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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总有一首歌，在回忆里单曲循环。
★ 《为了报仇看电影》《我们的她们》《窃美记》作者韩松落首度谈音乐，讲述那些熟悉的旋律背后，不为人知的人与事，重温20世纪70-90时代的记忆。
★ 怀旧经典老歌，唤醒心底的老灵魂：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罗大佑、郑智化、李宗盛、齐豫、张艾嘉、BEYOND、达明一派、孟庭苇、张信哲、张楚、艾敬、中岛美雪……这些声音陪我们成长，鲜活了整个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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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著名专栏作家韩松落的音乐随笔集，探寻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歌和老歌手的下落，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他们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唱了？他们现在状况如何？还有那些复出的似曾相识的面孔，他们又有怎样辉煌的过去？
近百篇文章，讲述周梦蝶、刘蓝溪、黄舒骏、罗大佑、郑智化、李宗盛、齐豫、张艾嘉、张琼瑶、张清芳、 “燕舞”之歌、艾敬、张楚、金德哲、森田童子、中岛美雪、Nick Cave的故事，甚至有萨顶顶的前世今生。还有那些传唱已久的歌曲——比如《野玫瑰》的传奇， “牯岭街少年合唱团”的来头，以及《未央歌》《青青的野葡萄》是怎么成型的，寻找这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迹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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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韩松落，70后，1997年开始散文及小说写作，2004年开始专栏写作，在多家媒体开有电影、音乐、娱乐、文化评论专栏。著有《为了报仇看电影》《我们的她们》《窃美记》《怒河春醒》等。《看电影》及《香港电影》杂志举办的“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委，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理事，《GQ》中文版2012年“年度人物之专栏作家”。
“松落”是笔名，出自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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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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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纯真年代
望过春风
金缕鞋I
金缕鞋II
回旋曲
他们把诗交给了他
重逢刘蓝溪
意映卿卿
盛满凉凉的歌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
抱一支老月琴
你从未许诺给我一座玫瑰园
寻找张琼瑶
第二道彩虹
碧玉
未央歌
得不到的何止爱情
昨夜有盏明灯
杨庆煌，杨明煌
牯岭街少年合唱团
把郑智化收藏起来
青春其实贫瘠，幸亏有她
似水年华，晓梦蝴蝶
最后一次走在雨中
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
野草停止歌唱
有谁在乎黄小琥
《倩女幽魂》20年
两道彩虹
若得山花插满头
谁介意晚节不保，笑一笑已苍老
青春
往事只供回味
人生一场秀
无愧于我们的青春
声青铜时代
时光倒流七十年
一朵玫瑰，一个世纪
