些资源统统当作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为达成某种现实目的而加以利用的工具手段。 然而，我们利用这些工具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本身却越来越单调乏味，越来越冷酷无情，越来越卑鄙无耻！换句话说，由于现代都市人对于“手段是否有用？”这一功利性命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可对于“目的是否合理？”这一非功利性命题的反思却越来越少，所以在我们的工具理性不断飞速进步的同时，我们所拥有的价值理性反而正在遭受着萎缩变形，甚至腐烂生蛆的悲惨境遇。因此，现代都市人所普遍具有的这种“重手段而轻目的”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逻辑正是“现代性”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既然如此，那么工具理性对于价值理性的压制又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呢？ 它造成的是一种颇具危害性的文化危机——越来越多的现代都市人深陷于某些其所要实现的目的意图并不合理的社会技能、科技产品、本职工作等工具手段所形成的泥泞沼泽里无法自拔，以至于害人害己。 为了更好的诠释这一文化危机，我们不妨举一个每一个80后和90后都耳熟能详的例子，这就是由藤子F不二雄和藤子A不二雄所共同创作的漫画《哆啦A梦》！ 只要你对这部漫画里所有的短篇故事进行归纳总结，就会发现：无论主人公大雄（旧译为“野比”）使用哪一种哆啦A梦四次元口袋里的神奇道具，最终的结果永远都要比他没使用这种道具之前还要糟糕得多。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节设置？ 其实，正是因为得益于这种情节设置，《哆啦A梦》这本漫画作品所蕴含的深邃思想才得以被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即：如果手段工具的使用者在目的意图上所体现出的道德价值、审美价值和情感价值都比较低的话，那么即使被他利用的工具手段所具备的“科技含量”再高，使用者最后所得到的结果也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漫画中，由于大雄不仅学习成绩极差，经常被老师罚站，而且因为他的家境较差、身体羸弱，平日里总是遭到同学胖虎（旧译为“大胖”）和小夫（旧译为“强夫”）的欺负，自己喜欢的女孩静香（旧译为“静子”）又整天和学习优异的高富帅出木衫在一起，所以他的校园生活和课外生活都过得很压抑。久而久之，大雄便有了一种对自己的现实生活进行“报复”的极端心理。这样一来，每当哆啦A梦好心好意的将某种22世纪的高科技工具借给大雄时，大雄要么就是利用它去找胖虎和小夫复仇，从而让他们对自己俯首称臣；要么就是妄图以这种工具实现对于名列前茅的考试成绩或者大量零花钱的不劳而获，从而得以在静香面前炫耀，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于是，在大雄每一次使用神奇道具的过程中，他所拥有的工具理性都极度膨胀，而价值理性却迅速萎缩，因为他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了“道具有没有用”这种以功利价值尺度来衡量手段工具所具有的利用效率的问题，几乎不去反思自己现在正打算实现的“向胖虎和小夫复仇”、“对于学习成绩和零花钱的不劳而获”、“满足虚荣心”等这些目的意图本身是否道德、是否优雅、是否富有人情味儿、是否值得他去实现！也正是由于哆啦A梦的神奇道具总是被龌龊的滥用，所以它们不仅没有给大雄带来幸福的生活，反倒导致他和身边的小伙伴们屡屡成为高科技发明的受害者！ 难道这仅仅是《哆啦A梦》的作者为取悦青少年读者而设计的噱头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这恰恰是对于“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所引发的文化危机的真实写照！对此，美国当代著名文化哲学家哈曼在接受波兰记者奥辛廷斯基采访时所发表的观点真可谓是一语中的：“我们唯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 （波）奥辛廷斯基主编：《未来启示录》（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的确，从二十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与社会科学领域所包含的各项科学技术的狂飙突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如何实现那个目的”这种提高人类工具理性的问题得到了满意的解答。但与此同时，现代都市人对于“为什么要实现那个目的”这种提升我们自身价值理性的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思考却逐渐减少。