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知青歌谣
一间名叫“荷东”的迪厅
燕舞，燕舞
来自中国北方的工厂女儿
青青的野葡萄
鲜花到哪里去了
梦幻森林
两生花
认出风暴，而平静如海
乌兰巴托的夜
红满轻落戏终时
我是一个真正享受过80年代的人
声繁弦急管
马斯卡尼的《乡间骑士》
男孩看见野玫瑰
野玫瑰盛开的地方
深绿
心像凌晨四点的天蓝
来自春山镇的女子
那朵野花要的不是爱
她要推倒那座沙堡
就像风吹过草原
爱是疯狂，爱是盲目
当西蒙遇见加丰凯尔
歌唱在70年代
芭芭拉史翠珊的普通奇迹
坠落中的约翰丹佛
克莱德曼二十年
工厂是他的森林
黑暗河流上的白睡莲
托起我翅膀的风
我必须等待日光出现
玫瑰人生
声私房歌
老灵魂
在流离中听见
靠记忆过冬的鸟
林荫道之歌
世界上所有的夏天
唱不尽，也说不尽
月亮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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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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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春
1
1991年8月，一部名为《Beyond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的电影上映，导演是宋豪辉，主演是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万绮雯，以及刚刚在香港成名的王菲。
电影主人公，是四个年轻人：家驹（黄家驹扮演）、自强（黄家强扮演）、世荣（叶世荣扮演）以及贯中（黄贯中扮演），他们组建了自己的乐队，试图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
但他们身处的现实，却和这理想并不兼容。
家驹的父亲母亲，住在狭屋里，热情洋溢地面对生活，给家人设定的终极理想，是移民美国。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就得“努力揾钱”，他们把这四个字写成标语，贴在客厅里，父亲用管理员工的方法，对家人进行管理，定期开会，给家中每个人设定月度目标，把每个人的绩效做成量表，张贴在墙上。为了筹钱，他们在楼道里摆卖早点，连电梯都没有放过，乘坐电梯的人，得和两个埋头吃叉烧包的顾客同乘，为了筹钱，他们贩卖走私烟，装乞丐卖艺。
家驹同学，在这种气氛感染下，到处兼职，以至于因为体质过差，差点儿无法通过移民体检。其中一个细节，特别撼人——在学医的同学世荣那里，他看到一张床，立刻爬上去睡觉，没想到那是一张做电击实验的床，他被当作实验对象接受电击，电流不断加强，也没能唤醒他。
世荣面临的抉择，与感情有关，却也深受现实干扰。他与女友Mary（王菲扮演）相恋，但Mary的父亲，却不希望他去做音乐，建议他去学医。进入医学院之后，世荣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一只手弹钢琴，一只手割盲肠”，对他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他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动物实验中，需要对兔子动刀，他骤然崩溃。
贯中计划成为警察，体检没通过，抱住警官的腿苦苦哀求之后，成为交警，在街头抓违章车，遇到各种不按牌理出牌的怪人，学习六亲不认，最终得到晋升，成为商业犯罪调查科的警员。
自强穿起西装，进入一家金融公司任职。在老总的严苛管理、绩效量表的催促之下，到处寻找客户，扫楼、游说亲戚，以至于在家宴上，当他向亲戚递出名片时，亲戚全都借故溜走。他的七婆为了支持他，将五万块钱棺材本拿出来让他炒外汇，却被公司老总设陷套走。
他们最终还是站到了舞台上。登台之前，世荣得到未来岳父的警告，如果他参加演出，就绝没可能再进岳父家门。他只有戴着面具上场，但当他们四个人唱起《不再犹豫》的时候，他摘下了面具。
“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舞台上歌声激荡，舞台下正在体验青春的、经过青春的或者已经遗忘青春的人们，为他们起立鼓掌。
2
如果把《莫欺少年穷》和Beyond四子的真实生平进行对照，会发现，他们的经历，和电影中所呈现的，有同有异，但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岁月，他们和音乐遭遇的过程，都如出一辙。
黄家驹生于1962年，童年时居住在苏屋邨，这个居住区位于九龙深水埗，是香港最早的公屋之一，落成时间，恰在黄家驹出生前后。虽是公屋，毕竟建于香港还不那么挤迫的20世纪60年代，设计上用了一番心思，背山面海，采光不错，可看海。所以，黄家驹的童年记忆里，还有这些内容：“放纸鸢、捉草蜢、撩猴子”，“最爱采摘山上的果实”。
童年时代，他对音乐冷感。这蒙昧时期，直到12岁才结束。那一年，他的挚友问他有什么喜好，他答不上来，对音乐，也完全无感。他转而打量这位朋友的喜好，他对音乐近乎狂热，自己组建了乐队。黄家驹由此对音乐产生兴趣。
第一个偶像，是大卫鲍伊。他在电视上看到他，穿奇服，唱着迷药一样的歌，他瞬间被征服，“心想：他必定不是这地球的人”，自此，“强烈地追随他，搜购他的唱片和海报”。
真正与音乐发生深度接触，却是在17岁。邻居搬家，丢下一把木吉他，他捡回家，打算送给那位热爱音乐的挚友，为了把吉他洗干净，用了化学药物，结果将吉他的面板腐蚀，朋友不愿意要这把吉他，他唯有自己留下，并且开始练习。随后，组建乐队，结识乐友，“总想四处去找或认识一下人，跟他们说自己真想说的话，跟他们做真的朋友，我想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知己吧”。
但自他从博允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在各种艰苦工作中沉浮，曾任职“办公室助理、五金、冷气、水电工程、电视台布景员等”，《莫欺少年穷》中的细节，应该就是来自他的工作史。
Beyond乐队的另外几位成员，也在各个角落经历着大致相似的成长。比如黄贯中，在1998年出版的《拥抱beyond岁月》中，他讲述过自己的成长经历。他在香港九龙城区长大，那种环境之下，容易产生不安全感，他曾练习蔡李佛洪拳和跆拳道，好在，他有个为他提供音乐启蒙的父亲。自他童年起，就在家中播放Nat King Cole、Doris Day、Patti Page等的老歌，甚至跟他谈音乐，“例如告诉我Lousi Armstrong吹的喇叭有多动听之类”。也是中学时代，也是同伴启蒙，他接触到吉他——同学林光辉带了把吉他到学校，“当他拨动弦线之际，我恍如触电般呆住了！世上怎会有这样美好又神奇的声音呢？”他买了一把二手吉他，开始学习吉他。
叶世荣，也是在中学时代，开始接触音乐、组建乐队。落榜之后，开始当保险经纪。黄家强，在哥哥黄家驹的感召之下，对音乐产生兴趣，后来开始学设计，打算以此谋生。
就在此时，黄家驹在琴行偶遇叶世荣，发现彼此都喜欢大卫鲍伊，两人成为朋友。随后与邓炜谦和李荣潮组成了一个乐队，名为“Beyond”。叶世荣后来解释了这个名字的由来：“在当时有很多的乐队都是以翻唱别人的作品为主，然而Beyond却爱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所以把乐队命名为‘Beyond’实有着超越一般乐队所涉足的音乐领域之意。”
此时，乐队只是雏形，形式比较松散，几位成员还时常与别的乐队合作。1983年，邓炜谦和李荣潮离队，黄家强与黄贯中加入，Beyond正式成型。以地下状态游走了两年多之后的1986年，他们推出盒带《再见理想》，从此有了自己的经纪人。
这大概就是青春的迷人之处，青年散居各处，像暗夜里慢慢蓄势的野火，分头成长，分头锤炼自己，直到最后相遇。
3
《莫欺少年穷》中，四位乐手的经历，与Beyond四子的经历，并不完全重合。但这部电影，却用许多充满世俗热度的香港生活场景，解释了Beyond受欢迎的原因：这拥挤、繁荣、喧嚣的城中，已经少有人谈及理想，也难得将目光投向开阔之地，而Beyond却以他们的歌、他们的经历，重拾理想，他们是以一个梦想综合体的面貌出现的。
而吊诡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受到拥戴，他们咏唱的理想能够得到回应，却也正是因为香港的繁荣。
20世纪60年代末，香港经济起飞。1970年前后，正式成为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成员，经济走向多元，金融业得到极大发展。80年代，得益于内地改革开放，制造业内迁酿造新的热点，人心向上。与此同时，内地与台湾，也正经历变革——内地，改革开放，台湾，解严，“压抑了几十年的各样禁忌纷纷松绑，台湾摇摇晃晃地进入一段嘉年华式的‘集体醺醉’时期”（马世芳语）。人心向上，“香港梦”渐渐燃起，社会能量充盈丰沛。