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遭遇和漫画里的大雄相似的境遇： 现代都市人在“成功学大师”们所开设的各种工具理性课程里寻求“如何让自己公司的盈利额早日突破千万大关”的科学营销手段，却很少调动起自己的价值理性去深入反思：“为什么一定要赚这么多钱呢？难道成为千万富翁能够换回被‘我’的商业事务所大量占用的与亲朋好友之间进行情感交流的美好时光吗？就能抵偿被终日的各种生意应酬所荒废掉的‘演奏小提琴’这种曾经带给自己丰富审美体验和兴趣爱好吗？就能够减少自己公司通过大量广告宣传所散播的‘消费主义病毒’的社会危害吗”？ 现代都市人通过QQ、微信、微博等越来越多的网络互动工具来寻求对于“如何更快捷、更便利的与朋友进行远距离沟通”的方法，但却不去思考：“既然‘我’和自己的大多数朋友都身处一座城市，为什么大家非得进行‘远距离沟通’而不能将这些刷微博、发微信、聊QQ所花费的零散时间汇集起来，组成一个周末的傍晚时间来召集各位好友来小聚一下呢？毕竟，就算‘远距离沟通’这一目的可以顺利实现，但这难道就能满足老朋友之间长期不见面而产生的思念之情吗？” 现代都市人所下载的手机监听软件虽然解决了“如何让自己的妻子（老公）毫无察觉的接受电话监听”的技术难题，但我们却拒绝以价值理性的思维方式来拷问自己：“为什么要监听她（他）的全部电话？就算‘我’实现了自己的监听目的，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并没发现她（他）有任何出轨行为，可这仍然意味着，‘我’对她（他）就连最基本的信任和尊重都没有了，这样的婚姻又有何幸福可言呢？”。 这些例子，它们都体现出了一个共同的趋势：被工具理性霸占了心灵的现代都市人正在日益沦为那些用途目的并不合理的工具手段的奴隶。难怪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领军人物、德国著名哲学家霍克海默会作出如此论断：“舆论工具——报纸、广播、电影、电视必须在人们工作之余为他们提供指导，必须肩负起为他们作出与工作无关的全部决定的重任。每个人的工作特征使他习惯于更加准确无误地对符号作出反应，符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他们的向导……如果说机器代替人完成工作的梦想已经实现，那么人类也确实变得越来越像机器那样行事。”[（德）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曹卫东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 当然，“现代性”这种通过工具理性来压制价值理性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逻辑给现代都市人所带来的伤害不仅仅以微观的形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事实上，在波谲云诡的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在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工具理性的僭越就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遭到惨绝人寰的屠戮。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政权所进行的“工业化种族灭绝。” 毫无疑问，与二十世纪以前人类在历次战争中对于平民所进行的那种完全凭借狂暴情绪和肉体暴力所开展的杀戮活动相比，二战中纳粹德国为了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进行种族清洗而设计安装的“毒气室”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纳粹德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之所以会释放出如此可怖的破坏力，恰恰是由于作为大屠杀策划者的纳粹分子高层成功地加固了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重手段而轻目的”这一精神气质和文化逻辑。这正如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所分析的那样：“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大屠杀就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一次功能失调。”[ （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译），江苏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 由于在德国纳粹份子的高层看来，原来那种以机枪扫射的屠杀方式不仅会消耗大量作为重要战争物资的子弹，更重要的是，一旦这样一种需要依靠屠杀者与一批又一批被屠杀者的近距离接触才得以顺利实施的种族灭绝计划日复一日地进行下去，那么亲眼目睹无数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在自己面前倒下去的纳粹士兵必然会被这惨无人道的景象唤醒那种已经在自己心灵深处被工具理性压抑已久的价值理性，从而对于“‘我’为什么每天都要杀死这么多无辜平民”这一纳粹主义目的意图的道德合理性产生强烈的质疑，这将极大降低部队的士气，甚至可能会造成这些执行屠杀任务的纳粹士兵向盟国军队投诚。