流行音乐界的生态，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20世纪40年代，因为时局变化，华人文艺中心和文艺人口，分别向两个地方迁徙：一拨从上海迁到香港，此后三十年，南下文艺人口和香港本土文艺人口，国语电影和粤语电影，国语歌和粤语歌，一直在进行微妙博弈，直到许冠杰出现；另一拨迁移到了台湾，此后，相似的情景在台湾出现，国语电影与闽南语电影、国语歌和闽南语歌的此起彼伏，一直在进行。
50年代之后的香港流行音乐，更像是老上海流行乐的山寨版，歌曲的创作、演唱模式，承接的是上海时代曲的风貌，粤语歌被视为不入流，听众多半属于劳工阶层。70年代之后，“由华入洋”的同时，粤语文化也在觉醒，逐渐成为主流。许冠杰和罗文等明星，对粤语流行曲进行了整理提升，令粤语歌从形式到内容，都焕然一新。《家变》唱人生哲学，《小李飞刀》之类的影视歌曲，让粤语歌从古意里汲取诗意，酿成一种独特的曲风，粤语歌的听众，从工厂妹工厂仔，拓展到所有人。
也是在这段时间，香港出现“乐队潮”，大量摇滚乐队开始涌现。“达明一派”就是在这段时间出现的，而且，和我们在欧美流行音乐史中常见的那样，偶然相遇，就成奇迹：1985年，刘以达在《摇摆双周刊》刊登启事，征求主音歌手，应征者之中，就有蔡一杰、蔡一智及黄耀明。
1986年，乐队潮开花结果的年份，香港乐坛在这一年，出现了21张乐队唱片单曲和EP占了10张，Beyond乐队也是在这一年3月，自费出版盒带《再见理想》。同时，“达明一派”推出首张EP《达明一派》，主打歌是《继续追寻》。
与此同时，流行音乐明星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属于歌者的舞台变大了，传媒业的发达，又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重塑和扩散。Beyond作为一支优秀的乐队，完全可以养活自己，并具备了向更大的舞台冲刺的可能。乐队成立之初的那些担忧，都已经烟消云散。
《秘密警察》《真的见证》《命运派对》……Beyond的粤语专辑，在80年代后半段陆续问世，销量和口碑都奇佳。1990年，在台湾推出首张国语专辑《大地》后，他们的听众再度扩展；在《光辉岁月》《信念》《海阔天空》专辑之后，他们的声誉达到顶峰，大陆、香港和台湾，在聆听Beyond的歌上，达到了同步。Beyond渐渐成为华人心目中的传奇，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神话。
王小峰在评价Beyond乐队时说：“一支普普通通的流行摇滚乐队，唱出了一点理想，唱出了一点人性温情，唱出了一点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就成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无法割舍的心结，一方面说明音乐在丧失灵魂，另一方面说明年轻人的心理诉求在不断降低。Beyond对任何一个主题做出的浅尝辄止式的表达，都成了慰藉年轻人的心灵鸡汤。”
不过，当我们结合Beyond所在的时代来看时，不免觉得，他们的传奇身份和神话地位，是有说服力的。他们的音乐，和那个时代的充沛能量之间，有应和关系。人有青春，时代也有青春，Beyond乐队，以他们的青春勃发，以他们的信心充沛，成为那个青春时代一样的年月的象征。
也正因为那个时代已然不再，这种音乐反而成了一个坐标、一个象征，乃至一种寄托。我们愿意相信，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可以给几个年轻人的自信歌唱提供信心，提供舞台，提供回应。而这样一个时代，只要存在过，就有可能再度存在。
4
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1992年初，Beyond加入华纳唱片，并与日本的演艺事务所Amuse签约。这家公司，在1991年设立了香港公司，当年便与Beyond签约。在Amuse的帮助下，Beyond开始拓展日本市场，并常驻日本。
尽管Amuse将自己的艺人视为艺术家，但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艺术家也得强化自己的娱乐属性，艺人得密集曝光，上各种娱乐节目。
1993年6月24日凌晨，Beyond参加日本东京富士电视台的游戏节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时，出现意外，黄家驹从2.7米高的舞台坠下，被摔成重伤，在医院救治六天后，于6月30日下午去世。当时，不过31岁。
Beyond乐队并没随之解散，此后十几年，他们的创作演出从未停歇，而且有了更多尝试，更丰富也更另类，也正是这样，他们也渐渐从大众视野中淡出。每次出现，都被八卦裹挟着，如乐队成员不和、情海风波。
2005年，他们在进行巡回演唱会之后，宣告解散。
人们对他们的关注仍在持续，但已经转换到八卦领域。在Beyond乐队成立30周年和黄家驹去世20周年的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各种八卦还越来越猛烈。他们在这种关注下，表现也越来越离奇。
青春的残局，要用此后几十年来收拾和消散。
5
就在Beyond解散前后的2005年，坊间出现了一则离奇的传说：黄家驹没有死，而是借死遁去，在某处隐居。
在传说中，黄家驹因为不满当时的乐坛现状，不愿意把自己的艺术生涯置身在这个马戏场中，慨然发言，得罪了大人物，即将被置于死地，而这场阴谋，即将在黄家驹去日本演出时发生。最终，在日本的那个节目里，黄家驹踩到了舞台上用脆弱的道具伪装成的木板上，跌下舞台摔成重伤。
更惊人的情节出现了。在黑道人物中，有一个被《海阔天空》感动过的越南青年，名叫阮忠元，一再不顾危险向黄家驹发出预警，但还是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于是，在黄家驹受重伤住院后，为防他再遭毒手，阮忠元做出一个伟大的决定，他做了整容，让自己的相貌与黄家驹有几分接近，求朋友将自己用铁锤打死，替黄家驹去充当尸体，把他已死亡的消息散布出去，同时将黄家驹秘密送到日本的乡下，让他隐姓埋名生存下来。
后来，那个参与并且目睹了整个事件的人，还曾秘密与黄家驹见面，向他说明真相，并拿出了阮忠元的血书：“答应我，为了安全不要再出来！阮绝笔血书……”多年后，人们在在日本北海道的歌厅里，见到一个跛脚的歌手，他自称马句，唱着日文的《海阔天空》。
故事水准虽然不高，而且漏洞百出（例如阮忠元竟能在六天时间里完成整容），但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并且感人至深。犹如80年代的香港电影，甚至有主题歌《海阔天空》萦绕背后，增添几分伤感。连最后一幕戏都设计好了：黄家驹去香港观看1996年3月的Beyond 演唱会，当台上他的兄弟们道出对他的怀念时，他却不能上台相认，悄然离去。
当时有人怀疑，这是为了配合Beyond乐队的告别演唱会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怀疑愈演愈烈，以至于黄贯中出面澄清传言：“人死不能复生，我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家驹过去为我们带来的一切。其实他在与不在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不管他走到哪里，他的歌都在我们心里。”他们还希望大家保持清醒，不要相信无稽之谈。
但这却真不是无稽之谈。要知道，传言和流言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后面往往有更深一层的心理原因，如果能够广泛流传，更说明有着现实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样的传言，从古到今都不罕见。这个传言，不只寄托了美好的感情，还折射出一直以来娱乐圈生态的恶化，也折射出大时代更迭之后，最动荡的岁月里，人们心里的空荡、失落、倦意，以及想要留住往昔的愿望。
Beyond的乐迷，大多生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他们经历和忍受了最缓慢但却最剧烈的时代变迁，而黄家驹或者其他被70年代的人铭记过的人，是他们往昔岁月的标杆，青春的标杆。
这也是所有青春的下落，成为传说，成为神话，人们不停地添加新的素材，使之光彩四溢、波光潋滟。
而身处青春者，却多少有点懵懂惘然，夏日似乎还长，繁星缀满天空。
时光倒流七十年
稍微长了两岁年纪，我们就时常把“现在的孩子怎么了”挂在嘴上，天天，时时，以确认自己确实有资格喟叹世事。我的女同学在小学当老师，这话更是她的口头禅。有一日，她愤愤地告诉我，她的学生，七岁的小男孩，居然懂得对牢女生唱《给我一个吻》，随后，她总结：“现在的孩子，怎么得了！”她或许早就忘了，当年在学校，她是首席辣女，穿男式衬衣，披军装棉袄，深夜1点钟返宿舍，进不得大门便从二楼平台翻进最近的女生宿舍，惹出“夺命狂呼”。她当年没少听老师慨叹“现在的孩子怎么了”，而如今，多年媳妇熬成婆，终于有机会以当年亲历的方式对待“媳妇”。