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纳粹高层决定使用一种新型的杀人工具来加固现代性所安插在刽子手心中那种占据霸权地位的工具理性，从而有效遏制价值理性的滋生。 “因此他们开始寻求其他的一些屠杀技术——那些能从视觉上将刽子手与他们的受害者分隔开来的技术。寻求获得了成功，发明了起初是流动的，后来变得固定的毒气室。而后者，是纳粹分子来得及发明的最完美的东西——使杀手的角色缩减为从屋顶的孔隙往里倒入满袋‘消毒化学剂’的‘卫生官’的角色，并且不让他到建筑物的里面去参观。”[ 同上，第36页。] 这样一来，在每一次屠杀计划的实施中，尽管所有作为所谓‘卫生官’的刽子手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由于他们既无法亲眼见证那些蜷缩在毒气室里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被他释放的‘消毒化学剂’所毒害至死的整个过程，也看不见倒在毒气室里的那成百上千具尸体，所以执行屠杀任务的“卫生官”们心灵深处的价值理性就无法被某种触目惊心的惨烈景象所唤醒，现代性安插在他们思维模式中的工具理性所具有的霸权地位也就更加固若金汤。换句话说，因为缺乏对自己行为所造成恐怖后果的感性生命体验，所以早已习惯于工具理性思维模式的“卫生官”们不太可能去进行一种破天荒的反思：“‘我’为什么每天都要杀害这么多无辜平民？”而只会像以往从事其他工作一样鞭策自己：“‘我’如何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更可怕的是，不仅是“卫生官”们，而且对于整个屠杀流程的其他参与者——如负责看管这些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警卫，负责对即将被屠杀的人们进行姓名登记的文职人员，负责将这些人押送至毒气室的运输司机，毒气室的设计者和维修者，以及对所谓的“消毒化学剂”进行生产加工的工人们等来说，尽管他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对这些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惨遭杀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由于“毒气室大屠杀”这种现代化的屠杀技术具有“分工明细”的特点，他们这些刽子手的帮凶谁也看不到自身的工作所产生的可怕后果——无法亲眼目睹那些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遭受毒气折磨时的痛苦挣扎以及他们死后的惨状。所以，他们和“卫生官”一样，自己心中被工具理性所压制的价值理性得不到感性生命体验的唤醒。他们在工作中只会去考虑：“‘我’如何做好本职工作？”而丝毫不去反思这个事关重大的根本问题：“‘我’的工作为什么会参与到这个屠杀平民的过程中来？” 而对于验尸官——这个在整个大屠杀流程中唯一能见到被害者惨状的工种来说，尽管他总是要亲眼目睹堆积如山的尸体，但在他看来，当自己每天开始工作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都已经被毒死了，他面对的只是一个和自己无关的既成事实，所以他也不会通过价值理性来提出“‘我’这项本职工作的最终目的在道德上是否合理”的质疑。 于是，社会学家鲍曼所描绘的惨痛一幕便在历史中真实上演了：“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的标注在管理者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同上，第11页。] 不仅是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所进行的“高效率”种族灭绝是借助了对于“现代性”精神气质和文化逻辑中“工具理性”霸权地位的巩固，在东方，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集团通过“散播鼠疫”和“冰冻实验”等方式对于中国平民所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也同样如此。毕竟，“当这些手段受工具理性的单一标准支配并因此与目的的道德评价相脱节时，使用暴力就是最有效和最合算的”[同上，第131页。]。 虽然二战已经结束70多年了，但由于“现代性”仍在延续，所以如果我们这些现代都市人不能将自己的价值理性从工具理性的压制中解放出来，那么毫不夸张的说，“人类被自己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毁灭”的一幕场景将不再是仅仅出现在科幻电影里的电脑特技画面。正基于此，兼具科学家与哲学家双重身份的爱因斯坦才会向世人发出这样的警示：“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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