《给我一个吻》原本不是中国歌，原本是乔治亚吉布斯（Georgia Gibbs）演唱的Seven Lonely Days。歌词很简单，女孩子让人抛弃了，非常痛苦，但还不丧心病狂，只是忙着倾诉，最后还用他对她的伤害来作为武器：“七条伤心的手帕沾满了我的眼泪，使你的爱人悲伤不会有什么好处。”已经有点哀求的味道了。很简单的一个场面，小男小女的争吵，赌气，避而不见，但还没有生活的因素掺杂进来，所以，有曲折，也是感情过程的曲折，甚至还有点俏皮，一点优雅的自嘲。
早期的歌，就是这点好，直接，平实，一点儿也不俗气。就是给陈蝶衣填词后的《给我一个吻》，也要高明些，就算它放肆，至少还言之有物，原来歌曲中的那种隐隐的俏皮，被扩大成了放肆的快乐：“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下爱标记！”这样的歌词！也只有男人写得出来，新女性在高喊妇女解放，于是男人在回应了，只是他们的回应多少有些利己的成分，于是女性的解放被戏谑和扭曲了，她们的解放，似乎只是为了终于能理直气壮地向男性求一个吻。
演唱者张露当年有“中国歌后”之称，15岁出唱片，后来还演了一出电影《柳浪细鸯》，是百代唱片的大红人。她妹妹晓露也是歌手，一样被收在百代旗下。她们后来都去哪里了呢？三四十年代的女明星，后来通常都去香港了，再后来，她们都老了。再后来，很少人知道她了，要提起，也要说明，她是杜德伟的母亲。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中秋晚会上，张露和吴莺音、静婷一起露面，台上唱着她们的歌的，是更新鲜的喉咙，更明艳的脸庞，张露说：“仿佛时光倒流了七十年。”
你看，即便我们如何挽留，时光一样流走；即便如何喟叹，一生不过是河中一沙。那么，即便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唱了《给我一个吻》，又有什么要紧？原谅他，也原谅自己吧。
世界上所有的夏天
电影的《走出非洲》里，有一句旁白：“我曾在非洲有一个农场……”
如果有一天，我终于可以回忆了，我的开场白也许是：“我曾经有一个广播站……”
广播站在文科楼的一楼，那幢楼，是苏联专家留下的俄式老房子，有宽大的旋梯、木头雕花的扶手、狭长的木框窗户，地是水泥的，抹得异常光滑，做成青砖的样子，房顶很高，有三米还是四米？也许是十八岁的我还太矮小了。
楼前楼后，都是花园，丁香生长了有五十年以上，或许已经成了精怪。开花的时候，整个院子都像是被雪盖了，晚上被月光一照，白茫茫的花朵下面，是黑黑密密的枝柯，总有点妖异，还有大簇的迎春、小黄菊、碧桃，一季接一季地开着橙黄猩红的花，松柏的枝条遮天蔽日，一直伸到楼顶上去，几千几万只鸟停在那里，忙着发出自己的声音。
广播站就在那里。但广播站不是我的，我只是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那里的播音员。1994年的春天，我甚至离开了宿舍，住进了广播站。每天早上6点30分，我打开广播，放出第八套广播体操；中午12点，转播虹云主持的《午间半小时》；下午4点，开始准备播音；5点，播音开始；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曲《日出》之后，我们用半个小时播报学校的新闻、
念同学的散文和诗歌，念《中国青年报》上的新闻，最后用半个小时来播放音乐。
话筒最开始是冰冷的。在话筒前说话，让它从架设在建筑物上的音响和高音喇叭里传送出去，是恐怖的，电线也是如此复杂，设备如此庞大，指尖触一下，或许就有触电的危险。但渐渐它们温暖起来，在夜半时候醒来，和闪着寒光的机器对峙，也不是那么恐惧了。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从《梅娘曲》、朱逢博、到《小芳》，到詹姆斯拉斯特和喜多郎，还有美国60年代民歌，对于十八岁（后来是十九岁、二十岁）的孩子，那太多了，怎么听都不够。我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自由，为这自由感到兴奋，甚至有滥用这自由的嫌疑。我渐渐在广播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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